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楠迪扬
文章提示：
本文是一篇研究方法同研究主题水乳交融的文章。笔者试图从人与传统的关系出发，指出福柯进行历史分析所采用的颠破传统的方法，同时揭示福柯在历史分析中对权力关系进行追问的切入点。从而展开对权力关系隐匿特性的述说，进而反证福柯以历史分析为研究进路的合理性。循着福柯关注的焦点：人何以成为他的所是，本文进一步分析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下的主体建构问题，以探寻福柯主体与权力思想的意义。
关键词：
主体权力关系谱系学
一、福柯——拷问历史的人
当哈耶克、福柯分别风靡于中国学术界的时候，人们很少把两个名字联在一起。哈耶克的名字常与罗尔斯、凯恩斯、奥克肖特等名字联在一起，而福柯的名字更多地和萨特、马克思、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放在一起。这种对名字的分类体现了人们的关注点。人们更倾向于将述说着相同或相反东西的人相联系。而真正被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这些人述说的对象有很大部分的重合。哈耶克和福柯不属于这种情况，因而被甚少放在一列。在此，我不是在人这个生物体的意义上1谈论这两个人所拥有的思想。哈耶克也并没有因为与福柯放在一起就获得了本文更多的关注，我只是欲从这两个名字的所指的外延加和上抽离出几个词语。这几个词语将使这两个名字的并置获得全部意义：历史、传统、自由、法律、权力。这五个词在此如同剪影一般勾勒出福柯对于当代人们关注焦点的意义；这五个词又酷似五座沉重又各赋力量的雕像，当它矗立于面前的时候，不言自说。
“在得意洋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角色很明显地维护私人法律秩序，后者保护经济活动并提供相应的一般性秩序保证。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市场的功能性匮乏而不断地增加干预……”2面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势头强劲的事态，哈耶克以其“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用尊重习惯和传统将“空想建构主义者”拒之门外。“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根据我们的计划行事，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时间中，我们文明社会中的成员都遵循一些并非有意建构的行为模式，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某种常规性；这里需要强调之处的是，这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性的结构，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地遵循众所周知的规则的结构，而是牢固确立的习惯和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对这些惯例的普遍遵守，乃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惯例的重要性，甚或这些惯例的存在亦可能不具有明确的意识。”3哈耶克的这席话标识出了“建构主义”者忽视的现实。我们的行事的成功是有一些并非有意建构的行为模式保障的，从而是由我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惯例保障的。惯例是成功的保障，然而这个“成功”是在何种意义上被言之为成功的？如果我们对“成功”做进一步的追问，“成功”这个价值判断背后的描述性词汇就被开掘出来了。而此描述性词汇就是“连续性”。哈耶克对传统和制度观念、技术延续的强调充分展示了他对“连续性”的重视。他恰要通过对“自由”保障来为连续性的实现提供环境。因为自由不仅作为一种目的本身极为重要，而且自由还是一种为人们提供助益的手段。4只有人自由了，才能自由运用他所有的知识，从而实现进步。看来，自由的目的是要知识发挥作用，而知识从传统中来。下面的问题是如何来？哈耶克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就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传播沿续下来的整个文化遗产。
至此，这种康德之后理性自大的反对者的思维脉络就十分清晰了。人的理性不是不可以发挥作用，而是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作用。所以哈耶克的哲学追问就此停止，他的哲学追问止于他追问目的的实现。接下来他则转入对法律的强调——操作层面的技术建构上。然而问题就此停止了么？这涉及到我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对传统保持沉默？人们在传统中获得的这种连续性的成功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功？哈耶克将这种连续性看作是成功的，显然带着价值上的赞同。然而，连续性真是值得我们不思考地赞同的吗？人们为了保障连续性而通过法律获得的自由真的是理性摆正自身位置的皆大欢喜的状态吗？这是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以上的一系列问题是在头脑没有被诸如“自由”、“成功”等一贯具有的美好意味的词语迷惑的前提下提出的。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才获得了他们自身的价值。哈耶克对传统的态度使人自身在传统面前变得渺小。这当然是他针对人一贯的自大而给人的当头一棒。然而他这种朝着二元对立的一头对人施以打击的做法不说是矫枉过正，也算是因其处理方式的生硬而留下了硬伤。而这硬伤就是人对传统的不加拷问。
