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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89 中国新艺术”展的作品引起市场追捧

2013-11-14 23:35:44 来源: 作者:

贝尔廷在这一章中讨论了先锋艺术和伴随它发展的艺术批评在不同语境中产生的意义和转变。这段历史无疑是现代主义艺术中最受人关注、同时也不是不断被重新观看的历史。先锋艺术产生时把未来作为实践的坐标系而与抱守传统和历史的艺术研究分道扬镳,但到了60 年代,先锋艺术在文化语境的转变中经历了深刻的危机,最终又被守住最后的“风格”原则底线的艺术研究收编。针对60 年代出现的先锋艺术危机,贝尔廷如此写道:“1960 年左右爆发的有关先锋艺术的争论,其深刻的原因也许是,自此之后,先锋艺术带着另外一种作品观念(或者说一种缺失的作品观念)出现在人们眼中,它撤回到所谓虚构艺术的观念中,或者呈现给观众的是日常生活中某件经过有意布置的物品,引发惊奇。这一进程在新的媒材中持续发生,艺术家从作品创作的前线上退了回来。60 年代的观念艺术家大声谴责“形式主义”艺术,对追求视觉效果的作品艺术嗤之以鼻。艺术批评中出现了同样的批判,矛头指向风格研究,后者不接受当时刚刚产生的艺术观念研究和社会研究。艺术和周遭世界的比例关系不断变化,作品越少受到注意,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越放在作品的语境上。后来发展到了极端,艺术批评本身已经无法消化。”

观念艺术家痛恶先锋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情结,质疑其合法性和自治权。在60年代的话语中,艺术的这一突变反应集中体现了社会生活价值观的变化,完全融入到一次下层民主的革命中。这次反对学院生产、反对中产阶级趣味的艺术突变把全部的能量释放在产生艺术的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中,甚至再一次构筑起艺术与生活的乌托邦,正如曾经的先锋艺术试图做到的那样。如果不纠缠于时代精神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重新从艺术本身挖掘这种突变的原因 ,那么,针对“艺术自治”的考察和观看应该是这种状态变化的原因所在。在观念艺术家看来,先锋艺术的形式至上观念和艺术研究的风格论是对艺术自治概念(艺术的自治,批评的自治)的权力化改造,它们伪造了一种安全的语境,迫使艺术与社会生活历史分割开来,实际上阻断了艺术自身本能的改革动力和生命力。或者说,对于艺术自治的紧迫感和嗅觉为观念艺术家提供了反抗先锋艺术的动力,他们的目的并非还原一个“艺术本身”,而是给予可能的“艺术本身”以内在性和源自自身的驱动力。

在中国的艺术批评史上,我们也看到过类似针对艺术自治的权力化实践。以“后89”概念为例。“后89”是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九十年代后批评家提出的一个指称,它产生于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与批评家栗宪庭1992 年策划组织的一次大型群展“后89 中国新艺术”展,展览汇集了中国当时近50 名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后89”以一种带有暗示意义的姿态进入到中国当代艺术叙述的日常伦理中。

实际上,“后89”并非我们对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当代艺术进行考察时必须凭靠的标尺。“后89”概念提出的语境是“85新潮”后中国当代艺术整体性策略的转变和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后开始经历的转型,这一概念的策展和批评实践勾勒出一种艺术史研究范式。随着这一范式的出现,脱离八十年代精神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八九年之后发展的轨迹有了理路可寻,艺术风格和媒介的演变、艺术家精神谱系的构建、艺术观念和策略的实施可以不同程度地嵌套在这种范式中而拥有额内和额外的意义。

但是,与“85 新潮”相比,“后89”概念提出的紧迫性大大减弱了,八十年代那种带有集体主义诉求的精神氛围和西方文化价值不断涌入的语境下,急需一种合力便于艺术消化受到长期压抑后肆意汲取的养料;而“后89”则表现为一种态度暧昧的尝试:当艺术家的实践开始多样化、实践中越来越以批判和反思为坐标的时候,“后89”仍然试图抽象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形式,建立学科内部的新标准,同时又遮掩地期待着艺术家进行独一无二的创作实践。

“后89”试图在刚刚开始不久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模糊图景中圈画出一个自治的语境,构建一个规范的、具有传承关系的谱系图。但是,考察艺术历史的重点更在于还原和重置历史与经验的丰富性。在一个建构的共同体中构造意义、建立因果、为形式赋予节奏的实践无异于一种权力生产法,它以整合差异为目标,制造可以为人理解和促成沟通的图景。因此,运用“后89”这一词汇具有危险性,它可能导致我们惯性地进入艺术史普世模式的思考方式,对最为具体和鲜活的思考和工作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重新观看参加过“后89 中国新艺术”展的作品,有的是创作者进入九十年代后某一阶段的实践成果;有的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的还在艺术行业资本和社会资源最大化的价值判断中无法呈现全部意义。中国当代主义艺术在经历了短暂而超速的进程后进入九十年代,发生了转向当代性意味更强的艺术实践的突变。有人从外部将这种突变的实质描述为西方兴趣的关注,这适用于一些依靠殖民视角生存的艺术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些拥有独立判断和个人价值体系的艺术家建立自我价值的努力和集体意识里逐渐萌发的对于“中西方”二元思维的质疑。

参加“后89 中国新艺术”展的作品共同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在全力摆脱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力图弥补“85 新潮”那种泛化的人文理想导致的意义虚空,自身所处的真实环境和私人性主题成为思考和创作的出发点。艺术家在文化碰撞和文化反思中、在地缘政治的困局中、在心理和精神偶然而独具生机的活动中、在消费社会的喧闹中寻找创作的可能性;他们不断在国际上发出声音,在赢得关注的同时也切近着国际范围内对于共同生发的问题的思考和工作方式。作为艺术批评概念的“后89”无法深入描述进入90 年代艺术家们,他们渐渐意识到文化资本和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不足以承担起他们的艺术,只能作为一种反思的补充;同时,九十年代以来迅速形成的消费社会制造了相当大的意识障碍,何以在这种局势下仍然从自身的历史、政治和生存中发展出独立性的艺术手段和实践方法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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