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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心左翼对女权运动的冷思考

2015-11-23 11:49 来源: 火花读书会 作者:秋火


文︱秋火

近一个月适逢口口访美UN大谈女权之百年难遇机会,知识界出现了一个针对女权主义者的策略或路线的小小争论[1]。争议肇始于作者“白信”9月29日发表在澎湃网的《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如此接近于“行为艺术”?》,标题就很扎眼。紧接着10月1日破土网就有热心读者做了一篇充满对立情绪的反击。三天后被认为“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代表人物”艾可受邀在微信公号“新京报书评周刊”也发表了对白信的尖锐回应文章;同时推送的还有一位生于1970年代的同济大学“女性主义批评家”张念教授,更是从理论上尖刻回应了白信文章。更有意思的是又过了两天10月6日香港中文大学一位研究性别的青年学者林芳菲用一篇更理性辩证的文章,论述了方向清晰立场坚定的“女权左翼的必要性”。

这场争论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白信确实提出了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虽然他的提法和论述带有不少典型偏见,却仍有引人思考之处。但这场争论却似乎陷入了各说各话的境地,比如白信侧重谈行动策略,破土网的作者却侧重谈政治路线,艾可的文章则像是女权运动对外发言人的外交驳斥辞令,张念教授的回应却似乎正中白信对一部分“女性主义者”的评价。本文并不打算逐一分析这些文章,而是想借此争论表达近半年来我抱着真诚和敬意理解女权主义的一些初步的独立思考(本文更是一份思想笔记)。但为避免可能的误会、疑惑、或只是回应好奇心,在介入这场敏感的论战之前,我想抱着最大诚意说下我为什么关心女权议题以及我持怎样的心态和立场。

【我为什么关心女权运动与我的立场】

惭愧地说,我是今年3月女权运动遭受打压时才开始关注女权运动,并且随着抗议和声援的迅速升温从急切的关注转变成了更深切的关心,乃至甚至产生一种作为同受压迫者的共鸣和敬佩。

不过,从个人的角度说,由于我内倾的性格和敏感内心的视角,又有一半家庭传统是比较开明传统的(外祖父是一位在建国初期的平等主义革命中活跃的土改基层骨干,在男女平等和支持女性自强方面也做得比较好,母亲的性格继承发扬了这种“革命遗产”),加之我从小对恃强凌弱现象比较敏感,以及很早就对社会主义理论深感兴趣,还可能更因为中学时代得到过多位女生的友情激励和启发,所以我多年前就独自热心思考过有关“女性受压迫的精神原因”之类大概很粗浅的问题。

(插个话:正当本文快写完时,女权思想家李思磐在回应几个自称支持女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男性的批评时写了一篇《如何成为一名“男的女权主义者”》,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最深:“每个男人应该不要急于表达自己对女权的支持立场,而要反省自己从性别不平等中获得了多少不公平的利益。如果你的答案是‘真的没有’,那你也许永远也很难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既然女权人士已经指出了针对男性的基本检验标准,那我就优先回答交代如下,读者如觉得繁琐可直接跳过下面两段。事先申明:我非常赞同、支持争取女权的社会抗争,但对于女权主义Feminism,我的认识还非常粗浅,也不认为真正了解女权主义,但我怀着敬意努力学习着理解她)。

我的反思要从只比我大一岁多和我一起长大的姐姐说起。我们姊弟俩的童年与爷爷奶奶密不可分,而我奶奶是一个非常偏爱男孩又在家族里富有影响和有争议的人物,我姐和我性格迥异,她小时候非常外向活跃、有着强烈的利益意识,加上一些不便多说的特殊原因,如果不是我姐无数次抱怨、强烈抗议,我这个从小就情商呆滞的人是不会理解“重男轻女”这个词的。奶奶的偏爱在我看来也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我奶奶似乎也很精明地安抚姐姐的不满情绪,但姐姐和我都感觉得出奶奶的偏爱(但我姐好像不那么怪责奶奶,而是更多怪责另一个人,请原谅此处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从13岁至今一直独立思考这件事并认为不是我姐想的那么简单,也一直努力设法居中调解,长大后倒因为其他一些客观原因总算有较大改良),我姐小时候经常的抗议(其实往往不指向我而是指向她认为偏心于我的人)让我5、6岁时就愧疚地感到自己从长辈的偏爱中获得了很大好处,从童年到几乎整个青少年时代几乎一直有自责、愧疚。年少时我就从长辈口中得知因为奶奶极其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导致了其几位媳妇的不幸遭遇甚至有过某些悲剧。甚至我发现这很大地消极影响了我一些弟弟妹妹的意识。但我作为奶奶最疼爱的孙子似乎从没主动想过挑战她的重男轻女霸权(奶奶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我上初中后她就老年痴呆了,她的最后十年里有关家族争议也微妙地有所改变了),可笑的是小时候我性格非常软弱、呆滞,多次在姐姐游说下才在奶奶面前为姐姐说些话。

