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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灿灿: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2015-07-22 02:22:49 来源: 99艺术网 作者:赵成帅


艾未未个展“AI WEIWEI”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常青画廊

编者按:艾未未将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汪家祠”拆分成1500个构件运往北京,2015年6月6日,同名个展“AI WEIWEI”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与常青画廊开幕,这是他回国22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个展——整个六月艾未未打出组合拳,在北京连续举办四个个展,形成富有争议的话题漩涡,为此99艺术网专访了“AI WEIWEI”个展的策展人崔灿灿。
 
记者:艾未未在几个访谈里几次强调是不是艺术、关不关乎美学不重要,他只是做了一个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
 
崔灿灿:艺术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很多艺术家有一种对艺术的“处女情结”,觉得艺术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原理、规则,觉得它神圣不可侵犯。但我不知道那种自我纯洁的优越感来自哪里。当你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必须遵守的三个规定、八项注意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指称。艺术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杂交的过程,不断的和科学、哲学、政治等发生相互的作用,这个过程包含了吸收和排斥,也不断产生新的语言。如果你特别在乎自己是不是艺术家?搞得是不是艺术?你心里就会有一个无形的框条,它没法让你自由地做很多事情。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对经典的崇拜,一种是对经典的反抗。我也挺喜欢经典,但是如果要我把一个再经典的东西重复一千遍,那肯定是邪教。不愿意当邪教的人,会做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包含他对经典的态度,对反抗的认识,他有自己独立的动机、行为方式和导致的结果,但展览肯定不是一个最终结果,因为展览只是人的生命发生过程中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把展览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对于人生来说,展览只是其中一个事儿而已。
 
记者:这些事儿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对象、方式和结局吗?
 
崔灿灿: “目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国内有一种挺逗的情况,无论你做什么事,都有人说你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你在碰瓷,你在下套。他们不在乎你这个目的是否对当下有益,也不在乎这个目的,是否是为了纠正另一种卑鄙的目的,说简单点,没有是非观,也不在乎是非。我觉得人做很多事情都是有目的和设计的,除非你是在做梦,那是无意识的事。
 
如果说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我觉得是做点“不合时宜”的行动,什么是不合时宜?比如,在大家都不说真相的时候,说点真相;在大家都把个展特别当回事的时候,随便做个展。但“不合时宜”的状态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让单一变的丰富,让死板变的灵活,可以这样活着,也可以那样活着,它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途径和生存可能。
 
记者:你认为这种行动是当代的一种生存方式,还是终归是艺术的东西?
 
崔灿灿:一个展览所引发的并不只是一个行动本身,行动只是一个动作,动作是有它的指涉的。这个“指涉”包括这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了这个展览?为什么做这个展览?如果这个展览变成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就会去谈论它,寻找它发生的理由,会对它包含的历史信息,会对这个人的经历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然也会重新理清很多问题。
 
今天对一个展览的理解往往是有偏差的,个展并不只是展出艺术家的作品,它也会勾连出这个人所携带的各种信息,这个人和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更像是一个人的传记。一个展览在开幕之后的价值,不应该只停留在对作品好坏的谈论,而是看这个展览和我们的整个文化处境、现实系统放在一块所产生的比对关系,以及连锁反应。就像到了90年代,弗洛伊德还在坚持绘画写生,他特别忠于的自己生活,做他的展览并不只是要说他画的怎么样,而是在当代艺术这样的情境中,还有这样的人在坚持某种方式,那么不合时宜,它既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这是个展的另一种意义。
 
记者:做了一个“事儿”,你认为当用这种方式真正去应对、操作现实中的事情的时候,有效吗?
 
