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展《爱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公平的》现场（2001）
限制级的魅力，绘画，红灯区
作为在世艺术家中身价最高的女画家（2008年，杜马斯的《教师》（1987年作品）以334万美元成交，从而创下在世女画家交易记录），杜马斯的成功不是凭空而来。她的学识、尤其是历史、政治和哲学方面，让她总有无穷无尽的有趣的观点；她的谦虚又让人倍感亲切；她有知识分子的思辨能力，但是交谈起来却没有知识分子的矜持和较真，她的大笑可谓略显夸张；她随和的特点和路易斯·布尔乔维亚一样，甚至她也曾对记者抱怨道：＂采访的时候，我怎么都严肃不起来＂，因为“每次我和一个人坐在一起，总犯这个错误，我不能严肃地对谈，因为我总是把他们当成个人来聊，而不是一个采访者”；顶着一头蓬松的金发，在荷兰生活20年，广积人脉，成为国宝级和活宝级的艺术家。
近日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举办的杜马斯的个展——《图像的责任》，外加若干论坛，让粉丝们充分地领略了杜马斯的魅力，那是一种限制级的魅力，令人激动，又让人不安，甚至令人躁动，是那种创作欲望被激发的躁动不安，是热切地渴望探索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是那种“伟大的艺术让人直面人生的困境”的魅力，在此借杜马斯的研究，讨论一下艺术中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就叫《限制级的女艺术家》吧！
当杜马斯23岁的时候，这位好人缘的南非艺术家，带着荷兰政府资助的奖学金开始了她的文化碰撞的职业生涯，在她的学习和生活中，并不仅仅有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碰撞，还有博伊斯和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还有欧洲数个世纪的古典绘画和雕塑的传统的交碰，这些对她是陌生的。她说“（在故乡，我错过欧洲传统文化的学习的机会，所以）一开始，我经常去荷兰的博物馆，我不能有任何的偏见，只是广泛地接受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基督的、天使的、当代的，全部吸纳进来，慢慢的，我开始学会选择——嗯，这个是我想要的”。慢慢的，小说、摄影、限制级杂志、广告，媒体的图像对她构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当荷兰的本土艺术家对色情的图像已经高度厌倦的时候，她正无比新鲜地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留恋忘返。而今天摄影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使得色情的图像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社会的核心之中，所有的与性有关的人体和姿态都成为媒体保留的主题。性，红灯区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关注，令人激动、紧张，一定可以赋予绘画一种撩拨的魅力。于是，她运用大众媒体的图像，结合已经被边缘化的本民族的图像语言，重新观察并寻找图像的直接性、迷人之处、和那些能令人不安的特征。尽管在绘画史上，关于性和女人的作品俯拾皆是，戈雅、毕加索、马蒂斯，都尝试简洁地传达出有诱惑力的女性姿态，但是杜马斯的女性，则具有当代的议题。
个展《爱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公平的》现场（2001）
在2001年纽约杰克 蒂尔顿-安娜 库斯特画廊（Jack Tilton／Anna Kustera）的个展《爱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公平的》中，她呈现一些列站在栅格后的女人和男人的绘画，那是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和处在战争中的男男女女们的肖像。杜马斯留下这些给观众去思考，谁在监狱之中？谁没有？哪里是爱的终结？哪里是战争的起始？我们，观众站在什么位置在看？然而观众如果被带进了这个游戏般的展览策略，就不得不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些匿名模特是谁？无名的身份的社会价值何在？
身份，共同体，同胞
平庸之恶（1985）
一月女士（1998）
长久以来，身份就是杜马斯的创作主题，她曾坦言：“有了一个南非的白人的身份，就没有什么更糟糕的事了”，在1985年的自画像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杜马斯的对白人身份的罪恶感的挣扎，对种族制度的反感。在这张肖像画上，她火焰般的头发和白皮肤形成很大的反差，眼睛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自画像的题目更加意味深长，那是引用汉娜•阿伦特在参观纳粹办公室时留下的名言——“平庸之恶”。随后，她研究了很多被掩盖的殖民史和政治史，特别是美国在刚果的掠夺，让她将政治、资源和罪恶关连起来。
《人类肖像》（2002－2005）
《本·拉登的肖像》（2010）
