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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北官房胡同28号

2015-06-26 12:12 来源: 南方周末、新青年艺术沙龙 作者:


 

注:这是昨天去拜访栗宪庭先生时他所提及代一篇文字。这篇文字经过很长时间的搜索终于找到。我们未来希望在栗宪庭先生“故乡黄花落满地”中将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故乡叙事。

“胡同”是汉语“井”字的蒙语发音

自2000年秋我彻底搬到北京宋庄之前,我在什刹海北官房胡同的28号院住了30年。所谓什刹海,就是一串相连的六个湖,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依次为西海(也叫积水潭)、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因蒙古人把湖和水洼子都叫海子,什刹海的称谓也沿用至今。据专家考证,什刹海始于元忽必烈,因周边有九庵一寺故名“十刹”,相传元大都因之成制。沿用元称谓的当然还有胡同,“胡同”是汉语“井”字的蒙语发音,然后又音译成汉语的一个词,我的意思是蒙语用“胡同”即“井”代称街道,本源于汉语“市井”,并非源于水井的井。因为作为农业定居方式的汉族,井为水源,环“井”而居,便因“井”成市成街,“井”作为象形的汉字,自然衍化成街道的意思。然后,元入主中原,汉语又把蒙语的“井”音译成“胡同”,原本一个东西的“井”--“街道”--“胡同”,由于文化的混杂,一个“胡同”就把人弄糊涂了。我老家冀西南把胡同念做“咕咚儿”,是源于官话“过道儿”的地方发音,还是源于蒙语“胡同”的发音,不得而知,因此,我有一个奇怪的臆想:即蒙语“井”的发音源于打水的咕咚声,蒙古人乃游牧民族,“井”不太可能衍化出汉语市井、街道的意思,就用饮水的“井”,直译了汉语“井”的衍化含义--市井和街道了。

除了西海和后海杂有民居之外,北海、中海和南海自辽、金至明清起,一直是宫禁和皇家园林之地,尤其中海和南海一般合称为中南海,它紧邻紫禁城的西边,为明清两朝的宫苑,戊戌变法后,光绪曾被软禁于南海的瀛台,并殁于此处。1950年代,中共的党政机关和毛泽东等最高首脑搬进中南海,“中南海”从此成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出现在各种文字和文艺作品中。现在一些年轻艺术家喜欢抽的“中南海”牌香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的。

所谓“官房”,是当年慈禧委派太监盖的“民房”

北官房胡同位于后海南岸,后海虽大量杂有民居,但仍有达官贵人和王府的聚集,北岸是醇亲王府和后来的摄政王府,是清朝惟一出过两个皇帝的地方,一是光绪,一是末代皇帝宣统。清朝有潜龙邸的规矩,即一个王府因为出了皇帝,这个王府就不能再住皇亲国戚,诸如北京的雍和宫,就是雍正皇帝原来的王府,赐给西藏作喇嘛庙,既笼络了西藏,又成为解决潜龙邸归宿的最好途径。但是,到了晚清,清朝政权摇摇欲坠,加上财政不济,光绪进宫后,就没有可能再有力量安排醇王一家百十口人的住房问题,再说慈禧专政,光绪又是慈禧妹妹的儿子,慈禧修改祖宗的家法,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到了宣统时,清朝政权已经是朝不保夕,再没有人能顾及潜龙邸的规矩。到了1950年代,共产党为迎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北上,把醇亲王府一分为二,花园给了孙夫人居住,而王府成了卫生部的官署。另外,后海南岸的西边,是恭亲王府,是北京保留最完好的王府。1983年,我被清除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美术》杂志,1985年,《中国美术报》成立,我被调进中国艺术研究院办这份报纸,而中国艺术研究院恰恰占据的是恭亲王府的地盘,那时,我上班只需步行10分钟。恭亲王是清朝中晚期的重臣,是他伙同慈禧,杀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拥慈禧垂帘听政的。说恭亲王挽救了清朝的性命,是因为他真正看到八旗军在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回民面前不堪一击,恭亲王受命于危难之时,启用汉人大臣曾国藩,以及曾的门生李鸿章,包括左宗棠等人,是这些汉臣组织的湘军、淮军,和西北左宗棠的部队,才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清朝,史称“同治中兴”。后海还有涛贝勒府,据说张之洞、左宗棠曾经在前海住过。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口号的发明者。

