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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反科学思潮

2014-11-11 20:29 来源: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2期 作者:蔡仲


文︱蔡仲

摘要: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主要特征是:(1)相对主义,(2) 科学的意识形态化, 表现在对科学理论、实验、客观真理、理性的全面解构之中表现为“ 强纲领” 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科学观与激进的女性主义。所有这一切与科学哲学中的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化

20世纪70年代后, 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全面渗透, 西方学术界中出现了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 这种思潮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对主义, 二是知识的权力学说。

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 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元叙事”神话的破灭, 科学应该归结为不同的生活形式的“ 叙事”,这种“元叙事”是指支撑人类文明的客观真理和理性。利奥塔的后现代世界就被分割成为许多孤独的世界, 一幅在地域性叙事中的各种各样元素随意组成的拼图, 根本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图案。科学与哲学不过是众多叙事方式中的两种。其次, 科学自身也没有这种统一的图案, 存在着不同的科学叙事, 其中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有自己的事实与理性的标准。这实际上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 走向了相对主义。再次, 在众多的叙事方式中, 利奥塔特别注意到了权力的叙事, 他把科学知识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电脑的时代, 科学问题已经愈来愈成为一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1]

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一书中明确指出“ 政治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错误、幻觉或反常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自身。”[2] 在这种真理制度中, 科学家不再是“ 普遍价值的承担者” , 而是一种特殊地位的占据者。他们关心的是“ 他们的阶级地位那些联系着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他们的研究领域在大学、医院或其它任何地方, 实验室中的地位他所支持和反对的政治与经济的要求最后, 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的政治学特殊性, 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种一般的意义,或非常一般意义的真理制度上的活动与斗争, 这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功能是最为关键的。”[2]132

总之,利奥塔和福柯是有意识地解构各种各样的判断(认识的、评价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等)的界线, 然后再颠倒其原有的秩序,其目的是要放弃近代科学的方法,探索真理的研究模式,把科学看做是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规则,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

上述知识权力学说通过科学社会学家,介人到科学的领域, 在学术界形成一股强大的后现代反科学思潮, 其主要表现为(1)“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2)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3)女性主义的科学观。

一、“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 科学元探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目前, 这一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发展异常迅速, 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 就占据了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主战场, 占据了主要的杂志期刊。其基本特征是:第一, 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不是对自然的反映, 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第二,把科学知识视为一种社会建构, 特别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

如伍尔格与阿什莫把建构主义的知识特征描述如下“科学与技术知识不是来自于现在知识的理性逻辑推论, 而是各种各样社会、文化与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3]

就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言,巴恩斯等人说“科学有其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论的策略不是研究电子, 而是‘电子’与‘其’电荷。这种策略已经被制度化为物理学的一部分,以致物理学家已经忘记了电子是一个理论的实体,把它视为一种通常的客观客体把电子视为理所当然的实在。这种理论实体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相互之间协调的产物……原子、电子与夸克等和热素与燃素具有相等地位。就这种对象的存在方式, 就维持这种存在状态的实在论模式所采用的技术与设计来说, 它们在所有文化中, 是人类典型的创造物。”[4]

正因为客观实在失去了对科学知识的基础意义,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把知识看做是科学家之间谈判与协调的产物。塞蒂纳在其著名的《制造知识》[5]一书中认为对科学问题的解释, 其内容是在社会环境中, 通过一系列社会过程得以发展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科学的内容纯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是一个结果, 但它不是评价经验事实的一套理性规则运用的结果, 而是偶然事件的结果, 即个别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个别材料的偶然使用, 以及实验室中科学家之间,有时是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与实验室外的科学家相互磋商, 相互协调的产物。只是在发表其成果时,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所做编成故事,说成是真理,强调成理性。

