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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世界 III

2015-04-20 00:23:40 来源: ArtWorld 作者:杨圆圆、鲍栋

展览现场图,《第三世界的世界 III》,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艺术中心,2014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图片提供

第三世界的世界 III
The World III in The Third World

BAO Dong/ 鲍栋
杨圆圆︱采访

此次在泰国做展览的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挑战?

鲍栋:其实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公众交流上的肯定有一些语言和经验障碍。比如,在开幕前的讲座活动上,有一位生活在泰国的西方观众问徐渠的作品标题中的“Cambridge Blue” 是否有一种与展览主题相关的政治含义,然而,实际上这纯粹是一个翻译问题——Cambridge Blue 是对中文浅蓝色的翻译。在这个国际政治关系意蕴比较强的展览主题下,很容易发生这些误读的情况,但也恰好地说明了跨文化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极其日常的问题。
在开幕前我一直担心泰国的公众是否会理解这个展览理念的出发点,因为泰国并不是一个历经革命的国家,泰国人对冷战的历史记忆也未必那么深刻。但在后来我认识到,在近年泰国频出的政治运动下,泰国知识分子对政治议题极其热衷也非常敏锐。但语言交流永远是一个问题,泰国的知识阶层英语水平普遍都还不错,但是大众则只会泰语,所以在讲座上我们特意安排了泰语翻译,然而泰语中不存在对于很多学术用词的翻译,大部分都直接是英文的音译,所以翻译起来也是磕磕绊绊的。但还好,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要回到展览现场。

请问此次选择艺术家作品的标准是怎样的?他们的作品如何与展览主题发生关联?

鲍栋:实际上,“第三世界”这个主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这个问题的脉络极其复杂,容量也是巨大的。
此次的展出作品基本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专门为展览而做的作品,如邱志杰的“第三世界地图”是把关于第三世界问题的无数关键词按照历史脉络描绘成一幅流域地图,从殖民史、民族国家革命、万隆会议、七十七国集团,一直到金砖四国。这个地图是展览入口处的作品,让观众直接进入展览的议题中。何岸的作品也是专门为展览做的,他把展览主题做成了霓虹灯文字,但抽走了很多笔划,中国观众以为是泰文,泰国观众则以为是印度文,而西方观众却认为是阿拉伯文,总之,这个作品中文字的不可读性带来很多意外的效果。第二部分的作品,是和中国本土历史经验相关的作品,如政纯办的“政先生”肖像海报,直观地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陈晓云《列宁的二十一首诗》的政治象征主义意味;陈彧君、陈彧凡的关于侨乡经验的作品(我很早就希望能够让它们在东南亚展出);还有王音,他的绘画一种是对中国现代绘画史的想像式钩沉。第三部分是刘韡、王郁洋、徐渠的近作,他们呈现了一种去地方性、去民族性的艺术实践,这是针对“第三世界”议题的另一种态度,也是对何为“国际性”的一种态度。第四部分是蒋志、陆磊、宋琨与陆扬的作品,我强调的是与泰国文化背景,尤其是佛教题材之间的关联。总之,艺术家的工作并不是用来解释展览主题的,而是在经验上激发观众对主题做进一步思考的。

展览主题中所提到的“第三世界”以及“世界III”两个概念,分别形成于政治体系与哲学体系中,两个词汇都是历史名词,“第三世界”这个词汇目前已经很少再被使用了。如今再度谈到这个概念,你认为它的词义在当下实际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应该发生什么变化?

鲍栋:今天的“第三世界”问题似乎已经被掩盖,似乎一切都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了。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是一种去政治性的浪潮,于是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技术性的经济学了。在与一位泰国策展人的交流中,他开始都仅仅是把“第三世界”理解为经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但是我强调的并不是经济状况,而是文化政治意识。在历史上,“第三世界”概念带来的是一种国际政治主权意识,很多国家摆脱了全球冷战政治格局的限定,开始了自我塑造,也带动了对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实际上,在今天重提“第三世界”反而强调回到原初的语境,恢复它的政治潜能。而用波普尔的“世界III”概念,是为了强调艺术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避免艺术的政治堕落成政治的艺术,我一直认为,艺术本身就是政治与社会现场,根本不需要去“做政治”,最后变成政治的装饰品。

展览现场图,《第三世界的世界 III》,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艺术中心,2014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图片提供

为何选择在泰国做这个主题的展览?
鲍栋:朱拉隆功大学艺术中心一直希望做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群展,他们通过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邀请我策划这个展览,我正好就用上了这个准备了很久的展览主题。

可否浅谈一下对于泰国当代艺术环境的印象?在地工作的期间,与在中国工作感受差异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鲍栋:其实不管在哪里,大学艺术中心都像是一块飞地——工作人员用Mac电脑、喝咖啡、说英语,虽然带着泰国口音。泰国的当代艺术历史并不长,比中国还短,泰国大部分民众基本也不关心当代艺术,但另一方面泰国又有着不少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我在曼谷市的豪华购物中心还遇到了上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泰国馆展览。
泰国现在的文化部长阿皮南(Apinan Poshyananda)就是一位著名的当代艺术策展人。阿皮南有一本文集叫做《在泰式微笑的背后》(Behind Thai Smiles),其主旨是强调在泰国平和外表之下的复杂冲突与激烈变动。实际上,当代艺术在泰国也面对着两个他者,一是传统,二是西方,就像我们一样。

为何此次只选择中国艺术家?而不是共同呈现中国泰国两地艺术家的作品?
鲍栋:主要是由于展览的出发点是向泰国观众介绍中国当代艺术,当然,我对泰国艺术生态也不了解。不过我有了一个邀请泰国艺术家来中国的想法,到时候应该会有中国艺术家的参与。

在此次展览的讲座上,你围绕“当代中国艺术(而非中国当代艺术)”这个话题进行了发言,可否对这个话题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鲍栋:“中国当代艺术”的重心似乎是“中国”,过于强调国家身份,实际上,这是西方生产出来的概念,它只考虑代表性而忽略内部层次,所以各种各样的“中国牌”成了主流。而“当代中国艺术”的重心是“当代性”,我认为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重点。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的艺术已经告别了简单的向西方学习,或者在西方目光下的自我他者化。今天的中国新一代艺术家们超越了简单的民族符号与政治符号,他们更强调“当代”而不是“中国”。但是,在当代性的开放、实验和反思精神下,他们反而激活了中国本土经验的活力,并揭示出了某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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