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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与变化——Oliver Herring专访

2015-01-09 17:29 来源: artspy艺术眼 作者:宋文铮


Oliver Herring,“LINK 导体”展览现场,A4当代艺术中心

Oliver Herring(奥利弗·赫林)1964年出生于德国海德堡,现生活并工作于纽约布鲁克林。实验性是Oliver Herring作品的核心,这种实验精神常常通过混合多种媒介表现,显得不拘一格。对人际关系的探讨也是了解Oliver Herring作品的关键。受成都A4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Oliver Herring今年来到成都做了为期两个月的驻留。作为此次中国驻留的结点,A4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题为“LINK 导体”的Oliver个展。展览占据了A4当代艺术中心的三层展厅,这次展览既展出了Oliver在成都驻留期间最新创作的影像作品,也呈现了Oliver的早年实验影像及现场行为作品。

Oliver Herring于四川大学实施"TASK PARTY”现场。2002年,Oliver Herring第一次发起了"TASK PARTY”。这是一个强调开放的,即兴的参与式作品。参与人在现场完成其他人所写的任务,并提出下一个任务。目前这件作品已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等多个地方实施过。

为什么决定在中国驻留期间实施了TASK这件作品?

Oliver:在我来A4之前,我把我的作品和我之前做过的事情发给了A4的工作人员。这样他们可以提前熟悉一下我的艺术创作,然后可以做一个大体的计划。之后A4他们全体开了一个大会,决定应该在中国成都这边做一个"TASK PARTY”,我们选择了四川大学。之所以选择在大学环境中实施是因为"TASK PARTY”在中国是第一次做,人们第一次接触到新鲜的形式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问题。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做了一个相当于测试版的"TASK PARTY”,也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环境中,就是想要尝试一下在大学校园做这个作品可不可以,是否可以在更广泛的校园环境中去做。所以最后决定了在四川大学做中国的第一场"TASK PARTY”。

在来到A4当代艺术中心之前,“行动区域”及"TASK PARTY”刚刚在北京望远镜工作室展出,这两次展示之间有什么联系?

Oliver:是有联系的,因为它们的过程都非常的一样,都需要我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新的作品,然后来进行展示。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地方都做了"TASK PARTY”。当我来到A4的时候,原始的想法是做一个展览。A4有非常大的三层楼的空间,规模相当于是在博物馆里面做一个展览。所以在之后,包括展览的形式,都急剧的扩大和增长,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断推行“TASK PARTY”这件作品的目的是什么?

Oliver:我的角色早已经不是推广这个作品了。首先这是一个非商业性质的一个活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全球各地自发地举办"TASK PARTY”。“TASK PARTY”有一个博客,我会经常查看访客流量。当某一天访客量突然增长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有人举办了“TASK PARTY”。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组织者会告诉我“我们这边举办了一个'TASK PARTY’”。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病毒一样,自己开始传染,然后蔓延起来。当人们意识到它的乐趣也好,或者说它的价值也好,就会自发的组织。我也兴奋地意识到"TASK PARTY”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在影响别人。

在美国,我见到好多组织这个派对的人,他们大多是老师或者是一个学生。当他们发现这个派对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一个平台,他就会意识到,他自己的角色不再是推广它,而是把它介绍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形式,那就是艺术。它是可以对人产生影响的,是可以教育人的。艺术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教育人的平台。

A4当代艺术中心,“LINK 导体”,行动区域

"TASK PARTY”也并不需要专业的演员?

Oliver:首先我不去做这个选择。当某个艺术机构,或是一个博物馆,或者社区来邀请我,说希望我在这边举办一个派对,我起到的只是一个协作者的作用。我会问这个组织者,你们做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据此去最大化这个派对的作用,并且帮他们做一些特定的设计。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有谁来参与。我想尽可能地让这个派对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在来中国之前,我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做了一次"TASK PARTY”,最后一共有一千多个人来参加。但是在开始前,我也不知道谁会来。我只是做宣传,让这个城市的人知道这里会举办一个派对。我会告诉老年人,儿童,甚至是家庭主妇,各种人我都希望他们来。总的说来,我宁可是没有一个选择的标准,也不会对任何人有所歧视。

"TASK PARTY”的框架非常简单。有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些基本的材料和写着任务的卡片。只要在这个框架下,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有非常大的一个自由度。

参与者了解自己所参与的这项活动吗?