银锭桥是区分前海和后海的一座桥,沿着后海南岸,从银锭桥往西走一百米,往左看有一个高台阶的大门正对着湖,那就是北官房胡同28号。说起银锭桥,那是汪精卫炸载沣的那座桥,作为光绪的弟弟和宣统他爹,这个清朝最后的摄政王,就住在后海北岸,银锭桥是他上下班必经之途,银锭之壮举,成就了汪精卫,之后才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所谓北官房之官房,据《燕都丛考》是“地以宛平县之官房得名”。另据侯宝林《我的童年--自传之一》中有句“老北京人说,所谓官房,是慈禧为了宣扬关心民间疾苦,宣称省下脂粉钱委派太监在外边盖一部分民房,假称是要解决所谓老百姓住房困难的问题,所以叫官房”。这是不是最早的经济适用房,我没有考证过,反正后海附近除了北官房胡同,还有南官房胡同、东官房胡同。

让人伤感的北京四合院

现在的北官房胡同28号,像大多数北京的四合院的现状一样,成了一个大杂院。但1950年代初期还没有那么杂,这里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宿舍,美协的几个巨头江丰、蔡若虹等人辗转从延安搬到了这里。据我们院子九十多岁的裱画师傅单大爷说,这个院子是属于旁边一个四合院的私家花园,上世纪50年代他们搬进这个院子时,假山、竹林还完好无损。1970年代我曾经来过这个院子,那时假山和竹林已经没有了,但还有一棵挂着文物标牌的古槐树,另有直径超过40公分粗的枣树八九棵,结的枣子又大又甜又脆。北京四合院原来多是一家人居住,按儒家尊卑长幼的观念和风水方位居住。“五四”运动后,儒家传统遭到近代思想家激烈批判,是文化意义上的毁灭。1949年共产党进城,除了逃亡的大户人家,就是被革命驱逐出深宅大院的豪门,四合院尤其完整的大院子,充公后就分给了许多城市贫民,若干家共一个院子。至此,从传统建筑保护的意义上,作为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北京四合院,已经埋下被彻底破坏的种子,即院子充公以及住户增多、变杂,是造成四合院在不断被改建中遭到破坏的原因。事实上,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据统计1952年北京人口是261.8万,到1981年增加到919.2万,30年增加了三倍多,但1950-1970年代末,忙于继续革命,没时间解决人口增多与住房紧张的矛盾,于是就不断地在一个四合院里做加法,今天你家接出一间房子,明天我家在房顶上加个二层,院子被挤得越来越小,院子的形状越来越奇怪。而且由于传统文化被否定,改建的材料和样式上不再遵循传统四合院的传统,以至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廉价的材料、各种奇奇怪怪的房子形状应有尽有。以致到了1970年代末,大多数的四合院已经变成面貌全非的大杂院了。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就连这些大杂院也都被大片大片地拆除了,应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出租车司机广泛流传的话,“CHINA,拆呢!”我居住过的北官房28号,何尝不是被这样的改建破坏掉的呢?

1950年代,由于中国美术家协会领导的入住,假山石、竹林给清除了,院子由园林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院子。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了解决住房紧张的问题,又在那个院子里盖了两排40米长8米宽的平房,自然,那些大枣树逃不掉被砍掉的命运,院子到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由乱七八糟房子组成的七弯八拐的迷宫了。就说我们院子的大门楼吧,1980年我住进这个院子里的时候,灰砖灰瓦的门楼主体基本完好,砖雕的墙花和木雕的门楣,以及门两旁的石鼓一应俱全,但是1980年代末期,由于门楼漏雨,房管局修建队把门楼顶给拆了,换成红色方块形的平瓦,而且,坏掉的墙砖被抹上了水泥,门旁的两个清代石鼓,也被掀翻弃之一旁,没多久两个石鼓便不知其踪。北京四合院就是这样在群众性静悄悄的改建中,配合着政府轰轰烈烈的大拆除而毁灭了。想起来真让人伤感,但也无奈,“CHINA,拆呢!”就连北京古城墙和大规模的公共建筑都保护不了,那一个小胡同、一个北官房的小院子还算什么呢?

