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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想象

2015-10-25 01:25 来源: 2015年9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俞耕耘


 

文︱俞耕耘

当提及法国大革命时,我们总是在谈论启蒙运动。因为长久以来,大革命的发生早已与启蒙话语同构起来,难解难分。我们甚至从未认真估量:启蒙文人及其文本思想对革命的实效意义是否是决定性的、唯一的与必然的。同时,我们往往乐于接受一种老生常谈,即二者总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关系,它们被牢固锁定在先行后续的因果之链上:启蒙运动酝酿促成大革命,革命必然是启蒙发展的高点与结果。

然而,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则显示出对大革命阐释的全新思路与原创视野,它对于读者无疑具有启示意义。此作的可贵意义在于跳脱出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史学共识,对启蒙文化促成革命的单一论断提出了大胆质疑。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全新假设:大革命发生后是否回溯性地将启蒙运动作为它的正当性起源?夏蒂埃无疑是谨慎且明智的,他的小心求证并未试图逆转、推翻原有的共识,而是将这个因果关系的起源问题“搁置”起来,巧妙转化为一个探讨大革命文化的来源问题。在作者看来,综合的条件分析较之简单的因果分析更为恰当全面。“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决不是要确定它的种种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发生变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条件。”

作者的质疑与假设缘起于对莫尔内《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这部经典之作的反思。莫尔内的论述主题与预设基点,在作者看来简单且具有暴力。他很可能错误地将启蒙对革命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视为唯一必要条件,从而造成了一种“起源的幻象”。在第一章开篇,我们能清晰发现作者论述模式的方法论。可以说,他完全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系谱学策略,对起源(这一高度同一性、连续性的终极原因)进行了祛魅。他移借了《知识考古学》对历史先验主体的批判意识,强调了促成历史事件的断裂性、异质性和琐碎性真相。所谓的起源正是依赖于回溯性重构和挑拣整合,将“彼此毫不相干、在性质上截然有异、在发生时也不连续的思想和行动统合到一起。”它在本质上基于一种目的论:为了构建历史整体性无视差异,为了形成革命正当性构建出历史连续的因果论。从而,这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悖论:追寻起源必然显现了事后的虚构。

系谱学的策略贯穿了全书,为作者质证原有“共识”提供了方法。书中翔实繁复、琐碎多元的史料档案(涉及图书出版、宗教王权、政治文化等)打破了单一的史学论述模式,意味着以散点化的微观分析取代了启蒙造成革命的中心化宏观定论。在思路上,他对启蒙假设的质疑过程也有意借鉴了《性经验史》对于“性压抑假说”的解构方法。不过,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理论上的折中主义,他虽然提出了可能的逆向设想(大革命反向建构了启蒙文化),但却并未简单激进地倒置,因为那将是另一种阐释暴力。他始终采取还原的悬置方法,保留的审慎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在莫尔内标出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不可能在构建历史的史学话语之外找到解答历史问题的路径”。这也意味着,作者接纳并继承了莫尔内提出的问题、标示的领域,“既将它们接纳为遗产,又不断地对它们予以质疑”。

夏蒂埃敏锐地发现,泰纳和托克维尔的观念或许可以校准、驱散莫尔内的起源幻象。事实上,作者也从他们二人的论述中定位出自身的阐释方向和文化视野。泰纳的视点有其无法替代的优势,他把大革命置于更为漫长的时间范畴内,考察了文化的缓慢进程。他创造性地将革命精神上溯到法国古典主义,认为它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标准内置着革命的契因和要素。古典主义拒斥现实、否定社会,它以普遍抽象的绝对人性取代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以抽象世界的理性取代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从而,泰纳旨在说明一种古典主义的“自毁”,大革命的基因一开始就存在于贵族古典精神的内核里。而托克维尔提出的“文学政治”和“公共事物经验”则为作者铺就了全书的阐释方向。君主制的绝对权力逐渐损耗了权威,公共讨论在政府之外的领域进行,大批文人、哲学家作为公共舆论的代言人,具有很高权威。没有权威的权力与没有权力的权威形成了危险的双重对峙。作者正是沿着托克维尔,挖掘了政治的文学化对革命的张力作用。文学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使各阶级(贵族、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似,它打破了将启蒙话语简化为资产阶级独有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化的共有性和一体化进程。同时,它也批驳了王权专制建构与启蒙批判思想二元对立的简单分裂模式,它更看重权力行使模式转变与文化影响的同构、联动关系。因而,夏蒂埃此作并无意彻底颠覆,他只是反对了阐释的必然性、唯一性,提供了更多的论述可能性,描绘了一种更为多元和微观的历史认知论范式。

