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这个让人一度自负，一度被视为代表着某种先进文化的东西，今天正遭遇着来自各种力量的赤裸裸的异化。政府将它努力打造成创意产业，民间将它发掘为巨额回报的投资期货，艺术家将它演变成机会帮派之道。当代艺术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场面上，已经不再是某种文化和理想事业，而是全面沦落为一种押宝式的投资产品。
当下，无论是对于企业、公司，还是有钱的个人，谈当代艺术实质就是谈如何投资回报。这也不难理解，今天在各种场合那些油头粉面和花枝招展的艺术品经纪人如鱼得水，而那些还有点理想做点事的人却遭到冷嘲热讽。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时代，一切理想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坚守的东西都纷纷坠落了。如果没有真金白银的回报，你拿什么来拯救当代艺术。
资本就应逐利，这成了国人绕不过去的一道魔咒。有了这道魔咒的笼罩，你所坚持的文化理想、艺术抱负、人生信念、学术事业，统统不堪一击，因为资本家的钱也是血汗钱，企业就是以营利为目的，市场的法则只有竞争，财富才是成功与否的标志。此言一出，立马让文化人才自惭形秽，是啊，怎么能把自己的理想强加在企业头上，怎么能让别人来为那些虚无缥缈的文化和艺术买单？如此意识另加上各种为资本的辩护，结果便是读书人无事生非，矫情作态了。
如果在商言商，倒也罢了。商人逐利，文化人无话可说，但偏偏有些文化人得到一点小恩小利，找到一点资源，就以无比的优越感来冷嘲热讽，这样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还是文化人和艺术家吗？
但荒谬的现实就这样发生了，理想者突然成了被谴责者，资本家却摇身变成值得同情的人。没有人反对同情本身，相反，所有正常的人都赞成宽容，但别忘了宽容和责任是人文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看到那么多人愤愤不平地为企业资本家辩护，可曾想到那些上亿的资本家攫取了多少社会利益，占用了多少社会资源，享受了多少社会特权。为强权打抱，将理想暴打，这到底是怎样的社会？这让人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巴塞尔。
在15世纪中期，巴塞尔的印刷和出版事业非常发达，小小的巴塞尔市居然有50多家出版社。正是出版事业的繁荣期，使得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学者和宗教改革者的学说、主张和著作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传播，整个欧洲沐浴在一种新文化的气氛中，社会即将经历巨大转变。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早期从事出版事业的商人们并不仅仅以出版收益作为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学者抱负，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阿默巴赫（Johann Amerbach）——一位学者式印刷商。他毕生宏愿就是出版西方四大拉丁教父的全集。他在世之日出版了奥古斯丁、安布罗斯的文集。他去世后，两个儿子继承父业，继续这一计划。
“人文主义之父”伊拉斯谟来巴塞尔，吸引他的也是这里的出版业，而出版商对这位大学者也尊为上宾。他和出版商弗洛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弗洛本出版社，他八个月内就完成了六年的工作。出了《愚人颂》、《格言集》等好几本伟大著作。最耐人寻味的是，伊拉斯谟于1536年7月在他的出版商家里辞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这些雄心勃勃的出版商，他们一道推进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结构。
继承了文艺复兴中人文精神的伟大哲学家康德，在去世的九天前，他的医生来看他，他战战兢兢地从椅子上站起，示意大夫坐下后他才坐下，然后说道：“人文的意识还未离我而去。”什么是康德临死还要坚守的人文，或者反过来说，什么又是非人文呢？西塞罗的解释是缺乏对道德价值观的尊重，缺乏对文化学识和礼仪教养的尊重。在他看来，没有人文意识的人只能是蛮夫俗子，应该和人区别开来。但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竞相争当蛮夫而远离人文。
一个未曾经过人文洗礼的国度，如果还要扬弃仅有的一点理想，那么这个超资本的时代，只能是一个更加机会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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