除了这件事,我想我还闷不吭声地默认了家务劳动方面男女不平等的好处。首先在家里,家务活绝大部分都是母亲做,父亲和我、姐都做得少,母亲经常唠叨我们“一个比一个懒得出油”,我只偶尔洗洗碗、晒收衣服、整理自己房间,更多时候是母亲挑起所有家务,或者无数次唠叨催促父亲做家务。父亲倒是绝对不至于当面对我母亲有任何不敬(庆幸的是我们家几乎没有暴力,我小学时在同学家见其父母尖刻争吵我都惊恐不安因为从未见过这场面而同学却显得司空见惯无所谓,高中时听几个朋友吐槽如何被父亲多次殴打施暴并一直怀恨在心更是让我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即便父亲对母亲像和事佬一样,但其实他还是得到了很大好处,而我们晚辈连带苟且偷安。其次是年少时经常在爷爷奶奶那里家族聚会时,庞大的做菜做饭、清洁、洗碗工作量多半由女性长辈主动承担,或命令吩咐我的姐姐妹妹们做事,在这个过程中小时候的我曾经徘徊犹豫后逃避现场而深感愧疚(说来可能更可笑,我在这些洗碗的妹妹旁边徘徊犹豫而没有加入帮忙,不是因为怕脏怕累[我在家倒可能洗],而是当时性格使然的怕羞,即使是和几位熟识的妹妹一起做事)。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一个有趣、好笑的“忏悔”举动:大概是我十三四岁时,一次春节团圆饭后,又是几位妹妹洗碗,我当时又一次在门边犹豫望着她们。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我走到她们旁边和她们聊天,半认真地说她们辛苦了我看着真不忍心,她们就笑着叫我参与,可我不敢说我不好意思,只是见局面比较友好,所以我当时就脱口而出“那要不这样,我给你们钱吧,当作洗碗的报酬,要不我良心不安”(可是当时幼稚的我立即又觉得另一种不安:给钱是不是侮辱劳动?因为我在家里提出过小孩洗碗要不要付钱这个问题,妈曾经批评教育过我),但话一说出口,几位妹妹立即欢乐地叫我马上拿钱来,可是我,哎,太没脑子了,说出的话又马上收回,赔笑敷衍了几句,就在女孩们的嘲笑指责声中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走开了。(顺便扯几句:十几年后我才得知1960-70年代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成千上万家庭妇女曾经要求“家务有偿化”。其实不说远的,现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家政工。家务劳动显然是有劳动价值的。假如我现在回到过去,应该会和她们一起洗碗,但还是觉得直接给钱不太好)

