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当代艺术及生态现象扫描

2009-12-02 10:55 来源: 中国艺术家批评网 作者:artda001


摘要:重现和探讨一个时期的美术现象,在这些历史见证物——具体的作品面前,重新感受当年的那种历史氛围,那种创作热情和创作心境,那种为这些作品所感动或有争议的心理过程和精神状态。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美术创作,不论是主流的或非主流的,都一直处于一种意义的“建构——解构——重构”之中。以此为线索,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阶段广东美术的生态现象,这些现象跨越了30年的时空,面对时代的变迁,生活、意识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的作品都呈现着不同的形象风貌和对意义追寻的不同姿态。


 
重现和探讨一个时期的美术现象,在这些历史见证物——具体的作品面前,重新感受当年的那种历史氛围,那种创作热情和创作心境,那种为这些作品所感动或有争议的心理过程和精神状态。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美术创作,不论是主流的或非主流的,都一直处于一种意义的“建构——解构——重构”之中。以此为线索,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阶段广东美术的生态现象,这些现象跨越了30年的时空,面对时代的变迁,生活、意识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的作品都呈现着不同的形象风貌和对意义追寻的不同姿态。


   
    开放性的“消解”带来了艺术创作思维的活跃和轻松,从而形成了艺术家们较为自由,大胆探索艺术观念,充分表达自己个性和艺术修养、艺术兴趣的新局面,这也较为全面地展示一个地区的美术风貌以及其所抵达的文化高度。从艺术的本质意义上讲,权威指向的消解使艺术回归于自身,按自身的规律发展。毕竟,艺术创作是相当个性化的,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只有在一种宽松的境地,在排除了权威话语的导向、经济的考虑、功利的诱惑等等之后,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彻底的展现。
    应该说,广东的实验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像“105画室”、“汕头青年美术协会”等这样少数的青年美术群组,当时主要是进行一些探索性、实验性,也包括尝试性和学习性的艺术活动。 “105画室”以李正天、杨尧等当时广州美术学院青年教师为主体,他们除了创作和探索外,还积极与北方的艺术群体开展活动。“汕头青年美协”在1981年由一群年轻人自发组建,陈政明任第一任的会长,王璜生、郑林华是当时主要的组织者,组织举办了多次大型的汕头青年艺术家的有一定探索性实验性的展览,还编辑出版多期带有理论思考色彩的刊物——《会刊》,《会刊》封面使用了罗丹《思想者》的图像,提示着汕头青年美术对“思想”的渴望和追求。“汕头青年美协”主要的活动相对集中在1981~1987年之间。
    稍后,“南方艺术沙龙”的出现和其他零星的艺术活动,在国内受到关注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方艺术沙龙”以王度为主要人物,以综合美术、舞台表演、音乐、诗歌等为特点,在表现方式和观念上有较大的超前性。但是,与北方的活跃相比,在广东却表现出一种缺乏历史上下文关系的区域性的经验探索,如果我们在这里把“南方艺术沙龙”的出现和其学术思想出处作为与当时北方各种艺术群体分野的标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东当代艺术发展的某些特征:正如广东的现代艺术不能像北方形成各种组织,产生各种宣言,而只能成为散状的沙龙形式一样和个体艺术家的独立探索。最初的广东当代艺术的探索“南方艺术沙龙”的王度以及作为独立艺术家的李正天、杨诘苍、张海儿在绘画、雕塑、行为、摄影等方面的实验性行为所构成的艺术探索,没有像更多的北方艺术家那样去承担起整个中国的沉重使命,而是去各自寻觅和组织自己未知的前程。
    广东当代艺术真正成为一种发展的艺术形态应该是在1990年后,也就是“大尾象工作组”开始活动并举办第一次展览后。1991年,林一林、陈劭雄和梁钜辉组建了艺术小组“大尾象”(1992年,徐坦加入)并举办了首展,紧接着有第二次展览,分别在文化宫和某地下停车场展出,关注的人并不多。他们又将自己逼到了“街垒”的地位,从暗夜中的城市的酒吧——“红蚂蚁酒吧”,到城市的街道——“林和路”,都成了他们构造艺术实践和艺术理想的展示场所。以“大尾象”的产生和展览为起点,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画廊》杂志也第一次发表了他们的作品并向外界作大力推介。后来郑国谷也参与了“大尾象”一些展览活动,之后,以边远小城阳江为基地,与周围的年轻艺术家们构成了所谓“阳江青年”的一种艺术现象。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后的广东当代艺术,一直是以一种迥别于北方艺术形态的方式行进的,诸如“大尾象”工作小组、“卡通一代”(黄一瀚、冯峰、孙晓枫、江衡、响叮当、苏若山等,后期人员有较大变化)、游牧于城市的外来者(如湖北艺术家群的方少华、李邦耀、石磊、杨国辛等),还有在广州美院坚守和突围的邓箭今、范勃、周涌、刘庆元等,以及“后岭南”水墨群组等,相继出现和亮相,对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做着推进和建设的义务。但在广东的文化语境中,尽管这些艺术现象具有某种前卫的特征,但因为其经验的特殊性和文化语境的特殊性,使其难以跟整个中国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场发生较大的共震和互动。所以,往往只作为一种前沿的实验形态存在着,并在中国的语境中,他们的这种异质经验往往被悬置了。