崔灿灿:艺术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所以不存在艺术关注现实或是介入现实这一说。我们只要还在还和人交往,还在生活中,我们就是在现实之中。不能认为政体现实是现实,个体现实就不是现实,个体现实是政体现实的一个具体遭遇。政治是一种关系,关系都是临时性结果,我们总是在各个方面调整关系,即便你不去主动这样做,关系也会改变,因为别人会改变,所以无形中现实总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化。当一个展览,或者一件事情、一个话题抛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借助这个发生理清自己、界定自己、解释自己,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对自己的现实进行有效的改变了。  
 
如果作品是一件石头,我不太在乎这块石头磨得好不好看,我更在乎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它能激起多少波纹,这个波纹就是有效的结果。以前大家认为“石头”才是艺术,但我觉得现在“波纹”也是艺术。我们为什么做展览?做展览是为了交流彼此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意识,交流我们自身所携带的各种信息,而这种交流的互动,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应对发生和有效舆论。
 
记者:你作为艾未未个展的策展人,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崔灿灿:展览开幕之前,我被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老艾这个能展吗?我说:大家都可以展,他应该就能展,为什么不能展呢?但当老艾做了展览以后,大家又觉得老艾好像可以展了,一家国内媒体报了,于是像瘟疫似地传染了很多媒体,就像春天解冻。其实,大家做事情从来不按基本原则、不按价值,只按坊间传来的风气。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要做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可能会不按风气来,他一定有自己某些特别在意的价值、特别在意的方式,对自己厌恶和喜爱的东西,有明确的划分和认定。
  
记者:但艾未未此前在国内的确很少做展览,他自己的解释总是轻描淡写、轻而易举。
 
崔灿灿:我所知道的,以前确实很少有国内画廊找艾未未做展览。艾未未2007年参加卡塞尔文献展,2008年设计了鸟巢,之后又在全世界做了那么多展览,而且很多都是重要的美术馆的个展,在国内确实没有做这样一个展览,这是事实。
 
我个人觉得,对于艾未未来说,去年有人找他做展览,那他就想做一个,这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轻描淡写?因为当你坚信一件事,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方式,从来不因为结果来改变自己的行动。当这一切成为你的习惯时,你就不需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彻夜难眠的抉择,所有的事情都是轻松的,简单的。
 
记者:你的文章梳理了汪家祠的整个历史,当然包含它身上的社会与文化信息,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没挑明?就是这个建筑放在今天的798,那个历史在今天照出的影子是什么?
 
崔灿灿:不存在挑明不挑明。我在文章一开头就写了“它包含着未知与含混”,一个展览所带来的是多重体验,我觉得艺术当然不能说得太明确、太直接,但立场和态度一定是明确的。艺术有它的含混性、歧义性,艾未未在中国无疑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在于他是一个包含有诸多身份、经历的艺术家,以及我们对这个艺术家形成的判断上的分歧。面对他回国22年以来的第一次大型个展,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情境、位置、价值观来形成对这个展览的不同认知。一个展览很难告诉别人一个什么唯一的道理,行动本身并不是按照道理去指导的,行动有它的突发性,行动是为了引发更多的行动,而不是导致单一的结论。一个展览可能想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但它告诉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寓言体,它有着许多可以想象的空间和无法百分之百的解释,甚至无法触及——就像汪家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属性一样,就像这个展览在不同的人群里面形成的不同的价值和“话题”一样。
 
记者:你怎么看这个展览引起的反应?
 
崔灿灿:我觉得《环球时报》有一个评论挺逗的,有一句话说什么“一直以来艺术界各派人士……”。说的挺对的,艺术界也是有各派人士的,所以会有各派人士来跟你谈各派的东西,比如“搞的太不艺术了”“搞的又太艺术了”。我没派,如果必须有,我肯定是“不喜欢谈是不是艺术派”,因为这个艺术边界的事,很多年前就有人谈了,我不想接着谈,挺无聊的。如果还有人喜欢重复地去谈,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在维系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他精神上唯一的支柱。
 
记者:你怎么回应艾未未作为一个“话题”引起的批评声音?比如,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撇开“艺术”,他的行动就不够纯粹和彻底。
 