真正让我有所认真思考社会现实的女权问题的,是一些稍微特别的经历。我刚毕业不久曾在某基层政府做协办员,阴差阳错地被看我不顺眼的领导发落到妇联办公室打杂了几乎半年,那段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妇联是多么无用无能无力无为而又善于做表面文章)却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每周妇联办公室都会接待几位前来求助的社会中下阶层妇女,她们大多是家暴受害者,或者是发现丈夫出轨而寻求对策的女人,可笑的是我只是按妇联主席的指示把她们的倾诉甚至有时是哭诉记录下来,给她们说些口惠而不一定实至的安慰鼓励话,然后按妇联主席的指示告诉她们打法援中心的电话或者告诉她们从哪条路拐进找到法援中心办公室(另外我从妇联的一些报告文件中才首次了解到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这个南方城市居然有这么多家暴问题!)。伴随那段时期记忆和她们哭诉镜头的,是我深深的无力感、尴尬、愧疚感,但更多的心情却是悲剧感绝望感。甚至这段回忆还勾连着更早的一段难为情的记忆:大四在基层法院实习时,我多次跟随女法官驱车前往离婚诉讼的被告家里送达起诉书(地址不详时要带女当事人去指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位长得还挺好看的三十来岁女士的丈夫却出轨了,让人惊讶的是女主发现丈夫外遇时后者私生子竟已经五岁了。法官作为一位我印象中四十多岁育有一可爱少女的善良母亲,在私下和我谈起该案女主时哀叹其不幸,却让我意外地直言其太傻太蠢,而我们见到那位女当事人听其述说时,后者很快变得像个小孩子一样默默哭泣,语焉不详了。当我们坐上法官的车前往被告住处时,那位女士毫无顾忌地紧贴着我坐,低头嘤嘤暗泣,显得那样软弱可怜,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是羞愧紧张错愕怜悯尴尬呆滞不知所措百感交集。

其实,不论是我独自思考女性受压迫的精神束缚问题,还是曾经面对那些错愕地向我哭诉的年轻的甚至年长的家暴受害者,乃至就是现在,我都更倾向首先以同样平凡卑微的受压迫者的情感尝试理解她们,而不是首先站上一个更高的姿态去指点江山,这可能是我的绝望无力感更多过愧疚感的原因。我之所以打算首次曝出我这些难堪经历,可以说明我并不企图高高在上的指导女权运动,也没有那样的信心,相反,我更要向可敬的女权运动学习,继续探索性别解放问题。

当然,妇女解放于社会主义而言有着一套政治正确,作为一个认真对待自己政治立场的人,我也多少会谈及。本文更主要的考虑是针对:女权运动如何更好地走下去这一更有策略反思性质的问题。至于我的立场,其实已在今年3月10日工评社博客声援女权运动的那篇文章[2]里充分表达了出来(该文章由我主笔,核心论述中有其他几位协作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修改补充意见,这篇文章观我可以负全责)。文章对近几年女权运动做了简介和大段的辩护,主要内容都是为女权运动申辩,但也小心地提出了一段批评。从这段明显左翼立场的批评,读者可以很快明白其作者为什么会对半年后的自由主义者白信提出的问题和分析感兴趣:

「女权主义者的不少主张:从反就业歧视和主张就业平等,到反家庭暴力,反职场性骚扰,都是与普通男女劳动者息息相关的话题,这很值得赞赏。但是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看来,目前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在争取方式上普遍存在局限:她们更多依赖行为艺术和媒体,更多把希望寄托于改善政府部门决策、游说上层立法或扭转大资本家的观念,相对来说,面向基层劳动群众的经常的教育和团结工作要少得多。这种情况所对应的,就是女权主义者针对广大职场女性劳动者的权益努力,似乎远不如她们在校园和其他社会生活里所做的努力更多。这可能与现阶段女权主义者的阶层、生活圈子局限有关,但对于任重道远的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事业来说,根本的力量之源和价值之体现应是在于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包括男女劳动者自下而上的团结、觉醒和自我组织,才有可能让妇女权益真正广泛实现。」

注意,这段话用了“可能”“似乎”描述女权运动,说明作者承认自己对女权运动不很了解,不敢下定论,结论虽然站稳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但与其说是高姿态的指点,不如说是怀着敬意、建设性的评价。这篇不无批评的声援文章在当时很荣幸被女权行动派的微信公号节选转载过,不过那时无意引起讨论、当时形势也不适宜讨论。

本来,一线实践者或至少是熟谙内情的女权主义者更有资格探讨策略,但女权有关争论已经进入公共讨论,而这场讨论更像是象牙塔知识精英的小圈子争论,充满了拐弯抹角的知识分子学术话语,然而讨论的问题确实对实际运动很重要,如果女权运动当真要寻求更宽广的出路和群众参与,那么我这样一个并非女权主义者、近半年才开始关注并声援女权运动的左翼和工运业余独立观察者的介入讨论,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尝试用一种更冷静、更求实、更辩证、更通俗的态度,做一些新的解析、提问、再商榷(而不急于批评和建议),试图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试还原女权运动现状及重新提问】

