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黄边站发起人徐坦、黄小鹏，国际策展人侯瀚如
今天，检讨美院教育俨然是中国当代艺术界各路人士的最大公约数之一，而发起“黄边站”的黄小鹏与徐坦则是其中的实践者。
2012年6月，艺术家黄小鹏去职广州美术学院，生活陷入困顿。没有收入，没有住所，甚至失去工作签证，无法留在中国。“但这为我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时隔一年，年过半百的他对羊城晚报记者回忆道。
黄小鹏是继王度、徐坦后第三位被广美解聘的当代艺术家。一时间业内人士纷纷打抱不平：“广州美院大概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做当代艺术教育。”
黄小鹏与艺术家徐坦是同班同学，均就读于广美，也都曾在广美任教。相似的艺术教育经历让他们拥有相似的教育理念，他们深感在学院体制之外进行艺术教育实践的必要性，“在学院体制里面，耗你的时间、精力，他们只在乎如何拿到钱，花掉它，却没有任何的研究成果出来。”
是年11月，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赞助下，他们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的艺术教育与研究的实验机构：黄边站。“99%的艺术类学生离开学院后都与艺术再无关系，他们的艺术生涯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就此，他们招收毕业五年内的、对艺术实验依然抱有热情的年轻人，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作为曾经的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黄小鹏是学院极少数的几位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教师之一。他所主持的油画系“第五工作室”成为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年轻人的主要活动场所。无论什么系的学生，只要对当代艺术感兴趣都跑到那里讨论或者做作品。
如今，黄小鹏并不希望黄边站还停留在“第五工作室”的阶段，他更把黄边站视作自己在艺术教育实验与实践中的“乌托邦”。在多个场合，黄小鹏都强调这个地处广州城区边缘的实验艺术机构，同时背负公民教育、民主训练的设想。
今年7月6日，画家韩浪向黄边站的年轻人进行了题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讲座，他介绍了陈寅恪的工作与晚年经历，以及自己创作《夏天，我叩响陈寅恪先生故居的大门》的过程，重申了陈寅恪的话：“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里不仅仅讨论艺术，更重要的是重建常识。”黄小鹏说。在此前，这些年轻人曾就国际策展人侯瀚如的展览提出批评。
当有参与的年轻人觉得，这里“不是一个研究中心，也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个party”时，他当即表示反对：“广州年轻人聚在一起可以party的地方多的是，为什么要在黄边站？我理解年轻人要自由发挥，但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深度。”
“现在的年轻人，对读书、对理论没有兴趣，”在交谈过程中，他多次表示出对现状的悲观和沮丧，但立场依然清晰：“你要来的话，必须认同这种东西。你不认同的话，可以到其他地方去。”
“艺术不上升到形而上的讨论，是不能深入的”
记者：当代艺术中具有很多观念性、思辨性的内容。但目前的美院教育中大多只有一些技术教育，比如素描等。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黄小鹏：当代艺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不少学生其实没接触过。比如说前两个月上课讲现代性的问题，大部分同学都没接触过“现代性”。
这问题太大了，当然也不怪他们，这是美院不提供的东西。我赶紧给他们几个最基本的入门的参考书目，我希望在艺术作品里面讨论现代性，而不是现在才来接触什么是现代性。这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我多么希望不是这样子。
记者：这种讨论其实具有非常强的理论性。
黄小鹏：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缺少这方面，我们就是想往这方面引导。徐坦说我有点急，要慢慢来。我说我其实也不急，因为这种东西我也做了十年了。
我也知道这个东西要慢慢培养，但是你首先要有这种意识。不要说艺术家就不用谈理论。如果你否认这个，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来到黄边站来，因为我们是有我们的方向的。我是痛感到广东的地域文化、广东的教育，说得好听就是很脚踏实地，很实在，说得不好听就是市民化、庸俗。
