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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记忆·寻找·重构 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影像艺术》

2015-10-28 10:23:45 来源: 四月风影像文化 作者:宋志鹏、鲍昆


编者按:当下中国摄影创作的局面,颇有一种阿瑟·丹托所谓的“艺术终结论”的意味:摄影创作不再有什么明确的方向、不再有流行的风格、也不再有什么主流的题材和手法,摆拍、导演、湿版、拼贴、数字后期……都在争奇斗艳,摄影师们扯着观念艺术的大旗,大都关心的是能否赢得或者骗得“当代艺术家”或者“新锐摄影师”的名号,这种热闹的景象,经常给我们一种错觉:仿佛当代摄影的繁荣和乱象,似乎是最近四五年才兴起的,其实,任何现象都不可能是横空出世的,任何现象也无法割裂它与历史时代互动纠结的精神脐带,事实上,无论是观念摄影、当代摄影还是影像艺术的说法,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当年不仅有了这些说法,非常敏锐的摄影批评家已经完全意识到和深刻剖析了当时影像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本文的作者鲍昆先生,在文中指出“当代性的意义应该更多地指其思想性。(中国)多数艺术家的作品,把思想资源建立在对传统专制政治意识形态和所谓的"国民性"的颠覆批判上。但那基本是一具腐尸,有些老生常谈了。……许多艺术家热衷于各种各样肉体和性器的裸露,好像隐喻权力对生命的蹂躏,其实是一种毫无想象力的无能。艺术如果不能勇敢地回应现实,以丰富的艺术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参与,那么这种艺术是不配真正的当代性的……如果它失去历史现实生活的依托,则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方法的当代性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还会掉进工具学的陷阱。现在,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符号,如文革的记忆,毛泽东的偶像,中山装、红卫兵和其程式化动作、做沉思状或灵魂出窍的呆滞人物表情......一种新的陈词滥调在市场的推动下快速地形成。……”

摄影批评家鲍昆的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本是一篇梳理文革后中国摄影发展脉络的长文,但文章后半部论及当代摄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8年后重读,难道不依然振聋发聩么?

鲍昆

《记忆·寻找·重构——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影像艺术》

文︱鲍昆

自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剧烈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诸多方面。作为现代表现媒介的摄影,也积极参与了这场深刻而且广阔的社会变革。这种参与表现在两个方向:一个是作为艺术媒介的本体性发展;一个是作为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公众媒介的发展。这两个方向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构成了中国当代视觉艺术整体发展面貌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其他艺术领域一样,摄影也经历了文革之后来自多方面的震荡,经历了初始襁褓期的振奋,和成长过渡期的阵痛,以及成熟之际暂时的迷茫。回望反思这近30年近似于蜕变的摄影之程,梳理其间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与嬗变,探讨它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今日所面临的咄咄逼人的全球化景观,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从文革后期开始清理这一过程,显然需要有一个大致的历史分期作为时间纵轴之上的坐标,以便我们能够逻辑性地梳理这一历史。根据此期间的各种现象的时间逻辑关系,我们大致可以按如下时期划分,它们是:1,文革末期--四五摄影运动(1972-1976);2,后文革时期--前卫的四月影会(1977-1981);3,多元发展时期--"现代主义"的崛起(1982-1989);4,纪实摄影和沙龙娱乐摄影并起发展时期(1990-2000);5,观念摄影和摄影的市场化时期(2000-)。下面我们就从这一时间顺序开始检索和分析中国当代的摄影史。

文革末期——四五摄影运动(1972-1976)

这一个时期本来超出本文探讨的重点,但摄影是一个和工业文明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现象,它建立在工业、科技和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基础之上,而且和其形成荣衰共生的线性关系。这是摄影与其它任何艺术媒介都非常不同的一种特殊性。因为文革中中国的摄影工业获得非常快速的发展,并且为之后中国的一系列摄影运动提供了民间人才的准备,所以我们探讨新时期的摄影现象,必须从这一阶段开始。

中国的照相机工业起步于1956年,但当时只是属于试验阶段的小批量生产,没有市场化。1958年,一些生产厂家的产品开始投放市场。囿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照相机属于生活的奢侈品,所以普及程度非常低。进入1960年代以后,上海的照相机工业开始形成较具规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