一个社会运动该怎么走下去,历史的参考或理论上的“应然”考量当然很有必要,但更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对这个运动的“实然”即现状及其行动效果的认识。否则,就可能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分析和口惠而实不至的结论。然而,这场小小的女权论战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误解或有偏差的现状描述。当然我对女权运动的了解也只是近半年的事(新青年论坛女权关注帖[3]的搜集整理由我操作),我不过自以为旁观到一些大致的梗概而已,如有描述或概括不确实,欢迎女权行家不吝赐教。

我的思路是:澄清一些明显的误解,从而展开谈论女权运动现状几个方面,再从【女权运动如何更好地走下去】这个问题出发,从现状多方面重新提问、探讨。

⒈ 女权运动的核心策略是政策倡导,行为艺术仅是其中一环

对于女权运动的活动方式,白信的文章描述和分析——比如所谓“类‘街头艺术’的传播行动”“目标个人化的抗议行动”“服务于精准传播”以及对女权运动流派内部不同角色社会功能分工的粗疏勾勒——似乎比较接近事实,但他对女权运动的命题大有问题。

白信文章最后有一句总结概括,可能比他的文章标题更接近事实:“一个从1995年世妇会以来遗存、在新媒体时代复苏、致力于政策游说、完美结合街头行动和传播技巧、结合体制内和国际运动的资源与正当性的伪激进主义的女权运动”,(但我不赞同“伪激进主义”这一评价,后面再说)。这句概括仅从客观现状看应该更接近事实吧?但白信明显偏颇命题专指向行为艺术,如果白信文章题为《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多半限于政策倡导》,更符合其文章主要内容,也更有助于理性讨论。

我以为,2011-12年以来中国女权运动确实较为着重政策倡导,而街头行为艺术方式只是政策倡导众多环节中的一环。更有说服力的是今年两会之初公布在网上的《浮出地表:新兴妇女组织的出现与生态链》[4]一文,全面勾勒了女权运动的整个生态。其中列举的近几年女权运动方式——包括:通过街头行为艺术、介入重要的女权诉讼个案和公众争议、申请信息公开、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互动传播等多种形式制造或推高热点公共议题,动员组织性少数社群,启蒙和教育公众,培训公益女律师,调动学界,专业人士递交提案,个人身份参加各种联名,有针对性的多方面影响政府决策,积极推动有关女权的政策出台或立法进程,等等——可以说都是围绕政策倡导。

仅由此可见,女权运动决不是仅仅接近行为艺术这么简单。但女权运动呈现出来的图景是很丰富的。当然这种丰富多彩值得大书大赞一番,但是否可能存在这些局限性呢:这样围绕推动政策和立法的运动是否过于指望官方的资源和知识精英的影响力,而会相对弱化基层女性群众的力量和自信心?这样旨在政策倡导的运动方式,看似丰富多彩,实际上是不是太过依赖媒体和互联网的力量?当近一两年来媒体和网络遭受空前整肃、社运活动空间收窄日益逼仄的情况下,以政策倡导为核心策略的女权运动是否应该有所调整?如果要调整,应该是怎样的?

⒉ 与其他社运同样,女权运动的主观进取也受制于政治环境与斗争形势塑造的历史气候

女权运动为什么有种种局限性,是因为主观选择导致的“伪激进”吗?这样的说法实在过于主观。作为一个工运业余观察者,从反抗资本和强权的劳工立场声援同样受压迫的女权运动,我也很自然会对比思考工运和女运的异同。由此这种对比可见,当代中国的女运和工运有着同样客观困境:首先是政治高压线使得基层组织往往只能停留在NGO层次,官方的妇联和工会同样都是冠冕堂皇的空壳机构,同样在近几年努力改良但进展相当有限,而民间的NGO在涉及集体的活动时也遭到本质相同的压制,少数准政治化的工人维权活动不是被高度压制(自由派)就是被高度渗透策反牵制(毛左)。

