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OO3年3月20日下午1时
访谈地点：北京北服一莱佛士国际学院
访谈背景：2003年3月8日，我在炎黄艺术中心与本院的两位同事举办“三友画展”，展览上见到了分别十五年的同学盛奇先生。
我与盛奇先生相识在1984年的春天，那年我们都在南京艺术学院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盛奇走到我面前问我：“考不考安徽师范美术系？”我说：“我是江苏的考生，是不能报考安徽师范的。”有了那一面之缘，这使我俩日后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本科对，彼此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对艺术的热爱。我们常常一起出入美术馆、画廊，彼此间的交流很多。1986年春天，我们和另外两个同学同在北京语言学院举办了“四人画展”。我们的友情，也随着对艺术的热爱而日趋加深。
后来，盛奇离开架上绘画，搞起了行为艺术，再后来，我们大学毕业，他被分回了安徽。我的工作也一度没有落实。等我分配到北京工作时，听说盛奇去了意大利。后来，又听说他到了英国。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断断续续有一些有关他的消息，也在国内一些刊物上见到过他的作品。前几年，听说他回国了，但一直没有和他联系上。“三友画展”前夕，我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给师友送请柬，碰到同学蒋智南先生。谈话中，知道了盛奇的一些情况，还从他那里得到了盛奇的手机号码。我这才得以在分别十五年后，重又联系到他。在我们见面交流时，我发现，盛奇先生的艺术思想和观念很有意思，便提出给他做一次访谈。
其实，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自其产生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在西方它与绘画一样，早就成为艺术院校学生学习的内容之一。但是，在中国，人们对行为艺术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连一些美术圈内的人，对行为艺术仍存在这很大的偏见，公然认为它“不是艺术”。走进盛奇的艺术世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行为艺术的特征及其魅力。
盛奇是一位挚情的艺术家，他对艺术非常虔诚，在经历过许多困惑和无奈后，他逐步建立起他自己的生活信念与艺术精神。从最初的抗争意识，为了某种观念而强化自己的感觉，刺激自己的激情，而进入一种平和自然的状态。他把自己的艺术定义为“艺术的政治”而不是“政治的艺术”。这是他的独特之处：他一直关注着自己与社会的对话，时常对自己提出质问：自己需求的到底是什么？从自我出发再进入社会，又从社会返照自己，尤其，他在欧洲十年的生活，让他对中国这个概念理解得更为深刻，对根性的精神，父性的意志，有了更为切实的了解。这也是他选择回国的一个重要原。
盛奇在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英国的教育给予他最大限度地思考自己未来艺术道路的机会。随着思考的深入，他的艺术观念逐渐成熟。旅欧期间的一些行为作品，始终传达了他对文化，以及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应如何寻求其自身的表达语言等问题的关注。文化差异导致了交流的困难，同时，也使艺术家看到了不同文化的长处。如何发挥己之所长，是中外艺术家都要面对的问题。盛奇先生也不例外，他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土产生与成熟起来的。
访谈正文：
一
张值：盛奇先生，大学毕业后，听说你分回了安徽，你回安徽后的情况怎样？
盛奇：在安徽，我教了几个月的书，然后就出国了。
张值：能谈谈你出国后的心境么？
盛奇：出国很茫然。一上飞机就觉得已经出国了，周围都是外国人，讲的是英语。我的英语又不好，一下子感到非常茫然。
张值：你先去的是哪个国家？
盛奇：意大利，去意大利我更加茫然。意大利语我一句也听不懂，自己就像一个外星人，这种茫然的感觉持续了两三年。
张值：你呆在那里都干些什么工作？
盛奇：带孩子。没有搞艺术，当时我儿子有两个月了，我没有能力适应那个社会，语言不通，不能工作，什么事也做不了，只好带孩子了。
张值：你在意大利，肯定看了许多文艺复兴大师们的作品吧？
盛奇：是，我在梵蒂冈一呆就是一天，我为什么现在画教皇， 是因为我觉得那里的宗教气氛很浓，我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圣母子》，就是耶稣躺在他母亲膝盖上的那件作品，在凡蒂冈看到天顶壁画。畦！那种印象非常深，真是近在咫尺啊！当时有一种朝圣的心理，能感觉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那种氛围。
