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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岩:观看中的他者之镜—从观看的让渡与偏见的涤除中思考“乡土中国”的纪实摄影

2015-10-28 17:30 来源: 许村论坛 作者:渠岩


本文作为2015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评委,应邀为《中国摄影报》所撰写的评论。

1.新语境中的“乡土”

“乡土中国”作为本届纪实摄影的关键词,与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乡土中国》有着紧密的上下文关系。费老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功能及其意义的人文解读,让我们看到乡土社会(礼俗社会)作为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其人人关系和意义世界的构建所倚赖的差序逻辑以及维持其稳定的动力机制。但问题是费老在上个世纪描摹的“乡土中国”已退出那个“无时态”和“无外部”的背景,切入到一个“人人都是陌生人”或是说“人人都地球人”的时代。这既是说,以往那个所谓“面对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group),在全球化时代已突破“一方水土”的神话,进入到以“移动”的速度和“联通”的广度结构而成的网络世界,而其中的“乡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击碎了“一个地方”和“国家之中”的概念框架和现实之域。从这样的背景出发,秉持纪实摄影扎根于“当下事实”的精神,我们应思考如何在新语境下调用另类视角来重估既成和刻板的“乡土”概念?或是说如何将“乡土中国”这个开启我们同时又限制我们认知的概念,放置到“全球化-地方化-后殖民”共生时态下的“地方-地区-地域-国家-区域”的复杂关系格局里头来重新认知“世界中的乡土”和“乡土中的世界”。

“面朝泥土背朝天”的乡土画面在民族-国家所实施的工业化建设、现代化教育和城镇化运动中已逐步淡出生存的视线,而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来的对现代化的反思也常常卷着对乡土社会变迁的疾苦之愁而为现代化问题增添多一重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乡土社会的危机或困境就被一股脑子地扔到了现代化的头上,并为出于简便的认知而设立出的二元对立统中,为“乡土”假想出不同的敌人,它们分别是城市、现代化和工商业,并在城-乡关系的批判式叙述里头注入一种类似“魔鬼吞噬天使”的理论,从而遮蔽了城乡之间关系在不同情景中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值得指出的是,以上阐述并非否认现代化对传统乡土社会影响的事实,而是想从被常识化或刻板化了的对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危机表述里头,重新看到对乡村问题的现代化指控还存有一部分精英的一厢情愿与责任。他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携带对现代化的不满,别有风味地酝酿出一种或几种对乡土社会危机的深度想象。而这种发自主观愤懑的想象常常会遮蔽掉乡土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交往的多种可能性,并随之漠视了乡土社会自身逻辑中的能动性与创生力。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学者赵旭东在“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一文中指出:“对于乡村,这些人带着预先的偏见,以为乡村正在变得失序,未来乡村可能会面临崩溃。但他们忽略了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文中还引用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黄应贵对台湾乡村研究的思考,认为乡村社会的崩解,实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在转化过程当中的一种过渡,而不是一般乡村问题学者所想象的那种乡村兴衰的问题。[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2007年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演讲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8。]”

这类视角与看法并非有意抹除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或是说弱化制度性结构不公平与权力分配不合理的现实。而是提示我们在赋予乡村危机想象的过程中,也要看到乡村的危机不只是乡村独属的,而是这个时代所共有的,而城市里头的危机与乡村的危机有着异质同构的相似性。另外,还要注意到乡村社会在变化的历史事实中自我转型和调配能力,以及与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关系的暧昧与多样,从而避免将乡村社会简单地放置到一个与变化的世界势不两立,或是与假想的敌人永不妥协的公式中。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我的家乡将永沉水底—1》  王小红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我的家乡将永沉水底—2》  王小红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我的家乡将永沉水底—3》  王小红