    二
    广东艺术机构、艺术空间和艺术生态环境方面,30年来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有些经验也很值得关注和具有很深的意味。美术家协会系统和画院系统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它作为主流美术的代表和有效的组织机构和创作机构的作用和号召力,在专业创作、主题性创作、主旋律创作和群众性艺术活动中,以巨大的体制力量包括组织、资金、评选、奖励、晋升、职称等等,吸引住普遍的关注心态和眼光。如历届的全国美展,广东省美展以及相关的评选、推“星”等活动,有效地建构了30年来广东美术的主流历史。广东的艺术界在主流创作的热情和成果上一直是被看好的,就像最近组织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全国美展”,广东借天时地利与人气之便,入选的广东艺术家作品达一半,获奖作品占三分之二,可见这种主流美术在广东的绝对吸引力和号召力,这也更可以看到广东美术生态的主要特点和成果高度。在这次“纪念改革开放30年全国美展”的前言中这样概括性写道:“美术家们以澎湃的激情和由衷的赞美,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新时期的美好生活和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丰富多彩的作品,突出反映了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为和谐时代献上一曲深情的颂歌,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留下历史的印记。” 2006年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借建会50周年纪念之机,隆重进行了“50件经典作品”的推选评选活动。尽管这是一件难度极大,也很容易引起争议和不公的事,但是评选的结果一些作品还是令人信服地戴得起“经典”这一桂冠。作为主流美术史的编写方式,以及国内美术界和社会大众的需求,评选“经典”作品得到了轰轰烈烈的关注和作用。而在响应国家文化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项目”中,美协、画院等大力发动、积极组织、认真落实,也较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作为教学、研究、创作学术机构的美术学院系统,在国内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中排名还是靠前的。如果说广州美术学院作为代表,借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春风,在国内艺术界有过辉煌业绩的话,那就是“设计艺术”和以设计为龙头的产业,以及一系列教学改革。汕头大学长江艺术设计学院和深圳大学设计学院等,都在引入国际教学经验、方式和人才方面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广州美术学院的新校舍的建成,更使广州美院成为了号称世界最大的美术院校,这不仅体现了广东的经济实力和办事风格,也看出了广东的艺术教育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决心和魄力。
    作为研究、收藏、展览、社会公共教育和服务的美术馆系统,这30年来的发展和成绩是特别引人瞩目的。1976年深圳就建成了“深圳展览馆”,并于1987年更名为“深圳美术馆”,举办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活动,特别是“深圳艺术节”活动,成为了连接大陆和港澳台文化交流的桥梁。而1997年是广东的美术馆大发展年,在这一年中就冒出了规模不小规格不低的三座大型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随后不久,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建成,广东出现了新的美术生态环境,从创作、交流、展示、美术史研究、收藏,以及公民的美术普及和素质教育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理念新的活力。众多的国际性大型展览、艺术大师展览,美术史研究展览、大型策划性展览、跨领域的美术文化学术活动等等,为这一时期广东的美术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新的时代精神风貌,从另一个角度大大地扩大了广东美术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如出现了一些在国内国际产生巨大影响,具有重大学术分量的艺术活动品牌:“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深圳何香凝美术馆雕塑年展”、“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广东新青年艺术大展”、“广东美术馆新青年艺术论坛”、“深圳美术馆美术批评论坛”、“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国际巡回展等,有效地推动新一代年轻艺术家和学者以新的艺术形态和艺术观念介入于广东新文化的发展,也将广东的美术、学术力量和影响推上国内国际的新的台阶。
    而民间艺术空间的出现也为广东的文化生态带来另类的生机。以交流当代文化的名义而创办的博尔赫斯书店(空间),有效地成为本地乃至国际文学艺术家交流的空间。2002年之后“维他命”艺术空间和“PARK19”、“LOA345”等艺术空间的出现以及近期的“广东艺术新势力”展览现场(酒吧及画廊),无论这些空间注重艺术推广还是注重艺术交流,都给广州的艺术带来了新的变化和影响,成为支持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线索。而深圳的OCCT艺术中心和时代美术馆在当代艺术的学术规范化工作方面以及策展、研讨、出版和国际交流方面都作出了备受瞩目的成绩。