张值：在意大利，你有没有找过工作？
盛奇：我去干过修复古代壁画的工作，是替别人打工！还去过意大利南部城市，在那里与意大利人住在一起，中午在他们家吃饭。他们也觉得有一个中国人在他家做客，觉得很有意思。
张值：是不是意大利南部的人还比较纯朴？
盛奇：是，非常纯朴。
张值：在意大利有没有搞些作品？
盛奇：也搞过一些，但比较少。我那时总的来说比较彷徨，意大利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我也去了，意大利贫困艺术的一些大师的作品，对我的冲击比较大，一下子感到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西方的艺术真的跟西方的航空母舰一样庞大，很有力量。为什么中国有许多艺术家去国外读书，读完书便不会搞艺术了，就这样白白地牺牲了，实在是因为他们的艺术使人从心里佩服，还使人无所适从。
张值：这可能与你当时的心态有关吧？
盛奇：也不是。西方不管是古代艺术，还是现代艺术都很强大。
张值：对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虽然没有你这样的体验，但我觉得你的理解可能与特定时代的特定心理状态有关。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长的一个阶段里，中国是封闭的。一夜之间，大门打开了，一些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渴求便远远超过了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需求。其实，他们对中国艺术同样一无所知。人们一方面怀着朝圣的心理去看待西方艺术，一方面又带着极强的功利性，以为能在短短的几年里把西方几千年的艺术吃进去。这两种心理并存，一旦受到挫折，便容易自暴自弃，转变为一种盲目崇拜的态度。这是一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我虽然没有到过欧美，但欧美大师的作品和原作也见了不少。记得八十年代看法国近代绘画展，非常的激动。到了九十年代看米开朗基罗，波特切利的原作，却没有了从前的兴奋，更多的带着分析它的心态，慢慢地做到了相对客观地对待这些大师，而且也能看到了他们的某些不足。当我再回头看中国绘画时，反而发现了更加深刻的东西。我发现在艺术的深度上，或者说纯精神的表达上，中国艺术么比西方艺术更加深刻。当然，西方艺术有它的长处，我并不否认它。我只是想强调，中国绘画有着很内在的表现力。
盛奇：我对中国传统并不是十分了解。
张值：你离开意大利后去了哪个国家？
盛奇：我在罗马，碰到上海的陈箴，他是搞装置艺术的。现在去世了。他跟我讲，在巴黎，有几个搞得不错的中国艺术家。于是，我就去了法国，在巴黎住在陈箴的家里，但是，我发现，如果从头开始学法语，会很吃力。我要读书的话，还是去英国比较好，我毕竟还有点英语的底子，在巴黎没有呆下去，便去了英国．
张值：你到英国后，是如何生活的？
盛奇：我到英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英镑，约人民币2600元。一开始住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后来碰到一个绿党的人——绿色和平组织，简称绿党。这个人也无家可归，他参加抗议活动，被英国警察关了起来，刚放出来。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和平。我就跟着他到处打工，他也是什么工都打。我去过中国餐馆、麦当劳打工，挣点钱。然后，我慢慢地了解英国艺术界的一些情况。英国的当代艺术非常有力量，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作品。这些艺术家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大五、六岁，都是35至45岁之间的人，做的作品非常好。我不免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我深切地感到，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而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
张值：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
盛奇：对。就像年轻的时候，要反抗父亲，反对父权，这个父亲就是中国，一旦离家出走以后，就开始想父亲，突然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跟父亲一样。这就是根。
张值：你这个比喻非常好。
盛奇：所以，我到欧洲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周围的人也不断地传递这样的信息给你，“你是个中国人：”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是怎样画画的呢？中国人能画什么样的画？中国人怎么搞艺术呢？中国人做的又是世界性的艺术，应该怎么办？
