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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克沃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预想

2013-07-26 19:18:31 来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2期 作者:陈永森

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继承并改造了以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克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一张现成的蓝图,也不能一蹴而就,它只是一种……预想和不断接近这个预想的实践。现存世界中存在着生态社会主义的胚胎,每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都将使这个胚胎得以发育和成长。不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实践,就逐步构建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整体轮廓。这个预想的图景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个图景?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从劳动的异化到“劳动者的自由联合”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劳动者为了生存被迫无奈地失去自我的一种劳动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中,人的劳动仅仅为了维持生命存在的手段,是被动的和非自觉的,劳动者在劳动中失去了人的本质。

克沃尔特别重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违背和摧残人类自然的,并且这种摧残人性的异化劳动还造成了自然的的异化。自然的异化和最终的生态危机,将导致人类历史的断裂。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并进而恢复自然的完整性。

克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劳动的解放和自然完整性恢复。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的完整性要求劳动的解放。因此,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坚定地支持中间的技术和在生态恶化的地方进行直接的干预,但主要关注的还是人在自然中如何生存和人如何通过劳动而改变自然。

人在自然中应该如何生存?克沃尔认为应该是自由生存。他说:“生态理性的社会需要自由。”①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克沃尔认为,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标准。克沃尔结合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定义为“自由联合的劳动者自觉地以生态为中心的方式和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社会”。③

他说:“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观念毫无疑问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石。”④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生产者的自由联合”的关系而言,他认为,“无疑地,后者包含前者,但不能反过来说”。⑤因此,与其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不如用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来定义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包含最广泛的民主,那里存在着公共领域和真正集体的占有;同时,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被允许有独特的个性。而没有个人自由的所谓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能导致另外一种异化,变成国家、政党、领袖的所有,或者无论谁,取代生产者和所有者,依据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在克沃尔看来,这种异化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在克沃尔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是实现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First-epoch socialism)未竟的事业,实现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为了实现和保护这个联合体,不仅要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还要克服以苏联为代表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因此,通过生态社会主义革命获得的国家政权必然要改造社会,防止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发展真正的民主;二是解放生产者。民主的缺乏已经严重破坏了先前的社会主义。为此,他要求前革命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不要急于获得权力,而是尽可能地训练人民学会自治,以便革命发生时,人民能够维护民主的发展,使权力真正掌握在生产者或者由生产者组成的集体中。

克沃尔认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将意味着人的真正的解放。首先,将克服异化消费,使劳动成为幸福的来源。克沃尔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思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消费是资本驱使下的一种虚假需求,人不可能由消费来补偿劳动中所遭受的心灵扭曲,短暂的和表面的满足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而且过度的消费还加重自然的负担。因此,他像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那样,认为人的最终的满足只能从劳动而不能从消费中获得。在非压制性的自由联合的劳动中,人的需要将发生根本的改变,高消费将不再流行,不可容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足迹”的扩张将被遏止。

其次,将使个体与整体达成和谐。克沃尔崇尚面对面的交流和小规模的生产,但并不排斥集中起来才能发挥整体作用的机构。他认为,基层松散的机构调节着贸易、通讯、司法、仲裁,同时也调节着集中起来可能发挥更好作用的机构或组织,如媒介中心、研究所、大学、音乐厅等等。这里体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辩证法。它们的每一个体都依赖于别的个体和整体,尽管不同的层次主体也可能存在紧张关系,但作为社会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将阻止国家的干预,使之不被巨大的和极权的机构所左右。

再次,将使人类变得更加仁慈,人权获得更多的尊重。克沃尔认为,我们对人的本性不能抱过多的幻想,人类社会难免会有各种麻烦,但是我们是多种可能性的动物,在自由联合的条件下,人类的善良意志将得到张扬,每个人将获得更多的尊重。在克沃尔看来,能使一个人变得更强大的是多予少取、宽宏大度。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对这些秉性的发扬光大将抑制我们的疯狂,浇灭复仇的火焰。在那里,民主原则将得到彻底的贯彻,死刑将被废除,所有的生物将得到尊重。他说:“完整的人权观来自自由联合的劳动,这是我们真实存在的最终表现。”⑥

