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档案 > 评论档案 > 机器政治——互联网崛起与集权新世纪（上）
接续上期的介绍，上半部分作者梳理了去中心化的媒体自二战至今的历史，下半部分作者讲述了技术作为政治解决方案的“使命感”延续到了当代，体现在硅谷以及各大科技公司的商业文化中，它们企图创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同时，挖掘、售卖用户数据，赚得盆丰钵满。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和身份政治的成果被今天的保守派盗用，曾经“声张集体个性是民主基础”的信念，在今天变成了策略。深谙走俏之道的网红们塑造线上行为，将政治企图隐藏在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里，“出柜” 、吐露温暖诙谐的自我，操作着纯真性的政治，民主的“个人主义”让集权的新形式获得了新的合法性。Fred Turner认为，由公众掌握社交媒体的所有权也是不足够的，在不成文的文化规范里，社交媒体也会使得性别歧视、种族隔离等死灰复燃，要从政治愿景中发现问题的源头，社交媒体无法完成民主工作。说出真相也是不足够的，他提倡要把我们经验到的真相确立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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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bit.ly/2RY4DOd
作者：Fred Turner
发表日期：2019年1月
翻译：叶V
校对：卢睿洋
▲ 扎克伯格宣讲“脸书”逐渐成为社会基础设施
图片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notes/mark-zuckerberg/building-global-community/10154544292806634/
今天，这种乌托邦使命感依然弥漫在硅谷。特朗普就职一个月后，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发布了以“建造全球社群” 为名的帖子，摆明了自己的社会愿景。仅仅数千字的长度，这一文档却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如同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的雄心。与维纳一样，扎克伯格展望了这样一个世界：个人、社群和国家通过信息的不断交换，也即，通过保持“连结”，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他写道，“我们如今最大的机遇是全球性的，比如传播繁荣和自由，促进和平与理解，帮助人们脱贫，加速科技发展。”听起来非常像冷战时期国务院的代表。他继续写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脸书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发展社会基础设施，让人们有能力建造一个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全球社区。”
对于扎克伯格来说，就像对今天大多数左派人士一样，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关键在于解放个人的发言权，在于表达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及围绕着共享的身份组建起来的社会群体。然而脸书试图通过创造私有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数字技术来让这种社会成为可能。正如扎克伯格所发布的，与50年前《全球目录》的目标一致，“我们的承诺是持续提升我们的工具，给你分享自身经验的权力。”对于像扎克伯格这样的工程师，甚至像是维纳，几乎对党派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如果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不用游说或是投票；你开发新的技术就行了。
事实证明，这个观点在硅谷非常有利可图。通过证明“营利性系统是改善公共生活的最佳途径”这一信念是正确的，它促进了将个人经验的表达变成可以被开采、处理和售卖的原料。大型社交媒体公司，通常始于创建一个大规模的如同WELL一样的虚拟社区的梦想，而今它们已彻底商业化，并致力于各个层面的监控。在WELL上，用户聆听彼此，尝试去感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可以共事。如今，用户数据实时自动地被优化和出售给广告商，以及其他的媒体公司。计算机跟踪对话，并以光速提取模式，使之有利可图。2017年，脸书年收入多达400亿美元。
社交媒体既招揽又监视人们的交流，这不仅将个性化的促进表达的民主梦转变成摇钱树，将之转变成一种新的集权主义的基础。法西斯主义者曾经以其对服从、归顺和自我抹除的嗜好著称，独裁者才有权力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维纳和委员会都强调民主人格中的独立及自觉的品质。正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及之后，反越者战、民权运动者、女性主义者、酷儿权力运动者和种种推动了身份政治的其他社群成员，主张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基础。如果极权主义的基础是集体的自我抹除，那么民主的基础就必须声张集体的个性。
如今，广播电台、电视脱口秀、播客、博客，当然还有社交媒体，是新的媒体生态的一部分，它使个人经历的表达如此便利和强大，以至于它成为一种同时吸引左派和右派的工具。比如像是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这样的人，已经随时随地采用网红那种搞笑的、坦白的风格。自从斯宾塞在2008年创造了“另类右翼”这一委婉的术语以来，这个词便开始庇护白人民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激进的厌女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这一运动之所以能在公众的眼皮下延续，正是因它善用社交媒体。在过去的两年间，数据与社会研究院（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一个位于纽约的独立智囊团）的学者，一直在线上追踪另类右翼的崛起。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他们揭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那些在夏洛茨维尔州和弗吉尼亚州反复呼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人们，像在线教学美妆的主播一样，用第一人称来展现活泼的自己。他们旨在被别人解读为一个完整的人，诙谐、温暖，并且真实。