另一个容易被外部观察者轻视、或不够熟悉的客观因素是:斗争形势塑造的历史气候。比如说在工人维权运动中,出生在1980、90年代的新生代工人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就有很大不同,而90后的工人和80后的工人又有差别。又比如说,同样参与或观察工人维权的人,有的人完全凭新生代工人的经验,有的人会勾连代入国企老工人的当前经验和历史传统,有的人还有境外工运的见识,当然他们的历史经验或想像同样受制于当前斗争进退形势,但他们援引的传统资源及策略讨论介入程度仍会使运动呈现不同色彩,甚至一时一地会反映出不同的实际运动方式。

对于斗争形势所塑造的历史气候,独具只眼的女权思想家赵思乐今年8月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并做出了颇富启发性的论述[5]。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赵思乐却更是从整个主流(即自由主义的)民主运动遭遇的重大挫折形势(包括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的7·10重挫、异见运动近几年的边缘化)出发,提出社运前途问题。她指出,被1989事件激发的“泛89一代”所主导的政治反抗在近几年似被打击殆尽,没有89事件历史记忆、成长于体制相对稳固和市场经济既定时代的“后89一代”(“89+”)却尚未成熟,作为89+的TA们行动力较强、吸引力较高、不乏活力,却缺乏战略性的思考和设计、抗打击能力较弱,斗争意识相对前一代人更淡薄。我以为赵思乐这一分析极具概括力,不仅女权运动如此,与女权运动关联的那些社运,例如益仁平等社运NGO的反歧视和平权抗争,乙肝群体争取权益的行动,LGBT性少数社群的社会活动,大概都可纳入她的分析。赵思乐最后提出的四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其中最有关本题的是这两个问题:比89+更坚韧的青年一代是否来得及成长起来?拓展关注更广泛的政治议题是否必要?

赵思乐对包括女运的社运的上述分析,也有点类似工运内部的代际差异。例如我知道少数具有89记忆甚至文革工运记忆的维权工人或前活动骨干(有的是自由派,有的是毛派,还有其他左翼工人),他们更容易理解组织和政治的必要性,更乐意做战略性的思考,更有战斗严峻性的意识,一般来说在城镇受过一定教育和政治意识启发而有志于工运的80后青年,也可能比较理解斗争严峻性,但是绝大多数80后尤其90后的新生代工人在热心维权时就更类似于赵思乐所说的89+了。当然可以尝试主动发展新生代工人的政治意识和长期严肃斗争意识,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们仍然要面对横亘在眼前的代际集体心理因素这座山脉——而这个客观因素正是由大的斗争形势所塑造的历史气候决定的。

综合政治高压和代际因素来看,各种社运、女运、乃至包括工运,都难以政治化和激进化,是有着共同的客观困境,在共同高度限制着各种社运中的主观进取(当代女运可能没有很激进的,但对于工运,自由派和毛派都各有过比较大胆的实践,但要么难成气候要么难以为继),而不是白信认为的女权运动是主观上的精打细算(至于白信提到过维权律师的抗争则是另一种情况,下一节再说)。其实,女权运动在主观上精心规避风险的活动行为方式,更是客观存在的高压限制逼出来的结果。这些活动方式是在狭窄的社会政治空间及其2011-12年暂时出现缺口的有利情况之后尽可能利用最低成本争取最大社会影响的相对聪明的权宜之计,而不完全是女权运动主观意愿的结果。(关心政治的人不会陌生:2011-12年工农斗争的兴起(如大规模工潮、乌坎抗争)与上层斗争激化(渝粤模式之争、18大前宫斗公开化),曾经打开了一个相对有利于社会改良的缺口期,律师维权的勃兴、工会改选、开放NGO注册的噱头、新公民运动的萌发、乃至女权行动派的崭露头角,都出现在那时。)

