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星星美展

2009-10-08 19:21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星星美展

'85——星星美展1979.09.27

第一届星星美展以及“星星事件”

第一届星星美展在1979年9月27日的清晨开幕。二十三位艺术家创作的一百五十多件油画、水墨、素描、木刻版画以及木雕作品悬挂在将博物馆的场地和背后绿树成荫的公园分隔开的40米长的铁栅栏上。与黄锐过从甚密的《今天》杂志的一些诗人也将他们的诗挂在艺术作品的边上。“四月影会”的成员们在现场拍摄开幕式。展览最早的观众除了当时的中国艺术家协会主席江丰、当时的中央美院院长刘询 、时任国家美术馆副馆长的著名女性画家玉峰等艺术界要人,还有附近中央美院的师生们。江丰当场就同意允许艺术家们晚上把作品存放在国家美术馆里—这完全是一种响亮的支持。

但是,事实证明,与当地Z/F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天的展览仅仅受到了来自城市公园管理人员的一点骚扰,而第二天一开始东城区公安局就派来四十个穿制服的po.lice,坚决要求撤除展览作品。黄锐和马德胜被短暂拘留后释放,他们决定在展场以及西单民主墙上贴出抗议信。第二天,也就是9月29日,艺术家到了展场就发现他们用来挂作品的栅栏上贴了一张公告,宣称他们“扰乱群众生活和社会治安”。在东城区公安局的监管下,画展作品被没收,五十名po.lice围住了国家美术馆的东大厅。当天下午,艺术家们在重新在北海公园里隶属于北京艺术家协会的展厅画舫斋聚集起来,刘询想要避免艺术家再与其它Z/F部门发生摩擦,,提出他们可以10月中旬全国文化大会期间在画舫斋举行一次展览。“星星”们起初接受了这个妥协的提议。

但是事情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当晚,“星星”们和民主活动家们碰头,这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让“星星”们相信,接受这样一个表面上挽回面子的提议会损坏星星画会的名誉。卓越的活动家刘青 和徐文立认为他们应该示威抗议关闭画展,因为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了公民组织文化活动的权利。黄锐和其他人一开始比较担心这种直接的政治行动,但最后大家通过投票,决定在西单民主墙张贴谴责关闭画展的宣言。他们也向北京市党委递交了一份同样的宣言,声称如果不承认关闭展览是一种错误行为,他们就一定会在国庆节当天举行抗议示威。

在将宣言张贴在民主墙和递交给给市党委之后,“星星”在刘青家集合。刘询带着一位级别较低的市党委秘书出席。这次集会使两位官员很清晰地明白星星和民主墙活动家们是紧密联盟,而星星也了解到市委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选出了示威游行的指挥人员,策划打着“要民主权利,要艺术自由”的标语游行。示威者们国庆节早上九点整在西单民主墙前集合,黄锐朗读了宣言,马德生对五百人的群众作了演讲。徐文立宣布示威开始,示威群体举着正面为“维护宪法游行”的横幅沿着长安街游行,而横幅的反面写着更具煽动性的口号 “要民主权利,要艺术自由”。国外记者和驻华外交人员的一路随行。游行遇到了po.lice的对抗而不得不改变路线,但最终到达了市委大楼的前门。他们发表了更多的演讲,唱着国际歌,最后抗议和平解散。后来,这些示威者才知道,他们的游行在Z/F高层也引起了争论。 在随后举行的全国文化大会上,“星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激烈地展开争论。游行引起的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让刘询很生气(包括1979年出现在十月20号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的首页报道),他宣布画舫斋展览不能确定一定会举行。

突然,展览得到了批准。1979年11月20日,画会得到通知:三天后可在画舫斋举行展览,而且可以展出十天,一直到12月2号为三止。成千上百的人来买票参观,而这个地方往常每天最多也就七、八十位观众而已。第四天,在刘讯组织的媒体发布会/自我批评会上,一位来自新中社的记者质疑道:“外国记者称给‘星星’贴了几个标签,把他们称为持不同政见艺术家、地下艺术家、造反艺术家。我想请问一下,你接受这些称号吗?”

