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第二年，波里·格罗伊（Boris Groys, 1992）撰写之《史达林主义总体艺术：先锋派、美学专制及其他》得以英译出版。今日电子讯号形塑下的“大通世界”，远非先哲烈士梦想中的“大同世界”。后冷战时期不断复发的人类社会顽疾，《浮士德》开篇文艺既已遭遇的困兽之境，可作为继续思考意识形态之我执、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身份功能的接入点。既然“亚洲”能够作为思想史方法，那么介于东西方间隙的俄罗斯，亦可充任进入人类知识的有效灵媒。纪杰克（Zizek, 2006）在《变态电影指南》中论及史达林对苏联与好莱坞歌舞电影的亲睐，其叙事结构、表演程式、作者期待（启蒙者对被启蒙者），透露在政治与美学之间存在临界点的共产主义国度，文艺具有的巨大潜意识能量。
格罗伊（1992）指出，苏联建国的主导思想部分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人类螺旋上升历史的切割分析。西方革命与复辟反复，使其不仅对“旧世界”念念不忘，而且无法达至苏联革命的决绝。另外我认为，考虑到俄国乃是一个曾被新型现代国家日本击败的农奴社会，其与昔日耻辱划清界限的去污心理则更容易理解。即便先锋派（avant-garde）在当时亦难以博得大众赞许，他们前瞻激进的视野与勇气广受观者的激赏；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m realism）则被视为扼杀文艺精神的罪魁。格罗伊（1992）此书即通过对于苏联社会脉络与文艺作品的细密分析，试图超越大众对于先锋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二元结构的认知惰性，展示历史脚本及其演出者的复杂性格。
正文第一章《苏联先锋派：从“进步”逃逸》借助卡兹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韦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及 Lef 派的文艺实践，揭示苏联先锋派艺术家对现代科技发展所导致之“上帝之死”的不满，以及改变世界（transforming the world）、化解西方历史迷思与现实困境的努力。《论艺术新系统》（1919）的作者马列维奇对认知、科学与宗教表示质疑，他的绘画乃具体对象全然缺席的黑色介面（black square），以纯洁人性（white humanity）的纯粹形式，清空意识形态的偏执。同时他也反对苏联政权的总体规划，在此已然暴露，相对于国家此一潜意识机器（subconscious machine）对神经系统的完全干预，文艺人士的天真。而赫列布尼科夫则视艺术为生命建设（life-building）的方式，致力发展世界语（是否暗藏在地语言斯拉夫化的危机），对新人类和新世界充满期许。苏联先锋派在物质达到绝对零度（the absolute zero）与日常经验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之时，进入国家政权，希望借助权力，重建作为艺术媒材的现实世界。然而在一九二零年代末，苏共不满先锋派的专断作风，为延揽知识份子，开始实施多元主义政策（如新经济政策）。至此，政党和先锋派之间的裂痕渐显明晰，后者也将阵线集束在宣传工作之内，并迷信报纸和摄影的真实，忽略掉其背后的人为操纵（最基本层面上如语言）。格罗伊（1992）认为，苏联先锋派否定一切（尤其是政党）的权力欲望，成为其至今仍不受欢迎的因素之一。
第二章《史达林主义生活艺术》讲述史达林执政后，发生在先锋派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恩怨情仇。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前后，苏共开始解散艺术团体，以频繁会议制定文艺路线。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端，全面贯彻集体主义。无独有偶，战前日本社会中的知识份子，也面临着命悬一线的转向压力。因为如格罗伊（1992）所言，那时统治者集团已然同时成为自己“艺术作品”的作者与批评家。艺术暴君（artistic tyrant）史达林那“灵魂工程师”（engineer of human souls）的创作号令，实与先锋派包揽政治／艺术任务一脉相承。但作者提请我们注意，两者差异明显。首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文艺需要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而先锋派甘冒摧毁国家财产之不韪，弃绝博物馆珍藏。面对先锋派创建全新普罗文化的激进主张，列宁使用两种文化斗争（two cultures in one）一脉相承的理论，支持对传统文化的友好态度。然而在“人民文学”与“反动文学”标签本质化的过程中，作家之间交错不齐的差异被强行弱化。另外作者发现，文艺人士介入政治活动、辨识“典型英雄”的过程，变成随时可能洩露“杀父（即史达林）情结”的死亡游戏。而被展示的列宁遗体，堪称造神典範。其次，相对于先锋派对陌生化揭示机制运作的痴迷，史达林艺术，一如史坦尼拉夫斯基戏剧和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实验，拒绝将自身机制公之于众，独爱通过政治口号自动化进入的自我监控与乌托邦。存在多种版本的现实（主义）在史达林治下，并非反映生活而是想像生活，呈现可视化的史达林超人意志。
