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梦妮
作为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开幕前两天，徐坦就来到了现场布展。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他一坐下来就说，自己每天只能跟两个人深入聊天，到第三个人的时候脑子就跟不上了。
这个习惯，应该是缘起自他2011年在深圳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语词游戏”。那次展览，徐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跟六十多个人分别进行一小时左右的对话、聊天。每个与他聊天的人可以在提前公布出来的四个关键词中挑一个出来，当做聊天的主题，四个词是理想、绿色、娱乐、福利。聊天有的是私下里进行，有的是公开的。与徐坦聊天的，有艺术家、策展人，也有自愿参与的艺术爱好者。
“我的作品有点行为艺术的意思，跟人聊天让对方感到很嗨，结束之后有所感触，那这就是艺术了。”他对记者解释当时作品的意义，“第二点，也是作为采访素材，我的项目的核心是通过语词的方式来研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议题。”
关键词计划
2005年，徐坦和一个美国画廊老板探讨中国现代哲学，对方认为，中国并没有发展自己的思维方式，并且觉得中文不适合进行社会思想的研究。“我相信这都不是真的，于是觉得要从思想和文字两个方面做点事情。”
然后就有了持续到现在的“关键词计划”。通过访谈的办法，徐坦以受访者的话语为素材，分析一些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以及看它们在不同身份的人群心中有何不同意义，以此找到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症结。徐坦举了个很好的例子：自由。
他曾经访谈了二十多个艺术家，谈艺术家的社会角色。30个小时的素材里，自由这个词只被提到一次；而跟广东各地的农民们聊天时，这个词却反复出现。他总结出农民心目中自由的指标，包括衣食无忧、劳动强度下降、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还有环境好等。
“他们所说的自由跟身体有关，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词，叫‘动物性自由’，这里的动物没有贬义。农民今天感到松弛自由，但这个权利不是自己争取来的而是被给予的，就好像是把动物从动物园里放出去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弱势群体。”他说，“传统也有‘逍遥’、‘采菊东篱下’的说法，知识分子、高官获得自由的方法是退出来，最好是到山里去。所以我认为，这些农民想的‘自由’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整个一套文明给予的。因为在我们文化源头祖宗那里就认为，最好的生活是超越社会关系、人际网络——这个灿烂文明本身也是动物性自由。”
由此徐坦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反思：如果每个人都从社会关系里逃逸、超越出去，而不是参与，那么制度就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其他人批评我们没有自由，其实（是说我们）没有的是积极参与进去的自由，而不是离开、归隐的自由。”他说。
社会植物学
徐坦从小就对语言感兴趣，自广州美院毕业之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普通观众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艺术”。纠结于理论、学派纷争太久，他深深体会到，艺术家最终还应该从实践里去寻找自己的思想体系，于是就开始使用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等与当代艺术流行趋势不太相符的创作手法。
他在上海双年展上展出的是近两年的项目“社会植物学”，属于“关键词计划”之中的一部分——延续了之前的田野调查办法。徐坦走访了多地的乡镇和农村，了解到各地居民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看法。通过这些接触，艺术家揭示出主宰我们与自然环境及人造环境关系的种种复杂因素。
展览中有几个视频装置和文本，其中一个10分28秒的录像作品《社会植物与思想痉挛》，人们可以看到珠三角城市里的人工植被，画外音来自艺术家本人的口述：“我是我们环境中最老的，因为身边所有的事物都非常年轻，我住的城市、树木和建筑物都比我年轻，最老的只有三十岁。我想他们是社会植物或是社会树木。”
徐坦发现，深圳的很多社区和其他新兴城市的一样，从零开始。先用推土机推平田地，再盖房子，然后从苗圃买树来种成整整齐齐的样子。农民种植粮食也是一样，先放火烧光土地原有的杂草，然后把剩下土里的根茎清除掉，最后从种子公司买来同样的作物种下去。“人类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也许本地原生植被应该有上千种，可现在不会超过一百种。植被社会化了，树都是人种的，人还保持对它的控制。”他说，“很荒诞的是，整个环境与自然都已经是人造的了，但人类还是希望自己是自然繁衍。”
从这里出发，看似讲的是城市植被，但实际探讨的是人类与世界的关系。
徐坦的工作领域涉及到社会学与人类学，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属于社区介入的田野调查。甚至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是不够完善、不够科学的。“所有学科都想要得到‘正确的知识’，要有说服力；但在调查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其他不相干的事情，于是就需要屏蔽掉很多别的可能性。”他说，“但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从别的角度看，当你达到所谓‘正确’之后就屏蔽了其他。而艺术家的调查就是解套，让其他的可能性得以重新呈现。”
于是，这也就解释了艺术家为什么要下乡调研，为什么要通过费力不讨好的办法去探讨“社会植物学”这个生造出来的空泛概念。徐坦认为，艺术家可以跳脱出学科体系的框架探究更为广阔的东西，同时也有空间可以犯一些有意义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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