2.“视界”中的乡土社会和多元表达

知识的进步首先是对范式和视角的超越。因为我们对待某一事物的态度和行为,不论是焦虑的态度还是漠不关心的行为,都与我们怎么认识和看待这一事物有关。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一事物的描述以及提问,往往与事物自身无关,或是说这些问题与描述都不是事物固有的,更多的是由行为者对事物的的期待和偏好所造。中国的乡土世界也是一样,不同时期、不同格局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中的行为主体都会带着自己信以为真的价值判断,或是说文化的“视界”先入为主地介入到乡土社会之中,从而形成了关于乡土社会的多重表述。藉此,“乡土”不再是从一个定义中揪出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而是被不同的权力主体和话语所形塑出的关于某些“地方”(place)的实践、记忆、情感与想象。于是,对“乡土”概念的理解就可以转向对表述乡土主体的发问。即使说,我们除了要看到变化的乡土,以及乡土自身的变化之外,还要看到“乡土”作为一种被表述的资源,它还是不同权力主体用以确证自身的方式。于是,对“乡土”概念的追问就可以变为:这是“谁”眼中的乡土?或是乡土被“谁”言说,以及“怎么”言说的问题。

(一)“改造”话语中的乡村运动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期许造就了早期乡建知识分子“改造”乡村社会的视角。鉴于30年代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倡导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认为,帝国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破坏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组织,西洋的社会风气逐渐侵蚀中国的礼俗思想。而中国社会特征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他主张要保持儒家生活态度不变,在此基础上改造接受西方文化。从此出发,中国乡建的根本在于建立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故乡村建设要走“合作”之路,即以“民”为本的经济组织。在乡建运动中梁漱溟注重解决农民生计与教育,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办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将解决广大农民的教育问题放在首位。由此可见,改造农民的思路其实是将农村和农民的贫弱天然化,它略去了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经济问题的思考。这与乡村建设家晏阳初1930年秋坚信中国乡村问题在于愚、穷、弱、私四大疾病,从而坚信对人改造和对民族改造的重要性思路如出一辙。此种民族危机论下的“改造”表述,以及借此展开的乡建运动,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总体投射。他们首先要把中国乡村界定为一种“有问题的乡村” [ 参见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一文],由此为乡建知识分子对乡村指手画脚和大刀阔斧的改造行为赋予相应的合法性。

(二)“发展”话语中的乡村重建

“三农”与“新农村”建设把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牺牲表述成乡村社会秉性使然的结局。在坚定不移的唯物论信仰和无神论教条怂恿下,又将乡村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简约地概括成“欠发展”所导致的贫困与落后问题。这种“发展”话语背后飘荡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幽灵,它事先假设一幅人类整体发展的蓝图,在进行曲的节奏和未来愿景的预见中,规定了“一种”美好和“一种”可能的合法性。此种历史目的论规划下的“发展”,类似一场蓄意已久的谋杀。他们将那些有碍于发展进程和速度,或是说不认同此种发展方式和目的人都授以落后、无知、愚钝以及堕落的恶名,并由此赋予将“他们”这些“无用的人”排斥在资源、权力和话语之外的恶行以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从“有问题”的乡村到“落后”的乡村,从“改造”乡村到“发展”乡村,乡村一直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不同的权力主体所扭曲和矮化。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在发展话语的怂恿和包装下,“乡村”也得到了“美化”和“理想化”。例如“农家乐”里头被修饰成“绿色田园”或“小桥流水”等牧歌式的发展谋略。总而言之,不论是“改造”话语下的乡村,还是“发展”话语下的乡村,乡村的主体性一直没有得到伸张,或是说乡村的主体总是被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以及近功急利的买办商家越俎代庖地替代。

(三)“科学”话语中的乡村研究

社会人类学家对乡村的研究离不开西方社会科学认知“社会”的传统遗产。将社会当成一个“社会事实”(social facts)来加以研究,然后从社会结构、功能、规范以及行动等方面入手 [ 参见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一文],并强求对目标社会进行面面俱到以及纯粹无染的记录。科学地研究乡村,长时段地参与和观察乡村,用民族志的方式和深入的个案记录和比较乡村社会的结构,临摹出乡村的文化形貌与意义地图。这类科学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将“乡村”生产为一个可被拆解和重新结构的有机整体,从而自信能将凝结着丰富历史脉络和滚动着事件斑驳映象的“乡村”,通过人类学家短暂的移情(参与)和注定的冷漠(理性的观察和目的论式的写作),而将其“真身”显露。此种保守和妄自尊大的态度,不但无法切入到乡村社会民众的心灵世界,也无法让人类学的知识与眼界反哺和落实到当地社会。于是,人类学的科学研究就无异于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学科,同时也就蜕变为事不关己的学问。