张值：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圣马丁艺术学院读硕士学位的？
盛奇：是1996年，95年的时候我开始报名，当时报了两所学校，一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另一是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最后，都没有拿到面试信，我的语言与别人的无法交流。
张值：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
盛奇：是这样，叫“文化障碍”是说你的作品别人无法理解。同时，我想作品也不能太中国化，让人看成一个地方艺术。
张值：那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差异的呢？
盛奇：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考虑一个新的问题，即艺术的语言性。我想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别人了解的机会，三秒钟内让对方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三秒钟内，没有看懂你的作品，他们就会走开，去看别人的作品了。这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问题。于是，第二年再报考时就主动得多了。
张值：英国的考研方式与中国的考研方式有什么不同？我是指艺术院校。
盛奇：完全不一样。在英国，先送十二张以上的幻灯片和一份作品的倡议书，还有一封教授或专家的推荐信与评论文章。我当时是请侯翰如先生写的。交到你要报考的学校之后，就等通知。然后，与你约一个时间地点，有二位教授与你谈话，谈话时间的长短，由三位教授来订，如果这一关过了，就等于录取了。
张值：那考试考些什么呢？
盛奇：接下来是面试，带着你的原作，当着教授的面，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提问题时并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学生，而是把你当成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家对待的。
张值：这样的考研方式的确比中国的科学一些，能把考生的真正水平发挥出来。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对研究生都开设了哪些课程？
盛奇：各种各样的课都有，如分析课程、表达课程。表达课程就是表达能力的训练，还有论证课程。他们的教学是量体裁衣式的，这一点与中国的教学方式也不同。
张值：这样的教学，重在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而且针对性非常强，能让人一下子进入一个特定的氛围里，去思考问题。你在英国读研期间，做了些什么作品？
盛奇：有几件比较重要的作品。这个重要性当然是对我个人而言的，不是别人认为的。或许别人认为不重要。其实，读研期间，我搞过平面的作品，做过行为，拍过录像，搞过摄影，各种手段我都做过。有一件作品叫《自我放逐》，是我的作品中很重要的。
张值：能具体谈谈吗？
盛奇：架一台摄像机在我的面前，墙上挂着英国国旗，我穿着一件红色衬衫，脸上用红色的油彩染红了。敌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话，说一些断断续续的汉语，也说些断断续续的英语，但都是一些句子，用的都是与文化、政治、艺术有密切关系的词。
张值：是不是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失语”感？
盛奇：对！“失语”，也特别符合我的身份。我是中国人的脸，在中国的时候，我的思想很“右”，不是左派。可在西方我就很“左”了。我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爱国情绪，见到台湾的同学，我要摆出一副大国沙文主义的派头，在欧洲人面前，我要维护一个中国的说法。后来，我觉得自己怎么变得像共产党员了？才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里，爱国思想其实很强。西方人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在中国我想入党，党也不一定会接受我啊，我不会合格的。但我在西方却显得很赤化。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又变成了我父亲，先是反抗我父亲，现在却成了我父亲了。
张值：我也有同样的体会。你这里所说的“父亲”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根性的文化，当你认识问题越深刻时，这种根性的东西越吸引你，你也就越离不开他了。
