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良访谈:关于最后的晚餐和其他方案

2012-12-10 19:53 来源: 艺术时代 作者:


 

85、86年的时候,是中国正好有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那时候是胡耀邦的时代。胡耀邦的时代实际上是从84年开始的。85年86年发展的非常快。实际上很多的中国现代艺术包括行为艺术都是那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的很多计划呢,在86年底87年就被压制掉了,那时候就是反自由化。我们很多作品的想法呢,大家也聚起来碰过面,但是后来也都没有实现。

具体点?

记得当时86年的时候,我们想搞一个行为艺术展。86年初,我们在上大美院的教室里面,有李山、宋海东、胡建平,可能还有丁乙,这些人都有,可能还有徐龙森,整个人员结构很乱的,那时候很乱的。那么每个人都报一些想法,准备怎么样。那时候好像行为艺术和表演性的艺术非常的连贯。今天早晨我在回想这个事。我当时有个行为艺术的计划,就是一公里的线,当时我们都是老师,我就提出就叫我们学生穿黑颜色的衣服,“把人民包裹起来”,现在改造掉了,靳山那时候当学生的,不知道他记得不,人民广场这边人民大道,我叫学生排列好然后躺下来形成一公里的线,大概有一千米、八百多米。中国很怪,在85、86年的时候中国的很多行为艺术都是在那时候做的。但是87年86年底,就不行了,就被彻底打倒了。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还李山他们——当时是在南京路和陕西路,就是现在的靠近平安电影院、恒隆广场、中兴泰富这个地方当时有个三角花园,就是马路当中有一个绿地,这个绿地是三角型的,我当时和李山准备和戏剧学院合作,搞一个街头艺术。我们想把那个绿地布置起来,有个街头表演,就想在这个街头做。当时我们还托关系找到当时的一个宣传部长叫潘伟明,但是后来由于潘伟明的下台,这件事情也没有做成。我们那个时候的计划是很多的。有些计划落实了一部分。那么有一段时间呢,上海的各大美术馆可能经济有问题,就经常在美术馆里做一些展销会,听起来会比较滑稽,但那时候确实是,就是卖卖衣服什么的,美术馆把场地租出来,租给那些卖小商品的人,这是在80年代中叶到后半期的时候,那时候经济不好。那时候就是要求这样,我们计划准备把江阴路花鸟市场搬到美术馆里头,我们想搞一个行为装置的艺术,可能那时候最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有钱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没有钱,很多计划都是讨论完了,但都没有做成。

可能就是因为经费是问题?

经费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没经费没有办法弄场地呀,没有办公有人去给你去做。88年上海的现代艺术家举行了一个聚会,说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做好。我们有一个方案,就是《最后的晚餐》,这事在上海美术馆做成的。做成的时候,这个方案也有很多的改变,大家都报方案,有很多人,都是上海的一帮成熟的艺术家,有李山,有我,有张建军,有周长江,有王锦国,有徐龙森,有栗宪庭,有吴亮,有肖晓兰,有宋海东,有裴京。最早的方案都比较简单化。第一个像李山提出来在美术馆里卖土豆,去了次东北然后就对卖土豆感兴趣了,他说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展览就报个方案是卖土豆。宋海东呢不知道那时候饥饿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提出来要用面包搭一个墙。反正每个人都报,然后我自己就想,全把我都忘了。我自己也报。有一天栗宪庭在上海的时候说有一个方案他想了很久,就敢说出来,就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但是当时正好是中国文革艺术开始讨论的时候。当时我的方案很特殊,就是说三个人的脸上要带上毛泽东的面具,当时是一个多混乱的文化时间段。但是你要想那时是88年,要可口可乐,要有饮料,要有一个西方的和中国的地方很吻合的纷杂的融合性,你要制作自己的音响、自己的音乐,后来这个方案被接纳了。唯一没有被接纳的就是这个脸上要带什么?我们大概有过两三次争吵,很多人讨论,考虑到美术馆能不能做?我说也无所谓,能做就做。当时争论的非常非常厉害。我也说了很多话,大家讨论了半天,最后还是不能接受我的计划。最后就是有妥协地再做给计划,我们后头要铺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过那个很长的通道,这个本来我们就要做的。本来就是个用红的通道,就是用红的布包起来,后来大家要求通道是黑白的,但地面是红的,然后上面有些大的头像剪影。这个剪影有点像领袖像,就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然后脸部呢?最后我是到那时青岛路小商品市场买一个戴的发套,就是穿那种衣服的,这个作品就很有妥协性的做完了。80年代那个时候,实际上想法非常多,有些人的想法蛮残暴的。后来,包括整个到90年代后期到2000年,行为艺术我们都感觉和我们80年代作品很像。但是有些东西我们遗忘了很多。对,主要是行为艺术,主要是对个体的发现,对强权的一种反抗,对西方文化同东方文化的搅扰当中产生的混乱所寻找的一些东西。那时候计划很多,那时候没有什么做展览,大家就是想策划很多很多的计划,只是时间太长,现在20年过去了,有点恐怖,很多东西很零散了。要是那天你不给我打电话,有些东西我也想不起来。