长年以来，杜马斯都在追求一种跨文化、跨种族的“人类肖像”，以一种博爱的情怀对抗种族划分，这个宏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是北非和中东男性的肖像画，还有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携带者的肖像画，在这个系列中，杜马斯移去了所有的文化的特征，没有敌友，你只能从中识别出男性的面孔的基本特征，所有的文化的、地域的身份特征，都模糊化了。我们不能辨认谁是谁？面孔被简化的只剩最后的结构线——嘴唇、发际线、眼线，这些最简洁的肖像都直视你，神秘而忧郁。为什么是北非和中东一代的男性肖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转向当下欧洲的政治语境中，穆斯林的移民浪潮刺激出了欧洲新一轮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对恐怖分子的警惕，被明显地移植到了穆斯林的移民认知中，甚至是文化领域的歧视和排斥中。2002年到2005年，《人类系列》的诞生，是对当下欧洲文化环境的回应，MoMA的策展人柯妮莉亚-巴特勒(Cornelia Butler)评价道：“这件作品是伟大的，勇敢的，直截了当的对当代文化、政治问题的回应。从我的第一感觉到最后感觉，都是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漂亮而强有力的面孔。这么多的肖像并置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匿名的大众，又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观察人和人的图像。而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试图从区分种族民族的角度去阅读这些图像时，你又开始意识到“种族划分”这个顽固的问题，由此给你带来了严重的不安感，这正是这件作品的魅力和力量”。
然而更具挑战性的是《本·拉登肖像》，画中的拉登像是耶稣基督的脸上，涂满了黄色、蓝色和紫色。本•拉登，在意识形态的争斗中，他是民主国家的公敌，又是激进分子的领袖，他被同胞出卖，死于敌人之手，他爱自己的儿子，却更痛恨他的军权，这么一个是非之人，有着全球最具认知度的肖像，这件作品无疑是挑战着我们对图像的解读的方式，杜马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希特勒、尼克松象征着什么，那么我们看他们的图像的时候，能读出什么呢？”。这件作品开除的药方是：超越意识形态争斗的，思考人类悲剧。在激起千层浪之后，这件有争议的《本·拉登肖像》成为第36件被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永久收藏的杜马斯作品。馆方总监安·戈尔茨坦(Ann Goldstein) 回应：“这件作品，像杜马斯的所有作品一样，最终迫使我们面对自己，即我们怎么通过媒体的镜头看待他人？然而这件作品又远远超过一个政治话题，因为它美得让人不安”。
《斯坦恩》1976年7月16日刊登的乌尔丽克·玛丽·梅茵霍芙的照片
里希特 《死亡》 （1988）
《阿尔法》（2004）
《斯坦恩2》（2006）
《玛丽莲·梦露》（2008）
《悬挂的人》（2008）
《缠绷带的人》（2007）
我们常说死亡让每个人变得平等，并不代表当死亡从我们的双眼中夺走爱人的尊严和高贵时是仁慈的。麦克卢汉说“报纸卖的都是坏消息”，大众媒体中扑天盖地的死亡信息已经让我们对此麻木不仁了，战争、灾难、车祸、死刑、犯罪、恐怖袭击，死亡的图像永远占据着大众媒体的主要版面，塑造着人们对恐怖的认知和经验——大众媒体消费并掠夺了死者的尊严。1988年，里希特的作品《死亡系列》，其中一件作品是基于《斯特恩（stern）》杂志1976年7月16日的一张摄影，图像中死亡的女性是德国左翼恐怖分子乌尔丽克•玛丽•梅茵霍芙（Ulrike Marie Meinhof），她于1970年建立了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1972年，梅茵霍芙被捕，并被以谋杀罪和与犯罪组织有关起诉。定罪前，梅茵霍芙在狱中上吊自杀。和本·拉登一样，梅茵霍芙是主流社会的公敌，又是左派组织的明星。里希特的油画中，在恢复死者的尊严，提供给我们悲伤，而没有复仇的情绪。杜马斯也画了乌尔丽克·玛丽·梅茵霍芙，130＊110厘米油画肖像。她完全脱离了原始的照片，为了恢复死者的美丽。标题是杂志的名字《斯特恩》，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暗示。描绘的只是“睡着了”的人。纵然是敌人，她的作品中也没有“站在敌人尸首上欢歌”的不仁，而是对人类的悲剧的同情和深思。
这个作品属于她的“死亡系列”，一系列的死者肖像，都来自媒体的死亡报道，有的是偷渡西班牙的非洲难民，有的是声名狼藉的罪犯、激进的恐怖分子、反恐士兵，还有刚刚死去的玛丽莲•梦露。那些形象也许我们都在电视里见过，比如那个“装在麻袋里的脑袋”，当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作品，一定会想到，她／他是一个妈妈，是一个爱侣，是一个父亲，一个朋友－－－没有任何提示“谁是侵略者？”、“谁更值得同情？”、“死于战争还是谋杀？”。但是我们认识作者强大的悲悯和恳求，不带丝毫偏见的，审视着长眠之人，他们不再是个抽象的“他者”，而是同一个共同体中的同胞。
在人的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的非正常死亡，让我们必须深思人类的悲剧，和资源、尊重、人类共同体的关系。
Louis Hothothot
2014年9月10日，于Stedelijk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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