盛奇：是，我在英国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难民。有许多政治难民、经济难民，我是文化难民。所以，我的这件作品是一个文化难民的形象出现在圣马丁艺术学院的教授和同学面前，跟他们进行论争。这是一件行为录像作品。
张值：这件作品用了多长时间完成？
盛奇：20分钟。
张值：再说说其他作品吧。
盛奇：在欧洲，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文化差异，文化的隔膜，所以，我搞的作品都是与文化相关的。还有一件作品是把避孕套（做爱用过的）夹在《汉法大词典》里。法文中的一个词可以用多条汉语词汇解释；而汉语中的一个词往往也会有多条法语词汇对应，其间，永远存在的是文化差异。我觉得避孕套本身就是一种隔膜，它阻止了自然状态的进行，而且，我用的避孕套是中国男人与法国女人做爱时用过的避孕套，把它夹在《汉法大词典》里，展览时词典是翻开的，中间是一个避孕套，意义更深刻，也很刺激。当时争议很大，有许多人与我辩论，而且辩论也很激烈。这件作品也可以说是个装置。
张值：文化的差异与全球化的观念之间，必将经历一个很长的磨合期，混血儿的命运，只是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盛奇：我有一件作品就是针对混血儿搞的。我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放大，挂在墙上，然后，进入文化差异的辩论。我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幸福？他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他不停地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就如我的孩子吧，一方面他是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有着中国血统，他到中国来，中国人认为他是混血儿，混血儿在这个社会里能不能受人尊重，这是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日本，混血儿遭人歧视。很多民族都追求纯种。就连养狗的也追求纯种，杂种狗就不值钱。我为混血儿将来的命运担心。
张值：这的确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艺术上也如此啊。
盛奇：我在英国读研时，积极努力地想与英国人交流，但文化差异永远存在，它会影响我的孩子，他会不停地受到这种差异的挑战。我并不是有意识地拿孩子的照片做作品，而是想告诉人们，表面的交流是容易的，一旦深入进去，便会发现这种交流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文化差异会变得越来越大。
张值：你在做行为时，有没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或者说有一个具体进程的安排？或者是听其自然地进行？
盛奇：我认为艺术越自然越好，而且，我一直认为艺术作品没有完成的时候。当然，有些艺术作品是可以完成的，但对于我而言，我搞的艺术作品都是没有完成的。比如我的手，今年拍一张照片与明年拍一张照片是不一样的，我手上的纹样，我的爱情线，生命线都发生了变化，是无法控制的变化。故此，我认为艺术也是不可控制的。比如我现在进行的这幅作品（盛奇指着放在墙边的一幅未完成的画），不是绘画，是书写的艺术，是没有完成的。
张值：你的意思是说，你把你的生命与作品联系起来，只要你的生命存在一天，你的艺术就没有完成，就会持续下去？
盛奇：对：像这幅作品，我多写几个字与少写几个字没有什么区别。
二
张值：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对绘画发生兴趣的吗？
盛奇：我很小的时候，受外婆的影响，她拿七十年代的草纸来教我画画。
张值：你外婆是哪里人？
盛奇：她生在浙江，嫁到上海。因为外婆家解放前是资本家，文革时受到了冲击。但我外婆是个开放的人，可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
张值：外婆是怎样教你画画的？
盛奇：她先让我练书法，每天规定写几张字。当时，我感到很压抑，一天要写这么多字！还记得练字用的那本字帖，是柳公权的楷书。然后，外婆画一根抛物线，各诉我：这就是山。画波浪线重复几条，告诉我说：这就是流水。再就是画些简单的图形。
张值：那时候，你大概有几岁？
盛奇：五、六岁吧。
张值：是不是上幼儿园时？
盛奇：不是，我小时候总爱哭，不愿去幼儿园。
张值：你几岁上学的？
盛奇：六岁半。
张值：小学画画多吗？
盛奇：画得很多，小学时，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画又画得好。我这里所说的好，是指画得很象。比如画一个“小工人志气大”，小工人戴着帽子，浓眉大眼，头很大，身体很小，画得很生动，那时，我非常崇拜她。而且，我开始觉得画画里头有乐趣，也就更喜欢了。
