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身体——关于刘铮的《国人》

2008-12-24 13:20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1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对待摄影意识形态的态度上,姜健与刘铮是不同的。我所谓的摄影意识形态,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么一种对于摄影的根本认识:摄影家迷信摄影所展现的影像就是绝对真实的,不容置疑的。姜健之所以拍摄<主人>,一个重要动机是他相信他的照片是有文献价值的。他说他在拍摄时“选择最基层、最平凡、最众多的人群,他们才最具‘代表性’“。他希望以一概全,以这批农民形象代表中国的农民,就像桑德企图使自己的肖像照片成为人类的原型那样。因此,他采用这种尽可能收纳大量信息的呈现方式,相信摄影有这么一种展现“真实“的可能与力量。而刘铮在拍摄<国人>时,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他的“国人“形象是不管真假虚实的,只要他认为可以代表他心目中的“国人“形象,他都会收入镜头中。因为他意识到“基于现实的创作,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既表现出不同的摄影创作态度,同时也表现出对摄影的真实再现的可能性的不同认识。也许,刘铮更认同个人的判断,更不受摄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在这背后,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同世代的人的不同态度。

     我始终认为,任何想要作出本质主义的判断都是徒劳的,也是一种谵妄。虽然我在这里把在生理学意义上属于两个不同世代的摄影家姜健与刘铮作了一些比较,但我的本意并不是要以此就对这两代人作出一种非此即彼的结论。我认为,他们两人所呈现出的种种差异,在许多方面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两代人的差异。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差异又确实是决定性的。不过,我宁愿认为这是两个个体因了遭遇不同的时代,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而有了应对现实的不同方法与态度。任何从生理学意义上的一刀切式的代际分类,都包含了排斥一些特殊情况的危险性,这也同时隐含了一种强加于人的武断。这是需要我们始终保持警惕的。也许,更难的是找出他们的共同点。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两人的摄影实践都为当代中国的摄影文化带来了刺激与活力。同样的,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对中国摄影的批评实践带来一些刺激。

     结语

     威金曾经编辑了一本名为《医学摄影杰作》的摄影集。在为这本收集了许多医学史上的各种畸型人的照片的摄影集所写的序言中,他说:“这些照片无论是从人类学、历史学还是文化史的角度看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所以这么认为,并不是因为它们单单作为时代的断层像化石似地被保存了下来,而是因为在它们上面保留着遥远的过去的身体的冲动、意识的变化与成为肉体形象的感情的欲望。这些杰作是人类创造的历史的一部分。画家、雕塑家们的作品,不管他们想要做出什么样的杰作,那终究是想像力的产物。然而,我们称之为摄影的这个生产最逼真的现实表象的永恒的记忆之镜却是超越了想像力的事物的产物,拥有这面镜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才开始的事。可是我们还对我们自身黑暗的影像心怀恐惧,即便它们是遥远的过去的投影。在这里出示的照片既不是拉斐尔前派的虚构的绘画,也不是天堂或地狱的超现实的幽灵。它们是过去赠给现在的我们的礼物。”威金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对刘铮的《国人》的评价。

     刘铮的作品也同样“保留着遥远的过去的身体的冲动、意识的变化与成为肉体形象的感情的欲望”,因而也同样成为了一种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下现实的种种令人费解的奇特现象的“影像化石”。我相信,当刘铮在面对他镜头前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形象与现象的时候,他将它们以摄影方式转化为“影像化石”既是为了解除他对悠长的历史文化的某种恐惧以求获得某种救赎,也是为了通过摄影的方式重新塑造历史,更是为了对现实与将来作出一种倾注全力的影像回应。而《国人》,就是他赠给现在与将来的礼物。
参考文献:

     刘铮,《刘铮自述:关于〈国人〉》,《人民摄影》2001年8月22日,第十版)

     李晓斌,《关于<上访者>的拍摄及其它》,<老照片>,15辑,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

     Witkin,Joel-Peter(ed.),Masterpieces of Medical Photography: Selection from the Burns Archive(Pasadena,Calif.:Twelvetree Press,1987)

     《主人──姜健摄影作品集》,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年,北京。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

     《摄影家》,第58期,2001年12月,摄影家出版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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