    三
    作为广东美术生态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批评和史论研究方面,1980年前后曾由王肇民引起的关于“形是一切”的讨论,杨小彦等理论家批评家与艺术家共同参与,持续地对艺术的形式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等话题展开了讨论,这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形势下广东美术界的思想解放的一次大讨论;而李正天撰文著述探讨艺术的“本体论”的问题,这在全国的理论界来讲是开先河之举;1989年 “第七届全国美展”前后,广东美术界借主场之利,有过一次思想开放的评选改革和美术批评的开放,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争议是开放的一种标志。其后,广东美术批评界也出现了像梁江、李伟铭等对广东美术特点等的探讨,而后1993年由梁江主编的《广东美术家》杂志创刊,继续讨论广东美术的特点及优劣势话题,而《广东美术家》在存在的短短四期一年出头的时间里,参与了全国一些理论话题及批评的活动,尤其是对中国的实验水墨,率先作了专门的讨论和专刊(由王璜生、黄专执行编辑),这在中国当代艺术方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很遗憾,《广东美术家》在经费不足和非议声中黯然停刊,没有发行和销售出去而存放在办公室兼仓库的大量杂志,被工作人员擅自卖给废品站回炉为纸浆!具有一定学术指标的《广东美术家》的国家刊号,后来被多次倡议改为通俗化能赚钱的《漫画》月刊,但是没有转办成,最后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取消了。《广东美术家》杂志的遭遇和命运,多少反映出广东美术家和理论家批评家的无奈和悲哀!也多少可以说是广东文化界的一个缩影!
    其实,美术杂志和专业媒体的学术高度和专业程度极大地体现出一个区域的美术发展状况和理论批评的风气及能量,也是一个区域不可或缺的对外展示美术创作及理论批评的窗口和交流的平台。1980年《画廊》杂志创刊就推出了王肇民的“形是一切”的讨论,而后在关注和推动广东本土美术和海外华人美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时间颇受好评。20世纪90年代开始,《画廊》更积极地参与国内国际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先后做过“北京自由艺术家”的专访和专题,“大尾象”工作组等的专题,并策划了一些专题讨论和展览活动等,受到国内国际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广东理论家王璜生、杨小彦、黄专等先后执编或主编了这一阶段的《画廊》杂志。后来,《画廊》杂志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动荡和彷徨,现在又回归了广东美术界,也逐渐成为有一定定位和想法,有操作运作能力的广东唯一的美术杂志。
    1992年“广州当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举行,引发了对中国刚刚掀起的艺术市场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而由“艺术市场”的出现而涉及的策展体制、批评体制、批评家与艺术家、作品的关系等等新问题和新思考,给国内的艺术界和理论批评界带来了结构关系和身份新的变化和新的理论冲动。广东的美术理论界如皮道坚、杨小彦、黄专、邵宏、鲁虹等参与了这样的“操作”(吕澎语)活动,为这种艺术学术体制和艺术市场机制提出了一些理论和反思。一时间,广东的艺术界理论界似乎非常活跃非常热闹,但是这种活跃和热闹好像起因于广东这里特殊的市场经济氛围,而又与广东总体的艺术发展和批评风气没有特别的关系和作用似的。
    这样的特点构成了广东美术界和理论批评界基本状况,一方面,广东这里聚集了为数不少的在全国有不小影响的美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如李伟铭、皮道坚、黄专、李公明、严善錞、杨小彦、鲁虹、孙振华、李正天、谭天、邵宏、冯原、陈侗、李清泉、王璜生等,他们的史论研究、理论批评、策展活动,以及学术品格和研究方式,都在全国的美术界理论界诸多建树和备受瞩目;而另一方面,“墙外开花墙外香”,广东美术理论家在外面所进行的工作和受到的关注比在广东所得到的反应要强得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其实,这与广东美术的生态环境有关,也将直接影响广东美术生态的健康发展。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和反省的必要。
    应该承认,广东批评家对广东本土当下的美术现象及问题的关注和介入是比较少和比较缺乏主动性的,但是,一直以来,理论家对广东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却是非常深入和颇有建树及到位的,李伟铭、黄大德、朱万章等对“岭南画派”的很具学术深度的研究;年轻学者蔡涛、胡斌、陈迹、李若晴等对广东20世纪早期美术现象的研究,以及学者们对广东美术文献资料的高度重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都可以看出广东的理论批评界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果。
    1997年广东美术馆建成以来,在组织广东的美术理论研究工作和相关的策划、出版、论坛、研讨会等方面有较主动的意识和明显的成果,如对广东老一辈艺术家,特别是多少被历史遮蔽的艺术家李铁夫、冯钢百、黄少强、符罗飞、谭华牧、赵兽、梁锡鸿等的研究、挖掘、资料整理工作,以及展览、出版等;举办了难记其数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及学术论坛;整理出版了不少研讨会论文集、文献资料集;编辑出版了《美术馆》和《生产》的探讨美术文化性和前沿性的理论性刊物,在国内学术界反应强烈,足见广东在美术理论领域的力量和建树。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文化论坛”和深圳美术馆的“美术批评论坛”,以及中山大学编辑出版的《艺术史研究》丛刊,都表现出广东整体上美术理论及批评在全国学界中的影响力和地位。
    不过,确实,“墙外开花墙外香”或“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广东美术理论现象是非常突出的。
    不可否认,广东美术的活力、矛盾及潜力都是因为这一地域的诸多社会因素和特点而呈现出来的不可被简单归类和描述的意义,而这种开放性和多样性也由于时代精神的变迁受到越来越多的影响,以至于对其今后的期待和某些现象的质疑都将影响我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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