张值：你真正接受绘画训练，是在什么时候？
盛奇：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用铅笔画越南的士兵打美国飞机，画一些黑板报。后来去少年宫美术班学画，是画石膏像。我还去拜过师，老师是师范美术系毕业的文化宫老师，他受过苏式教育的影响。
张值：那时，你家里人都支持你学画吗？
盛奇：我妈妈特别支持我，我爸爸不怎么赞成，认为画画跟思想有关，有点危险。我爸是学理工的，我妈可能受外婆的遗传，帮我找老师，非常支持我学画。那段时期的学习，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让我对艺术产生了一种神圣的心理，一方面觉得画画很神圣，另一方面也感到教我学画的老师也很神圣。
张值：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考美院的呢？
盛奇：后来我读初中时，有了上大学的想法，就听说大学里有美术系招生，我的数理化又不好，也就报考美术了。
张值：你高中在哪里读的？
盛奇：合肥第八中学。
张值：那里有美术班吗？
盛奇：没有，我们有儿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想报考美术学院，就经常在一起画画，现在还联系的一个朋友，叫郑玉珂，他当时画得很好。
张值：郑玉珂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吧？他现在在哪里？
盛奇：在美国，最近回来了。
张值：八十年代考美院很难，许多考生，考好几年都考不上。你是应届生，还是历届生？
盛奇：我比较幸运，应届就考上了？
张值：当时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盛奇：开心呀！就是很开心。
张值：当你考进大学读书时，有没有觉得对艺术的看法，与进大学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盛奇：有一些。不过，我真正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看法，是在大三。我父亲说过，我从小性格很倔，从好的方面理解就是有自己的想法。这对我的发展很有影响。我进了大学后，也对那些性格比较倔的同学感兴趣，像我们学校的林健、柴旭，还有你，都是比较倔的人：我还记得你经常拿着油画箱去画风景。周末也不休息，一大早就拿着油画箱出去了，很倔！实际上是我自己欣赏自己。
张值：也就是说，你比较欣赏那些性格比较倔强，有自己的主见，且做事努力不懈的人。
盛奇：对，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张值：那你这一时期在艺术上有什么样的见解？
盛奇：当时我认为艺术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停地问我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人格怎样？
张值：你开始有意识地追问自己，目的是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去体验更多的东西，是不是？
盛奇：对！我发现我自己画的画很深，而别人画的调子很亮，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喜欢这几种颜色，而别人不喜欢。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跟别人有区别？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我喜欢偏暗的调子？是不是我的内心受到过压抑，或者太封闭，受过刺激？我的心态是不是受过伤害？这种伤害来自何方？是来由家庭，父母，还是来自社会的压力，或其他？
张值：这样的追问在你的内心引起的变化很大吗？
盛奇：是。我不但追问自己，也关注身边的同学。有一次，我看了班上一个同学的画，就对他说：“这幅画不像你画的。”他听后很生气，说：“你是什么意思呀？你看到这画是别人帮我画的吗？”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这幅画不像他那种人画的。
三
张值：大学期间，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搞过舞台美术，能具体谈谈那次设计吗？
盛奇：当时，我的精力有点过剩，特别想冲出校园。正好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中央美院史论系的学生温普林，策划和组织先锋戏剧，搞了一个大学生艺术团，每个学校出几个同学，是自愿参与的，没有经费，没有报酬，完全凭着一腔热情投入。
张值：那时的大学生还没有现在的商业意识。