艺术如果不上升到形而上的讨论，是不能深入的，不能提升的。我们以前为什么老是强调说艺术中精神的升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算达芬奇时代的艺术家也强调这个。你不能够说我就是这样，我不想改变，广东就是这个样子。相反，整个社会可能是这样，但是艺术家还是要超越这个。
记者：年轻研究员和你们对黄边站、对理论的定位是不是有错位？
黄小鹏：议题大多数都是我们提出的，都会讨论。我觉得空谈是很难谈下去的。比如有研究员做“珠三角”艺术项目，或者“乡愁”的东西。不能停留在太表面，“乡愁”是老生常谈，那么乡愁在今天碰到的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以前那种那么简单地离开家乡？是不是和中国的整个城市改造有很大的关系？都需要艺术家进行研究。
但是艺术家不是呈现这种改造多么痛苦。好的艺术家都是通过某一种感受，通过某一生活细节的触动，把它放大作为一个作品。而这个东西是一般人感受到，但是没有注意到的。你能打动人，因为你把它发掘出来。而不是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这样的作品就非常弱了。
“谁是学生谁是老师，不是天然的，而是在互动中产生”
记者：您把黄边站定义为“激进”，有什么意味吗？
黄小鹏：我强调黄边站还有公民社会的实践。我们通过这个小型机构，做好自己，慢慢影响到其他人。我们这一代人，在特定的时代成长，会不自觉地暴露出专制的倾向。所以我们不仅要和自己不认同的东西作斗争，还要和自己内心的魔鬼作斗争。
所以我说的民主练习也就是这个。但我希望，每个年轻人都有这种自觉性。如果你说我说的这个没道理，那么你用道理来反驳我。而不是直接说强迫我，这是说不通的。你怎么有道理？当然通过大量的阅读。
记者：在这大半年里面，您觉得跟这些研究员打交道的时候，您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就是师生关系吗？
黄小鹏：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前几天才讨论过。师生关系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他们提到“平等”。我觉得平等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人格上的绝对平等，那么在学术上或者行政工作上，还是有一个工作的分工问题。在这半年时间里面，我和徐坦各自主持一段时间，我是一直要求研究员通过这一段艺术实践、思考，自己提出一些值得讨论的东西。很遗憾的，能提出来的议题太少，往往要我和徐坦去做出一样东西来让大家讨论。这让我挺失望的。
记者：黄边站作为您和徐坦主导的一个机构，您怎么处理主导关系和平等关系？
黄小鹏：我希望学生每个周末自己提出课题，我只是在旁边，从我的经验和知识结构上面，一起参与到讨论当中。这就是理想的。但是目前学生提出来的东西，少而又少，大部分人还是像大学时那样。来了以后，然后问黄老师今天做什么。这让我挺沮丧的。
记者：您强调黄边站是有别于美院教育之外的教育实验和实践。是否有回归到传统教育中师徒相授模式的感觉？
黄小鹏：这个从来没有在我脑里出现过，我和徐坦都强调自我建构，自我建构就和传统的师徒相授完全不一样。心中的这个魔鬼可能来自学生，而不是我们。当然很多学生来，可能是因为徐坦和我的个人魅力。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因为这种东西是持续不了的。就好像我一离开广美，第五工作室就做不下去。最好形成一种系统化的东西，大家都来遵守，这样才可以持续下去。
记者：在中国传统中的师徒相授模式下，反而能出一些好的艺术家，比如高剑父的一辈人。您怎么看呢？
黄小鹏：传统师徒教育的好处是对教师的尊重。但是，尊重并不等于盲从。我觉得师徒关系很容易盲从，制造一个强大的偶像。这些人都崇拜你，一般因为崇拜而成为学生。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当代社会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由此出发，我也可以因为学生的人格或者艺术水平钦佩他。
在黄边站，我和徐坦经验多，读的书比较多，生活经验比较多，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拿来跟大家分享，而已，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路。其中的关系，谁是学生谁是老师，不是天然的，而是在互动中产生的。人的身份是自己争取的、自我建立起来的。我已经放下来给你了，这就是我认为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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