Li Yongcun 总结了“星星”的态度,回答道:“首先,我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国家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艺术家。我们艺术家以及那些独立出版物都具有一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反对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官僚。不应当把我们看作是不同政见者,更不应该给我们贴上不同政见艺术及阿德标签。第二, 至于说‘地下’状态,可能这是一种误称或者误译。我们是业余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不是Z/F的职业艺术家。第三:如果说我们是造反艺术家,那么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造的是旧传统的反。”

画舫斋的展览如期进行至12月2日闭幕,最后一天破纪录地接待了九千名观众。


“星星事件”与历史

背景

历史往往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来选择它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事件。有人千方百计地要进入历史,却始终没能如愿。有人在灵感得到之初,只是想按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灵感,却不自觉地在为历史说话呐喊。1979年夏天,但北京的“星星”美展的骨干成员们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的一家杂院里商议举办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画展时,他们也许没有料到,他们正巧站在了中国现代艺术历史的门槛上;或者毋宁说,他们正一步站在了中国历史的门槛上。
从1949年以后,艺术家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出钱供养的工作人员。不管是艺术学院的新毕业生,还是没有从艺术院校毕业但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美术单位”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在生活的基本来源上得到了保障。民间艺术家这一称谓的所指往往是在农村里没有国家工资和“商品粮”供应的农民或其他人。当然,所有的美术展览都由Z/F的有关部门组织承办。民间展览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艺术家们为了展出自己的作品,就必须将作品送交某个筹展机构,以获得认可和批准。而筹展机构作所扮演的角色和职能,往往是随着Z/F的政策变化——在中国,政策变化的幅度又往往惊人——而变化。不难看出,这一艺术行政机制,在有其某些优越性的同时,又包含了多大的弊病。尤其是,当我们把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政策”和这种机制相联系,我们就能更深一层地意识到这种机制实质的产生背景了。对艺术家的钳制,其最佳的方式不过是取消他的发言权利——取消他的作品的展出和发表权利。在物质条件相对薄弱经济相对贫困的中国,推行一统化的艺术格局,提倡一统化的风格方式,就是牢牢抓住展览筹备审查和杂志编辑发表的权利。以此方式,曾经将中国艺术的发展凝固了十余年。这一点,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对于那些试图以自己所喜爱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真实内在感觉的艺术家来说,在那样一种机制的压抑下,在那样一种氛围的笼罩下,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加入时尚,放弃自己的真实内心,遵循历次展览的制作要求;或者,保持沉默不语。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的现实,让许多艺术家无法进行选择。因为,在一切都以阶段斗争为纲,一切行为都受“非左即右”原则检查的时代里,沉默甚至也是一种罪过,不语往往是不满的同义词。而不满所将导致的噩运,足以令艺术家们不寒而栗。在“文革”政治高压和“无情打击”的形势下,中国的大多数艺术家们只能忍痛选择前者。
到1979年时,尽管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下台以及邓小平倡导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为艺术上的创作松动和风格多样化准备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条件,但艺术机构的运行机制却丝毫未有改变。对于那些想按自己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感受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发言权依旧被掌握在“美协”或美术馆等机构里。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家的感受和追求、语言形式等依然将接受一遍又一遍的体验。而检验的标准,往往又是一统化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思想领域的解冻开放仅仅处于开始,艺术范围内的探索和批判甚至还要迟缓一些。尽管“伤痕”艺术中的许多作品也评击了现实中的黑暗和苦痛,但这些评击往往被辛酸的回忆之泪所浸透软化,它更多地是指向已成为了过去的一些历史表象。对悲剧产生根源的思考,则留给了后来的人们。况且,这些“伤痕”艺术作品,都是在美术协会等机构认可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出的。一方面,这固然体现出了中国艺术的真正苏醒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伤痕”艺术的得以展出,正巧与中国GCD和Z/F在当时的迫切任务相吻合。当时的Z/F和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作出深刻的检讨与反思。
总的说来,1979年的中国,已经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和破土而出准备了条件。但是,对这破土而出的方式和萌芽生长的状况,人们是没有能力去想象和预见的。历史似乎在等待。

