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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 关于“最后的晚餐”

2013-09-25 14:08:12 来源: 博宝论坛 作者:

1988年,一群上海艺术家在上海美术馆进行的行为艺术《最后的晚餐》

温:你们八八年那个“最后的晚餐”,很有意思,当时都是上海的艺术家?

孙:加个栗宪庭,其他都是上海的。

温:那是怎么一回事?

孙:宋海东好象最早说起这件事是87年的时候,最最早,早到86年初,在美院,讨论过要搞一次行为艺术,那时候我们好多人,一大堆人,跑到美院,我那时候还没调到美院,提出要搞一次很大规模的。1986年前后,当时租借了美院国画系的教室,有不少人,那天晚上乱哄哄的,想搞一个有关于行为的,我只记得自己当时有个想法,一千人在人民广场穿着黑衣服躺下来,那天大家都在说,是86年初自由化那阵子。后来那件事好象就不谈了,海东在那个前后搞过一一个M艺术,行为艺术。

宋:好几个艺术家每个人编个情节,到时候,即性表演,我那时候做的是拿张油画拿出来。后来一斧头把它劈下来,烧了。

吴:本来就是画的很差的一张。

宋:自己选了一个不要的。

温:那时候还没有彻底到一把火全烧掉呢?

宋:那时候很在乎艺术。

吴:翻了半天,找了个最差的,当然也不能太差,太差人家都看出来了,还过的去,还象幅画,那么就拿去了。

温:M艺术在哪儿?

孙:在虹口区的工人文化宫,那是86年学潮之前的前一天,我第二天就听说他们要去学潮。

最后晚餐是88年底,为了圣诞节。

吴:现代艺术最火的时候。

孙:栗宪庭正好是凑巧来的,正好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就来参加了。

孙:我记得是87年下半年,李山和我们两个人在讨论当时有潘伟明的那件事,潘伟明说是当宣传部部长,我们觉得可以乘机胡闹,就想选择在复明路和长乐路那有一个三角花园,想在三角花园里搞一次行为艺术。当时潘伟明当宣传部长,比较松动。

温:为什么他一当宣传部长,你们就有机会了呢?

孙:那时候真的是比较自由化的时候,我记得和李山我们就在讨论,把几颗树化妆掉,包装掉,颜色都改掉,然后让观众也参与进来,半带表演,反正那时候很雏形,别的忘了,我只记得要把那几颗树象戏剧舞台用超现实的手法把他弄掉,估计也没有钱,我们上海画家说的多,做的少,基本最后就没戏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提到美术馆,美术馆怎么个现象呢,老是卖波斯猫,鸟啊什么的,李山提出来他准备到美术馆卖土豆,那时候美术馆不是为了经济效益吗,让人家来展览,参加一个展览你就可以买。

吴:土地批租。

孙:我当时都是讲的大的,胡闹的多,我说把一个自由市场拉过来,我们就把美术馆包下来,搞自由市场,说的时候开心,具体做的时候没人去做的,没人肯做以后就没事了,没事了以后,一个关键的出现是王景波,景波在美术馆当馆长助理办公室主任一类,他说可以干,是李山找的王景波,说他准备到美术馆搞活动,赞助是海东拉的,拉了五千块钱。讨论题目的时候,记得有你,别人真的记不住了,在李山家构思一个如何到美术馆参加展览的事,我记得宋海东是准备弄几万个面包在里面搞个长城,我们构思了好多种题目,我跟海东熟,我就记住他。李山那时候刚刚回了一次老家,在东北不知怎么有个印象他就想这样,然后我讲你卖土豆不如我们在美术馆搞自由市场不是挺好吗?然后在这里又卖布卖什么鞋子,上海老是爱弄些庙会比如说龙华庙会,一帮人在那儿卖东西什么的,就把庙会直接搬到美术馆。就是要打艺术的名义。王景波的出现使美术馆办这件事的可能性完全有了,就提方案,至于我提什么我忘了,但考虑到最后大概是我提出来毛泽东,题目“最后晚餐”是我提的,我和李山提出来做十三个人在桌子上,十三个毛泽东像、十三个面具,大家都不同意,吴亮出现的那次就是我们讨论要不要做毛泽东,我跟张念军,周长江争论的很厉害,最后张念军在讨论会上是同意了。

