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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房讼纪实》第52章:(栗宪庭)关于招安的答辩

2014-01-02 23:39 来源: 王笠泽博客 作者:王笠泽


王笠泽著《宋庄房讼纪实》片段选登(17):第52章 (栗宪庭)关于招安的答辩

图:栗宪庭和胡介报在宋庄招待艺术家的除夕晚宴上(下载自卧夫博客《宋庄:免费的晚餐》)

第52章  关于“招安”的答辩
 
从和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座谈以后,我更加坚定地认为这场官司一定要和政府紧密合作。但是,这却招致了一些艺术家的顾忌乃至个别人的非议。

6月6日的会议以后,就有画家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宋庄镇政府这样关心艺术家的官司,恐怕不是完全替艺术家考虑的,服从他们的安排,按他们的思路走,事情办砸了怎么办?政府的第一目标是“维稳”,我们的目标是“维权”啊!

他的话,的确使我心中一震。是啊!政府是谁?不就是一群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吗?他们的想法与艺术家不会完全一致,一定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如果我们的维权与他们的利益目标有了矛盾,他们是不会支持我们的。

不过,冷静地想一想,从一开始镇政府就明确支持艺术家,至今两者之间的利益没有发生冲突,没有出现矛盾,镇政府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所谓“维权”,说起来也可怜,不过是为了有个安定生活、安心工作的栖身之所,这也是当地政府所希望的。在宋庄,艺术家的安定是地方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啊!艺术家安定下来了,“文化造镇”有了充足的智力资源,文化产业才有可能成功,才能推动宋庄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把经济发展起来。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真正的“和谐稳定”!

我的这一番话,倒是把这位老兄说服了。

但紧接着又听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挺郁闷的声音:王笠泽在出风头,又是宋庄的一个“宋江”!

面对这样的说法,我肚子胀气翻滚,却也只能报以苦笑。

我知道,长期以来,对宋庄艺术家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一些社会舆论谴责的声浪不低。这就是时时有人提起的“宋庄当代艺术已被政府‘招安’”的尴尬话题。

宋庄文化园区的成立,被人斥作当代艺术的一次“招安”,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宋庄艺术区的栗宪庭,也就成了水泊梁山“投降派”的首领——宋江。

我因官司竟也能沾染这点“殊荣”,倒也始料未及。

提起“招安”,说来话长。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招安”一说风靡于“文革”末期毛**对小说《水浒》的批判。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必须天天背诵《毛主席语录》的人来说,那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这些话,据党史专家研究,名为评《水浒》,实是当年针对周恩来、***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批判。

时过境迁,具体的政治是非,似乎已被“风吹雨打去”,但毛**的这一席话,却强化了这一本来就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理念。

“招安论”,无非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些政治信条改头换面的别种张扬:“造反”以后“让人招安”,归顺“朝廷”,给“皇帝”办事,也一定就是“投降派”,也就一定要做历史的“反面教材”……

但这其中情理的别扭,很是令人费解。

革命者当年是那样的豪情激越:“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把千古帝王一个都没有放在眼里,情有独钟的是陈胜、吴广、李自成。夺取政权后,革命领袖独掌生杀予夺之权,并高踞“思想导师”之神坛,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

然而,“皇帝”这两个字一直是受到诅咒的。当年怒斥蒋介石是“独夫民贼”、是“大独裁者”,“文革”中更以“皇帝”直斥刘少奇,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终使刘少奇这个莫名其妙的“皇帝”屈死在“叛徒、内奸、工贼”的咒骂声中……

几十年后,人们似乎有点明白,所谓“招安论”,这本是掌权者用于“划分阵线、巩固阵营”抑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一个政治谋略。但奇怪的是,他竟能演变成为一种文化道德理念,还被蜂攒蚁集筑巢劳作的芸芸众生所欣然接受!

专制制度绵延三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对于文化人来说是一部心酸史。他们的出路,不是依附皇权作巩固统治的“谋臣”,就是追随陈胜吴广成改朝换代的“功狗”,往往陷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轮回。

无奈和消极的另一条路,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归隐山林,隐姓埋名,不是“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聊借醉酒狂歌,只能做些吟风弄雪放纵自我的事。

这些人虽也勉强保存了“士人”的一点自主精神,却难以成就“承担社会发展责任,肩负人类终极道义”的大境界。

当代中国的悲剧在于,知识分子不幸遭遇历史罕见的文化专制灾难,在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的双重碾轧之下,几遭灭顶之灾,群体丧失了“五四”文化人曾经引以为豪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一现象,使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都痛心疾首。

八十年代以来,千呼万唤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独立人格”,一时成为重塑民族灵魂的最强音。

以“宋庄”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群体,以数十年的艰难竭蹶,在打破文化垄断中异军突起,最终改变了僵化的艺术格局,于在朝的“权贵”和学院的“权威”之外,成了风生云起、方兴未艾、充满活力乃至声势浩大的一支文化新军。

这个群体,不仅产生了一批令那些艺术权贵都羡艳不已的身价千万的“大腕”、“大款”,还意外地博得了一个大大的好名声——“有独立精神”的“自由艺术”的薪火传承人。

社会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种行为要依从一种模式予以复制,都是十分的不可能。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率性张扬和独立特行,民国知识分子的“横眉冷对”、“拍案而起”,都统统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在无奈的现实中,怎样才算具有独立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普世价值在与中国的对接中往往扭曲,诸多传统观念竟然被市井化、故事化,道德评判也往往陷入“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程式套路。在“不是造反,就是投降”的粗糙判断下,这样一群自命不凡独立特行的艺术家,最终被演义成了现代“水泊梁山”上一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于是,他们后来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文化园区的举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批成了“先造反、后投降”的“宋江”式的“招安”。