盛奇：是，现在人都在想我干了能得到什么好处，那时就觉得自己年轻，有激情，有冲动。我们学校的华庆推荐我进这个剧团，让我去作舞台美术设计，我当时很兴奋，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呈现在舞台上，在这个空间里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同时，这也建立起我的自信心。
张值：我后来看过你搞的这出戏的录像，整个舞美处理得很朴素，效果也比较独特。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盛奇：我当时用的是黑白对比，比较有视觉冲击力。黑白在中国传统里是很经典的颜色，也是在葬礼上用的色彩。我把它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是一种尝试。那时大学生很穷，我们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排演，统一买饭票，去二外食堂吃饭。没有任何经费，哪里有钱去购买材料来搞复杂的舞台布景、道具。没办法，只好采用很便宜的面料，黑布、自布，捡别入剩下来的道具进行改装。现在看来真像意大利的贫困艺术。我还建议导演把所有演员的头发都剃光。80年代还没人愿意剃光头，因为只有犯人才被剃光头。许多人说我想哗众取宠，反对剃光头。我说：这光头是表示一种集体意识，迷失了自己的身份等。
张值：是不是更多地为了与舞美的简朴统一，这样会对观众的视觉有很大的冲击力？
盛奇：是有这种想法。根据人物的性格，舞台背景的整体效果，当时用光头是最合适的表达手段。后来导演采纳了我的建议，就一个角色没有剃光头，其他人都剃了。
张值：为什么留下一个角色没有剃光头？
盛奇：好像是个哲学家，为了把他与商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
张值：你觉得这出戏的舞美有没有把你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
盛奇：我是在搞这个戏的过程中，逐渐改变自己的想法的。应该说，是在完善我的想法。
张值：你在大学期间还画了许多画，我们一起，还有我们班的夏男，外国学生卡比尔，在北京语言学院举办过“四人画展”。记得，你那时的作品以线为主，画得很复杂，那时，你对绘画的想法是怎样的？
盛奇：那时期，我的内心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画画的时候也很矛盾，也许是因为太年轻的缘故。
张值：那时你还去长城过夜，在那荒无人烟的残破长城上，你体会到什么？
盛奇：我当时和两个同学一起去的，固北口的长城很破，想去体验一种与城里完全不同的生活。凌晨五点的时候，那里特别宁静，我一下子想到了时空的穿越，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直到现在，我的印象还很深刻，想忘也忘不掉。我总是想做一些刺激的事情，刺激自己，自己的身体，这也是对整个大环境的一种挑战。大家都这样干，我就不这么干！
张值：应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也是让入去标新立异的时代。大家都在强调个性，强调与众不同。那是一种时代氛围。
盛奇：是这样，当时出现了许多人，像崔健，马建，王塑等。
张值：你认为在读大学期间，能代表你当时水平的，还有哪些作品？
盛奇：“观念21”。这是我与几个朋友合作的作品。
张值：能具体说说这件作品吗？
盛奇：那时，文革时期的后遗症——集体意识还存在着，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后来，奚建军要参加，也就参加了一次，但核心是四个人。这个活动受北大学生会正式遨请，去参加北大艺术节。艺术节最后一天，我们用一块很大的白布铺放在地上，让观众随便用颜料去画画，写字，也可以把颜料洒在布上，怎么干都行。我们几个也用白布包裹着身体，让观众向我们身上洒颜料。
后来，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就是论证自己的作品。让你从各个方面去论证，如果你当时论证不了，就放一个月再去论证，一个月不行，放三个月后再做。放了三个月还论证不了，就去请你认为能够论证你的作品的人，帮你来论证。论证好了再去实施，好的艺术家都是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来论证自己的作品计划。
张值：那你是如何论证“观念21”的呢？
盛奇：我回想自己搞“观念21”时，为什么选用白色的纱布，而不选择黑色或其他颜色的布。当时没有理论根据，其实，是潜意识做出的决定。人的潜意识里有很伟大的创造力，人们很难来判断它。我们用白色，是因为白色醒目，白色上的任何一块颜色的形状，都很容易辨认。医学用的纱布，隐喻了一种伤害，这种伤害我不知道来自何方，当时我看到一些外国留学生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我却生活得不开心呢？我们为什么显得这么深沉？因为我们受过伤害，可伤害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敌人在何处。所以，让想发泄的人把我们当成一块白布，可以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可以向我们泼洒颜料。而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我那时认为：我是艺术的材料，也开始意识到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