当时你们的“最后的晚餐”这个展览怎么想到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

是这样子的,王景国和张建军那时候在上海美术馆。王景国是当美术馆的馆长助理,就办公室主任这么一职位,然后就到处去拉钱吧。好像有个朋友的汽车公司赞助了多少钱,宋海东还是王景国,反正他们弄到了一点钱,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就这样子解决我们做展览的计划所需。计划就开始了,就希望美术馆尽量不要我们的钱,那时候美术馆付钱,现在讲讲不贵很便宜,在那个时候还是个天文数字。那时候我们工资100块钱,可是美术馆还蛮贵的。我们就做计划,然后让他们给我们这些艺术家开开后门,就是说给了一个时间,美术馆那时候的展览也不多。但是,整个展览最后也没有真正完成,展完以后,据说我们的展览是中国第一个以消防安全为主的展览,封掉了。整个展览持续了27分钟,包括行为艺术。

当时有没有小画册?

没有画册。我拍了很多照片,录像和反转片都有。

88年以后,这个展览后来有什么影响?

这个展览之后,当时想在88年做完以后在89年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再展。我们把这个作品作为上海群体展到中国美术馆去展览。那时候,栗宪庭是支持的,他参与了这个展览。也不是直接参与,就是把他喊过来玩儿了。我们当时就是在中国美术馆的底楼朝东的一个大厅的那个空间设计那个底面,是留给我们的。他当时是以正门,后来用很大的遮光板挡住了,我们本来在那里做行为艺术的,但是去了以后就不允许我们做。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带什么作画工具,我们就是带行李衣服,后来不同意,我们就走。后来就没有展。我们也挺坏的,就写了牌子,说:“我们的展览由于特殊原因给移到中央美院去了,在什么什么地方”,真的写了一个牌子,告诉大家这个展览由于其他原因就移植掉了,实际上也没有这么一个展览,只是谈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一件事。实际上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化解经常的中国政治当中会提出一个没有的事,然后把这件事就化解了。据说还有很多人看了那个牌子,到中央美院去找那个展览。这个牌子放了几天,至少开幕式的时候在的,就是这么个事。后来我就和张福荣、裴京做了一个装置。其他艺术家有些在做作品,有些在架子上做的很多,就是李山在那边洗脚,当时是一个行为艺术,一个很大的门,一个很大的墙,其中我有个计划,就是大家戴好面具戴好什么就往那个门上冲,撞到一起了,再冲再做。他不给我们展,这个事情我们也没办法。但是空间是留给我们的,全都是说好的,几乎是可以展。但是时间很长了,我已经想不出来当时我们怎么跟北京去联系的,因为北京是留给我们上海很大的一些东西,但是空间没有让我们做,死活也不让我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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