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性的起源，由此揭示出对历史不加拷问将是个多么大的疏漏。现代性表现为人对理性的坚定不移的信仰。然而这只是现代性的表面现象。从这种表面现象中不能直接推出理性是无限的，人没有限定性。如果理性是无限的，人没有限定性，这种极大的自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表现出来的。人在没有现定的情况之下面对的也将是一个远超出能力之外的世界。人越是坚定相信理性的无限性，越是将此作为准绳放置在诸多行为中，实际感受到的越是茫然。启蒙运动之后康德以前的人们虽然被理性之光照耀，但始终生活在对理性信仰的确定性和实际内心感受的不确定的巨大张力中。这种信仰与感受之间的彼此冲突带来的后果就是人虽然仍然在行动着，但行动得越来越没有底气，越来越茫然。这种行动心理表现在行动本身上，势必就是一种缩手缩脚、胆怯但又强撑面子。康德的理性之光虽然宣告了理性的有限性，但实际上却给理性本身找回了的巨大勇气。正是“认识的局限为认识的可能性提供了积极的基础”5“现代性始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最终无法实现的观念：即，人正是由于被奴役才成为至高无上的，人的限定使他能够代替上帝。”6恰恰是康德帮理性划的这个圈在圈定理性界限的同时也给理性授予了神谕：在这个圈内，你可以为所欲为。理性，你就是上帝！在理性的强大力量之下，人获得了空前的主体性，一种作为权力主体的建构欲望呼之欲出。然而，强国家（大政府）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得康德给予理性的力量支持在事实的挫败下为哈耶克式的理性退居提供了得以生存的可能性。但事实的失败能够让启蒙之后理性的权力欲望的就此罢休吗？现实也许只能起到崭时的挫败作用。中世纪之后的人类一旦获得的自明的主体性就不会再拱手将之让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虽然为理性找到了生存空间，但那仅是个苟全的空间，不管理性自身会不会造反，至少追问不会就此停止。而福柯恰在哈耶克停止的地方继续提问题。
人是否在不放纵理性的情况下就能逃离权力关系？“当他开始提出贯穿断裂现象的不依赖个体主题的意识的统一原则时，他再次忽视学科统一体也许是随心所欲的共同实践的结果这一可能性，而假定统一体只能在受规则支配的话语层面才能找到。”7福柯的这句话乍一看上去好像与哈耶克的观点是冲突的，然而两者的观点恰恰可以接合在一起。福柯的视界关注点的起点恰是哈耶克哲学追问停止的地方。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事实上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建构人们是随心所欲共同实践的结果，任何个人、群体都不可能精确建构社会秩序。福柯并没有反对社会秩序所呈现的“随心所欲的共同实践”的面貌，而是指出这种面貌上的随心所欲的出发点却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看似纷繁、无关联的实践存在内在统一，而正是这种内在统一使得各种实践形成统一体，一种剥离掉表面上南辕北辙的统一体。福柯认为只有在受支配的话语层面，我们才能看到这种统一性，一种在权力之下的统一。
哈耶克的整个理论都在传统——自由——法律的链条上得以展开。虽然这种极度简洁的抽象会招来简化哈耶克理论的批评，但此链条的目的并非试图在内容上概括哈耶克的理论，而是示其精神。福柯在这条链的两头加上了历史和权力，使得这条链在哲学追问上想着前沿迈进一步。历史——传统——自由——法律——权力。人为什么要遵从传统？福柯认为这是因为传统和人之间是一种向来如此的权力关系。人正是在这种权力关系中被主体化，获得了人的身份。因而，哈耶克的通过“模仿”继承文化遗产在福柯这里只是一种美其名曰的“人”被生产的过程。人正是在这种没有意识到的被生产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同时为了这种被生产能够顺利进行而用法律加以保障，用权力来保障历史的权力本身的连续性，一切存在都是权力关系的存在。而福柯认为破除这种对传统的迷思就要进一步进行历史分析。
二、拷问历史的方法
如何对历史进行拷问？这是福柯在展开历史研究之前首先自问的一个问题。福柯的这种穷追不舍的发问方式分明令人嗅到了现象学企图将一切所谓的研究前提和预设纳入研究视野的味道。而搜寻福柯的个人经历，这种预感便立即得到了印证。8在发问之后的方法选择上，福柯采用的是尼采的谱系学方法。
“谱系学是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它处理的是一堆凌乱混杂、残缺不全、并几经誊写的羊皮纸文件。”9谱系学以研究方法的名义直接对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历史”概念发出挑战。“它（谱系学）必须在不考虑任何单一的终极因（finality）的情况下，标出事件的独特性；它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在情感、爱、良知、本能中——守候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谱系学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的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刻（例如，在叙拉古，柏拉图没有成为默罕默得）。”10这就是说“谱系学要求必须耐心了解细节，并且，它依赖于原始材料的大量积累。它的‘庞大建筑’不可能是‘有益的大错误’的直接产物，而是从‘不显眼的、无足轻重的真理中，根据一种非常严格的方法’建造起来的。”11