筹备和展览过程

    “星星”美展的动议和想法,最初来自在一家皮件厂当工人的黄锐和在一家机械所当描图员的拄拐杖的马德升。1978年底,成立了以这两人为首的筹备组,加入者有在《世界图书》当临时编辑的种阿城,有化名为薄云的当时刚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做研究生的李永存,还有在中央电视台照明部工作的曲磊磊。最初的成立会是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黄锐家举行的。钟阿城曾这样记述说:

  如约赶去参加筹备画展的聚会,地点在东四14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西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板画,……灯左马德升,灯后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要紧处,就挤到门口。(1)

    而当时的倡议者黄锐,则记忆了选画的过程:

    由我和马德升想看作品后定人选。在克平的家里是戏剧性的,我和老马在他的屋子里,惊讶有不少奇怪的木雕。我说:“在展览里你的作品会最轰动。”他说:“是吗,那我就参加了。”可是他连最轰动的画家马蒂斯、康定斯基都不知道。在严力家,我们是去看李爽的画的。我仅知道严力是诗人。除了李爽的画以外,还有幅风格别异。严力说是他的画,并问:“怎么样?”“不错,有新东西。”我们回答。“来参加展览吧!”严力被突然的邀请乐坏了,据说当晚就喝就喝出了毛病。(2)
    从选画的方式不难看出,“星星”美展自身并没有十分明确的主题。这不过是一次极普通的同人展览。确定作品的程序是简单的,确定作品的标准也十分简单。只要“有新东西”就行。我们不应忘记,这次展览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是一些不再美术单位工作的“业余”艺术家。因此,他们的展览作品确定程序,就可以完全抛弃学院派的一套。

    1979年夏初,“星星”美展的作品筹备基本就绪。黄锐和马德升向北京市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刘迅申请正式展览。刘迅在黄锐家里审看了作品,当即同意安排。但是北京市美协展厅的展览日程已经排满,“星星”美展只能等到第二年。“星星”的成员们商议,要抓紧时间,甚至不惜在露天展出。展出的地点选定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一个街头公园。

    1979年9月27日,“星星”美展正式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铁栏上展出。展览导致了很多大程度的轰动。展出的150多件油画、水墨画、钢笔画、木刻、木雕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并吸引了一些专业美术工作者。展览的第二天po.lice面干涉,要求艺术家撤回展览的作品。9月29日,“星星”美展正式遇到了困难。王克平是这样来记述当时情形的:

  …我一早骑车到美术馆,发现一些角落多了些po.lice,预感到不妙。又发现我们挂在美术馆前的厂告牌也不见了。我奔向小花园,只见三幅大布告挂在铁栅栏上,几个po.lice背手站立其问,三幅布告内容一样用毛笔抄写,下边盖7两个大红章。

    布告全文:.

    “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常生沽扣秩序。
    为7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1979年3月29日《通知》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通知》处理。
    此布。”
    我想马上打几个电话,我先到美院附中.进传达室,只见一屋子po.lice,赶紧退出来。其它地方也有不少埋伏。
我转了几处,找不到电话,又返回小花园。见到黄锐,黄锐说美术馆东门厅里有五十多个po.lice,我们的展品被扣,拿不出来。谁也没有料到po.lice会来这一手,我们束手无策。(3)

    展览被撤消后,“星星”的成员们曾通过北京市美协负责人刘迅同各方进行联系,但无效。于是,在9月29日晚上,由“星星”和其它一间民间刊物的人商议决定在第三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并正式控告北京公安局东城分局。9月30日,刘迅出面调解,要求“星星”成员们放弃游行。然而“星星”成员们却执意要继续下去。王克平是这样记述的:

    大家讨论集会游行的大标语和游行口号。
    ……
      推选出集会游行的第一线指挥:黄锐、徐文立、北岛、吕朴。第二线指挥:王克平、刘青、芒克。……(4)

    后来,游行的名称被改为“维护宪法游行。”