丽贝卡·刘易斯（Rebecca Lewis）是一名数据与社会研究院的研究员，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她研究了65位Youtube上这类右翼网红。他们多数深谙走俏之道。他们谨慎地给自己打品牌，尽可能发起吸引关注的争议，链接到别人的网址上，出现在别人的Youtube影片上，并为优化自己视频节目的搜索排名。刘易斯指出，尽管他们在认知上有差异，但能给人够造成他们是统一的政治力量的印象。她表明，他们那种亲昵的、合千禧一代胃口的风格，很大程度暗示观众，反犹主义和暴力、种族骚乱是全世界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应该去接受的。
▲ 《大西洋月刊》制作的理查德·斯宾塞访谈纪录片，片名为“重新打造白人民族主义：探入理查德·斯宾塞的另类右翼”。制片人Daniel Lombroso说：“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深入斯宾塞的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去理解他所谓的“另类右翼”——让白人民族主义走出阴影——有何计划”
图片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eZ0_Lhazw
另类右翼人士有意识地依着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政治逻辑来塑造他们的线上行为，尤其以“新公社主义者”为模板。在2016年与《大西洋月刊》的访谈中，当斯宾塞说：“我们真的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将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改变人们看待世界及自身的方式，来改变世界”时，也许他冒充了一整代的社区建造者。新纳粹的网站“冲锋报”（The Daily Stormer）把斯宾塞的计划以更邪恶的方式写进一份“操作规范”里，从泄露出的文件里可以读到，“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犹太人征服我们文化的方式……他们通过侵染现存文化中的某些元素来创造一种次文化。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 “冲锋报”网站，多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包装政治企图
左派基于身份的运动对改变美国文化已格外有效，另类右翼明显希望复制他们的成功。借着反抗的外衣，另类右翼可以走上街头抗议，仿佛教室里的反殖民主义是一场新的越战。他们可以辩称，他们发泄仇恨的能力事实上是一项公民权力，辩称他们的运动就是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的新版本。在Youtube上，他们可以用一个由同志运动首创的说法来讲述自己向保守主义转变的故事：出柜。刘易斯指出，保守派运动者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在她的频道Red Pill Black上发布了向她的父母透露政治信仰的幽默视频后，升到了Youtube的排行榜，标题是“妈，爸？……我是保守派”。当朋友和家人们发现他们的新政治是不道德的，倾向改变者其实不必挂怀。他们讲故事的风格本身暗示着，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际上就和一个人的性取向一样自然而真实。
左派专家喜欢提醒我们特朗普是如何勃然大怒，白宫无法控制他的暴躁和愤怒。这些同样的专家接着就讶异于约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仍认为他在做好事。他们没领悟到的是，特朗普精通新媒体时代的纯真性政治。主流分析师视之为精神缺陷的，特朗普的粉丝则认为这个男人只是在做他自己。而且他的愤怒、他的咆哮、他强烈的自恋将那些相信移民、女人以及有色人种剥夺了他们的权利的人的感受演了出来。特朗普不仅忠于自己的情绪，他还是支持者的怨恨的人格化。他之于他的政治大本营，就像希特勒之于多数德国人，或是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人，是这个国家的活化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以身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主导了如此多的公共生活，而今它兜了一圈回到原地。它打了很多胜仗，从公民权力到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并且他们显著地让美国生活往好的方向发展。个人主义，即在公众辩论的中暴露整个人，长久以来都是反极权主义的堡垒。但以特朗普和斯宾塞这样的人的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它的功能同样也让今天的极权主义者索取一种新的合法性。50年前，新左派在五角大楼游行，希望破坏越战背后的军工联合体。而今天，特朗普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想要捣毁一个幻想出来的米诺斯牛头怪，名叫“国中国”(deep state)。50年前，反文化运动希望带来一个这样的世界：每个人能够更真实，组织和国家的等级制度会消失。而今天，所有那些等级制度就处在我们和个人崇拜之间。
▲ 漫画作者：Ben Garrison
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给了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一个以个人的嘈杂之音取代法律和制度的社群，会招致偏执和崩解。由于没有按明确的、民主地产生的规则来资源分配，这些公社就任不成文的文化规范来管理他们的生活。女性通常被拴在最传统的性别角色上；非正式的种族隔离是普遍的；卡里斯马式的领导人（几乎总是男性）当家作主了。即使是最好心的公社也开始重复主导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和两性势态。露易丝·布兰德（Lois Brand）回想他们住过的那些社区，男性会做一些像装屋顶这样“重要的事情”，然而她和其他的女性只是将少量漂白剂放到水里，来防止居民生病。
