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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游戏:政治、金钱和公子

2015-05-08 19:34:21 来源: 作家树 作者:陈湘鹏

李津作品(图文无关)

文︱陈湘鹏

消失的文化

1958年,全体中国人在政府号召下对麻雀采取灭绝措施,城市居民到乡村农民团结一致,敲打着锅盆致使大量麻雀无处栖息,最终精疲力竭从空中摔落。这样的命运也降临在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的头上。人们把寺庙拆毁,瓷器砸烂,书画和古书付之一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难逃厄运。老舍因为被指为叛徒和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太平湖自杀。据估测,有200000社会精英在此期间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几乎割断2000年的传统文化,为共产主义革命目标创建出一张白纸。在其后几十年里,一种被称为人民艺术的文化被建立在工厂车间,农村和居民居室里,以歌咏劳动者为特点,整个社会强调勤奋、俭朴、自律和服从。

30年来,中国文化面貌持续具有一种波澜壮阔的集体风格,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穿戴军人服装、以吃苦为座右铭,家里挂着一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对联。爱情歌曲、珍珠项链、卷发和牛仔裤都有可能被批判为道德败坏。享受和审美是堕落的表现。在节日期间,一股团结的力量把人们聚集起来,反复歌唱爱国主义歌曲:《社会主义好》《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

50、60、70、80年代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单纯的劳动者生活着,唐诗宋词孔孟老庄优雅诗意的生活无处可循。人们看什么电影、听什么消息、处理自己生活中各种选择,都要接受组织管理。在吃粮、吃肉、买煤、买布、结婚、离婚、出生、死亡的整个链条上受到严格管制。家家户户有一样的电灯泡、桌椅和窗帘。

1957年,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反右运动,把大量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为“右派分子”。 陈丹青的父亲被打为“右派”,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4岁的陈丹青几天不说话。父亲宽慰他:没有画册临摹,可以到公园、马路去画。来到马路上的陈丹青,发现那里正在进行抄家、游行、抢权……口号声响彻青天。

1968年,马路上的陈丹青在上海淮海路的水泥墙前,看到一群年轻画家手握大号油漆刷,奋笔涂刷一幅巨大的毛主席油画像。那天淮海路春光明媚,陈丹青在围观的人群中,细看眉眼鼻唇在油漆涂刷中渐渐成为毛泽东,不禁茫然神往。

1968年到1978年间,中国取消了高等教育,大学院校全部关闭取消了商人和学生后,中国社会成了清一色的工农兵。街头到处是的时髦的宣传画:肌肉发达,体型健硕、挥舞榔头、镰刀和刺刀的工农兵威风八面。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次年是全国“右派”平反的一年,中央美院全体师生在大礼堂上,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陈丹青发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多年之后的陈丹青,才在《退步集》中回忆起这种气质,并予以辨认:他们全是民国人的气质。

这股文雅之风在陈丹青眼中最后一次闪现,从此在中国现实中消失。

一种空气

如果文化大革命抹除了中国文化脉络,这一代中国人如何在白纸上如何书写篇章?

1977年4月,政府“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的陈东升穿着黄军装,在风光秀丽的武汉大学学习经济学。左的思想已经令人疲倦不堪,年轻人已经在谈论西方存在主义、科学哲学、美术历史,帅气的陈东升兴趣广泛,除了对自然科学、经济学充满热情。1983年,陈东升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梵高的《向日葵》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里,拍得1.3亿美元。人们在电视里见到了这束向日葵时,惊诧之情难以掩饰。和中国年画里经常出现的向日葵不同,一堆枯萎颓丧的花束插在歪歪斜斜的土罐里,支支楞楞的色彩线如刺在目,中国年画里每一棵鲜艳完美的向日葵,都比这个漂亮。美术课本对印象派的评价是:西方堕落文化的表现。在中国真正选择从事美术的人很少,要么是工会里的宣传员,要么是美术老师。如果有个小孩画画不错,他将要面对的是无尽的担忧,总有人在他画的作品前提醒他,当一个画家吃不上饭,也娶不起老婆,活的像一个疯子。这就是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文化和美学方面的危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怆然而涕下。

