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独立电影

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会发起的北京独立电影展，到今年已经连续举办十届了。这十届办下来实属不易，不仅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还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压力，可谓是荆棘塞途，困难重重。尤其是近几届影展，由于其策源地宋庄的诸多变故，导致理解的偏差，在磨合不顺的情况下，差点因为行政干预而化为泡影。所幸的是，在栗宪庭和诸多独立电影人的力争之下，第十届北京独立电影展还是冲破层层阻碍分散到各地连续放映，并于2013年8月31日在宋庄圆满落下了帏幕。当远在乌鲁木齐出差的我从朋友们发来的照片上，看到艾未未、刘索拉、老五等非电影界人士前往闭幕现场助阵时，不禁心里一热，感到了丝许温暖。我感动的不是闭幕式上的热闹场面，而是在针针丛棘的环境中，还有这么一些人坚持自由的表达，为中国的独立电影而奔走呼喊。

自1895年法国的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爱迪生的“电影视镜”和他们自己研制的“连续摄影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活动电影机”以来，电影就跟纪实联系起来，成了人们纪录生活现实与表达生命诉求的工具。尽管受工业文明的影响，主流电影后来走向造梦工业，成了娱乐大众和制造财富的手段，但在主流电影之外，一直有一些独立的个体坚持用镜头纪录现实，表达真实的人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历史影片，有许多真实镜头就是取自当年一些电影人的现场记录。他们遵循着自己的内心需要，就像写日记一样，用电影镜头捕捉流逝的光影和曲折的人生，为我们留下了旧时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面貌。

电影在中国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只是因为贫穷的现实，使许多中国人配备不起影像设备，旧时中国的电影仍是少数资本家的专利，很少为普罗大众所用。尤其是1949年后，以供给制来管理社会，更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无缘照相摄影。不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搞活经济的各项措施逐步落实，摄像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这为独立电影的兴起创造了物质条件，再加上思想解放运动对个体意识的启蒙。所以，到80年代之后，独立电影便逐渐发展了起来。几年前，我策划“圆明园画家村”的资料回顾展，就取用了胡杰和赵亮等一些独立电影人当年拍摄的影像。我想，如果没有这些人记录下当时的现场，我们就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回望过去也就不可能找到形象的凭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电影更像是为人生寻找证据，可谓是最真实的历史档案。

事实上，中国的独立电影正是立足于“真实”这样一个价值点上，才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因为在铺天盖地的粉饰太平中，我们不仅离历史的真像已经越来越远，就连现实的存在也被掩饰起来，成了浮生一梦。而独立电影的出现，以个人化的叙事结构剥离开意识形态的屏蔽，还原于社会生活的现场，却带给了我们实在的生命感受与确定性的人生体验。所以，独立电影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亲睐，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从中找到真实的自我。而美术批评家栗宪庭，将职业兴趣由当代艺术转向独立电影，就是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抓住了年轻人的脉搏。对此，我也是举双手赞成。我想，栗宪庭的这个转向不仅只是求真意识的反映，也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态度。因为在当代艺术越来越受到资本侵蚀与权力垄断的背景下，独立电影却疏离于各种利益生产，还原了我们最初的人文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