在更具体的分析上拿女运对比工运,则会有一些差异,从而或许会有所启发。无论社会影响还是实际效果,女权运动至少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而有组织的工人维权活动严格来讲却还算不上运动、或只限局部区域有运动的萌芽,总体上不能比[6]。但就历史代际这个因素,当前国内的工运或许比女运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基层工人活动骨干虽然还是很少,但既有80后90后新生代,也有老一代农民工,还有一些有计划经济国企工作经历的老工人,还有一些有其他工运经验的活动分子,这样的构成在运动策略讨论中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从社会上的自发的维权活动来看,工人方面无论国企私企外资,都有新老工人并存于维权行动的情况,本来就有不同代际合作的可能;相比来说,女权活动者似乎以年轻人为主力,而且妇女维权所能采取的方式似乎比较有限,女性更多被束缚于个人和家庭,或零散散落于职场、社会,大多问题恐怕很难发起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不同代际合作行动也较难达成。

不过,基层工农中的女权问题,如女工就业平权及产孕假经期休假等权益、农嫁女土地承包权问题,有着更多组织行动和集体教育的空间,也就有更多促进不同代际合作互补、发展新生力量的可能。近几年南方一些女权活动者与劳工NGO也开始有合作,借助于工人维权的议题和组织资源,以这些议题为桥梁,可以有效扩展女权的公众教育和社会基础。这些技术合作非常好,而它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提升为全面的路线转变呢?例如是否可以彻底反思主流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路线,探索一种与工农劳动群众社会解放契合的女权意识形态和路线、全面转变思想论述和实践重心呢?


⒊ 女权运动应首先考虑如何更好地扎根群众,然后才是更进一步(包括政治的)进取

热心政治的人看待社会运动,(甚至不论男女)都常常容易犯一种典型的错误:他们可能过分用单纯的政治标准或政治效果去衡量、或者用政治目的去要求一个社会运动,却忽视社会运动植根于社会群众中必须的一些具体内涵(例如:群众的主动参与、利益争取、觉悟提升、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水平)。由此错误出发,这类热心政治的人惯于用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专-制-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了反对派身后的(如果有的话)某种社会运动的实质:具体利益性和阶层广泛性决定了它从来都会有上中下阶层、左中右派既合作互利(互相利用)又难免有冲突的复杂关系。

比方说,工运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无论古今中外工运包括今天中国初级工运,都可能有官方工会的身影,左翼的改良派、自由派、乃至右派(民族主义者)都会对工运有所影响,明智有远见的社运参与者不会一味排斥异己者甚至不应该排斥官方工会,合作是有必要的。社运中的这种合作,与政治上的相互利用都还有所不同。如果纯粹是政治的合作那就是主观上可选的相互利用,但如果身处社运中,尤其是工运,那么团结一致的行动就成为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了。如果只想关起门自己搞一套运动,刻意主动把其他异己者都拒之门外,那是成不了事的,也很不利于工人团结,甚至出事时还不得不被迫求助其他社会力量。当代工运里,某些极端宗派主义的小圈子,已经有过某些教训。

女权运动与其他社运一样,也是一个社会性很强、至少需要利用多方包括官方力量的运动(甚至有时可能更需要迫使官方妇联出面做工作,例如参见微信公号「女泉」提到的“广西女童性侵案”)。女权运动是以争取占全社会半数人口的女性群众的解放为己任的,其群众性甚至比工运更复杂、细腻。但是很明显,自由主义者白信就犯了简单用政治效果衡量女权运动以及拿官民二元对立思维套用分析的错误。比如,当白信批评与其政治立场相左的社会主义的女权运动时,就把官方的“强制体制”与妇女解放运动主体性简单对立起来,却不晓得官和民的妇女改良工作可以有交集。