在宏观上,“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描述在行动中的科学, 考察科学家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是怎样“制造”知识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政治、经济权力这些社会因素的作用。这方面,斯蒂文·夏平与西蒙·谢佛的《利维坦与空气泵波义耳, 霍布斯与实验生活》一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应该经受住观察与实验的检验。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理论符合于实验与观察”的标准夏平与谢佛通过分析科学史上的第一场大论战,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波义耳—哲学家霍布斯之争, 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社会学的回答, 这是公认的“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出色的案例分析。在这本书中, 两位作者试图表明的是与把实验看做是一种认识论标准不同, 他们所揭示的新事实、新信息与新思想发现, 近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封闭、对自身特权持高度警惕和对缺乏资格的门外汉持敌意态度的团体。更进一步说, 自我任命的科学贵族在组织上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统治精英联系在一起, 其方法与观点反映着当时的政治需要。反过来,科学权威、地位与认识论上的垄断是由它所服务的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来保证的。

首先, 实验的检验只能够代表一个像波义耳这样绅士的证词。这种检验是让具有少数特权阶层的人在实验室中产生一个事实, 然后在皇家学会上宣读,让其成员相信这是事实,结果达到一致。反过来, 这一共同体就成为这一事实的口头证明人。没有这种一致,事实就不可能被确定了。这些人的话,一般被认为是可信赖的,因为,皇家学会强调其成员“ 绝大多数具有绅士风度,自由的与没有私利的。”【6】这样, 当波义耳与皇家学会提出实验的检验,也就是科学分界问题时,主要是依靠一个带有贵族关系和一种鲜明荣耀特征的集团,在一种等级系统下,科学事实只能够依靠某些特权阶层来确定,分界的问题是以社会政治关系为前提条件。这就是“ 实验能够产生事实”的含义。“ 波义耳和皇家学会的实验主义的修饰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科学分界的解释, 因为这是一种能够加强科学家身份与可靠的分界。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修饰, 近代科学哲学本身就是一个修饰的目录。”【6】151

其次, 金钱成为一种认识权威的基础。书的标题中的水泵不是一个简单的装置, 这是十七世纪出现的非常昂贵的仪器, 只能是有金钱与地位的人才可能利用这种仪器进行气体重量与压力的研究,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进人皇家学会, 失去这种机会的人不是其智力上的问题, 而是没有地位与金钱。波义耳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就成为社会精英。

在夏平与谢佛看来, 作为划界标准的所谓实验活动, 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 在这种实践中, 科学家全神贯注的是谁将被视为科学的权威、在科学争论中谁的判断值得尊重、谁的证据被视为可信的, 而这一切都和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参与实验哲学学术讨论的目的是为名利、财富、政治和宗教信仰。这样,新生的皇家学会,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与社会观点的产物与代表。“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这种科学图像是令人沮丧的。科学被表述为一场永不停息残酷的斗争,在范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借助于财富、地位和斗士的狡诈,笼络了大量的亲信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地位服务。并且,“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广泛运用这一过程来解释天体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元素周期表、遗传密码、代数拓扑、量子力学等的诞生。在其中经验证据并不代表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被视为一种恐吓,或一种疯狂权力的代表。

科学家与科学史学家们一直对建构主义的大量案例工作持有强烈的批评。如在克瑞杰主编的《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神秘性曝光》【7】一书中,沙利文详细分析了麦肯齐对统计学上一段著名案例的社会学研究、麦金利对柯林斯与平奇的作为“ 哥莱姆”的冷核聚变科学的分析、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对作为一种所谓实验者回归的范例的探索引力波的实验,皮克林声称夸克是一种社会建构的那本引起广泛讨论的书的分析,等等。所有这些分析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上的根据,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另外,科学史家平克林指出夏平与谢佛著名的《利维坦与空气泵》,历史学家雅各布指出拉脱尔在《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中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

当然,科学家并不否认这些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的作用,但正如在拉卡托斯的规范性历史编史学的框架中,科学家认为这些社会因素只能够被作为科学事实的注脚,用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的话来说,无非是从矿石中剔除矿渣,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止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结果混淆在一起,以使科学成果避免受到科学家的意识形态与私利的影响,如,科学家系统地采用仪器来代替主观的判断,用他人的重复实验来使自己的发现免受自己的主观意识的影响,正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并不依赖于个别科学家的动机和意识形态。

二、作为殖民主义侵略与统治工具的“科学”