张值：那时，你知道这种活动就是行为艺术吗？
盛奇：不知道。没有这个概念。后来我在英国写硕士毕业论文时，才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思考这一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张值：你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盛奇：论文要写两万字，大意是你为什么要拿艺术硕士证书，你的艺术有什么价值，请论证它。如果你的艺术没有价值，我凭什么发给你硕士毕业证书？那时，我就拼命想论证自己的作品，有哪些艺术价值，其中，我论证了我大学期间的这次活动。
张值：你是如何来论证的呢？
盛奇：我认为“观念21”是一个突发事件，像一次游行，一次集会，又像一次狂欢节。它不是让观众去美术馆或画廊去观看艺术品，而是在一个很开放、很公开的场所，参与艺术。我就把这次活动定义为“艺术的政治”，而非“政治的艺术”。我当时的身份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是准艺术家。参加的是艺术节，颜料是从艺术商店购买的，参加的是北京大学的艺术节，所以，我把它定义为艺术活动。同时，为什么具有艺术的政治性呢？这是因为它以公开方式，游行方式，示威方式，送种表现方式完全是公开化的，所以有一种政治影响。
张值：这次活动其他的成员是哪些人？
盛奇：赵建海、郑玉珂、康木。
张值：他们现在在哪里？
盛奇：他们都在美国，我以前在英国，我是这四个人中唯一回国的一个。
张值：在大学期间，还有什么作品让你动心的。
盛奇：还有一个活动，是在某种极端处境下的一个个人事件，就是我自己砍手指的事件。不过，我当时并没有以艺术的名义抛出来。但我觉得艺术不能与社会、个人区分开来。
张值：这件作品是你在十年以后抛出来的，现在成为你的一件名作《给你一手指》。我个人看，这件作品是最能代表你的思想和状态。你能否谈谈，你是如何把一个很隐私和个人化的素材，做成十年后一个代表作的？
盛奇：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即行为艺术与生活艺术之间的联系。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受到过许许多多的伤害。你不能说自己非常了不起，即使再了不起的艺术家，也会受到时代的局限，这种局限也是作品能够产生力量的缘故。
张值：你在推出这件作品时，还写过一篇声明，讲到自己把小指砍下来，“埋在花盆里生长，这种伤害是来自你的内心和身体。” 这种体验对于你而言，是非常深刻的。
盛奇：我是在1999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当时，我有文字的声明，也有口头的声明。我面对的是艺术批评家，同时，也面对社会上的记者，媒体。我始终是面对社会的。像你是画家，一般是关在画室里画画，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画自己的画，这一点不一样。所以，我对艺术圈子发表声明，对记者、媒体也发表声明。因为声明之后，它就成立了，如果不声明，则永远是一种私事。
张值：你能不能简要地把你的这件作品的核心内容表述一下？
盛奇：那就一个字“我”，即强调个人，个体的生命。
四
张值：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盛奇：一毕业就团来了，那是1998年。
张值：你为什么没有留在欧洲或者去美国呢？
盛奇：我觉得只有在中国，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我自己。
张值：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非常深刻地体验到，中国才是能表达你自己的最佳环境。
盛奇：我想做一个自然人，自然人是我的最大追求。在中国，让我感受到自然人的一种状态。
张值：回国后，你有没有过失落感？
盛奇：一开始有，但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在国外我也有点存款，回来后我又找到一份工作，能挣点课时费。我不想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那样我会整天无所事事的。
张值：回国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作品？
盛奇：爱滋系列。
张值：为什么你一回国就关注爱滋呢？