白信在今年7月一篇谈论“女权运动的对抗性”的文章[7]里更明显暴露出他用政治标准和政治效果衡量女权运动的偏颇错误。固然,政治自由主义者白信从女权运动自身的逻辑归纳出这种基层运动与政治强权的对抗性,我认为大致可以理解。但是白信对女权运动的分析始终带着一种政治的抽象,而没有对社会运动和群众意识的复杂性的具体分析,官民二元对立思维非常明显。我认为更为错误的是,白信把女权运动与死磕派维权律师的抗争相提并论,认为“女权运动对抗主义的基本”就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采取与维权运动相似的合法斗争方式”。要害在于:在天朝,死磕派维权律师的抗争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精英对抗大资本统治阶级的斗争,虽然涉足劳动大众的广泛维权内容,但法制权利诉求更优先于物质利益诉求,斗争方式更借助于司法、行政、媒体、学界精英和意见领袖等第三方专业力量;女权运动虽然也诉诸于城市中产舆论和知识界,但她的活跃主力和根脉来自普罗大众,她只有长期依靠年轻人和劳动群众才形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第三方专业力量的介入只是运动的需要之一而非运动的主力,她更需要女性的团结和自主。维权律师主导的抗争,至少不能简单地归为与工农运动或女权运动同类的社会运动范畴。维权律师的激进自由主义政治高调,往往未必能嫁接社会运动,未必能概括社运群众的利益和意识。

冷静地说,白信的错误恐怕也是相当一部分政治自由派看待基层社运的典型错误。甚至不止是政治自由派的男性,恐怕一些有政治思考的女性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甚至我担心一些左翼同路人也可能过于从政治角度去衡量(某些情况可能是拔高而另些情况可能是贬抑)女权运动,因为在许多左翼评价工运时也有刻意拔高或曲解贬低的情况。这里我无意针对谁,仅顺带略做提醒。

更深入来说,热心政治的人所理解的政治,往往是主流意义的少数精英或先进分子、组成反对派改变整个体制的政治。这里我倒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大多数热心政治者(包括大多数左派)普遍不懂得以劳动大众为根脉和主力、建设基层民主和集体自决、自下而上的“劳动民主政治”才更符合社会运动的长久利益和本质要求,这种“政治”可以有机融合在社会运动中,与社运共生、互促,而不是机械地两线并行。但这样的“劳动民主政治”怎么搞起来呢?坦率承认,我也没有一个能向众人许诺的路线图,也没有实际政治经验,指导不了具体方法,但我至少有个基本信念:首先得设法好好地扎根群众中、促进群众自救自卫自组织自我解放的民主实践和解放意识;把女权运动、工运和其他社运连结起来,不断发展反资本主义的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的日常教育,植根群众发展先锋分子核心群体;当这个核心与群众结合并巩固、提升之后,才谈得上更进一步的进取——包括更有系统的政治的进取、更好的组织、更高的政治觉悟,从而调动更广大的群众力量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变革。遗憾的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暂时非常少,而更重要的目前现实状况别说政治实践了,就是日常维权实践都越来越难。但我相信不利形势是暂时的,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群众必将觉醒并展现伟大力量。

扯远了。回到当前女权运动乃至一般社运的政治考虑。前面我说过女权思想家赵思乐今年8月提出过“议题拓展:更广泛的关注是否必要?”这一问题,她既指出与民主运动(即自由主义的民主运动)联结,“变得效能更大,并产生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可能”,“对发生关键引爆……应是有力条件”,也指出“也会增加89+运动的总体风险”。赵思乐这个分析是辩证的,但她是否也忽略了社会运动与政治反对派的区别呢?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反对派有其自身的政治考量,但社会运动却有其自身的丰富内涵,因此在考量一个社会运动的出路时,不仅应该考虑其作为反对派促进“发生关键引爆”的政治变革目标,还应该结合社会运动的变革要求和教育因素、考虑政治上的动作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和群众意识的发展。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赵思乐的分析,而是想补充这一思考。


【最后,也略谈当代中国的女权运动与左翼】

读者可能觉得我说了那么多,反倒提出了更多、似乎也太多的问题和思考,也许还搀杂着我对女权运动可能有问题的看法。但我的本意就是想把我的一些初步学习和思考做个小结,试图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并且我再次强调:十分欢迎女权行家不吝批评、斧正我的看法。毕竟女权运动的策略思考可能已经很多了,自由主义者的女权谈论大概也不少了,但左翼、劳工角度的思考仍然很少吧。

前面我说过,我没有高姿态指点江山的信心和底气,我更多怀着愧疚、反思和对当代女权运动的敬意。所以我最后略谈几点想法,甚至更多是给关心女权的左翼同路人一些建议,或者不如说是共勉吧!