后殖民主义者奉献给了第三世界人民一件礼物,这一礼物有许多名字, 如后殖民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反北欧中心论和种族科学。维拉和腾布尔说“所有的知识系统都是地域性的(local)。西方当代科学技术,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知识的标准,其理性或客观性应该看做是知识系统的一个变量,并且与其它地域性知识比较而言,具有相同的地位。”【8】然而, 当今世界的实际状况是所有文化中的人都是采用同一认知框架去描述自然所有的人都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的理性都是逻辑式的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世界观来看待这一世界, 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不同世界。这种认知框架就是近代科学的世界观。在后殖民主义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借助于其军事与经济上的优势所造成的理智上的霸权。正如哈丁所说的那样“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把世界变为欧洲科学的一个实验室, 而欧洲科学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9】印度学者兰丁在其主编的后殖民科学的代表作《科学、霸权与暴力》一书中声称近代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性,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神话,占星术是弱者的神话, 它是西方的牺牲品,因此弱者有权利来挑战科学的“神话”。

所有这些地域性文明的保卫活动有着相同的动机。第一, 否认现代科学的价值中立的理想, 他们认为客观和价值自由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自由价值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利益, 西方的一种文化建构。

其次,他们以其文明的“认识论权利”要求,来否认西方科学研究的价值自由的价值观,允许他们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科学,从中, 他们能够发现更多的,与西方科学发现毫无联系的,更为普遍的自然规律。而这些非西方的“宇宙观”对人类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产生出更为人道的与更为生态的知识。

但后殖民主义会面临着怎样协调科学技术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矛盾,怎样防止科学所挑战的宗教、神话与传统所支撑的世界观。正如印度生物学家兰达所指出的那样“近代科学世界观能够挑战几乎所有那些建立在诸如因果报应之类‘自然律’之上的社会等级制度, 如果文化传统被赋予了认知方式上的权威,那么,近代科学已经解除了印度教自身就是神圣真理的神话”。【10】结果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吠陀科学”的神话。通过简单地声称吠陀传统是科学的, 把现代科学带人传统宗教之中。他们声称正如从犹太教与基督教视角来看,“西方科学”是科学,而从印度教的视角来看,“吠陀科学”是科学。印度激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把科学转化为一种新的附属,把它吸收进传统信念系统,把现代科学改变为印度教信念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抛弃科学的基本价值真理、理性、客观性以及批判精神等最基本的认识论范畴,把科学变成一种辩护和实用工具,为其党派及其狭隘的政治利益、意识形态与宗教服务。兰达指出:1998年印度的原子弹爆炸后,印度的激进思想家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在爆炸地点建立一个神殿,用来供奉湿婆女神与科学。在官方的正式场合, 原子弹被包装为印度教的偶像,变成了原子神。接着,从导弹到各种先进武器都被命名为印度神话中诸神。不仅如此, 印度后殖民主义者走向了更深和更广的层次。从科学的达摩化开始,印度教把现代科学包含于自身,也就是说,所有的科学都在被纳入新的印度教之中, 印度教已经把它自己打扮成包含着所有世界观、方法与科学发现, 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生态学与医学。科学不过是变为一种吠陀文化的低级表现,从而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印度教中心主义,以代替欧洲中心论。【10】

原子弹的印度教化是反动的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的一个象征,在其中,社会欢迎科学与技术,但要求放弃科学的重要的批判精神。这种现象与纳粹第三帝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赫夫在其著名的《反现代主义:魏玛与第三帝国的技术、文化与政治》中描述过这种现象。赫夫认为纳粹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与反动的现代主义的议程策略。赫夫说其目的是“把现代科学技术纳人具有浪漫与反理性色彩的德国民族主义的文化系统中,以创造一种雅利安文化。同时不允许科学技术挑战雅利安文化的反理性方面的内容”。【11】那些不允许现代科学技术挑战具有浪漫主义与种族意识形态的德国知识分子,包括恩斯特·荣格、卡尔·斯密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伴与马丁·海德格尔,成功地把科学纳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精神和第三帝国的信仰之中,最后纳人德意志民族的血统与种族之中。近代科学被迫放弃它的批判精神,转商变为雅利安精神的代表。这是典型的反启蒙精神的思想。如果说启蒙精神是利用科学发现来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而德国法西斯却是把科学变为其象征,一种种族与国家文化遗产的建构。

