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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五四运动的三个错误

2019-03-13 20:42:32 来源: 胡兰成读书会 作者:胡兰成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义当初,志士远溯黄帝纪年,才是士的第一次觉醒,他们对世界的新形势与新知识开了眼界。且自从国父,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国父上李鸿章书,使人想起西汉贾谊的《陈时事疏》(幽兰子按,此处或有所混淆,贾谊的政论应是《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而《陈时事疏》为东吴陆逊奏疏),《三民主义》原稿与《建国大纲》更是直接从《周礼》而来。邹容的《革命军》文气似楚辞。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苏轼的明快。可是言文学者多不及之,以为中国近代文学要从五四时代的文艺作品算起,这是把文学看得太单薄了。《山河岁月》与《华学科学与哲学》就是继承汉魏的与国父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体,而把五四的文学来打开了。
 
五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革命,若非这革命,不会有今天“三三”的文章。但是五四犯有三个错误:一、否定礼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把文学当作艺术的一种是把文学看小了。这我在前文已有说过。这里只说礼教这样东西,就是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门一步。但是五四把礼教来否定了,这又人的情意漂失了。礼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换朝代,顶多亦只是改了正朔与服色,没有改到祭祀与宾主伦常间之礼的。礼仪是中国人情意的表现形式,五四在原则上把礼教来打倒了,至少在文学上写中国人的情意没有了形式,以至小说里用了西洋人的情意与动作的形式来描写中国人,这样,文章先就不美了。
 
五四的文化人又否定士,是因为西洋无士。士是先知先觉者,布衣疏食,而志在于天下,与民主的个人主义立场不合。鲁迅一代的前进文人,宁愿他们的儿子做个电气工人。如日本的教师组合(幽兰子按,“组合”为日语词,教师组合即教师联合会),都当自己是劳动者,不知有士之贵。但我还是喜欢世间有贵人。古代希腊是哲学家最尊,日本则歌人最尊,但都不如中国的士好。中国的读书人是士。士因自己是贵人,所以他知道世上有尊贵的人与尊贵的物。我曾见一处事务室的职员是好女子,后来听说她嫁给汽车司机,很替她觉得不配似的。《击壤歌》里的小虾说自己绝对不会爱商人,这使我读了很高兴。苏轼题虢国夫人郊游诗有“座中八姨真贵人,走马来看不动尘”。我也有诗赠日本陶人上田桓次,他家住京都郊盏山,于此烧窑,诗曰:
 
西京无复旧公卿
陇亩尚栖真贵人
盏山若问世消息
佛火仙燄刼初成
 
文章是写的绝对与永恒,这只有作者是士才能。这是从古老的周礼里王官与王民的贵气,然而这才真的是新鲜东西。
 
辛亥起义原是士的复醒,与民间起兵结合,但是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随即陷于思想上的大迷惑。他们对于旧是不读古书,对于新又不看看今世纪西洋在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的新发见,更不看看西南亚细亚的古文明的地下发掘,也不对国父孙先生的思想求了解,而说要科学与民主。他们自外于中国的历史的现实,亦于世界的历史的现实无知,他们不知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他们于民疏隔了。辛亥之后,民间起兵继续一浪推一浪,而士对之失了领导力。
 
我明白揭出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文明的造形的原理,依之以建设中国的同时亦是世界性的政治与产业的新制度。这样,士就恢复了历史上的先知先觉者的地位,唤起时代的大意志力。但如天下士与天下之民来做这桩大事,也还要有九万里之风把它载起来,这里就用得着文章了,朱天心的《击壤歌》里就有像汉高祖的大风歌的发句。
 
而且国父说的唤起民众,亦是先要通过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结合。这就先要看中国文学上两者的共通点在哪里。这里我引一段袁琼琼的写歌仔戏,先来知道民的文学的性格:
 