现实的尴尬在于,某些人模仿“清流党”自诩“风骨”的人,竟和“造反、招安”之论形成了一种文化默契,对在艰难时局中“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常常多有贬低、排斥和非议——仅仅因为他们或置身在体制之内,或谏言政府得以采纳,或忍辱负重迂回变通,就批他们为“投机”、“投降”、“招安”。

这何尝不是中国人文的另一种悲哀!
怎样认识当代艺术家与宋庄政府的合作,竟然成了一个中国文化人如何坚持操守的大问题,这也许是栗宪庭等人始料未及的。

“招安”论打上山门多次挑战,当代艺术家的“免战牌”也就挂不住了。栗宪庭对此沉默了许多年,终于在一次访谈里,专就“招安”,有了一次系统的“答辩”。

2010年年末,他把《答辩》要点发我供写作参考。兹抄录于下,供有心人深入研究:
 
关于招安的答辩
 
笠泽,你好!

我在一篇访谈里谈过这个问题,但怎么都找不到了。我想谈话的要点是:

1、在宋庄建设艺术园区,其实谈不上与政府合作。

我们只是作为个人向政府官员提一些建议,我们自己并没有改变独立的立场和作为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我们与政府没有任何合约和组织上的关系。

的确,我们有很多建议被采纳。这些建议之所以被采纳,是基于艺术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是符合艺术家和当地村民双方的利益的,是建立在艺术家聚集十年之后,艺术家与当地村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2、我一向不喜欢用水浒结局——“招安”来形容给政府提意见,包括参加一些官方展览和组织的说法。

你使用“招安”这个词汇,那就意味着你承认当代艺术是梁山聚义?这个比喻有种自甘被“江湖化”的感觉。当做一种幽默,当然好玩,拿它来比喻当代艺术的社会角色,并不恰当。

当代艺术首先强调的是独立的文化立场。当代艺术对于主流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审美,是一种“一个人的战争”式的方式,不是一个有组织打家劫舍的水泊梁山式团伙。

在当代艺术家中,有很多本来就是大学或者其他官方组织里的教授或其他成员。你承认他是教授,那他就不是当代艺术家了?关键是要看作为一个“个人”他做了什么,而是不是“在野”还是在体制内。这二十年我接触了太多的“在野”艺术家,“在野”不能等同文化立场的独立,有不少人的作品甚至很保守,也很没文化立场,只是以艺术名义或者以一种“梁山好汉的姿态”生活着而已。

3、我一向不喜欢那种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唯我独尊姿态,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两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典型的“文革”思维模式。

片山发表自己吃屎的行为艺术时写着“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但是,我不吃屎,我也不选择强权,中间有很多道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化是自由的基础。

4、我一向被别人误认为是一个斗士,其实我一直在乎行动的现实和理性方式。

我敬佩那些愤怒的斗士,但我特别在乎一件事情的可操作性,尤其晚年以后,在乎建设性的行动。我说自己是乡绅,就是说晚年更在乎做些实际有建设性的小事情。

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生态的形成,涉及到土地、国家政策等各种因素,不可能由艺术家单方面完成,当然得和政府合作。如果我做的有利一个艺术创作生态的形成,我不在乎别人说我“招安”或“投降”什么的。

当然一个创作生态是否能形成,我一个人不可能控制,尤其近几年越来越悲观,有太多的掣肘因素让你很无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无奈也得努力做些实际事情。

另一方面,我在《寻找独立电影生存的可能性》里说过:独立电影所以能在宋庄做,这里面也有当地各级领导在起作用。

第一届电影论坛的时候,有两部片子比较敏感,我让领导自己去看,让他们协助我、帮我保护这些较敏感片子的放映工作。就象十几年前当地书记崔大柏保护了宋庄的艺术家一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宋庄的艺术家集群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正是这个经验,让我今天才可能不回避和更多地方领导配合的态度。

这种配合的前提,是增加对话和理解。要让领导了解前沿艺术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文化,要给中国前沿艺术争取更宽松的环境,而不是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当然,其中不可控因素是我们甚至是领导们都无法解决的,更不能根本改变大的环境,但宽松一点是一点。就像争取民主与自由一样,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独立电影的不理解乃至压制,首先是体制问题,改变整个体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争取一些领导个人的理解,争取局部的宽松环境是有可能的,而且和平地不断地争取宽容的环境,对当代文化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

在当代社会,艺术家的独立立场不是靠孤芳自赏获取的,而是靠不断地与整个审美大众乃至政府官员的不断对话建立的。
 
栗宪庭
2010-12-17

 
这是老栗对答辩“招安论”的一次系统梳理。

实际上,在“宋庄房讼”中,正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和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沟通,才使得现实利益的对抗性因素逐步弱化,事态才得以朝着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

当然,当地政府官员也愿意与艺术家沟通,并且常常是主动沟通的。这一点是“宋庄房讼”同其他事件的重要区别,也是宋庄当了被告的艺术家难得的一次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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