(四)“唯美”话语中的乡村制造

在乡村再现和营造的过程中不论是摄影界还是艺术界,因缺乏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探讨突破自我中心主义的方法,从而使“乡村”的呈现受制于摄影师或艺术家美学的绝对旨意。作品常常抽离于乡村现实,甚至与乡村无关,沉浸在詹姆逊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唯美阶段,即艺术家或摄影家作为“绝对主体”的阶段。绝对的“自我中心"及唯美化的意指实践,造就了绝对的“他者缺失",使“乡村”成为反思、补偿或是安抚城市化危机的心灵鸡汤,幻变为鲍德利亚意义上的超级乌托邦,一个取消了现实并成为“现实”的超级仿真,一个令人窒息、眩晕和娱乐至死的能指游戏。这类抽空了乡村实在域的唯美游戏,无非是庞大城市消费设计中的一环。它能满足那些因生活优越感爆棚而无病生吟的小资情调,能装点权贵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奢靡,同时还能修饰某些不甘寂寞的知识精英偶时即兴的归隐癖好,以及应和假日旅游文化中的“田园”消费潮流。正是这些匮乏又膨胀的都市欲望在有意无意中将“乡村”推向“牧歌”产品制作的流水线上,成为与“绿色”、“生态”、“环保”等诗意经济的同谋,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虚拟的仿真世界不断制造一个没有危机的世界幻象。然而,理想的纪实摄影应带着后现代主义的表意精神[“后现代主义”的表意方式打破艺术品的神圣性和经典性,跨越艺术与生活的鸿沟,转向当下日常生活,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积极的政治实践,即那种对经典、宏大与普遍主义的怀疑,连同对边缘、弱势与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怀,回归到日常生活的普罗大众身旁,回归我们远离的真实世界与纪实摄影守持良知的初衷。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消失的乡村—1》  杨明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消失的乡村—2》  杨明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消失的乡村—3》  杨明

3.观看的互为让渡标题

作为关注当下现实与揭露社会迷雾的纪实摄影,我们怎样才能守住“观看的良知”,从而避免对乡土社会的越主代庖,或是观念和话语上的先入为主?笔者在这部分提出“观看让渡”的观念。这里的“让渡”首先包括摄影师观看视角的让渡,它不是取消,而是将自己的一部分让渡出去,用以链接对方的观看视点,并从中与不同的“他者”交汇和碰撞,在他者视角的引渡中,反观摄影师视角的局限性。另外,这里的“让渡”又是相互的,它是不同眼光之间的相互碰撞与磨合,类似观看之间的礼尚往来与多种观看的礼仪会晤。

这种“视角让渡”的礼仪来自人类学对“他者视角”的关注,一种对“文化持有者内部世界”的尊重。这里涉及一个作品/知识与主体/权力的关系问题,既一个摄影家和摄影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我们只有理清楚自我与“他者”(others)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谈“介入”或“卷入”行为所包含的可能性与合法性的问题。

首先,后现代理论对客观性知识与宏观叙事的消解,让我们认识到知识的生产与主体的介入密切相关。所谓“绝对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知识已不复存在,它们更多是霸权话语的宣称和权力统治的伎俩。于是,纪实摄影中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也随之受到挑战。也就是说,纪实摄影所追求或宣称的真实,并不是事物的实在性,而是经摄影师认知、感受与成见的过滤后才呈显(represent)出来的现实之维。继而摄影师的视角既是其主体性和作品独立性的例证。然而,当下的纪实摄影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纪实摄影的批判精神出现了转型。它从原本现代主义科学观的记录,转变为主动介入和揭示隐蔽的结构性不公,以及主动反映弱势群体的处境等积极的政治实践。