中国艺术家群体还是蹒跚前行了几步。

第一步,艺术家遇到了警察。

1979年黄锐、马德升、钟阿城等人组成“星星画会”,独立开办画展。画展被禁后艺术家们进行了游行,游行喊出了“艺术自由”的口号。游行的队伍声势浩大,但当前面出现警队的时候,人们立刻散去,只剩下了30个人。1980年夏,星星画会成立并最终向美协正式注册。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在第二届星星美展之后就成了北京市美协会员。    
第二步,艺术语言的背叛。

1980年,25岁的陈丹青进藏体验生活,他的七幅油画:《母与子》《牧羊人》《朝圣》《进城之一》《进城之二》《洗头》《康巴汉子》,引起了美术界与文艺界的震动。这套被称为《西藏组画》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油画摆脱苏联影响转向欧洲传统的转折,在思想上,是对严重教条化的政治主题创作模式的颠覆。“专注于身边、非英雄、非主题的生活真实……对人的价值的进一步思考与呼唤。”

第三站,尺寸上的平等。

1981年,罗中立以“收粪的老人”为原型创作了一幅“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油画更名为《父亲》,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人民日报金奖,被认作是当代美术史上的里程碑。其寓意也很明显,农民的画像具有伟人像的规格,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平等。
这一类成就与其说表现了中国文艺战线取得的进步,不如说呈现了巨大的荒谬。同一时期的世界艺术,已经经历了种种富于创造性的文化盛宴: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波普主义……大师如云、气象万千。

1983年,在电视机前震撼陈东升的,是那群优雅的老绅士的风度,“在一个古老的建筑里面,地方小小的,文质彬彬、打着领结、五十开外的长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指点江山……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游戏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典雅。”
在陈东升心里,一股原始冲动喷薄欲出。他才发现自己的黄军衣、粗布裤、满城苏式建筑和电视机上的纱布如此贫乏,举国无产阶级文化,全部内容就是重复表述空头道德。他深感惊讶地触及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落后?

再造贵族

1993年,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由陈东升一手办成。公司中文名为嘉德,英文名为Guardian,意为“守护者”。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后花园举行开业典礼,豪门云集: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副主任孙尚清、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琴,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莎娜、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出现在开幕典礼上。

创业局面如此华丽,得益于当时中国悄然发生的一个巨大转折。1993年,中国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陈东升洞见到两个文件的重要性:它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元年。这使他决心离开文化市场研究所,追寻十年前立下的志愿,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拥有大量的文化瑰宝和遗产,需要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来寻护文脉。

嘉德有七个正式成员:王雁南、甘学军、寇勤等。王雁南是长城饭店副总经理,她的另一个身份是赵紫阳的女儿。甘学军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琴的秘书。寇勤是陈东升武汉大学的校友,曾任文化部下属企业处长。嘉德拍卖的创立,也有陈东升的前妻,陆昂的功劳。在有陆昂参与的意见中,嘉德决定复制索斯比的模式,甚至包装袋、价格和目录屏幕都进行了模仿。索斯比的专家系统和信用制度对嘉德的后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届时,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刚刚起步,人民物质生活问题尚未满足,拍卖艺术品显得非常突兀,曲高和寡。就连艺术家也普遍认为:肯定不会成功,中国哪有人买啊?

而中国社会另有一个隐形阶层,为人所不知。

即使是在破除四旧的文革前后,康生、李一氓、李初犁、郭沫若、陈毅、田家英、邓拓、孙大光、朱光、吴南生、欧初、王力、新关节、夏衍等都热衷收藏。康生以砚台和善本书为主,其砚台收藏堪比乾隆。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辛冠洁任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两人一到星期天,到王府井的北京画店、琉璃厂踩点,最后到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点一个汤”,汤里埋有海参鱼翅很多好东西。辛冠洁用600元买了齐白石的三件作品。王力花了100元抓阄摸画,摸到了李可染的山水。郭沫若的藏品则包括了傅抱石的《丽人行》和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在革命老干部当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市场行情:普通齐白石10块、明清古画50块、唐伯虎300到500块,宋版书5000块。