我喜欢看布袋戏,可是不喜欢布袋木偶,木偶不仅是死的,还有散了戏的凄凉。歌仔戏又不同,我是说路边的歌仔戏,电视上的不算。演员脸上厚厚的粧,乍看就像木偶人,台上两个边门,门帘略略撩起。在台上是一板一眼的,走台步、手势、眼色,方寸不零乱。下了场子,在门帘边觑见刚刚在台上庄严法相的观音娘娘,这时跷了两腿坐着,白色锦衣衬着台上走脏了的鞋底,这是在戏的繁华里露出了不妥贴的家常来,让人小小的苦恼了,可是很亲切。前台还是锵锵锵的走马换将,声音透过麦克风,庞大得变了音。演员哭倒在台前,拿袖子掩著脸。门帘边上,另一个演员在逗孩子,笑得一张上了粧的嘴张得好大,血盆大口。野台戏的好处是演员不那么慎重,前后台的分别也不严,所以看戏是纯消遣,没有什么艺术口味的负担。人生由台前流向台后,又由台后流向台前,碰到敏感的人,说不定反而形成更大的心灵骚动了。
 
这就是张爱玲所诧异的:“怎么可以这样?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戏呀!”观众也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戏,演员与观众都是像小孩的认真地在游戏,在艺术之外有人的跌宕自喜。谷崎润一郎与川端康成若知道这个,也不曾钻到艺术的黑暗之谷了。若早知这个,有好些人就不会穿了燕尾服去听交响曲,讨艺术的负担了。自宋儒不知游戏,士的文学遂不如民的文学,五四以来又学西洋,更不知游戏了,士的文学亦更与民的文学分离得远了。宋儒的正经是《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式的,处州马上纯先生游西湖,路上他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而五四以来文人的正经是徐訏与余光中式的,不过比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振保还更多读了西洋的文学书。可是现在有了像袁琼琼的能是民的文学的知音人,士与民乃又可欢喜相见了。这里还得再提一提管管的《请坐月亮请坐》是一部士与民认真游戏在一淘的文学。
 
朱天文的《青青子衿》写童养媳和未婚夫,与她称为姊弟的二人在田畈里玩,真是玩得好,而两人之间的真切处又是那样的叫人感动。仙枝文章里写小时学骑脚踏车,写蹲在路边看几个小孩拿纸糊的捞子捞金鱼。朱天文写与仙枝玩圆山,买鱿鱼眼睛吃,又便宜又好,吃了又买几颗。仙枝也写偕朱天文到她嫂子娘家看乳牛:
 
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两排牛妈妈蹲下身子来有城墙高。我们在夹道间喂牧草,日色倾得一地斑斑驳驳。牧草的野羶味湮著满屋子都清明粗犷起来;见你闪闪跳跳的躲著牛妈妈的长舌舐你的裙角⋯⋯

又写:
 
古仪带给你樱花子时,猜你一定先剥下一颗吃吃,对不?我那三颗今晨发觉有一颗被虫子咬了一大口,我怕那虫儿一定酸透牙床,几天要吃不进东西了。
 
朱天文与仙枝这样一写,凡是中国人都年轻活泼了。
 
生而幸为中国人,无尽的对于自己的民族的喜欢与爱呵!
 
袁琼琼写她去左营看管管没见着,临着青纱窗给他写便条,“书桌上一叠书一叠文稿,一堆铅笔、钢笔、原子笔、墨笔,我一边写字一边手放在书上,想像他写字就是这样的。”这是真的爱。我今写《中国文学史话》写到崔浩李白,也可比去看他没见着,就在他的书桌上写这篇稿子,但我是一边写字一边手轻按在稿纸上。

——选自胡兰成著《中国文学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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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中国美术史研究要有国学积累

2009-06-22 11:08:06 来源: 作者:彭德

本文原载:美术报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是国学的一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研究中国美术史,就无法绕开三千年沿革的历史文献。中国古代文献将近几万种,核心文献上千种。研究国学必须经过充分的阅读。国学界的共识是50岁之前不要谈国学。从总体上看,35岁以上、65岁以下年龄段的中国学者,知识结构已经固定,国学被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学者荒废了。 