全书对于大革命的文化分析,始终围绕三大线索:公共领域和舆论(其中包涵着书籍的出版印刷、阅读传播)、宗教的世俗化、王权的去神圣化。首先,作者辨析了公共与私人运用理性的不同内涵,“回到康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强调了理性的公共运用。它排除固定专业、职务与岗位的差别限定,用一种人类整体的一致性、普遍公民的平等性来行使理性。吊诡的是,这种政治公共领域的实现形式却是一种“文学共和国”,“它不是由启蒙哲人而是由上个世纪的学者们创制的,为自由公开地检视宗教或立法问题提供了模式和支持”。作者显然暗示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成并不归功于启蒙运动,另一方面,文学公共领域也暗示了阅读公众和全体民众之间的断裂。但是启蒙的意义正在于承认民众都可以完全转换为公众,印刷传播被赋予公共领域普世性裁决的美好希冀,在书籍阅读和写作中形成了一个比权力更具权威的“批判共同体”。它将公众舆论构建为一个启蒙的、普遍的、统一的概念实体,文人成为批判运用理性的公众代言人,然而却远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普遍。文人成为舆论公众的典范,只不过是启蒙又一次的一厢情愿。

作者的真实意图也很清晰:即认为启蒙运动和文人的实质作用或许被长期高估。其实它们并不具备绝对性意义,甚至混杂在其他话语中,在当时远未引起重视。“如果有人认为启蒙哲学和王室审查在所有的战斗中都尖锐对立,不可调和,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出版审查机构曾以各种特许、默许等宽松机制变相保护了启蒙出版物。在书籍传播和革命的关系上,作者讨论了一种发生学问题。所谓书籍思想征服头脑,引发革命(由内到外)的预设要大打一个问号。哲学文本、色情作品、讽刺谤文和丑闻纪事不仅相互混杂,而且在写作实践中相互借用低俗文学的模式,导致真正意义上启蒙思想家的纯粹作品极为有限。在阅读接受上,更多的怀疑、不信与抵制使阅读很难生成革命意识。即使面对象征启蒙精神的著作《百科全书》,阅读公众中也只有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大多数对于革命依旧无动于衷甚至仇视。很显然,阅读相同书籍并不必然带来选择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

在宗教与王权的变易线索上,作者依旧警惕由于简单对峙的假设造成结论上的冒险。宗教与王权在神圣性与权威性上的陷落,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启蒙精神的决定作用。书中描述了宗教与国王自身存在的几大严重失误,可以说它们的自裁行为占据着很大原因。大革命并未造成对传统宗教的决裂摒弃,而是参照原有的体系,衍生出崇尚人类内在德性的全新价值。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宗教的世俗化发展进程。相反,教会自身的分裂使宗教权威荡然无存,原本信仰的绝对性在不断的争论中消失殆尽。当没有一致性时,它只会产生疑虑,遭到摒弃。作者认为,这种世俗化运动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它远远早于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历史时期。相较而言,国王形象的去神圣化也存在类似的历史陷落。国王错误地将自己的两个表象(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统一叠加在一起,原本不死的政治身体“肖像”随着尸体一起速朽、埋葬。从政治礼仪到宫廷社会的空间意义转换,更造成与宗教改革类似的疏离感,原本公开持久性的“全景敞视”被一种私人化封闭的不可见性所取代。从此国王只是一个不在场的虚位,永远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如同家庭中的父性存在。民众的被排斥和疏离,使得国王被想象和思考的方式变得愈加不可控制、不可设想(猜忌、怨恨、辱骂及刺杀层出不穷)。王权的神圣象征体系从来都与宗教圣体圣事密切相关,当宗教日益世俗化,君主制的神圣形象自然遭受贬损。国家仪式的减少使民众的参与感下降,批判思维模式的发展动摇了国家权威的根基。可见,作者始终以严密的质证逻辑巧妙暗置了一个主题:启蒙运动毕竟只是一个外因,它远没有宗教和王权自身的历史沦陷重要。

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重要人物,作者在书中对大革命的发生进行了宏阔与多元的源流分析,他以“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厘清了宗教信仰、政治王权、书籍出版、公众舆论等诸多社会合力对大革命的形塑作用。这正是作者此作以“文化”取代“思想”起源的原因所在。文化代表了比思想更为开阔的复杂场域,“最强有力的和最非凡的观念变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发生于控制和主导思想建构的集体决定当中”。很显然作者强调了大革命发生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远比一种确切明晰的指导思想更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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