    1979年10月1日,“星星美展”的部分成员与其它一些人在“西单民主墙”前汇合。在发表演讲(其中包括马德升)后,游行开始。游行队伍从西单出发,向北京市委前进。在游行的过程中组织者又发表演讲,并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北京市委没有同集会者正面接触。最后,游行队伍散去。

    这一次进行的抗议游行,引起了国际新闻界的轰动。。然而,这并没有给“星星美展”带来任何好的直接后果。

    10月2日,“星星美展筹备组”和北京当时的民间刊物《探索》、《活土》和《四五论坛》等编辑部联合起草了一份《告人民书》。这份《告人民书》叙述了10月1日游行的起因和经过,为游行活动进行了辩护:

    群众自办的“星星’露天美展于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街头举行。展出地点东、南两侧离路旁均有数十米,西侧是美术馆东墙,北部是小树林。美展一共展出了29位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作品有继承有突破,令人耳目一新。
从27日到28日,两天展出,秩序井然,观者踊跃,丰富了街头公园游客的文化生活。展出期间受到了美术界老前辈的支持和赞扬。

    ……

    “星星”美展完全应受宪法保护u的。它作为艺术品展出,完全不是那种贴满大街小巷的宣传品,或大、小字报,是不受那个“六条通告”约束的,因此,借口维护“六条通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诡辩。
……(5)

    在此之后,中国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政治震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被撤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星星”美展的展出问题不再被人提起。“星星”似乎沉默黯淡了。

    11月20日,北京市美协的刘迅突然通知“星星”成员,告诉他们展览可以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继续举行,时间是11月23日至12月2日。
   
    在画舫斋的展览也极为成功。平时清静偏僻的古老庭院挤满了人。《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星星美展”自己出资的广告。11月30日,在画舫斋举行了一次座谈会。12月2日,展览的最后一天,共卖了约8千张门票。

    1980年,《美术》杂志第3期刊登了栗宪庭以“本刊记者”的身份写的一篇题为《关于“星星”美展》的文章,并发了五幅“星星”美展的作品。

    1980年夏初,“星星画会”正式成立,并在北京美协正式注册。此画会的主要成员有:黄锐、马德升、钟阿城、李永存(薄云)、曲磊磊、王克平、严力、毛栗子、杨益平、李爽、艾未未等。画会组织的第二届展览,得到了江丰的支持,从而得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的时间是8月20日至9月4日。《人民日报》8月26日刊登了“星星”美展的广告。参展者除了以上的骨干成员和参加过首届展览的朱金石、肖大元、周迈由、邵飞、甘少诚、张世琪外,还包括新加入的尹光中、李永奇、赵大陆、包炮、宋红、赵刚、陈延生、张之中,刘大宣、曹立伟、汪建中等。展览又一次引起轰动,并延长到9月7日结束。在16天的展出中,共有8万余人参观了展览。

    现在来判断“星星”美展展出方式的合法性和游行示威的合法性似乎已经显得多余,因为历史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这一现象。从文化大革命的专制黑暗中苏醒过来的人们,第一次呼吸到了艺术自主的空气,并为之欢欣鼓舞。因此,如果谁试图使他们重新失去这种权利,他们的反应必然是强烈的。同时,由于这种自觉的对艺术的捍卫,使得更大范围内的人民感受到了某种新的价值标准。这种新的价值标准在今后的发展中,将逐步被确立和充实,以至于为今后的艺术能更自主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一个前提或一种氛围。从今天看来,没有10年前的“星星”美展以及围绕展览的一系列事件,那么1985年、1986年中国现代艺术的某种程度的繁荣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情况,在我们今后的描述中将会被证实。

“星星”与历史


  一部中国的现代艺术史如果不包括“星星”美展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一部“艺术形象语言”的发展史如果过多地强调“星星”的地位,也同样不可想象。当然,如果我们把整个“星星”事件当做一次精心设计的大的行动艺术的话,也许我们的评价又会有不同。但历史上的“星星”艺术家们并没有意识地这样去做。在他们的时代,“_最轰动”的人物马蒂斯和康定斯基、杜桑和劳申伯等人的思想还以法文或英文的形式储藏在外版书里,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不过正是由于这些艺术家凭着一种冲动和纯真来组织“星星”美展,才使得他们成了翻开历史书页的一群弄潮儿。