盛奇：因为中国人过性生活不带避孕套。我回来后，与一些艺术家聊天，让我很吃惊的是性生活不用避孕套。我在欧洲生活了十年，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特别在性爱方面，像爱滋病这种致命的疾病，常常有人会因为一时的快乐而断送了性命。后来，我问了十个人，世界爱滋病宣传日是哪一天，这十个人都不知道。问爱滋基金会的标志是什么，他们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我就做了爱滋系列的作品。
张值：我看过你搞的这个系列行为的报道，还有12月1日你在中国美术馆前做的行为。你还做了别的作品吗？
盛奇：之后，我去了日本、墨西哥，参加国际行为艺术节。在日本我做的作品题为《弹丸之地》，影射日本是个“弹丸之地”。
张值：能具体说说送个作品么？
盛奇：我在日本的一个玩具店里，买了几个带弹性的小球，球内画着士兵，可以弹起来。展览的那天，我把两球放在我的裤裆里，把手伸进去玩这两个球。大家都看着，以为这个人在手淫。干嘛要在大众面前把这种私人的爱好展示出来呢？看的人或许都这么想着。我把他们的耐性控制到极限时，才把两个小球从裤裆里抛出来，大家一看，明白了：是对军国主义最大的讽刺。其实，军国主义的本质是玩弄自己的士兵。这个作品是反战的。
张值：当时还有这方面的行为吗？
盛奇：有一个日本行为艺术家，把日本人写的《战争》一书，撕下来一页一页地吃下去，一下子吃了半本书，这也算是一个反战行为吧。
张值：在墨西哥，你的作品是什么？
盛奇：《十面埋伏》，我用两吨墨西哥土，在展厅的中央铺出一个圆形，土的中央用一块红的丝绸布铺好。我赤着脚站在上面，然后伸出我的左手，我说：“你愿意跟我握手吗？”右手拿着一幅标语，一个小的招贴，招贴上是我的左手的照片，手心上是一个爱滋基金会的标志。招贴上用英文写着：“你愿意与我握手吗？”在我的身后，用四个音箱，播放着中国古典乐曲《十面埋伏》。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在土堆中央，周围全是外国人。当时，许多人上来跟我握手。
张值：现在看来，《送你一手指》不仅是你的代表作，而且也成为你创作的源泉。你为什么在断指十年之后，才把这件作品推出来呢？
盛奇：因为这个事件是在中国发生的，后来我去了欧洲，当我再回到中国，故地重游，感触非常深刻，于是，我作了一个书面声明，把断指事件做成作品发表出来。
张值：你当时是怎么声明的？
盛奇：我把左手的照片放大许多倍，让人来关注我这只残缺的手。这只手为什么会残缺？为什么是不完整的？别人要来看你这只手，这只手的故事又是什么？手上的纹理对这个人的命运是如何解读的？平常人要掩饰残缺的部分，而这个人为什么在这里要放大它？为什么有的人是光头，要戴上假发，有的人脸上有疤痕，要用头发去遮盖起来？他们是要回避运种缺陷，不敢正视它。这就回到人们对美的一种公众认识上，如果美术家对美的认识与公众一样的话，那他的前卫性又在哪里呢？
张值：那你想告诉人们什么？
盛奇：残缺的美。一个人有残缺不要去回避它。他为什么会残缺？他为什么会伤害自己？为什么有人会杀死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亲兄弟互相残杀？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都变成了社会问题。为什么说我的艺术是“艺术的政治”？就是因为我关注的其实都是些社会问题。
张值：那你什么时候又回到架上绘画上来，用笔在画布上表达自已？为什么？
盛奇：我问自己：“什么是绘画？”我们的绘画是从哪里学的？中国人如何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明暗来表现对象？这些是谁说的？是欧洲人说的。那么，中国古代的文人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是通过诗歌，书法，线条，书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是中国人，我干吗要用明暗来表达呢？我写一个字，或者写我的名字，我心情好的时候与心情不好的时候，写的字是不一样的。我生病的时候写的字是没有力量的，我觉得书写最能表达我自己，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名人的头像呢？因为这个头像感动我。所以，我现在不是在画画，而是在书写。我把它定义为“我抄”，英语就是“我复制”。用我的字体去抄写名画，是我对名画的重新解读。
张值：你不觉得这样做比杜桑来得更复杂了吗？
盛奇：我在抄的过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乐趣。
艺术家档案
盛奇，1965 出生于合肥
1988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89-1992工作于意大利
1998 毕业于英国伦敦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
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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