在此种带有后现代立场与后殖民批评的倾向中,纪实摄影需要重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摄影实践中调配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1)既不能用摄影师的视界/成见遮蔽摄影对象的视界,从而在同质化的视觉描述中集体扭曲或制造一种陈腐的“乡土”印象;(2)同时,也不能彻底取消摄影师的视点,任其自然地放置对象世界。否则“摄影”这一有判断的选择将会失效,而对象也无法在摄影中达到有意味的呈现。这里的方法论参照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地方知识》中谈到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思考。格尔兹认为自我的让渡和移情也仍旧具有局限性,研究者永远无法成为他者,就像“我们无法把文化描写之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巫师那样;同样,我们也不能像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把文化描写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几何学家的作品” [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商务出版社,2014。],我们只能在尽量地贴近中勉力搜求和翻译当地社会的制度、行动、语言和想象,把握那种当地语境中别有意味的象征形式/地方性知识,从中理解地方社会生活和表达的道理与禁忌,理解他们是怎样来设想他们自身和对待外部的事物。

反观本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的作品,不论其叙述方式表现为批判的或是抒情的,理性的或是诗意的,作品大多都带有摄影师过度介入的痕迹。其中,很多作品过于单一地呈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溃败与濒危,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吞噬和挑战,以及乡民在现代化过程中走投无路的处境。也就是说,摄影师对现代化认知的误解与不全面,及其对乡土社会主体性的漠视和担忧,使其局限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判断中,继而造成对城市、工业以及现代性的过分敌意和过度误解,从而先入为主地赋予乡村社会一个天然的“弱者”身份,或是提前取消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并在乡村与城镇的关系中注入势不两立的魔咒,从而武断地淹没掉乡民与城市不同主体之间互惠、博弈以及较量的复杂关系,以及乡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异彩纷呈的遭遇和表现。其次,本届摄影对乡村主题的选择也多停留于既成的乡村定义和刻板的乡村印象。他们往往青睐于从“祖谱、土地、耕种和祖宗崇拜”等侧面来呈现一个“没有时间感”的乡土,继而也就忽视了乡村在当下社会的多种存在形式和变体。然而,“乡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刻板空间和安身立命的惟一去处。相反,它已变成人们在流动、碎片、游牧和无根的日常经验中,尝试追慕、求索、表达和争议的场所。也就是说,“乡土”在谈论和表述中,成为一种价值认同与身份确证的方式。它不再仅是一个锁住你曾有欢笑、记忆,或是决定和操控你性情与命运的地点(site),它还是一个不断为你生产愿景、诉求、幻想和欲念的剧场。例如:流走的乡村,复合的乡村,城市里的乡村,以及乡村里头的小城市等“杂糅”和“多元”的乡村世界。

最后,引用格尔兹对文化和他者的理解作结语:“用他者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以启悟出很多令人膛目的事实。这背后的认识论是坚持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这是人文学者对待文化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他人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将会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成就”[ 同上,参见《地方知识》]。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与不带自吹自擂的宽容,那种求真的纪实精神与宽阔的胸襟才会出现。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家谱—1》  王进元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家谱—2》  王进元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家谱—3》  王进元

▲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获奖作品《家谱—4》  王进元

「许村论坛」
许村论坛是以艺术乡建著名的山西许村为现场开设的思想论坛,通过对许村案例的长期深入研究,探讨今日中国乡村问题及文化危机的根源,寻找中国人迷失的灵魂以及中国人的信仰价值所在,以便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与中国人的人生意义,并探寻中国乡村的正确发展道路。由王长百和渠岩两位主持人不定期的邀请活跃于乡建实践、艺术批评、建筑规划、民艺研究等领域的思想精英、文化学者进行访谈,共同探讨中国乡建之路。

「许村论坛」主持人介绍
王长百:当代艺术家,《许村论坛》主持人,2010年以后,积极投入许村艺术乡建活动与理论研究,2012年主持了《中国乡村运动与新农村建设》的许村论坛,并开始探求中国传统文明的神性与信仰成因,寻找今日乡村危机中的文化复兴之路。结集《前世家园——在许村追寻文明的神性》一书,即将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渠岩:当代艺术家,“许村计划”发起人,2007年起,渠岩开始了“艺术修复乡村”计划。“许村计划”从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古村落许村开始,延续上世纪先哲知识分子下乡的传统,长期深入许村,使许村成为重建中国乡村文化精神与信仰的现场。结集《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一书,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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