Oliver:其实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在组织的。现在我们有一个网络,还有口口相传,所以可能很多参与者在来之前都知道这个派对是怎么样的。并且总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更清楚游戏规则,或者是参与过的,就自然而然的起到了一个领导的作用。

不久前,央美美术馆邀请我去做一个三个小时的讲座,当时并没有说要做"TASK PARTY”,但是学生都知道。他们自己搜集材料,找到了纪录片,自己组织起了参与者,并邀请我去给他们大家讲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自己组织了"TASK PARTY”。我过去的时候就只是参与到里面。参与者都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热情。当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有100多个人了。所以并不是我,而是那个派对参与者他们自己塑造了"TASK PARTY”。

在你的这些行为作品当中,你本人的在场是否重要?

Oliver:首先我自己不会把它变成一个行为艺术,我就是觉得人们在激发潜力,开拓创造这个事情。当你把这个派对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概念的话,比如说它是一个行为艺术,反而会限定它自然而然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不会给它一个定义。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我做的很多艺术的形式,确实也是一种行为艺术。这种行为艺术是否有我本人参与,我觉得无所谓,仅是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在A4我会有两个表演。一个表演由我自己来做,这个作品里,我作为艺术家参与到里面去是非常重要的。但另外的表演谁都可以来参与,谁都可以来做。并且在我离开了之后,A4这边也会继续做这种形式的表演。

在你的作品里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的参与,比如在裸露的人体上覆盖材料,或是强调肢体语言,使用身体等等。身体常常是一种激进的艺术语言,你是怎么看待和使用的?

Oliver:每个人看到的并不一样,对我来说人体只是代表了人与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我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就像冒险的感觉。与人一起进行创作,用他们的身体,在创作之间会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而裸体的创作给我自己更大的责任。因为很多时候你作为参与者,你可能会同意我做一个裸体的雕像,或者一个照片,但是你可能会想到这个作品会在今后的20年之后,不知道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又被展示出来。我作为艺术家往往需要更加的小心,或者更加的保守。目前我做了4个裸体的人体雕塑,然后13个人参与到了其中来。我希望人们看到裸体的照片雕塑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这个裸体本身,而是看到我是怎么去处理的细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个细节,这里头倾注了爱和想法。同时我也希望参与者每次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很自豪,或者很开心做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冒险,一种新的尝试。对参与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因为你也希望能够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你的身体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情感。

Oliver在成都驻留期间创作的最新作品“成都”

“艺术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你经常考虑的吗?

Oliver:我确实经常会想到艺术的功用性。第一个让我意识到艺术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是博伊斯。在我15岁的时候,我对艺术是不喜欢的,我觉得艺术有一种很傲慢,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当我看到博伊斯的艺术,博伊斯自己用非常直白的话来讲解他的艺术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艺术是和生活是非常相关的。另外博伊斯也对绿党的成立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改变了政治的一些层面。这使我意识到,艺术,它不仅是一种底蕴,或者是一种模仿,或者是一种美学的东西,它同样也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即使很多人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历史背景,但是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艺术来影响的。就像虽然我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但是不可否认,艺术确实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影响。

在这样一个统一化和同质化的世界里,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穿着打扮,听的音乐,还有吃的食物,很多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艺术作为彰显艺术家个性,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独特性的事物就越发的重要了。

哪些艺术家和来自艺术史的知识对你产生了影响?

Oliver:贾科梅蒂,蒙德里安可能是在我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创作的时候给我更多的影响。在每次创作的时候,我不会去刻意的联想和谁的作品类似。或者是一种无意识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受到很多艺术家的影响,所以对很多东西可能是信手拈来。当我的作品与其他的艺术家的创作形式有联系,使观众在看我的作品时说“它就像某某和某某的作品”,这能够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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