福柯要通过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抹平历史的褶皱。因而他所确定的研究对象绝不会是由特定价值所确定，由精英书写的大写历史。福柯说：“一种研究价值、道德、禁欲以及知识的谱系学，将永远不会去追寻‘起源’，将永远不会把历史的种种插曲当成不可理解的东西忽略掉。相反，它紧盯着每个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事件；它将一丝不苟地注意它们的小奸小恶；它将等待着它们的出现——有朝一日露出真正面目——以它者的面目出现。”12
因而对于福柯来说，谱系学是一种血统分析，它所展现的是历史的万花筒，在这个万花筒的缤纷绚丽中毫无规则可言。对于福柯来说，“规则是一种残酷计算的愉悦，一种预计的流血；而这种快乐和鲜血有不断激发新支配以及细致重复的暴力场景登台上演。”“人性在一个规则系统中慢慢从中获得进步，设置了它的所有暴力，从而从支配迈向支配。”13以此来反思经验研究当中所常用的归纳、演绎方法，福柯所说的规则的性质便昭然若揭。归纳的最终目的是一个普适性结论，而这个带有普适性色彩的结论很自然就会演变成有着指导功能的规则；演绎的过程则从恰是规则开始，所以人们说演绎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真理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的过程。然而，不论归纳也好，演绎也罢，它们均带有强烈的在归纳、演绎过程之内无需检验的前提。而这逃离了检验的前提势必为其自封的“科学性”带上荒唐的帽子。福柯说：“规则的性质是使暴力对抗暴力，使现在的支配者屈从于任何一种支配。规则本身使空洞的，使暴力的，使没有终结目的；它们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应用于任何意愿。历史的大游戏属于能够攫取这些规则的人，属于那些有地位使用这些规则的人，还属于这样一些人，她们乔装打扮以歪曲规则，反转规则的涵义来使用规则，使规则反过来针对那些当初强加规则的人；这些人进入了这一复杂机制，使这种机制运作起来，使支配者被他们自己的规则所支配。”14
反规则的福柯将历史看成是“效果史”，反对将历史的作用视为是“把多样性最终划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15这种观点是企图带着终极的目光去看待过去的一切的返照，“妄称其判断基础是一种预示世界终极（apocalyptic）的客观性”16。然而一旦带着超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研究者就会被形而上学所诱骗和利用，就会陷入由概念组成的泥淖，不能自拔。因而历史感是要人们深入其中的感觉，而并不是对历史建立起一种嘲蔑、俯视、喝令的权威。福柯正是要历史非连续性的真实面貌，让历史成为非连续性的“效果史”。这效果史“掏空了人们喜欢给它设立的基础，并猛烈地攻击人们妄称的连续性。这是因为知识并非是用来理解，而是用来分解。”17对于福柯来说，让历史成为效果史的使命是神圣而广博的，因而表面上看来，福柯的作品就像是撒播的砂砾，散步各处，不所不及。然而这种表面现象却是谱系学这种特殊研究方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必然显现。
三、关于主体问题的研究方法——对西方理论大厦的解构
如果我们天马行空地观看福柯的各部作品，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他对权力关系的探讨，而福柯说他关心权实际上是关心权力背后的主体，即关心人的问题。他说：“我首先要说说过去二十年里我的工作的目标。这一目标不是要去分析权力现象，也不是要抛弃这样一种分析的基础。我更多地想努力写出我们文化人中将人的存在主体化的不同模式的历史过程。……所有的实际斗争围绕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18“人是什么”也是康德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三大批判就分别针对：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给出答案。他曾经坦言道，他所关心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19。可见，理性复苏之后，人并没有随着主体性的彰显而消解对自身的困惑，这种对自身的困惑反而因为意识到理性的力量而变得越发强大。之后的尼采更是将“人是什么的问题”至于他哲学的终生求索。“《不合时宜的思考》的主题是表达”我的未来、……我的心路历程、我的生成”，20《看哪这人》的副标题又是“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他这个样子的”。福柯恰是在尼采这里受到了哲学震撼。他说：“尼采是一个启示。我是满怀激情地读他的书，并改变了我的生活。”21“探究和打破主流文化或现代性对人的塑造，寻求人的生成（becoming）而不是人的本在（being）,这一尼采式求索就是福柯收到的核心启示，而且从此变成福柯的求索。22在人的问题上，康德是通过对“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的回答来回答人是什么。而福柯则顺着尼采直接追问人是什么？人何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实际上，如果康德进一步追问的话，他将衍生出与其整个理论体系相悖的因素，因为这必定涉及到理性的实际状况，它将不是康德体系中感性、知性、理性当中的理性。因为经福柯探讨过后的理性显然不是起范导作用的绝对力量，而仅仅是被规训过后的理性。此时的理性带着被规训的痕迹，远没有康德体系中应有的神圣。