无论多么缜密周详，驱动脸书的算法都不能阻止困扰公社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复发。相反，社交媒体平台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死灰复燃。并且如今那些系统已根深蒂固。社交媒体技术孵化出大量的公司，它们通过测绘和挖掘社交世界来捞金。就像前几个世纪的采掘业，他们非常积极地扩张自己的领土，并让当地精英屈从于自己的意志。没有实质的压力的话，他们几乎不会主动去服务股东以外的公众。就像美孚石油曾主宰石油业一样，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公司正以同样的程度逐渐占领我们的公共领域。它们同样应该要受反垄断法的约束。我们完全有权对社交媒体公司采用我们针对其它开采行业的标准。我们不能允许它们污染开采过的土地，或伤害它们的工人、周围的居民或使用它们产品的人。
正如哥伦比亚法律教授吴修铭（Tim Wu）表明的，社交媒体公司正在启用一种新形式的审查，它们让人或机器人用户朝敌人的收件箱灌水来禁言敌人，而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里的一些很少被用到的条款就够从根本上减缓这种行为。我们的社交媒体除了采用传统的私有制、股份制，还有其它选择。我们已在计算机行业里看到一些分享实践的可能性发展起来，比如开源代码和“公共版权”管理。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由学者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国际社群一直在寻求创建合作式所有权的线上平台。纳丹·施奈德（Nathan Schneider）是一名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这项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指出，由社员掌握着所有权的合作社的发电量占全美国用电量的百分十一。他问到，如果社交媒体对我们的生活像电力一样重要，为什么我们不掌握所有权，亲自管理呢？
▲ 第四次平台合作主义大会——播种：亚洲的平台合作运动，香港，2018年11月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它并没有完全抓住我们具体的历史处境。斯宾塞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新集权主义不仅仅是“谁拥有今天的媒体”造成的。它同时也是政治愿景的产物，这种愿景起初推动了社交媒体的创建－－它不相信公有制和政治进程，同时颂扬工程学是治理的替代形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批评家就一直质疑我们公民机构的合法性，而理由只是这些机构官僚化、改革缓慢。然而，比如医院一类的组织就证明了这些特征的价值。这些组织提醒我们，一个民主国家只是做到允许它的公民发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帮助他们生活。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努力让财富分配更平等，确保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同时拥有自立和安全。这项工作需要在物质利益相冲突、而且常常有着深层的文化差异的团体之间激烈协商。而且必须有机构能持续贯彻协商的结果，并且要在为自身谋利前，先履行公众服务的义务。
今天的社交媒体将永远无法完成艰难而具体的民主工作。计算机支持的相互连通完全不能取代面对面的谈判、长期协作以及共同生活的努力。黑人的命也是命（The Black Lives Matter）和＃MeToo运动教会我们，社交媒体可以是将我们从一切都很好的虚构里解放出来的强大力量。但如果这些运动者所呼吁的变革，没有明文规定在可执行的法律中，他们所投注的心血将收效甚微。即使美国国家可能是低效的、不公正的、腐败的以及歧视的，但作为其基础的代议逻辑仍是确保我们集体财富公平分配的最有效机制。
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新媒体充斥我们的公共生活，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成长为今天的精英，我们学到了，如果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我们需要展露我们的内在生活，我们需要说出我们是谁。我们需要坦诚。当斯宾塞称他自己为受害的少数的一员，或是特朗普在推特暴露自己的愤怒，他们部署了与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者相同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还可以说与今天的＃MeToo运动参与者相同的策略。这一观察并不是说他们的目标在任何方面都是相同的，远非如此。但不管像特朗普那样撒谎，还是像＃MeToo运动的成员揭露长期掩埋的事实，那些想要在今天的公共领域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必须要展示真实的个性，国家士气委员会的成员曾认为这可以成为对抗国外和国内极权主义的唯一堡垒。
说出我们的真相总是必要的，但它永远不足以维持我们的民主。是时候放弃这些幻想了：工程师能为我们摆平政治，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只需在他们建造起的公共论坛上说出我们的欲望。在20世纪的多数时候，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确信国家机关是敌人，而官僚机构天生就是极权主义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重振他们所拒绝的机构，并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将我们经验到的真相确立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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