吴:最早的政治波普的一个方案最后没有实行。当时觉得太直接了。

孙:最后是周长江和王景波两人不同意,因为他俩是党员,我记的提这个方案的时候,栗宪庭在的。即兴提的,李山完善,张念军的补充是旁边大的背景的头像,似毛非毛的这个布景是张念军提出来的。

温:布景画的那堆大脑袋,人形?

孙:脚手架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王景波提的,布景是大家画的,喷的.就是用各种各样颜色在草地上,用黑的,红的,剪个纸,把他贴好,然后喷,最后把草地上喷的黑一块白一块的,据说这件事,对王景波意见很大。

吴:脚手架是比较壮观的.那么粗的茅竹全拖到美术馆大厅里.四十米长的茅竹架。搭的一个通道。

孙:我和裴晶两个人跑了青海路的卖衣服市场,买了十几个尼龙袋,买了多少个红的,还有黑的,把带子拉掉,一个面套就套上了王景波,用破布做了一大堆衣服。抹杀个性,没有个性,全部脸挡了,衣服也穿了,然后我们找了个录音棚,哭的笑的,音乐的,小便的声音,叮呤咣啷,每人一点声音,二十七分钟,还有一点零星的声音、敲击声、破碎的声音那是事后做的,反正是有个录音师,整个做了一个声音。本来我有一盘声音带,后来给李旭了,李旭后来死活说没了,因为其中有李旭的声音,李旭没有正式参加,反正在旁边就录了几句,声音是混杂的,什么都有,钟声什么的,声音频律不是起伏很大,经费主要是海东的五千块,好象王景波也找了一些钱。

吴:这次展览的人多,好象以后都没有达到过。

孙:我们准备23号到26号展出。圣诞节前后,实际是在23号晚上开幕式。大概六七点多。

吴:然后第二次演出就没办法,他们来干预了,说你们这样很危险,有很亮的灯很烫的。

温:你们是做了一个通道在通道里表演。

孙:当时我们说打个门,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我们当时谁都没有估计到会有那么多人,以至于人站那儿就不走,不走么,后面人看不到,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进美术馆三分之二的人站在广场上.我们自己印的海报,是丝网印刷的,版子是景波去搞的,印刷是我印的,因为就在我家边上,晚上骑个自行车,黄鱼车,我们半夜三更去贴海报。那时候就已经不允许随便张贴了,我们就带着浆糊,一看没人抹些浆糊就贴,就象当年贴反动标语一样,前前后后准备时间很长。

温:当时展览了二十七分钟?

孙:不是,我们休息了会,一休息,公安局就以消防名义说你们不撤我们就封,就撤了,撤的时候我们向毛主席招手,当中交涉都是王景波一个人,最后宣布撇的时候他躺在地上都没力气了,我是以胡闹为前题的,只要开心,没现在这么严肃,累的是周长江,对付官方讲话都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最后都躺在地上,说要封馆了,不封不行,很痛苦,很悲状,我们是很快乐的,我们就开开心。举了个手向大家告别。

温:当时展出现场表演的心情,现在还回忆的起来吗?我看你们抓住漂亮的姑娘那个摸呀弄的。

孙:那个是排练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来看,美术圈已经很热闹了,还排练过的。

吴:实际上是一场表演。

孙:其实装置行为他妈的即性什么都浮在一起了,我们边上还准备了一个换衣服的屋子,换好衣服,那个钟声.那个音乐,当、当、当……兜几圈坐下来然后在怎么样。

吴:本来是11个人,“最后的晚餐”不是13个人吗?要凑一个整状,旁边我觉得有两个牌子,谁想起来的点子,一个是作曲的,一个是拉赞助的,这是比较调侃的,而且严肃性冲淡了点,有点痞子的味道。

