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Herring，“LINK 导体”展览现场，A4当代艺术中心
Oliver Herring（奥利弗·赫林）1964年出生于德国海德堡，现生活并工作于纽约布鲁克林。实验性是Oliver Herring作品的核心，这种实验精神常常通过混合多种媒介表现，显得不拘一格。对人际关系的探讨也是了解Oliver Herring作品的关键。受成都A4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Oliver Herring今年来到成都做了为期两个月的驻留。作为此次中国驻留的结点，A4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题为“LINK 导体”的Oliver个展。展览占据了A4当代艺术中心的三层展厅，这次展览既展出了Oliver在成都驻留期间最新创作的影像作品，也呈现了Oliver的早年实验影像及现场行为作品。
Oliver Herring于四川大学实施"TASK PARTY”现场。2002年，Oliver Herring第一次发起了"TASK PARTY”。这是一个强调开放的，即兴的参与式作品。参与人在现场完成其他人所写的任务，并提出下一个任务。目前这件作品已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等多个地方实施过。
为什么决定在中国驻留期间实施了TASK这件作品？
Oliver：在我来A4之前，我把我的作品和我之前做过的事情发给了A4的工作人员。这样他们可以提前熟悉一下我的艺术创作，然后可以做一个大体的计划。之后A4他们全体开了一个大会，决定应该在中国成都这边做一个"TASK PARTY”，我们选择了四川大学。之所以选择在大学环境中实施是因为"TASK PARTY”在中国是第一次做，人们第一次接触到新鲜的形式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问题。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做了一个相当于测试版的"TASK PARTY”，也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环境中，就是想要尝试一下在大学校园做这个作品可不可以，是否可以在更广泛的校园环境中去做。所以最后决定了在四川大学做中国的第一场"TASK PARTY”。
在来到A4当代艺术中心之前，“行动区域”及"TASK PARTY”刚刚在北京望远镜工作室展出，这两次展示之间有什么联系？
Oliver：是有联系的，因为它们的过程都非常的一样，都需要我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新的作品，然后来进行展示。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地方都做了"TASK PARTY”。当我来到A4的时候，原始的想法是做一个展览。A4有非常大的三层楼的空间，规模相当于是在博物馆里面做一个展览。所以在之后，包括展览的形式，都急剧的扩大和增长，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断推行“TASK PARTY”这件作品的目的是什么？
Oliver：我的角色早已经不是推广这个作品了。首先这是一个非商业性质的一个活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全球各地自发地举办"TASK PARTY”。“TASK PARTY”有一个博客，我会经常查看访客流量。当某一天访客量突然增长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有人举办了“TASK PARTY”。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组织者会告诉我“我们这边举办了一个'TASK PARTY’”。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病毒一样，自己开始传染，然后蔓延起来。当人们意识到它的乐趣也好，或者说它的价值也好，就会自发的组织。我也兴奋地意识到"TASK PARTY”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在影响别人。
在美国，我见到好多组织这个派对的人，他们大多是老师或者是一个学生。当他们发现这个派对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一个平台，他就会意识到，他自己的角色不再是推广它，而是把它介绍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形式，那就是艺术。它是可以对人产生影响的，是可以教育人的。艺术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教育人的平台。
A4当代艺术中心，“LINK 导体”，行动区域
"TASK PARTY”也并不需要专业的演员？
Oliver：首先我不去做这个选择。当某个艺术机构，或是一个博物馆，或者社区来邀请我，说希望我在这边举办一个派对，我起到的只是一个协作者的作用。我会问这个组织者，你们做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据此去最大化这个派对的作用，并且帮他们做一些特定的设计。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有谁来参与。我想尽可能地让这个派对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在来中国之前，我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做了一次"TASK PARTY”，最后一共有一千多个人来参加。但是在开始前，我也不知道谁会来。我只是做宣传，让这个城市的人知道这里会举办一个派对。我会告诉老年人，儿童，甚至是家庭主妇，各种人我都希望他们来。总的说来，我宁可是没有一个选择的标准，也不会对任何人有所歧视。
"TASK PARTY”的框架非常简单。有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些基本的材料和写着任务的卡片。只要在这个框架下，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有非常大的一个自由度。
参与者了解自己所参与的这项活动吗？
Oliver：其实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在组织的。现在我们有一个网络，还有口口相传，所以可能很多参与者在来之前都知道这个派对是怎么样的。并且总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更清楚游戏规则，或者是参与过的，就自然而然的起到了一个领导的作用。