吴冠中先生让夫人给我送来一张画,转达对我的问候

1980年我搬进北官房胡同的时候,蔡若虹、江丰这个级别的领导都已经搬走了,还有几位著名人物,是我学画的时候就知道的,如从延安过来曾参加过1930年代木刻运动的颜涵先生、漫画家钟灵先生,还有西方美术史家吴甲丰先生,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住到北官房的,我没有问过,因为我住在这院子的最里边,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他们的屋门口,所以我知道哪家是颜涵先生的房子,哪家是吴甲丰先生的房子。他们两家住的都是两间小平房,每间也就是十平方米吧,颜涵先生家里人口多,两间房子是分着的,一间是颜涵先生的孩子住,一间是颜涵先生画室兼老两口的卧室。吴甲丰先生就老两口,两间平房是通着的,房子右边是吴先生的书房,左边放着一张双人床,中间用两个书橱隔着。那时我作为美协的一个小编辑刚住进北官房,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但我每次见到他们都会问好的。

我搬到北官房之后的没几年,颜涵先生就搬走了。住颜涵先生隔壁的,是我的同事《美术》杂志的老编辑吴步乃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上门求教吴先生,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教我最多的当是吴先生和丁永道先生了,尤其是对来稿的字斟句酌和严格把关,一直都是我的榜样。《美术》复刊,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和艺术作品,都是经过吴、丁先生这辈老编辑之手发出去的,但是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了。吴先生是1980年代中期搬走的,虽然那时我很羡慕他们终于住进了“洋楼”,不用每年冬天买煤生炉子了,但2006年我再去看年届八十高龄的吴先生和丁先生时,他们的居住条件,还是让我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房间很局促和狭窄,没有装修过的水泥地面,被磨得油光锃亮,家里使用的依然是1950-1970年代公家淘汰给私人的简易家具,书架上和书桌上依然堆满了书籍和杂志,很像1970年代的室内感觉--水泥地面加四白落地(四面墙抹白),和如今参考时尚图片做的时髦装修相比,真是另一个天地。中国的地儿也太大了,别说城乡差别、传统和现代化的差别,就说如今的北京,除了住着豪华别墅和公寓的人家,冰天雪地里靠煤球生炉子取暖的人家也还不少呢。话说回来,如果全中国都按西方时髦家装图片来装修我们的家,那多乏味呀。

那时我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当编辑,因为稿件的来往,我和吴甲丰先生慢慢熟悉起来,吴先生是个典型的学者,先是在中国美协研究部,后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做研究员。吴先生的夫人是中国美术馆的会计,我们叫她沈阿姨,老两口都是浙江人,没有孩子。吴先生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写作,所以沈阿姨包揽家务,加上又特别会做饭,把个吴先生伺候得那个滋润,让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好生羡慕。那时候,院子里的自来水是公用的,所以每个周末,我都看到沈阿姨杀鸡宰鹅的,有时沈阿姨也会给我们家送些她做的饭菜,每次我们吃到沈阿姨做的菜,我都会惭愧一阵子,因为我也是家里掌勺的,与沈阿姨比,我做的饭菜真是差远了,因此经常会为做鱼做鸡这类“大菜”请教沈阿姨。吴先生有个嗜好,就是爱喝两口小酒,午饭和晚饭几乎都会来二两,也经常会在酒足饭饱之后,红着个脸和咂吧着油亮亮的嘴到我屋里来聊天,那会儿不是谈他对《美术》杂志里文章的看法,就是愤愤地骂几句,我当然也跟着骂,回想当时一老一少骂街的情形,还真像今天的愤青。1980年代初,美术界和其他文艺界一样,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和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真的很热闹,我就此请教过吴老先生很多有关的知识,也约他写过《现实主义小议》,和若干篇有关现代主义概念翻译的文字,约稿的过程也是我向吴先生学习的过程,受益匪浅也是自然的。1980年代中期,吴先生一家要搬到新盖的“高知楼”了,我帮忙搬家时,我清楚地记得:只有两个1950年代公家淘汰卖给私人的书橱,一张同样淘汰的简易书桌和两把椅子,一张旧双人床,另外有两个八十公分大小的旧木箱子,装的是衣物,几个纸箱子是打包的书,除此别无杂物,一辆小货车就全部装完了。这么多年来,帮吴先生搬家的情景,会时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年纪越老就越有体会,人这辈子,多一样东西就多一种负担。