  
美术史应该是一门吸引人的学问,美术史论系应该成为美术学院的中枢部门,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被人轻视,首先在于中国文献和中国思想大面积的空缺。美术史家应该通过中国原典同原作的比照,进行对称研究,而20世纪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称的。

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运动致使历史研究停顿,销毁和封禁古籍使得美术史研究流于直观和肤浅,很多作者绕开古代文献,想当然地、直观地写史。这样一类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千篇一律的套话,比如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章法严谨、用笔洗练等等。每个朝代的开头都要讲一通政治背景,比如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政权更迭等等。农民起义对中国美术的发展没有直接意义,实际上,中国古代美术是社会财富过剩的产物。每一次大型农民起义都是对中国美术的摧残,与此相关的研究也是牵强附会。比如韩滉的《五牛图》,本来是标准的帝王文化的产物,依据的是五行学,仅仅由于牛是农耕工具,美术史家就想当然地同农民挂钩,有一部书是这样评论的:“韩滉对人民的苦难有所了解。他的《五牛图》,笔墨简练,形象生动,呈现出一种浑厚朴实的艺术风格。”“对人民的苦难有所了解”,言下之意是对农民有所同情。作者显然没有查阅韩滉事迹,没有查看有关韩滉的笔记。《新唐书》中的韩滉传,只有他结党营私、不顾民众疾苦的事迹。比如有一年暴雨成灾,山西运城盐池一带出现内涝,八成庄稼受灾,盐池出产的食盐味道发苦。分管盐池的韩滉担心皇帝为当地农民减税,揩掉他的油水,便向朝廷谎报灾情,声称盐池仍在生产瑞盐。皇帝鉴于秋天多雨,盐业必定受损,派遣中央官员检查。检查官害怕韩滉报复,伙同韩滉继续欺骗皇帝。韩滉的这类行径,使得史家对他品格的讽刺毫不留情,说他没有飞黄腾达之前,通过自我矫饰以求晋升;一旦得志就暴露本来面目。这是历代弄臣的共同嘴脸。

如果“为尊者讳”的陋习在美术史研究中不加以清算,连古代史家都不如,研究的价值何在?缺少了自己的文献,中国美术史不得不借用别人的本钱。把中国古代美术同西方现当代学术思想生硬地拼贴,仍然是当今学院论文的通行作风。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当代美术,却很难分析中国古代美术,因为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用分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美术,永远见不到它的真相。因为制约中国美术的思想主体,也就是农业文明与帝国政治这个基础,千古不变。阴阳二元论、三统论、五行学、易学以及儒、道、佛思想,统统是分科方法和零碎工程的敌人。中国古代美术看重功能而不是看重艺术,不强调个性而是关注类型。类型是常例而个性是特例。研究者不关注中国美术的常例,而用强调个性和独特的现代艺术观去挑选古代美术作品。

中国美术史研究是国学的一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研究中国美术史,就无法绕开三千年沿革的历史文献。中国古代文献将近几万种,核心文献上千种。研究国学必须经过充分的阅读。国学界的共识是50岁之前不要谈国学。从总体上看,35岁以上、65岁以下年龄段的中国学者,知识结构已经固定,国学被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学者荒废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出土的众多文物与文献,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可是由于中国博物馆条件和制度的落后,大量美术文物至今深藏密室,造成资料封锁。

美术史家认清现状不难,难的是改变学术氛围和社会氛围。中国美术史是文科中最难的学问,是学术中的马拉松项目,它不同于美术创作,只要有感觉和个性,就有可能创造杰作。美术史研究需要长期阅读和思考,它不是这个时代的选项。少数有国学积累的学者,到了出成果的年龄就面临退休,退休后的工资锐减,写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学术著作常常要自费出版,学术研究变成了义务劳动。总之,用毕生精力研究美术史,不是这个时代的选项。美术史撰写、评价、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由既得利益者操控的学术,只能是维持现状的老生常谈。这使得很多学美术史的研究生,毕业了还没有入门。他们的作风至少还会影响两代人,因而我对美术史研究的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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