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耳·斯琴（Timur Si-Qin），“最早的机械葬礼：第一部”（Premiere Machinic Funerary: part I），2014，贸易展示台，玻璃柜，3D列印，录像，尺寸可变
关于展览结构
做双年展的策划人，你必须一方面考虑双年展的现有结构和本土语境，同时还需要努力带进来一些你自己的结构性元素。我看了2012年安塞姆・弗兰克（Anselm Frank）策划的台北双年展，觉得很有意思，但这次我想要跟上一届拉开一些距离，所以第一时间就定下了几条主要原则：不要过多展场，不要文献资料，只展示作品。我希望让这届双年展在视觉上尽量强劲。以此作为出发点，接下来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艺术家带领你发现下一个艺术家，展览一步步慢慢成形。
此外，我的另一个侧重点是关注新一代艺术家。最近的国际三双年展，尤其是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历史人物占了很大比重，关于当代艺术的现在和未来倒少有言及。而我想把赌注下在未来上，尝试寻找并理解当代艺术正在形成的一些新方向。所以，今年的台北双年展里除了尼可拉斯·乌里布鲁（Nicolás Uriburu），工藤哲巳（Kudo Tetsumi），琼·乔纳斯（Joan Jonas）以及去年去世的胡迪尼森·朱尼尔（Hudinilson Jr.）以外，其他参展艺术家都相对比较年轻，其中不少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生代。
仔细看你会发现此次展览中有很多艺术家专注于对物的微观分析，即从物质构成的角度来描述世界，或者与其他类型的生命（矿物，植物，动物）之间的对话，比如帕米拉•罗森克朗茨（Pamela Rosenkranz），罗杰·海恩斯（Roger Hiorns），阿莉莎•巴伦波茵（Alisa Baremboym）等等。这种对话关系构成了本届双年展的核心。
关于展览主题
“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主题很宏大，它指向我们与总体性（totality）、与身边所有类型的生命或非生命之间的关系。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从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终结？每一间展厅都在以不同形式回答这些问题。
在此次双年展上，我希望能够搭建起一个可以连接东西双方的讨论平台。而我们与总体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强的连接点。与剧烈加速度相对应的转换和转译实际上正在对意义进行重新分配，也影响着我们对东西方对话的想象。“万物流动，生生不息”（The world as a flux）本来源自道家思想，如今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吸收到西方哲学领域内。我感兴趣的正是类似的融合与重新分配。
我在构思本届双年展时的一个思想上的参照点或切入点是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过了一个形象，他称之为“妖物起舞”（ghost dance）：工人和他们生产的产品之间互换位置，工人异化为物，物品变成有生命的主体。关于“妖物起舞”的那一段文字很短，但刻画出的形象却十分诡异。此次展览想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当年描述的“妖物起舞”在今天如何获得新的现实性？因为今天不仅是工人，就连自然都加入了这场诡异的舞蹈，成为大规模剥削的对象。物品，动物和人类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底层”，直接与权力产生对话关系。
而说到加速度，有些人认为这种剧烈加速开始于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还只是它的萌芽阶段。大部分科学家都赞同，我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真正进入一个“全面加速”的时代。其覆盖面之广，今天的人比什么时候都更能体会这种加速度的影响。当然，自然和动物从远古时代就一直被人类剥削利用，但远远不能跟今天的规模相比。
关于关系美学
我九十年代写《关系美学》的时候，还没有facebook，也没有社交网络，没有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的IPhone。今天，我们的关系环境明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做这个展览最初也是受一篇文章启发。那篇文章里说，如今在网上活跃的用户里，机器人或者算法比真人还多。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九十年代初互联网是作为人类的一种交流工具诞生的。但现在我们却被机器，被技术压倒了。这就迫使你不得不重新审视你身处的关系图景。而要做这种审视，就必须考虑我们生活里无处不在的这些机器和技术。过去二十年，人与自然的关系明显发生了巨大改变。如今，人与物的关系也在慢慢改变。所以，思辨唯实论（就其平板的本体论而言）主张“存在的只有物”也有一定道理。这就把我们引向一个很古老，也很有意思的问题，即人的意识是否可以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如果无人目击，无人见证，现实还能被称为现实吗？森林里的一棵树上飘下几片落叶，但没有人看到，这事儿到底算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呢？但我认为，艺术终究是被人创造，而且是为人创造的东西。你要排除掉这一点，当然可以说，艺术品也只是物。但它总有超出“物”的部分，那究竟是什么赋予艺术这种“剩余”。不就是“人－物品／符号－另一个人”这一三方关系吗？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对思辨唯实论的一种间接批判。
我并不是说在我讲的这种关系里，一切都可以变成主体。福柯提出的“主体化场域”可能更准确。而在福柯所说的“主体化场域”跟今天的“思辨唯实论”之间可以建立起什么联系，这也许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反中心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以来，我们往往总觉得什么都得有批判性才好。但就我所知，批判本身并不构成目的。过去三十年，哲学界的一个最大的倾向就是对一切“中心”都表现出仇视。大家都在忙着“去中心”。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效果，而我本人也赞同多中心的世界。但该趋势有时发展得过于夸张。去中心去到最后，还剩一个最后最大的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这太可怕了，我们必须赶紧扔掉它。到这一步，你就会觉得有些荒唐了。把所有思考都集中在如何反抗任何看起来有中心主义之嫌的东西上显然是不够的。
但我前面讲到“主体化场域”的意思也是，我并没有全面否定思辨唯实论，只是提醒将世界还原为物的想法其实跟资本主义是完全合拍的。资本主义不就梦想着整个世界都变成只剩下物品和购买物品的消费者吗？所以，那些主体之间建立起来的微型乌托邦，集合或个人的独特性（singularity）在我看来是今天最激进，最具颠覆性的东西。很明显，艺术从本体上跟这些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就是一个获取独特性的过程。但这种独特也可以是集体的，它并不是指艺术家的自我（ego）。它可以变成某种主体化的场域，集结起人和各种其他形式的存在。
文、采访／杜可柯、杨北辰︱录音整理／陈熹、钟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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