住在北官房胡同28号附近的,还有张伯驹先生的家、工笔画家潘洁兹先生的家,以及吴冠中先生的家。我忘记潘洁兹先生是住北官房17号还是几号了,那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因为稿子的关系我去过潘老的家,他也到我家来过。潘老一脸福相,红黑的脸膛,矮墩墩的身材,不善言谈,略显木讷,但温良敦厚,给我印象深刻。而吴冠中先生恰好相反,瘦骨清象的,十分健谈,且谈锋犀利,一说起话来,黝黑清瘦的脸上,两只眼睛炯炯放光。吴冠中先生住在前海湖边一个民国风格的大院里,忘了是几号了,据说那是原北京艺术学院的住宅大院,里面住了很多家人,从1949前到1950年代,北京艺术学院也在前海,就是在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里,后来北京艺术学院并入首都师范学院从恭王府里搬走后,恭王府就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地盘。也是因为稿子的原因,我去过吴先生家里几次,那是一间顶多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子破旧不堪,有什么家具我全无印象了,只记得家具是破旧的,桌子的后面是一张带蚊帐架子的双人床,上面挂着一顶发黑了的蚊帐。1980年代初,吴冠中先生是最激进最有影响的艺术家和新观念的开拓者,他那时的“内容决定形式”等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振聋发聩,是激进青年艺术家心中的偶像。1980年代初由于开放,思想解放运动蓬蓬勃勃,大量反省和批判1950年代以来艺术观念的文章纷纷出笼,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潮引进中国,也正是如此,1983年初,“清除精神污染”,而我主持编辑以抽象艺术为主的《美术》1983年1月号,正好撞到枪口上,我因此被停职检查,并被清理出编辑队伍。吴先生那时已经是中国美协的常务理事了,据说在决定我去留《美术》编辑部的理事会议上,只有吴冠中和郁风先生极力为我辩护,力保我继续留在编辑部,当然两个人占全部理事的少数,我还是离开了编辑部。令人感动的是,吴冠中先生专门让他的夫人登门给我送来一张画,并转达了吴先生支持我的意见和问候。这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这也是我在整个被解职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认错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一些青年艺术家朋友的支持,以及我对自己文化立场的坚信,都让我能够在每月只有三十多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度过了两年拮据而寂寞的日子。

张伯驹的家是小四合院,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他家拍的

从北官房胡同28号往西走五十多米,就是住在后海南沿的张伯驹先生的家,张伯驹作为大收藏家的事迹报章多有报道,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的很多轶事,我是很晚才在书籍里读到,张伯驹先生早我到北官房胡同居住前就仙逝了,当然无福拜见他老先生了。而我与张家有一点联系,是1980年代中期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辑《中国美术报》的时候,那时我除了组现代艺术思潮的稿件,也编辑一些古代艺术的稿件,因此我结识了张家女婿、文物出版社的楼宇栋先生。《中国美术报》是个周刊,所以有一个阶段我和楼先生来往密切,不是他到我家,就是我到他家。张伯驹先生的家是一个小四合院,1980年代初中日联合拍摄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就是在他家拍摄的,可见那院子一定是很有传统风味的。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由于房子的破旧,那个四合院就被房管局彻底拆除,并改成了一个红砖和水泥结构的平房了,改后的院子南房是个开间很大的平房,东房改成两层小楼。我频繁出入那个院子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尚健在,她是个画家,有很多轶事趣闻,1949年前就闻名遐迩。她住院子的南房,其中大开间是她的画室,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从房前经过时往里瞄过几眼,看到过潘女士正在画画的样子。我每次找楼先生就是径直上二楼,那是张伯驹女儿和楼先生的房子,他们是一大家人,楼先生家里好几个孩子,每次开门是不同的孩子,那时他们都是大小伙子了。楼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曾经对中国陵墓雕塑做过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因此文物出版社有很多质量很好的六乘九的反转片。楼先生编辑这个栏目时极其认真,每次介绍陵墓雕塑,都是图文并茂,选图撰文都是一丝不苟的,因为文字经常有一些生僻的字,我校对完之后,由于住得近,总是拿稿子再找他校对一遍,每次他总是耐心校对两遍甚至三遍,从没有见到他不耐烦过。他那时六十多岁吧,一头白发,温文尔雅的,我那时三十五六岁,还是一头黑发,当时我就很羡慕楼先生的一头白发,所以我还不到50岁就早生华发了,我想我的满头白发是给我自己羡慕来的呵!

当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编辑,住在北官房28号时,有幸近距离跟这些名画家和老先生打过交道,老先生待我之厚,让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做人。如今我也年届花甲,我打过交道的吴冠中先生、吴甲丰先生、潘洁兹先生已经作古,颜涵先生已经年届九十,吴步乃先生、丁永道先生也八十高龄了,真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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