其一,要从左翼社会主义角度促进女权运动,如果有什么想法建议,最好是先参与女权或女工公益活动、理论结合实践再说,学会设身处地考虑切实可行的建议。政治路线也可以谈,只是谈论时应多点具体内容、多点谨慎(其实对任何社运的实践者都应该这样)。

其二,女性解放也是社会解放非常重要一部分,不应过多纠缠“女权和阶级哪个更优先”之类理论问题——有这时间争论,不如多参加女工、女权实践。女权、劳工、左翼,哪个有条件,哪个就可以做,都不妨同时做。况且三者有较大交集,又都很需要力量,更应多促进正面的建设,而不是还没有什么实践就首先拿“阶级”的理论高帽压人。

其三,对于女性解放问题,在批判近三十年资本主义改开之外,也应当反思、正视毛泽东时代在带来相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同时,还带来了对工农女性更大的劳动负担和新的家庭束缚(包括单位、居委会还会直接干预家庭夫妻生活),还有工农缺乏基本政治自由的弊端。要避免重蹈不幸的历史覆辙,建设一个让女、男劳动者更加平等和团结的新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自下而上争取群众自我组织、民主权利、实现群众自组织的社会民主自治。


2015年10月22日写完
2015年10月25日改定


[1]第一段提及的所有文章原出处:
《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如此接近于“行为艺术”?》(2015-9-29),白信,澎湃思想市场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9853
《新自由主义污蔑女权运动的N种方式》(2015-10-1),治难捱,破土原创首发
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3527.html
《为什么中国女权运动接近行为艺术,会成为一个问题?》(2015-10-4),艾可,“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号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11410952&idx=2&sn=8c6c8e95b2097fff88eb5a1d5d08abef&scene=23&srcid=10072jPwfTX1w9nEKJkpFMR6#rd
《“腹背受敌”的女权主义》(2015-10-4),张念,“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号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11410952&idx=1&sn=1828aa095bee5aae5bbef60178356b7b&scene=23&srcid=1007ETx22FsraD0ZetE2ioZy#rd
《无法置身事外的“左右”:论女权左翼的必要性》,林芳菲,破土原创首发
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3594.html
另外还可参考白信2015-10-6发布在澎湃新闻网的一篇简要概述《女权论战:到底是不是行为艺术》
http://cul.qq.com/a/20151006/012149.htm
————为便于查阅,以上六篇文章我都按时间顺序连续集中转贴在我的日常关注帖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29&page=1#pid24554 从#12~#17了。

[2]即《深切关注遭受当局打压的女权运动:她们与我们每一个受压迫者息息相关》,
新青年链接(须翻墙):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327&page=3#pid23097(新青年第一个关注帖#42)
或见新生代微信公号的转载: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E1NDEwMg==&mid=204602699&idx=1&sn=adb74e252d4612fabbaa028b34f7923e

[3]第一个帖在3月9日设立:【理解女权主义,关注被打压的女权运动】http://t.cn/Rw1Y6aD
上帖被封之后,3月22日又继续设立了【2015女权五杰案】http://t.cn/RAZS6Xx
这两帖记录了2015年3-4月女权被打压及国内外广泛声援的多数历史信息,其实两个帖完全可以合并起来看。可叹的是,现在整个新青年论坛都因声援工运被墙了,也不存在谁被封谁不被封的问题了。
我最初命名关注帖为《理解女权主义,关注被打压的女权运动》反映了我作为女运同情者和声援者的意图、态度。

[4]《浮出地表:新兴妇女组织的出现与生态链》(2015-3-5),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作者:郭婷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7262.html 亦收录于新青年第一个关注帖#132

[5]《后89一代与TA们的运动》,2015-8-8,赵思乐,发布在“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54261
我日常关注帖(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29)#39亦收录此篇

[6]这并非随口的自谦说辞。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且只在少数局部地区有自觉的努力。最近几年来工运有组织部分还遭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7]《也谈女权运动的对抗性》,2015-7-27,白信,发布在NGOCN
http://www.ngocn.net/news/2015-07-27-ba28684004b0d3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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