嘉德开张后,陈东升靠近老干部,织起了一张网络。有建国后的高级干部,有近代没落贵族及帝王家后。1994年,一位天津老太太来到嘉德,拿出一张石涛的《高呼与可》手卷,听到嘉德报价后,老太太卷起画就走了。次年老人再来,嘉德课业精进,以大礼相待这位“天津大姑”——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外孙女。《高呼与可》430万被故宫购得。拿到钱后大姑买了五套房子,五个女儿一人一套房子。

朱家溍也是陈东升的贵客,这位朱熹后人,不动声色间讲的尽是历史沧桑。有一次,朱家溍与启功逛故宫。朱家溍对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启功纠正说:“不,是到’君’家故宅了。”言毕,二人相视一笑。

朱家溍说:“到君家故宅了”,是因为启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

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是因为清代的皇宫是爱新觉罗氏接受明代朱家的旧业。

所谓传承有序,是说历史的浪沉波涌,体现在收藏上丝毫不爽。中国“头号右派”章伯钧也是藏家,家藏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包含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众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有字画五千多件。

而真正的传奇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其他三人为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入过军界,搞过金融,名成于诗词文物。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章伯钧称,自己所有藏品也未必抵得上张伯驹一件。

张伯驹藏得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有文字记录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正是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人。

章伯钧告诉女儿:中国文化很有大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身为权贵公子一员的陈东升,不但能够接触这个阶层,并且深感有一种使命感,:如果成功,我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董交易商,就是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如果成功,我就可以再造中国的文化贵族。

陈东升驾驭中国正在萌发的商业机会,获得了政策许可,借到了初始资本,聚集了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同类,依靠领导支持,按照苏富比的模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陈东升爱惜拍卖业公正规范的原则,联络隐秘的上流圈,历代贵族、密织资本与人脉,做成了中国贵族文化圈的黄金舞台。

1994年,嘉德开始了首场拍卖。田纪云、王丙乾、王光英、赵朴初、四川省省长肖秧的到场,打造了一个权利和影响力极为豪华的阵容,为拍卖事业的发展赋予了合法性。

吴熙曾的《渔家乐》从8000元拍到了88000,成为建国后第一个拍品。齐白石的《松鹰》拍到165万;张大千的《石梁飞瀑》拍到195万;总成交额达到1400万元。

在1994年11月的嘉德秋拍上,辛冠洁的三件齐白石,成为当时耀目的天价。《蕉屋》以297万落槌,《松窗夜话》以198万成交,《山水册页》以517万人民币成交。到了2011年,齐白石一路高企,《山水册页》再次在嘉德以1.94亿人民币成交,上涨了37倍。
中华贵族圈的只鳞片爪越来越多显身于市场,每一成交造成的舆论都飘向四方,使这张网络有新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翁氏藏书”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浮出水面。与这些文化器物一起浮出水面的,还有一个“专家”群体。

王世襄、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徐邦达等老人,被后生们称为大师、国宝。大众所知道的是一种技术性的低调称呼:“鉴定专家”。事实上这些专家曾经风流一世。王世襄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王世襄曾臂架大鹰或怀揣蝈蝈到学校上课,他对文化器物的爱好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预感到家里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会被划入“四旧”之列,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

徐邦达父亲徐尧臣为丝绸生意巨贾,徐邦达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不惜重金购进收藏书画。徐邦达在此后的80余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接近4万件。终成一言九鼎的国家级书画“掌眼人”。
所有富贵子弟中,仍以张伯驹高峰仰止。关于张伯驹生活中的的点点滴滴都成奇谈。

1982年初,黄永玉在餐厅看到“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黄永玉记文感慨“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近代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贵族公子生活在普通百姓的视线之外,在文革等社会运动中,涂抹上了牛鬼蛇神的形象。章诒和晚年所著《往事并不如烟》,揭开了贵族世界的一角,让今人有所揣测。章称: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经历了中国60年的曲折沉淀,人们发现章伯钧的话发出一种回音:中国文化很有大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

淹没在历史里的张伯驹,成为了某个文雅时代的最后的贵族。这些老公子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有一种颠倒错乱的感觉。