崔灿灿:打个比方,有一块雕工精良的白玉,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是一件艺术品。你非要去拿它垫桌子腿,然后说,它垫桌子不行,这个玉不好。但我要说这块玉是个艺术品,他说不对,它还不够艺术,你肯定还想拿它干别的。我觉得这逻辑挺绕,但绕了也挺好,因为你不把一件事物进行精准的切割时,它会保留更多的信息,这个状态更接近现实本身,有时清晰,有时你又觉得它太复杂,像是一个分裂体,它会引起更多人思考的兴趣。
 
但如果,你要求一个东西,必须具备各种最有效的功能,那是“全能神教”的理论。彻底和纯粹都是相对的,你说你认识的一个女孩挺漂亮的,他非说她和玛丽莲梦露比还漂亮的不彻底;你说这个人挺勇敢的,他非说只有舍身取义才勇敢。我一般不会和这种人聊天。
 
各种批评都是可以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批评都是可以值得去思考或者认同的。在中国,很多人有一种特别幽默的动机论,偷梁换柱和以讹传讹,用鸡贼心看待整个世界,这是许多人最擅长的逻辑,也是这个国家的普遍存在逻辑。从这角度上,我们离求真务实的现代社会还很远,也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识和法则。我总会碰到一种人,你给他说中国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他就说你是讨好西方人;你写了篇描述中国某个山区贫穷的状态时,他说你是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态;你替别人的不公说两句话,他会说你是想出名,你就是想闹事。无论你做什么,他都要用他的鸡贼逻辑重新置换一下,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人和人之间有价值的认同,有悲悯,会因别人遭到不公而愤怒,他不相信朴实的情感,坚韧的毅力和对这个社会的基本责任。
 
我和老艾去江西看老房子,我们晚上在山里溜弯时,发现月亮特别亮,我们就想到以前的一些诗歌,比如“天涯共此时”。你突然意识到古人的一种历史观,无论你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度,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一岁一枯荣是不变的,这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的依据、常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样一个时代,能不能做一些让这个时代丰富的事情,让我们麻木的、琐碎的、重复的生活还能有点想象空间的事情?
 
记者:1993年艾未未、徐冰和谢德庆在纽约有个对谈,你觉得那个文本有埋伏什么线索吗?
 
崔灿灿:那个访谈挺有意思,呈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人。谢德庆是一个有着古典方式的教徒,而且他很极致地维护这一点。谢德庆很极端,他有一种极强的仪式的教义化,这个教义化需要自己的精神和意识付出各种代价,他是一个很有隐忍感的人,隐忍的有些悲观,孤注一掷。老艾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年,跟各种人混迹在一块,接受了各种繁杂的文化,在他最年轻的时候享受过自由的时光、享受过重复,做过很多毫无目的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的黄金年代,20多岁到30多岁最好的状态,那个时候他懒散、无聊、堕落,但又有着各种激情。而徐冰是一个不太出格的人,他始终依附于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上,做点事情,不会走出去太远,这个系统可能是中国传统,也可能是体制,后来他去了中央美院,我觉得他一直和很多事情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那篇访谈决定了从1993年开始,三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1997年老艾写过一篇文章叫《这漫长的路》,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不同的生命轨迹,从一开始他选择的那个点就注定了。就像汪家祠一样,注定它携带了历史中各种人的信息、各种文化的生生死死,那种坚持、妥协、不安,以及它今天来到798里,除了静止、沉默,也勾连了所有的疯狂与荒谬,就像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一样。中国很多东西都生长在这个土壤里面,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勾连了土壤的逻辑和土壤的意识,它是土壤的一部分。

记者:这次展览之后,你觉得艾未未在中国做展览的空间会变大吗?
 
崔灿灿:我不知道,中国的事情说不清楚,大家既没什么共识,也没什么基本法则,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就像老艾的那棵“树”,它由几十块不同的木头按照中国的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它既像中国历史在今天的一个隐喻,也像一个人处境的隐喻,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拼凑在一块,最后像一个毒瘤一样疯狂地生长。中国很多事情都不好说,未来到底是什么样,我无法得知,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此时此地,我们还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还能在乎自己的存在,并希望为这些存在寻找更多的可能。如果这样,现实能发生一些好的变化,我就挺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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