另外,在激进的宗教意识的影响下,反科学思潮在巴基斯坦的科学实践与教育活动中已经产生出严重的有害结果,如不断威胁在大学中教授生物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反对国家对“科学魔术”资助。在联合国的资助下,西方一些科学家到非洲去从事农业技术的指导, 但在非洲中心主义看来,“这使人们想起了福音教堂给那些野蛮大众传播福音的类似情景,是作为E.P.汤姆森所说的‘反革命的心灵净化过程’的一部分,这正是科学家目前在中非农业社会所从事的工作。”[12]

总之,在过去数十年中,伴随某些第一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思考,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已经被鄙视或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判性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在后殖民运动中已近消失殆尽。结果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和现代性的诉毁, 伴随着对“地域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已经创造出一个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泛滥的温床。否认迷信、神话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 必然会导致迷信、神话、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真理的合法外衣。

三、作为男性权力的“科学”

在对文艺复兴的传统解释中,科学革命有着重要的影响,扮演着象征性的角色。然而,自从后现代主义者开始解构和贬低17世纪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以来,女性主义就认为科学被想象为处于一种原罪之中,科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男性主义、权力斗争、政治偏见和认识论上优越性的神话,矛头直指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理性。

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看,所有传统的认识论标准都是不可取的就知识的标准而言,逻辑是一种父权式的统治工具,用来恫吓女性主义所倡导的非线性思维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语境式的,对一般性的追求是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发现一种客观性或“上帝眼睛”的观点最终是以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强权而告终经验的检验必须要靠道德的与政治的评价来调节普遍性应该被特殊性的理论所代替,科学内容应被理解为研究者的文化、性别、种族与阶级的结果观察者应该和其研究对象在感情上保持联系,丰富的主观性不应该在科学研究中被剥夺掉,抽象、冷酷的理性与客观性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而直觉与情感是相对于女性来说的。

女性主义之所以要摆脱客观性与价值自由的说法, 是因为理性、客观性与真理总是联系着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或压迫。因此,对女性主义来说,反对客观性不仅是认识论的争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论战。阿尔柯夫与庞特说“对女性主义来说,认识论的目的不仅是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同样也具有解放的目的。在制造知识过程中扩大民主,这种目的要求我们的认识论能够弄清知识是怎样被权威化与知识赋予了谁权力。”【13】她们毫不掩盖地声称其目的是揭露“认识论的政治学”。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不过是揭示出“真理、理性和逻辑的政治学”,除非这种政治的含义被理解,否则女性将永远被假装的客观性误导。客观性不过是非正义的男性权力的体现,知识不过是依靠认识论来辩护的政治学。

为了支持这种男性至上主义的观点,“性别女性主义”(“Gender feminists”)提出了许多案例研究。如著名的生物学和性别研究小组(Biology and Gender Study Group)提出的“害羞的卵子与勇猛的精子”想象。这种神话已经在《新闻周刊》上被作为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着科学内容的范例来发表。在《害羞的卵子,勇猛的精子和托林潘蒂》【7】59-70一文中,生物学家格罗斯指出卵子在繁殖过程中的主动角色,在世纪的生物学教学与研究中几乎就是一种常识这表明“害羞的卵子与勇猛的精子”只不过是科学元探共同体的一种社会建构,与生物学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联系。又如,海莉斯与伊莉伽莱揭示出来的流体力学中的男性至上主义的密码:如线性高于非线性, 稳定的流动高于湍流,对刚体的偏爱等,被誉为女性主义科学批评的经典之作。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在《时髦的胡说》【14】一书中,沙利文在《一位工程师对两个案例的分析》【7】99-118, 一文中,从历史与科学内容的角度揭露出这是一种想象力的杜撰,如流体力学中的线性与非线性有着严格的数学含义,但却被女性主义赋予了新的想象,线性是指逻辑与理性主义的线性思维,而非线性是指超逻辑与理性的直觉、主观体验的方法,这与流体力学中科学内容毫无联系,不能作为科学中男性至上主义的罪状。纽曼分析了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对炼金术世界观的推崇。纽曼对炼金术著作中虐待狂式和猖撅的性想象的描述, 表明在对待自然的态度方面,炼金术比机械论更为残忍【7】216—226。席尔宾格在《女性主义改变了科学吗》(1996)一书中对女性主义的案例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归纳、分析、总结与批判。