孙:然后做广告,可口可乐。所有的泼皮、波普稀里糊涂全有了。

吴:但是现场的感觉又是肃穆,又很正经,这里面的音乐有点象什么呢,当时倒没有意识到。后来我听就有点象迷墙里面的,平克·佛洛伊德的。

孙:放水象小便的声音,大笑,咳嗽,哭哭啼啼,窃窃私语。

吴:宽度和这儿差不多宽,五米左右,有30米那么长,到底的时候有一个长桌子,拼起来,铺的布,十几个人坐在这里,白衣服,红套,黑套,套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感觉就象最后的晚餐的做法,这里面是要兜圈子的,拉根绳子,观众只能在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就完全象看舞台,不是包围看的,所以人就挤的很多。后来里面要表演了,观众就盘腿而坐,不走了,就挤在那里,后面好多人不知道里面都堵住了,这么窄,都在大厅里等,以为这批看完下面还有,象第一场看完有第二场,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孙:我们认为很无聊,以为人家肯定走过就走过,没想到坐的第一批人就不走了。

吴:我们想的是我们不断的在表演。他们看看很快地就走了,再换人再看,结果,他们就坐下了,第一幕完了以后,第二幕还有什么?他们觉得好玩,不走了,以至于我记得还有骑在背上看的,看到一眼,跟本看不见,中间人还叫前面人蹲下,没有办法,后来就越挤越多。

温:结果就被取缔了。

孙:肯定要取缔的。

温:从此“防火”这个词就一直跟艺术家有关系了。

孙:拆完了,我们三个人又开始胡闹了,那个时候,海东出现得多。

吴:最后观众见面很有意思,我们先到二楼,下面人都不走,我们从楼梯上下来时,下面掌声鼓得哗哗,感觉就象茶花女下来了,哈,下来以后把头罩掀开,大家鼓掌,下面哗哗一起鼓掌。

孙:那时候已经结束了。王景波痛哭流涕,后来喝醉了,大家都掉眼泪了,第二天圣诞节有一种悲壮感,这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吴:我不在。

孙:栗宪庭也掉眼泪。

温:老栗是比较爱动感情的。

孙:尾声就是我跟宋海东,张建军三个人的胡闹了,最后把所有的汽球全部涂成黑颜色,反正也没事,还有好多墨汁就涂成黑的了,那时候还弄个募捐箱,也不知哪个傻×想起来的,还没完呢,我们就把募捐箱给拆开来,一百多块钱,我们对面就是卖花圈的,我们就订制了一个花圈,把所有花圈的花都涂成黑的,然后就给自己献个花圈,一个黑的花圈,献给这个展览(展览死掉了)名字花圈上有,献者单位:黑球协会,我们三个人黑社会组织认命自己的是黑球协会,会长张建军,副会长宋海东、孙良,会员也就这么几个人。

温:花圈没被人扔掉。

孙:没扔,很好的挂在那儿。

吴:挂在美术馆里面,大厅里面,外面人看不到。

孙:那个时候再叫民工把茅竹拆掉,布也不要了,还有一个结尾就是说准备把这个展览带到北京去,“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我们让高铭璐给我们留一个通道,底楼到底一个墙面,当时一直布置都是留给我们的,但后来又说不允许搞行为艺术,据说那个时候行为艺术都不让弄了。

孙:后来不知道美术馆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写了个牌子,那时号称要搞观念艺术,牌子上说是由于美术馆场地的限制,不允许在这里搞行为展,“最后晚餐”这个作品呢,移到美院什么什么路,忘了,我们真的就做了个牌子写好,在什么什么地方儿进行,据说有人看了还真到美院找过。

吴:这是个假新闻。

孙:完全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个可能,又没有这个地点,好多人还问,妈的这个地方在哪里?

吴:应该说因为展厅关系这个展出改在去年十二月份举行,哈,把过去式变成未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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