天下收藏

1993年由嘉德创立,1995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

2004年,“西泠印社”拍卖宣告成立,2005年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北京永乐先后建立。北京依靠广泛的艺术资源和鉴定人才队伍等多方面原因,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匡时作为一个新公司,经验和人脉失去了先发优势,于是开始联合中国新富阶层,董国强找到了上海的刘益谦。

刘益谦初中毕业后,创立了一个皮包作坊,做了两年出租司机、又开过百货商店。1990年,刘益谦以每股100元的价格买入100股“豫园商城”,1991年以每股1万元的价格卖出,净赚了近100万元。2000年,刘益谦囤积法人股,2013年刘益谦以170亿身价排名中国富豪榜第三十名。联手匡时后,刘益谦很快成为拍卖市场最耀眼的买家。

二十年来,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投入的资金至少有五六十亿元。每一出手即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大手笔包括1.69亿元拍得的古画《十八应真图卷》;2.8124亿港元拍得鸡缸杯。2015年4月7日,刘益谦掏出1亿1390万港元的天价拍下南宋时期的一件花瓶,成为南宋时期陶瓷器皿有史以来的最高拍卖价格。  

刘益谦的出现,意味着白手起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玩起了艺术游戏,二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井喷般崛起,房地产经济催生了一批新富群体。这部分人小心精明的收藏家,每一出手就制造了天价。收藏界出现了新的京城四少:刘文杰、马未都、田涛、张德祥。藏家群体蔓延至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王中军、王兵、胡祖六、张利平。马云、史玉柱。

几百家拍卖公司随之遍地开花。一个传统的收藏市场迅速异变。从起初老公子们交接给中国第一代土豪。

2005年以后,艺术市场如股票市场一样,板块轮涨,中国书画下跌,当代艺术疯长,金钱在市场中追逐艺术品犹如狂飙,把2009年的拍卖市场推进“亿元时代”,催生了全民收藏的繁荣景象。

中央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把教授、门卫、司机、售货员、农民、老板悉数迎接到舞台上,加入文物书画收藏的狂欢。与此同时,各地的古玩城建设甚嚣尘上。2000年到2005年的黄金五年,大量假古玩就了30年古玩行当的巅峰。全国总共建造了千座古玩城。洗脚城、歌舞厅、餐馆都转型成古玩城,古玩城地产成为地产业的一支新噱头。

2012年10月28日,在《天下收藏》现场,河北持宝人付常勇展示了一对甜白釉压手杯,被3位鉴赏家认定为现代仿品,主持人王刚挥锤将其中一只砸毁。付常勇认为自己的藏品在节目录制前后经过专业鉴定机构仔细鉴定,结论均为价值不菲的真品。状告《天下收藏》节目不负责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是艺术市场繁荣后的一次深刻的分裂。大众对专家、媒体对于标准、诚信、以及艺术市场的山头主义已经严重不满,并且厌倦话语权对艺术品价值的操纵,这一事件作为不断出现的拍假案的一个多米诺骨牌,撕破了拍卖市场表面华丽的面纱。

门口的野蛮人

艺术的价值如何产生?

2009年以来,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现的珍品几乎都被刘益谦买下了,这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平安帖》、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吴彬《十八应真图卷》、齐白石《可惜无声册》、乾隆御制“水波云龙”宝座、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等国宝级作品。刘益谦收藏的当代艺术也达数百件之多,包括了如沈嘉蔚等人的作品。刘益谦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不变法宝是“只买贵的”。

艺术批评家致力于建立艺术价值的评估体系,在互联网时代,通过信息流动打造一个合理公正的艺术价值体系似乎可行,理论上人们欣赏艺术遵循一定的规律:艺术的价值包含了原创价值、思想价值、人的价值、流行价值、历史价值,市场价值等等,甚至有为之建立的量化模型。然而,这一学术理想在中国远未实现,中国艺术是政治、金钱和公子们的游戏,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只是在门外等候吩咐的野蛮人。

