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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城市一:女性对城市空间的挑战

2014-12-24 11:37 来源: 社会学年评 作者:Daphne Spain


 

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城市空间都表现了该时代的性别特征。这既包括了由私营部门出资建立的空间,如19世纪主要为女性顾客服务的百货商场、几乎专门是为男性服务的酒吧, 也包括政府部门投资的建设的空间,如公共住宅、监狱、军事基地等。公私合营的体育场馆和节日市集,也为特定的性别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在此之外,还有为女性建设的或由女性创造的性别化空间,如妇女中心、家庭暴力庇护所。

这些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例子时刻提醒着我们,性别规范的力量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城市空间。在这组文章里,我将以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城市空间变迁为例,探讨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是如何相互建构的。

我将从20世纪初的工业城市中出发,先回顾女性是如何挑战性别分化的意识形态。

在回顾前,我先说明一点,本文虽专注于美国案例,但在那些照搬美国城市化模式的国家,性别与空间模式也大同小异。

19世纪末是这样一个时期,城市是工业产区。工厂排出的烟雾污染着空气,移民劳工涌入令人窒息的公寓,位于城市中心商业区的摩天大楼象征着企业财富。铁路穿城而过,往返运输货物和乘客;有轨电车每日从遥远的住宅区向城市输送着人力。

在这个时期,女人若无男人陪伴,只身出现在公共场合,很可能会被认作是妓女。对中产阶级妇女而言,前往闹市中心新开张的百货大楼亦是冒险之旅。她们不得不身穿长裙,戴上手套、帽子,以彰显其体面的身份。

20世纪初的性别关系,延续了19世纪末的传统——至少在中产和上层阶级是如此,男主外、女主内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芝加哥是这一时代主流城市空间理论的“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Ernest等人提出“同心区理论”(Concentric Zone Theory),用以诠释扩张中的工业城市。其后的芝加哥学派学者就不同种族与民族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无数研究,但这些研究只字未提城市空间分布对女性发展机会的影响。

在Burgess的同心区模型中,中心商业区被置于城市中心,住宅区被置于城市边缘。这实际上描述了男女两性角色在资本主义城市中的距离:男人在位于市区的公共领域从事生产活动,中产阶级妇女在位于外围区域的私人领域(家庭)从事生育和家庭活动。

19世纪末的不少研究都记录了当时女性是如何挑战所谓“恰当位置”的预期。实际上,城市为模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提供了机会。

在旧金山,中产阶级妇女会乘坐地面电车穿越Burgess所谓的“外围区域”,进入“内部区域”购物。最初,乘坐街车(一种地面电车)的女性相对较少,当时的礼仪要求男士为女士让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乘坐公共交通拜访亲友、购物,甚至是去办公室和商店工作,座位争夺变得激烈起来。礼仪手册继而提出建议:身体健康的男性和女性应为老弱病残让座。也就是说,随着女性越来越普遍地出入公共场所,“恰当”的标准也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变化。

一旦进入市区,具有消费能力的妇女就有机会进入百货大楼。这是一个特殊的空间——诚如一位百货大楼老板所言,这里是“没有亚当的伊甸园”。

在百货大楼,雇员是清一色的男性,但就总体而言,这仍是一个女性化的空间。百货公司内部还往往设置一个可供女性单独用餐的茶室。而在百货大楼之外的其他餐馆,良家女性必须在男性的陪伴下方可用餐。

与街车的情况相似,一旦女性成为某个空间的常客,她们就“占据”了这些空间。现实是,女性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多,甚至包括快餐厅和影剧院。这些空间,以及通往这些空间的大街和人行道,便成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利的基地。1896和1911年的两次争取妇女普选权的抗议活动都在此策源。

Sewell JE.在其2011年出版的论著《女性与日常城市:旧金山的公共空间(1890-1911)》中评论道:“女性在公共场出现得越多,她们也就被赋予了更强大的力量,去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1871年至1933年间,芝加哥妇女多次组织抗议争取市政投票权。妇女们提出,城市的运行是家庭运行逻辑的延伸。Louise de Koven Bowen等慈善家与普通妇女活动家一道,打出“市政管家”的标语,成功地推动了垃圾收集、清洁牛奶和产前护理政策变革。

“从1871年大火的救灾工作开始,芝加哥妇女就努力使芝加哥变为一个更宜居的——而非更有利可图的——城市。用Carl Sandburg的话来说,女人们希望建立一个以公民福利为重的‘城市家园’,而非与之相对的男人们的‘巨人肩膀上的城市’。”Flanagan MA在其2002年出版的论著《看见她们的内心:芝加哥妇女与她们的好城市理想(1871-1933)》中说。

争取投票权之外,Bowen还通过捐资“简•亚当斯•赫尔馆”(移民安置屋)直接参与创建一个全新的、属于女性的单一性别空间。在市政设施能够满足移民需求前,他们可在安置屋里接受移民课程,使用公共澡堂、花园和图书馆。安置屋甚至为新移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使他们逃离令人窒息的公寓房。

值得注意的是,“简·亚当斯·赫尔馆”是依循伦敦“汤因比馆”的思路所建设的,但又有所不同。在伦敦,汤因比馆由男性占据;在美国,类似的安置屋大都因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的努力,建设而成。

在波士顿,女性也在为迎合自身需求而塑造公共空间:Vida Scudder在波士顿建设“登申安置屋”,波士顿妇女经贸联盟会和妇女教育与工业联盟成功说服地方政府为城市贫民提供诊所、学校午餐和幼儿园。

值得一提的是妇女教育与工业联盟的贡献。该机构特意将总部办公室设立在地处市中心的立法走廊上,并在全城各地设置餐厅,成为妇女声张权利的空间。该机构负责人宣称创造一个“中产阶级和精英妇女,能够在不有损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出入的公共空间”,并“确保工薪妇女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毋庸担心被质疑德行”。

回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城市中的百货大楼、安置屋和妇女俱乐部都是性别化的空间。这些女性化的空间,实质与男性化的酒吧、餐馆和商业俱乐部相差无异。当人们走进城市,男男女女们无需任何指示,便会走入各自性别所归属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空间分离的概念被无声地植入了城市公共空间。

到了“二战”以后,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中, “高度父权制”的价值观念植入了美国都市。这些城市结构限制了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机会,或者说,城市加剧了性别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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