不久前，央美美术馆邀请我去做一个三个小时的讲座，当时并没有说要做"TASK PARTY”，但是学生都知道。他们自己搜集材料，找到了纪录片，自己组织起了参与者，并邀请我去给他们大家讲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自己组织了"TASK PARTY”。我过去的时候就只是参与到里面。参与者都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热情。当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有100多个人了。所以并不是我，而是那个派对参与者他们自己塑造了"TASK PARTY”。
在你的这些行为作品当中，你本人的在场是否重要？
Oliver：首先我自己不会把它变成一个行为艺术，我就是觉得人们在激发潜力，开拓创造这个事情。当你把这个派对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概念的话，比如说它是一个行为艺术，反而会限定它自然而然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不会给它一个定义。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我做的很多艺术的形式，确实也是一种行为艺术。这种行为艺术是否有我本人参与，我觉得无所谓，仅是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在A4我会有两个表演。一个表演由我自己来做，这个作品里，我作为艺术家参与到里面去是非常重要的。但另外的表演谁都可以来参与，谁都可以来做。并且在我离开了之后，A4这边也会继续做这种形式的表演。
在你的作品里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的参与，比如在裸露的人体上覆盖材料，或是强调肢体语言，使用身体等等。身体常常是一种激进的艺术语言，你是怎么看待和使用的？
Oliver：每个人看到的并不一样，对我来说人体只是代表了人与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我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就像冒险的感觉。与人一起进行创作，用他们的身体，在创作之间会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而裸体的创作给我自己更大的责任。因为很多时候你作为参与者，你可能会同意我做一个裸体的雕像，或者一个照片，但是你可能会想到这个作品会在今后的20年之后，不知道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又被展示出来。我作为艺术家往往需要更加的小心，或者更加的保守。目前我做了4个裸体的人体雕塑，然后13个人参与到了其中来。我希望人们看到裸体的照片雕塑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这个裸体本身，而是看到我是怎么去处理的细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个细节，这里头倾注了爱和想法。同时我也希望参与者每次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很自豪，或者很开心做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冒险，一种新的尝试。对参与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因为你也希望能够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你的身体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情感。
Oliver在成都驻留期间创作的最新作品“成都”
“艺术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你经常考虑的吗？
Oliver：我确实经常会想到艺术的功用性。第一个让我意识到艺术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是博伊斯。在我15岁的时候，我对艺术是不喜欢的，我觉得艺术有一种很傲慢，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当我看到博伊斯的艺术，博伊斯自己用非常直白的话来讲解他的艺术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艺术是和生活是非常相关的。另外博伊斯也对绿党的成立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改变了政治的一些层面。这使我意识到，艺术，它不仅是一种底蕴，或者是一种模仿，或者是一种美学的东西，它同样也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即使很多人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历史背景，但是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艺术来影响的。就像虽然我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但是不可否认，艺术确实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影响。
在这样一个统一化和同质化的世界里，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穿着打扮，听的音乐，还有吃的食物，很多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艺术作为彰显艺术家个性，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独特性的事物就越发的重要了。
哪些艺术家和来自艺术史的知识对你产生了影响？
Oliver：贾科梅蒂，蒙德里安可能是在我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创作的时候给我更多的影响。在每次创作的时候，我不会去刻意的联想和谁的作品类似。或者是一种无意识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受到很多艺术家的影响，所以对很多东西可能是信手拈来。当我的作品与其他的艺术家的创作形式有联系，使观众在看我的作品时说“它就像某某和某某的作品”，这能够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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