第叁章《后乌托邦艺术：从神话到神话学》将思考延续至去史达林个人崇拜的一九七零 及八零年代，苏联文化背负的困境与可能。当苏联希望从作为人类社会极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撤回，重返历史进程时，它发现自己面对后现代状况，需要採取更多心理调适，并罹患更多文化病症。那激进革命与形式主义被污名化的年代，索尔仁尼琴的传统现实主义逐渐置换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中暗含俄国民众抗拒灾难的坚毅品质，成为构建、统御苏联新人道的符号资本。此外，民族主义的环境主义亦加入到试图恢复世界秩序的行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后乌托邦艺术自觉并揭示文艺内蕴的权力意志，成为托洛斯基“持续革命”理念在文艺领域的落实。格罗伊(1992)认为，埃里克·布拉托夫（Erik Bulatov）)所画《消失的地平线》（the lost horizon，1972）结合写实风格与超验介面，质问经验指标消散后人类何去何从，并反省画家为操纵现实所携带的罪责。作者还运用德里达、李欧塔及拉康的理论分析依列·卡巴科夫（Il’ia Kabakov）《十人物传》（Ten Characters）中相互指涉诠释的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碎片。如此，试图以单一论述(如先锋派超验留白)贯彻(潜)意识即变为不可能。维塔利·科马(Vitalii Komar)与亚历山大·马拉米德（Aleksandr Melamid）)作品的反思力量，则源自对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所有艺术分享之权力欲望的体认。而德米特里·皮列戈夫（Dmitrii Prigov）的民兵史诗，探讨诗意语言与国家语言之间的亲缘关係。作者还通过阐释弗拉基米尔·索罗金（Vladimir Sorokin）的诡异故事与萨沙·索科洛夫（Sasha Sokolov）的新英雄家族史，暗示无论我们身处何种主体位置，均无法一劳永逸地超越乌托邦，仅能在与他者亦敌亦友的生存情境中，寻求短暂突围。
主要工作于艺术史、媒体研究和哲学阵地，纽约大学特聘教授格罗伊（1992）的书写非常娴熟地在社会脉络分析与艺术作品分析之间穿梭。在指称并阐释“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时，格罗伊主要考虑的，是该辞汇政治美学(political aesthetics)与美学政治（aesthetic politics）)相互纠结的意涵。作者亦提及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艺术与应用艺术之间的跨界实践，然而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他并未深入探讨为影响人类神经系统与潜意识，艺术家在各个艺术媒介之间行旅的重要性。譬如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即凭藉电影影像，来呈现传统设计图所无法企及的，他们心中未来城市的角度与速度。作者选取之个案文献，多为绘画与文字，而在班雅明论述中作为艺术、并完全改变二十世纪初至今人类状况的影像，及其在“总体艺术”中的构成，未获得充分开掘。
伯克（Burke, 1966）对于人类历经社会化后、本性中固着的否定面向有着精彩论述。格罗伊不仅区分各个艺术团体的信仰差异，而且指出正因为有所否定之对象，主体方能不断再生。更重要的是，作者读出看似对抗的流派、时代之间，艺术家及其受众相互分享、难以彻底割舍的人类宿命。这令我想到，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不也复制或翻转长时期敌手苏联的艺术或政治创伤经验吗?至于关怀社会者念兹在兹的艺术与权力之关係，应被放置在具体的政治经济脉络下观察外，还需要我们时刻自省艺术的限度。也就是说，文艺的革命性与创造性，即在于它能够不断拆解、组构甚或超越自身，进而与意识形态机器展开论辩。相信风靡今日的跨媒介（intermediality）理念与实践中，亦浮（复）现上世纪美学革命年代我们对于权力的爱与怕，或许问题缓解之道，也存在于将艺术作为媒介（而非成果）的动态过程中。
参考文献：
Groys, B. (1992).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Avant-Garde, Aesthetic Dictatorship, and Beyo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rke K. (1966).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senbaum M., Misch G. & Wieser R. (producer), Fiennes Sophie (director). (2006) Amoeba Film, Lone Star & Mischief Films: 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 [Motion Picture]. (Amoeba Film, Lone Star & Mischief Films).
邱志杰(2012)。总体艺术论。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闻一(2006)。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陈志敏(译)(2008)。符号的想像：罗兰•巴特评论集(二)。苗栗：桂冠图书。(Barthes R., 1971)
赵鑫珊(2007)。瓦格纳•尼采•希特勒：希特勒的病态分裂人格以及他同艺术的关係。上海：文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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