艺术家在50、60年代的艺术家企图在国画里画电线杆、水坝、人民公社。响应赶英超美的文化政策。到80年代末,他们仍然反复创作有地域特色的劳动人民、祖国大好河山、苍松翠柏和富贵牡丹。范增的爱国主义历史人物,刘文西的陕北老汉,黄胄的边疆风物继续着政治话语的操演。今天,政治因素被经济冲淡了,艺术师生投降在金钱门下同样迅疾。艺术投机分子一边密切观察着书画市场,像轻工制造业一样,寻找着定位、战略、品牌和渠道。

中国有800万画家,每年从美术学院里毕业的学生有50万人。这个食物链上层层相食,大官钳制小官,老师盘剥学生,种种杂志、研讨会、博览会、双年展等活动上制造着国际性、世纪性、历史性、当代性的大话题。活在其中的人知道,文艺界最要紧的不是美育、不是知识、而是饭碗。文艺繁荣的背后实际是权力的昌盛。陈丹青说:“50多年来,我不记得有哪个时期像今天一样,所有文艺家如此珍惜权力。”

2014年,天津美院的学生李宝玖,手持录像设备进入天津美院,对同学进行采访:“我觉得我大学三年,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我想确认一下,我是个例吗?”他得到的全部是否定答案:
“不是个例,我觉得我这三年什么也没学到。”
“我一直觉得我们专业就是试验品。”
“没有什么人能给我指明方向。”
“不会认真对待这件事,只会拿你当儿戏。”
“感觉被骗了这四年,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

年轻人的情趣和理想,被官僚体制收割了。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希望中国的美育能够代替宗教的理想跑偏了,美育比任何其他专业被权力绑架的更紧。

由于美育的缺失,大众文化和审美围绕在小农意识、暴发户心态、长官意志的周围,从林立的房地产项目、到家具、装修、穿着打扮和消费品,以及挂在办公室和客厅里的大量书法国画和油画,十字路口的中国梦宣传画,处处暴露着今日文化之粗鄙。

梦游之地

中国老百姓的梦游形象被艺术家画在了画布上,如方力均、岳敏君捕捉到的:一群喜笑颜开,脑子里空洞无物,丑陋而可怖的群众。张晓刚和曾梵志深入中国人的灵魂,则画出了这代中国的忧伤和挣扎。但是在展厅里,多数人看不懂这是自己的写照。真实的艺术已经和群众失去了联系,偶尔来到画廊和美术馆的人,静悄悄地看着价值百万的艺术作品一头雾水,感觉到被戏弄了。

毛泽东说艺术要服务于人民。50年代到70年代,社员就像向阳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的图画一直以来非常好懂,在公社、工厂、家庭随处可见,如今,艺术和人民深深地分裂了。

有一些不知有前途,却富有艺术家使命的人在黑暗中狂奔。接续着星星画派、85新潮、89现代艺术的野蛮生长史,在全民皆盲的时代,少数人穿透了历史和未来。开创出了主流话语之外的艺术市场。

1987年尤伦斯来到北京,接触到那些叛逆的中国艺术家。那些画家在小小的画室中勤奋工作,和别人共用公共浴室,从体制中解放出来后,这种自由和活力体现在创作上。尤伦斯购买的第一件作品是艾轩的西藏小孩,当时他只在二十五瓦的灯泡下作画。然后开始购买王广义、方力钧、刘炜的作品,此后便不停地挖掘出这群“野路子”。2005年尤伦斯发现了798艺术区,开始打造尤伦斯艺术空间,给这些“野路子”一个舞台。

1989年,栗宪庭为这一的艺术现象定名,推出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等艺术流派。栗宪庭是《美术》杂志编辑,以一种蔑视权贵、毫不妥协的独立人格,保护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的生存境况的良知”,栗宪庭脱离公职,全力推动非官方美术群体的发展,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

2011年中国当代艺术单幅作品成交过千万的艺术家共有12位,分别是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罗中立、曾梵志、刘野、陈丹青、王沂东、何多苓、冷军、艾轩、郭润文。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在香港苏富比以7906万港元成交,是这个时代产生的最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国拍卖市场一瞬间超越了西方世界300年的拍卖史,中国拍卖的总成交额超越了英国和美国,坐上了全世界第一的交椅。