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还从科学史的角度,揭示出大量男性密码。哈丁、麦茜特与凯勒揭露出培根的实验方法是由强暴,拷打、折磨自然的隐喻所驱动, 因此,科学,及其历史与哲学应该被标上X级。然而,正如索

伯在《保卫培根》【7】195-215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培根在演讲时为取悦于其观众而表达的比喻,是一种文学上的修饰,而不是科学思想的实际内容。并且,这段话没有出现在其任何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只是在其死后的笔记本中一处发现。然而正是这一处,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大肆渲染。培根的科学世界观在经验上的成功不能被归咎于其表达出来的性别政治学。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女性主义眼中,达尔文与希特勒是齐名的,因为《物种起源》一书将人类在性别上的生理差异转化为意识形态上的永恒的等级差异。鲁斯在《达尔文是男性至上主义吗?》【7】119-130一文中指出,这种说法有两方面的错误, 一是忽视进化科学史中女性主义内容;二是未能把进化科学专业理论与进化科学的科普宣传区分开来,前者是客观的,价值无涉的,而后者带有性别意识形态。

总之,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是体现在修饰学中, 把科学的内容与方法变成一种隐喻,一种诡辩,一种想象,用修饰学的标准去代替科学的经验内容与逻辑标准。为了使女性摆脱传统科学的男性至上主义的迫害,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强客观性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科学内容与方法必须考虑边缘群体,特别是女性的认知者的政治价值和思想,“因此,强客观性要求科学家和他们的共同体与进步的民主纲领结成同盟,也就是说,不仅要求认识论与科学理性上的进步, 而且还要求道德与政治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主义的标准显得不足,因为它仅仅促进了‘客观主义’的发展。”【15】然而,克瑞杰分析了这种“对女性友好”的科学的许多荒唐结果,有害的社会结果,称之为后现代科学元探的人间灾难【7】257272。反驳“强客观性”的最有力的事实是:从十八世纪末以来,被女性主义视为贡献较少的各种各样的边缘群体中的女性,包括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中的女性早已加人到近代科学的行列,其中许多人已经做出了第一流的贡献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享有较高的荣誉。

四、结论

(1)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真理”、“客观性”等“ 元叙事” 的解构意味着科学是归属于不同生活形式中叙事的复杂猜测,思辨性的隐喻,不同的生活形式具有不同的规则。这种隐喻给修饰学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结果就是把不同生活形式的真理和理性的标准看做是等价的,都是各自游戏中的叙事或隐喻。真理、理性、进步这些最根本的认识论依据应该让位于具有雄辩口才的权威,科学是诡辩的建构, 最后得出了费耶阿本德式的结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素说与氧化学说之间,在科学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2)在游戏规则中,后现代科学特别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规则,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在其中,科学家堕落了, 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3)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后现代科学的做法是用科学研究的社会维度来完全取代其自然的维度,因而混淆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知识与信念、科学与迷信的区别,把科学理解为研究者的文化、性别、种族与阶级的结果。(4)所有这些都与科学哲学的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存在某种联系。“观察渗透理论”就意味着观察陈述是一个语言共同体做出的共同判断,这一语言共同体的介入,使观察的有条件和相对的社会历史性质得以暴露,并决定着观察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联系,渗透着科学活动中的人们的社会、心理甚至性别因素。“不可通约性”证明科学不过是归属于不同范式的复杂叙事、思辨性隐喻,特别是即兴创造出来的“拟对象”,由此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元探的中心教条“对称性原理”。库恩的范式理论强调范式中的权威决定,范式构成了其饭依者的一种社会框架,像福柯的圆形监狱理性一样,用政治意识形态牢牢地控制着其饭依者。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后现代科学元探的方法论基础。

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不仅威胁到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这正是“科学大战”爆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全球众多科学家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投身于保卫科学,保卫理性,反对相对主义,反对将科学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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