福柯的主体包涵两方面的含义：通过控制和依附而屈从于他人的主体，和通过良心或对自我的意识而依从于其自身的身份/认同的主体。在这两种情形里，这个词都隐含着一种压制或制服的权力形式。在这里，主体的第一层含义符合福柯之前的人们以及我们现在通常对权力的定义。而主体的第二种含义则是福柯要重点揭示的含义。恰是这层含义使我们像当初听到马克思那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时的震惊一样，今日的权力也已经渗入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福柯将这种权力称之为“牧养权”（pastoralpower）。这也是福柯在研究医生与精神病人、医药与大众、管理方式与人的生活方式之中要竭力展示的。主体正是在这种被牧养中形成。“现代西方社会将一种生产于基督教体制中的旧的权力技术整合进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中。”23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以真理的面貌出现，从而管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种管制中，“人”是自己知识的一种特殊的全主体和全客体。24
福柯为什么会如此关心“我们是谁”的问题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古老的问题至今没有，或言之没有令他满意的答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我们是谁”进行追问，也就是说如何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按照福柯之前通行的研究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通常受首先会选用恰当的理论工具，如利用经济理论研究生产关系；利用语言学、语义学研究意义关系。那么接下来当然的问题是：在研究“我们是谁”的有关主体的问题时该选取什么理论呢？然而，福柯没有依逻辑惯性而行提出这个看似当然的问题。因而从这点上来讲，不是能提出问题就能保有研究者的自觉性的。问问题作为一个发问的行为同样是顺逻辑而行的，因而就有被发问逻辑支配的危险。问题是被发问逻辑所支配的对象，能提问题并不是什么高明之举，问题是顺势的产物，而对发问逻辑本身进行提问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置疑。福柯恰恰识破了问题背后的发问逻辑。他没有问如上所述的通常问题：在研究“我们是谁”的有关主体的问题时该选取什么理论？而是在发问逻辑链条上退了一步，问出了更根本一层的问题：在研究主体问题时，到底该不该采用研究工具？此问题的提出正是福柯在研究方法上迈出的有跨越性的一步。对于该不该采用理论工具对主体问题进行探讨，福柯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福柯认识到，虽然经济理论、语言学和语义学是一种理论工具，被人们用来对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进行研究，然而作为工具的经济理论以及语言学、语义学本身就是一门对其针对对象的学问。那么为了采用经济理论、语言学和语义学来研究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首先要先搞清楚经济理论、语言学和语义学本身。按此逻辑，搞清经济理论、语言学和语义学同样需要研究工具，这样就会陷入在工具当中寻找工具的无限循环。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这就不仅是福柯所关心的主体问题不能通过选择理论工具的方式进行研究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福柯撼动了整个西方理论大厦的根基。福柯以论证不能为主体问题寻找理论研究工具进而揭示了“理论工具”本身就是使研究者陷入为工具寻找工具的“一种持久的证实”。
在对如上发问逻辑进行挑战之后的当然问题就是：该如何研究主体问题？福柯在其《主体与权力》的文章中清晰指出他要通过研究权力关系来研究主体。而福柯同时又否定了权力关系同主体问题之间的关系是理论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研究权力关系呢？权力关系与主体问题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个问题将直接解释福柯独特研究方法（对研究路径的选择）。
四、隐匿的权力关系
不论是在著作中还是访谈中，福柯都不断地提及或者以各种方式暗示“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是他一以贯之关心的核心问题。
