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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也能办双年展吗?

2014-06-23 09:45 来源: 腾讯·大家 作者:袁兆昌


《身是客》参加2012利物浦双年展

香港艺术展览有没有空间?谁管理这些空间?展览门槛有多高?竞争有多大?如果我说香港从来不缺场地,只缺稍有艺术训练的官员和愿意留港发展的策展人,你认同吗?如果我说香港对艺术这门美学观念欠缺认知,与邻近地区互相竞争又何来谈起?

只有对策,没有政策?

在一个被假设“有”文化政策的大格局以外,有一年,荣念曾“天天向上”造像就出没在信义区,可亲可近的香港作品成为台北一市貌;至于在大格局内,香港官员每年都在台湾办“香港周”,台港文化交流当然不限于官式握手,互打手印。艺术家机遇往往是可被总结并记在官方工作纪录的良好示范;今秋“香港周”引进香港已故作家也斯跨媒体作品展(曾于香港中央图书馆、艺穗会展览),亦将有香港艺术家的装置与舞蹈作品参展,是香港艺术家与文学走进官式场域的良好示范。此前,香港艺术馆筹划《身是客》(同一主题曾于利物浦双年展2012参展)进场台北“香港周”……凡此种种,为香港策展的、有官级的人物,其实是挪用现成的、曾经办过的展览,到其他地方3D打印出一模一样的。而《身是客》之所以在利物浦现身,并非香港官方主动争取,而是利物浦策展单位先联络一位艺术家,后来才由艺术家引介予官方。当然,成功不必有我,功成也不必有我在,这位艺术家没有张扬,可是从上述官方“示范单位”式的坚持,至少可以看到两个话题:第一,(假设存在的)香港文化政策“对策化”,导致不少展览先由艺术家主导或策展人牵线,其间官方加入了什么意见,资源如何分配,都是one off地按个别展览来策划;第二,官方每有与外地合作的机会,都但求稳阵、取之现成的作品,一旦牵涉官方其他机构,艺术家更会被代言,艺术家作品简介与意义,观乎官员被报道的文字便知一二。

在我看来,香港只欠一个结合文化旅游与艺展的双年展,把每个展览空间连结起来。不过,并非每个空间都有适合展览作品的硬件。新落成或在保育配套下的地标,设备较健全;长年空置而最具知名度的牛棚,硬件欠奉并非新事,甚至是个传统。去年有一场展览,见微知著,暴露了香港文化政策或对策所形成的困境。以艺术村驻足十多年,作为艺术展览场所,一个时有画展的地方,竟没有冷气机;主办者为了单一场展览购置冷气机,摆在牛棚,可惜官方不许这些未经他们购置的硬件从此摆放下去,要他们在展期完结时清拆掉。由官方管理的艺术空间,就受困于官僚制度,糟塌主办者的心意。从民间主导的艺展小关节中,看到文化对策有时就连对策都谈不上;该展览由外国艺术收藏者主办,艺术空间声誉攸关,尽管作为民间艺团的中介者紧守岗位,也已给人家一个不好笑的饭后话题。

政府既不安装冷气机,又不许你捐出冷气机,上例所见,民办与官办的艺展角力,往往是输给几条过时规矩与几张行政工作须填写的表格。去年春夏之交,几乎与上述展览同时发生的是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由刚过40岁的黄循财担任,这年纪比起今天担当香港馆方与官方的策展者年轻得多。他上任的这一年,刚在2012年退出威尼斯双年展之后;由他接任后,即宣布在2015年重返威尼斯,并会“更完善的规划重新回到这个盛大的国际平台”:“我要艺理会和文物局重新定位,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艺术和文化上。”这些年来,新加坡艺理会并非不曾被质问,例如艺术申资助方面,与香港艺发局类近,总有人质疑评审标准;在这一块以外,虽说新加坡委任这么年轻的官员推动艺术和文化,政权下的官僚行政,并非一朝一夕可改善;令人憧憬的,已非文化建设比较与多寡的问题,而是谁可决定文化政策的问题:想象一下,假如牛棚冷气机发生在新加坡,黄循财会有什么反应?

空间与人

香港对艺术这门美学观念有否尊重,看看大学如何看待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作品就知一二。早前,有张疑似裸照爆光,照片是一壮男只穿袜子,骑在学校牌坊,重要部位刚好压住香港的香字,成为一时佳话。传媒争相报道,致电学校求证,学校回复曰“在公众地方露体属违法行为,有关人士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在言行与处事上兼顾他人感受,互相尊重”;传媒弄了半天,才知道这是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并曾参展,而学校公关似乎不知道学生作品早在哪里展出过;至于流出的照片,只是毕业生的旧作……

香港西九讨论,以至于早前西九自由野争议,无不揭示香港评论者的关注与评议,仍滞留于对政府属意建构的地标(它本身已有疑似地产项目的原罪),而非深入探讨香港策展的各种可能。黄循财说,须持不满足于现状的态度才有进步;香港政府翻炒已办过的展览,做了不少对艺术推广有成效保证的事,正是满足于现状的态度。

在香港看新加坡艺术空间,很容易跌进竞争思维——隔离饭香,看似一切美好,只是,它的美好或非在于有几个比香港好得多的空间,而是民间艺团与官方之间有何角力,角力之后的成果如何。有说新加坡Gillman Barracks已比内地许多艺术区超前不少,香港的亦不在话下;尽管它已算是进驻香港,可它对香港各艺术展览场地而言,还不止于空间上的比较。一如台湾华山文创园区,只要文化部门放手交给各民间艺团租用场地,不怎么限制园区用途(“简单生活节”的草坪演唱会),自然可吸引各地青年进场。

香港实在有许多具潜力的展览空间,缺的一直是策展人。在利物浦双年展上,台湾策展人是驻利物浦的官员长驻展馆,香港则由艺术馆方(作为策展者)与政府机构、资助机构派员前来,所耗资数以百万得出可供政府一展再展的《身是客》,官员十分重视这次展出,开幕派对规模足教同场展出的各地艺术家另眼相看。“重视”过后,利物浦的双年展格局与形式,馆方与官员有否视之为一节文化政策补习班?活用利物浦市内(主要展览场地以外)可展览的场地如废置厂房、公园,甚至连商场、酒店也不放过,以威尼斯式的游城策略,迫使参观者游览整座城市,在这座足球城市发现Tate Modern的伸展力,举办多场马拉松式的、充满火药味的艺术家对谈,参观者即可发现崇尚足球运动的城市,有艺术,就在身边。香港今天有这么多受惠保育工程的新兴艺术空间(蓝屋、油街等等),要一口气向邻近地区展示多如繁星的艺术空间又有多难?

香港艺展空间潜力长期被忽略,并非因为新加坡与台湾的展场比香港好太多,而是官员、馆员、评论员等一直被西九牵着走;在艺术区(或曰集中地)的渴求下,香港艺展空间的讨论,早于十多二十年前就被异化。香港一直以来没有出现过“双年展”概念的民间策展,只有仰看地标的古怪意识,仿佛没有一个叫“博物馆”的展馆,就没有艺展空间;退一万步去想,就算香港艺展空间不足,难道就没办法弄些可展览的空间来?关键仍非空间,一如各界对西九管理局各种言行的质疑,正好反映香港需要的是策展人——即是说,代表香港的策展者有没有举办艺展新思维,而非开拓展览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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