同时到来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利益要求取代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又如一次大跃进,操纵着中国艺术的发展进程。拍卖市场开始出现假拍,反复制造市场繁荣的景象。这种街头骗术重创了以诚信立身的拍卖市场。繁荣还来不及品味,跌落已经在空中。2013年后,拍卖市场迅速萎缩。由于市场秩序混乱,艺术家和藏家的之间的道路,在中国漫长曲折,步履维艰,百万大军能卖画的也就几千人。

1982年,陈丹青从北京远赴纽约,开始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在巨作之间梦游般地乱走。陈丹青在《纽约琐记》中说道“我生长在中国文化自古未有的荒年……对历代景致文化那锦绣繁华的一面,几近于无知,要到出国后才算看见”“感到我们是活在另一个中国,除了人种、地名、方言,同先祖的雄大和锦绣都谈不上什么关系了。”

2000年,陈丹青又从肯尼迪机场启程,返回北京。在纽约18年里,画画看展。回国后再接触中国艺术圈,发现“众人的心思其实都不在艺术”,而假艺术之名进行着种种活动。祖国大地到处是国贸世贸、驻京办招待所、歌舞厅、部委机关、下属企业,柏林罗马家园等丑陋建筑,犹如一个伪迪斯尼风格的中国,整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分裂症”。陈丹青感慨:我们的心理景观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线索了。

在中央美院校园里,陈丹青不认同现行考试制度,对教学大纲、排课方式、“课时”与“学分”的算计,以及英语和政治考试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感到怒不可遏。他也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结果”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一个人忙于混本科混硕士混博士、讲师、副高、教授、忙于当官、忙于混饭。陈丹青说“现在美院是最差的一批人在教学”。

2004年,陈丹青“不想再玩下去了”,他递交了辞呈:“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悲观之中有少数希望存在,陈丹青本人身上,正是中国士人文骨、文人风度的代表。体制之外一直有终南山,这样的人隐隐可见。

朱赟亲见黄山谷的《松风阁诗贴》时,目光久久地在笔画和结体中中游走,黄山谷开阔、大气,笔锋的翻转和顿挫,犹如密语,处处一种精神力量痛快的释放,站在古人面前,朱赟禁不住流下泪来。朱邈是卞然拍卖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由几位书画爱好者开创,创始人杨源时常在办公室里治印、作画,仿佛这不是公司而是书房。书房外喧嚣的拍卖行情与他无关,来往于一批真实的书画痴者之间。2015年3-4月间杨源游历江南,遍访江浙一代的书画藏家,在那里他看到建国后第一代公子的崛起:文人雅士的广泛和生活情致的回归,一股潜滋暗长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正在弥合。

798艺术区里,年轻人穿戴时髦,在这里寻觅工艺品——不值钱的发卡、佛珠、瓷杯,于是人们抱怨可买的东西太少,坐在咖啡馆享受一种虚空的小资情调,喝一杯芒果奶昔。人们对艺术视而不见,或许798确实没有真正的艺术。一代艺术家和艺术理想被一场漩涡抛弃后,成了艺术难民,大街上浮起了大量的艺术垃圾。或许在人头攒动的消费者身后,政治、金钱,公子的故事仍在继续。有趣的秘密是,陆昂(陈东升的前妻,原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的侄女)在2011年开办的ARTCOOL线下实体画廊位于3318库房,与孔东梅(陈东升的现任妻子,毛泽东的孙女)的东润菊香书屋的地址798艺术区陶瓷3街相距并不远。来此游玩的大部分年轻人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距贵族这么近,能够与历史无声地擦肩而过。

798里时常出现金光闪闪的豪车,鸣着引擎声呼啸而过。玻璃窗里的富二代正在寻觅风雅。他们叼着烟嘴、喝着红酒、投资电影。在两侧的一遛儿红砖厂房改造的画廊里,一群新画家们画着小清新,大眼珠的怪女孩,一些神经质的动物和一些幽暗的园林,但多数作品不够真诚,难以寄托当代世界的精神,他们越来越不关怀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他们只是继承于前辈们混乱的政治艺术史和金钱艺术史。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明会一直向前,车窗后面的一代新公子们必将参与这个优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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