福柯在这一问题的探询上花费了相当大的经历，而这种探讯对一种近乎殚精竭虑的努力需求并非处于偶然。让我们想想“时髦”带给人们的感觉：越是浮出水面、平日和人们见面几率越高或者越是被大肆宣扬的东西，其欺骗和蛊惑性也就越大。“时髦”是具有这样属性的词汇，“权力”同样如此。因而福柯说：“权力在西方得到了最彻底的表露，因此也隐藏得最深。”19世纪以来，权力向来是易容成政治的面孔出现的。因而即便是“权力”独自出席时，它的当然涵义也是“政治权力”。政治与权力在19世纪之后的这种联盟在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将不自明的众人引向结构主义的歧途。政治注定在这种和权力的联盟中被安放在权力结构（如果我们承认权力有结构的话）的中心。随后，“禁止”、“拒绝”、“抑制”等一系列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词汇扑面而来将权力窒息。对于福柯来说，这些可恶的当然词汇对权力造成了极大的限制和束缚，使权力受挫并走向极端。唯有对将政治从权力中去中心化，才能将权力本有的复杂性呈现。突然剥夺掉长久以来紧箍在通常意识中的政治的中心地位将对权力造成何种影响呢？“权力”会因此被人们认定为只剩下单纯语音的虚无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去政治过后的权力始终处于隐匿状态。面对人们的追问和探索，权力虽然始终在场，但其显现如同上帝的一击，又如夜空中的闪电，现身便隐遁。福柯敏锐地将目光盯准社会机体。在去权力的政治中心中，福柯对马克思做出的社会批判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的批判对于揭去权力面纱无疑具有里程碑的作用。“经济决定政治”使人们透过政治看到了经济的决定作用。然而很难断定这便是一种有效的对“政治”的还原。马克思的这层推进却是在政治之后为权力确立了另一位君主，为权力去中心的目的仍没有在马克思的工作下得以实现。正是权力的这种隐匿性使福柯没有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在整个历史中进行舞蹈。福柯就是要通过写作来崭露历史的褶皱。他说：“历史学家非常骄傲地发现他们不仅能够写战役、国王和制度的历史，还能写经济的历史。如今他们全都要大吃一惊，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会发现，还能写情感、行为和身体的历史。将来，他们会明白，西方的历史无法同“真理”创造及发生效应的方式分割开来。......有关真实的历史，这还是一块处女地。”
而即便是去中心过后的权力也不是作为权力实体出现的。福柯说：“……并没有权力这种东西，或者说并没有一种总体地、大规模地或在广布、集中或被发布的状态之下施加的权力：只有一种被‘一些人’施加到‘另一些人’头上去的权力”25权力关系就是权力的全部形态。除了“关系”比“实体”更具隐匿特性之外，权力关系的作用方式也具隐匿特性。“权力倒并不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对抗秩序，或一个对另一个的介入，而‘辖治’的秩序……这一意义上的辖治是对他人的最终行动的场域的结构化。与权力的关系自身的模式并不在于从暴力或斗争的角度，也不在于从合同或自愿关联的角度，而在于从一独特行动的模式出发——既不通过战争，也不通过司法——而是努力发现谁是辖治的一方”26因而，权力关系就从国家和法律中退居出来，进入人的日常生活，以管理人的面貌出现，并在道义上宣扬管理的合理性。它从不以对抗的一端的面貌出现，而总是挑逗性的。你追它，它就逃跑，它就隐匿。权力彻底传透了人的身体，规训人的每一个细胞。
因为权力关系具有如此的隐匿特点，并几乎存于社会机体的每一条纹路中，所以福柯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从疯癫、监狱到人文科学再到性，直至去世，福柯也没有完成他庞杂的研究计划。有人说福柯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新的主体。这是很多人视福柯为天才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研究领域的广涉性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恰是这种内在一致决定了他研究主体的丰富。这种一致性就是权力关系的无所不在。
福柯将自己《性史》之前的二十年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27而福柯对自己工作的三部分划分恰是为了展现权力关系的无所不在。第一部分要研究“科学之地位研究的不同模态”28，即在科学的诸多领域中研究主体的对象化。第二部分则研究“分离实践”中主体的对象化。痴呆者和精神健全者、病人和健康者、罪犯和“良民”的分别都揭示了分离过程使主体成了客体。第三步分研究即是福柯晚年的关于性的研究。工作集中探讨个人是如何学会识别自己作为一种“性”的主体的。29
以上看似简单的工作部分划分皆植根于社会机体的各个部分，是权力关系真正的隐匿场所，因而需要极其敏锐的洞见能力，和巧妙的提问方式。这里以《知识考古学》为例，对福柯的发问方式稍作展示。当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俗话，出现在人们的插科打诨中时，我们能在语境中体会到引用这话作为谈资的人显然自豪地认为这力量仿佛是从自己强壮的肌肉中来的。知识的力量为我所用丝毫不应值得怀疑。因为我们眼见的一切均为知识的力量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然而，我们将把问题引向何方？对一个给出的断言给予坚决的反驳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要冒与固执而战的危险。而直接与偏见开战除了能够愤怒外别无其他。因而放弃以否定的方式对“知识就是力量”提问，不去攻击知识究竟是不是力量，而分别对这句话的主词、谓词，以及主谓词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知识何以能产生力量？在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头脑中快速闪过的不是对知识产生力量的原因的列表，而是对知识的回忆。什么是我们印象中熟悉的知识。我们并不是根据某教科书中给出了干瘪定义来对知识的形象进行回忆。我们是站在习惯的立场上对知识进行回忆。而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这就是福柯继续追问的起点。这种基于习惯立场的知识从何而来，并何以具有如此威力。而这种威力正是权力关系的展露，“人”也正是在这种威力的作用之下被永久置于循环往复的主体化进程。