    1981年的《美术》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子泉”的短文。文章的标题是《致星星美展作者们的一封信》,在这篇短文中,作者抱怨了星星美展中的许多作品他看不懂,“不仅我看不懂,我们这里好多同志看后也都说不懂。”他宣称,“参观的人虽然很多,意见簿上也不乏赞美之词,但我认为,到底有多少人懂?”接着,这位显然有文化素养的作者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我们反对把美术仅仅变成图解和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美术作品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应该把美术作品作为教育人民的一种手段,使人看了作品,潜移默化.从而提高共产主义道德、品格的修养。因此,需要有一定的内容。这又牵涉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使人看懂,光是在形式上玩弄,是搞不出名堂来的。…~种什幺也不像石雕,能给人以什么样的美的享受?又有何教益呢?⑧

    毫无疑问,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并非只文章作者一个人有。可以说,习惯了实用主义文艺观的中国观众在面对“星星”的艺术作品时,大多有这种心态。一些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象的线条和几块石块,有什么用?这篇短文的文字,清楚地向我们描绘了“星星”美展所面对的现实。也正是在这种与现实的反差中,我们看到了“星星”的历史价值。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抽象与形式”一节里所描述的那样,“星星”美展是一场关于内容与形式和抽象的大讨论的引发事件之一。讨论本身没有结果和定论,但讨论所触及的种种问题,讨论中所展现出的种种思想,为今后的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基础之中,毫无疑问有“星星”艺术家们的汗水和脚印。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当时的中国,一切艺术展览都通过美术馆和美术家协会的渠道来举办。真正的民问艺术展览似乎并不存在。“星星”美展的举办和进入中国美术馆的过程,却形象地表现了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现代艺术的道路。从非官方、民间的到被承认,到进人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殿堂;从街头美展到北京市委准予在画舫斋继续展出,难道还有哪一种艺术流派或团体的经历,能比这样的过程更激动人心呢2基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星星”艺术家的价值远远不能与‘‘星星”美展组织者的价值相比。1984年以后,中国的民间现代艺术团体和民间现代艺术展览的风起云涌,又有多少功绩该归于“星星”事件的影响呢?

    在1984年之后,“星星”成员们“作鸟兽散了”。尽管他们仍孜孜不倦地试图继续进行新的探索,但力量已经衰弱。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星星十年”展览上的作品,远远不及首届和第二届“星星”美展上的作品那样有冲击力和情感力量。

   在国外,艺术家们面对的是一个他们必须适应的“前卫”或“超前卫”环境,而他们自已的“前卫”作品,则失去了在国内时所具有的“前卫性。”用一位纽约画商的话来说,他们的作品在当今艺术世界里“毫不新鲜。”画商的评价也许带了过多的钞票行情色彩。但苏立文(Michael_sullivan)在为“星星十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出国后的“星星”的评论,却十分中肯:

   少数“星星”成员现在也放弃了斗争,他们将被忘怀。今天这里展出的艺术家们仍在从事创作,但他们现在要征服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对手。现在再没有明确的对象,专制的文化官僚,去供他们果断地挑战。他们现在的敌人更阴险,更难对抗。因为这些敌人是孤独和自我怀疑;是轻易得到的名望与财富;是无闻的孤寂与贫困;还有东京、巴黎、纽约艺术世界的竞争与物质主义。⑨

   苏立文对“星星”的前途作了含蓄的悲观估汁,这是有道理的。1985年以来,在中国出现的现代主义艺术浪潮里,已经没有“星星”的身影。而且,中国新一代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其批判的力度和勇气,其形式的多样拓展,不仅远超过1979年和1980年的“犀星”,也远超过了1988—1989年的“星星”。

   当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簇拥在一起时,它们能发出一个星系的光亮。然而当它们各自离散,各奔一方时,它们的光就不再明亮。然而,在穿破大气层的那一刹那,它们发出了耀眼的火花。哪怕在火花之后便是沉寂,人们也自然会记取火花闪亮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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