五、结语
“人”正是在这种牧养权下形成，但福柯同时宣告“人死了”！人在“形成”的同时死去，“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30福柯正是在这种对主体建构的追问上回应了尼采“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他这个样子的”问题。但是福柯的回答却让人对现在的自身产生厌恶，便心升从权力关系中逃逸的强烈念头。因而就有了反抗。福柯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然而福柯对革命的态度是警觉的，问及要否革命，他说“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去从事政治——除了党派政治以外——意味着要以最大的诚心去了解革命是否是一种需要。但是对这个可怕的鼹鼠窝进行探险的时候，政治可能遇到塌方的危险。”31福柯这种对革命的警惕来源于对哈贝马斯的否定。哈贝马斯认为“人彼此是足够的相似的，因而，理论上，全然不同的群体对国家事务和战争问题进而对和平问题可以达成一致。”32福柯不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实现理解，因而不存在同意的政治。而发动革命的动机一致性也就不存在，从而革命本身是值得置疑的。当革命不能成为我们逃离权力，结构主体的可行之路时，微观政治的意义就显露了。霍布斯的“利维坦”并不是权力关系存在和运行的实体，以反对国家的名头发动的革命将注定是一场毫无针对性的混乱。权力关系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存在于居委会的家庭调查中，存在于大学课堂的对特定知识的宣讲中，存在于披着道德外衣的收容所中……这些地方才是权利关系隐匿和出没的地方，因而还是要到那里去捕捉它们、对抗它们。
然而，即便到微观政治中去，我们凭什么进行反抗？靠奔走呼号？靠一系列的小规模行动？总之，我思要运作。而我思本身就是被建构的知识主体复制自身的形式。回到《疯颠与文明》，福柯欲让疯狂自述，给疯狂以发言权。福柯希望疯狂在全部意义上成为言说的主体。疯狂本身的历史应该是疯狂以自身的经验在它自己的权威下发言，而不是用理性的语言，用精神病学语言对它进行描述。然而这始终是困难十足的。要让疯狂以自己的语言说话，就势必令疯狂陷入沉默。我们在不能利用“对疯狂述说”的语法结构将疯狂钳制在理性语言下。而没有理性语言的疯狂对自身的言说又如何得以进行呢？德里达说这将是“一种自言自语，既无说话主体又无说话对象的语言的固执咕哝，它自我压抑，扼制在喉咙，尚未完全构成自己就已分崩离析，然后无声无息地回到它从未出发的沉默原点”。33
显然，福柯这种有颠破力量的探索在语言上是不成功的。福柯的力量仅陷于人们在他几近华彩的语言中清醒了。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在成为被规训的主体之后又在以同样的方式规训他者。而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规训的动作。福柯宣称“人死了”，人就是在这样不自觉地被规训的过程中快乐地死去。然而福柯在带给人们这巨大的冲击力之后，却未能再深入一步地探索到有效的化解方式。这种语言上的探索无不是对现实行动的模拟，而模拟以失败告终。他从语言走了出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解放自我、找寻自我。吸食毒品，疯狂地在施虐与受虐性行为的强大快感中体验超脱似的仙境。然而，福柯死于艾滋病的事实冷酷地宣告了他外部探索行为的失败。至此，福柯的语言和行为探索均告失败。且看后现代哲学自毁式的暴烈探索。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欲通过外部行为，以强大的解构力量剥离权力规训之下的非我，企图以种种极端体现回归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然而这种外部探求在回归自我的同时，也把自我毁灭了。有人认为福柯的此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存美学，我对此颇表怀疑。很难想象和肉身挥手说再见的感觉是一种回归自我的释然。对此，至少还活着的人难得一试。
福柯站在当代哲学的前沿，并于1984年6月25日34从前沿的边崖上跳了下去。空谷中似乎现在还回荡着福柯防御式的长笑。至此，我更关心的是福柯留下的问题如何向前推进。主体被建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权力关系无处不在，正像福柯所说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这将意味者人若想逃离权力关系就必须始终不停反抗。如果这样，我们现在就能为人类如此悲惨的命运下永久性的结论了，而对人类命运的这种断定将导致彻底的悲观主义。而福柯认为没有权力关系的社会完全是个抽象的存在。他断言权利关系永在的同时，更加坚固了人注定不停抗争的生存状态。福柯的权力关系没有直接的压榨，而是挑逗性的，管辖性的，它不会以丑恶的嘴脸出现，它隐匿。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唯有良知尚在的人才能深切意识到这种权力关系的深层压制，并升反抗之心。但别忘了任何时候，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只求安稳过活，因而如果有人甘愿生活在牧养权力中，福柯权力关系下的主体建构将丝毫没有意义。而对于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的反抗，一种拒绝大规模革命、微观政治层面上的反抗如同隔靴搔痒，我实在看不到它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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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不正常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Hayek,TheConstitutionofLiberty,LondonandChicago,1960,p.62
1.我并不是在谈哈耶克和福柯这两个人的思想，我只是通过将这两个人并置在一起，从而从他们的名字中抽离出几个元素：历史、传统、自由、法律、权力。而将这两个名字做这种处理的目的完全在于其有助于使言语变得形象，以便于理解。
2.彼特•丢斯（文）汪民安（译），《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http://arts.tom.com/，2004年5月28日??
3.Hayek,TheConstitutionofLiberty,LondonandChicago,1960,p.62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26页
5.《事物的秩序》第315页
6.（法）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2，第37页
7.（法）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2，第76页
8.1952年到1954年，福柯在里尔大学哲学系担任助理讲师时期，一位女性在她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位女性就是贾克林.维尔多（JacquelineVerdeaux）。福柯非常喜欢维尔多，还在出游期间称维尔多为“我的妻子”。维尔多准备翻译瑞士精神病专家宾斯万格的著作《梦与存在》宾斯万格与海德格尔舒适，并深受影响。维尔多邀请福柯同她一起翻译。翻译过程中，维尔多和福柯多次到瑞士拜会宾斯万格。福柯非常喜欢宾斯万格多，并在《梦与存在》的序言中阐述了自己对现象学的相关思考，维尔多看后非常满意。
9.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0.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1.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2.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3.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4.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5.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6.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7.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8.福柯，《主体与权力》
19.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20.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21.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22.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23.福柯，《主体与权力》
24.（法）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2，第23页
25.福柯，《主体与权力》
26.福柯，《主体与权力》
27.福柯的文章《主体与权力》
28.福柯，《主体与权力》
29.福柯，《主体与权力》
30.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6页
31.包亚明主编，《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32.张世英、赵敦华主编，《福柯》，中华书局，2002年，第68页
33.（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7页
34.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