克沃尔关于“生产者的自由联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本质的思想。对共产主义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描述,如生产力水平、物质财富、人的道德水平,但人的自由和解放是本质特征。克沃尔尽管否认马克思有完整的生态思想,但他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如出一辙。克沃尔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思想一方面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个人主义对立,另一方面也体现他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过大的不满;一方面是在寻求个体生活和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包含通过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通过重新确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是包括克沃尔在内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贡献。但包括克沃尔在内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往往是从原则出发,从人类理想出发,从而无法真正触动现实的社会关系,无法撼动现存的国家权力体系,从而无法改变当局无视生态危机的各种政策。

二、从商品的生产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

在克沃尔看来,商品生产的无限扩张是资本再生产的唯一路径,正是为了资本的增值,商品才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而无限制的商品生产必然要与有限的生态条件相矛盾。从这个意义上看,克沃尔把资本当作毁灭地球之癌。因此,为了拯救地球,就应该制止资本的增值驱动力,实现从为资本增值的商品生产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的转化。

“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ecocentric production)是在《自然的敌人》的第二版(2007年)中出现的,第一版(2002年)所使用的是“生态的生产”(ecological production)。从“生态的生产”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说明了克沃尔这时有了明确的生态中心主义取向。“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的基本含义是: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要求生产要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前提,尊重所有的生命。

在克沃尔看来,生命是生态系统的自我复制。在生态系统中生产,我们也再生产我们的生命。生态社会主义所寻求的生产方式就是在没有商品和货币的介入下生命也能够得到维持和保护。当然,这不意味着在生态社会主义没有货币,它仅仅意味着货币只是作为简单交换中介,而不应该成为财富储藏手段。克沃尔认为,在所有商品中,最为致命的是劳动力成为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维持着资本增值但贬损了人类的价值。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是要克服工资劳动。他把这个看作克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预想的一部分。克沃尔指出,这也是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目标。

“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看待生产,就是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模式,“在那里,自由联合的劳动者以生态中心来治愈地球并使它恢复以往的生机”⑦。在克沃尔看来,自然没有什么东西是“外在的”(outside),万物共存于这个整体中,各个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荣衰交替,生死相继。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必须尊重自然的内在联系,我们所有的社会组织——国家、市民社会、文化、宗教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市场和商品还将继续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但其功能的发挥必须以生态为中心,而不是利润。

克沃尔将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归纳为以下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化的生产过程与其产品是一致的,生产过程就是产品的一个部分。由于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和娱乐,而这满足和娱乐也应该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品味一道佳肴和穿一件精致的衣裳是惬意的,烹调和设计与裁剪的过程也乐趣无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过程的愉快存在于业余爱好中,而在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这些快乐将是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第二,劳动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在非商品的社会里,劳动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把一切(包括劳动力)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生态社会主义否定了劳动交换价值也就否定了资本的合法性。

第三,生产过程和产品获得相互的认可。对产品的承认也应该推及到对劳动者生产过程的承认。为此就要“取消劳动的等级和剥削关系,促进所有不同水平生产的民主化,对整个社会进行必要的修正”。⑧克沃尔认为,这种相互的认可是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条件。

第四,生产符合热力学定律,尽量降低自然系统的不稳定性。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导致不可再生能源稀缺,导致自然系统的熵值提高从而减低自然系统的新陈代谢功能。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就是要充分使用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能源,尽可能地采用直接的人工劳动。随着逐渐摆脱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人类将更加亲近自然;随着脑力的和体力的分工的克服、技艺的提高,人的感觉将获得更多的解放。

第五,对需求的重新定位。在克沃尔看来,可持续性问题不是靠技术可以解决的,而只能通过改变劳动组织和改变满足的方式来解决。他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是通过‘限制增长’这样一个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达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匮乏、艰苦或压迫。我们的目标就是转变需要,这是从重量到重质的根本转变。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从重交换价值到重使用价值的转变”⑨。

第六,适当地使用技术。生态社会主义并不否定技术,而是要把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引导到生态系统的再造和生态系统的修复上来。在生态中心生产中,技术的使用要充分考虑生态的完整性。“因此,开始把机器或技术看作生态系统生命中的充分参与者就是开始把它从交换中分离出来,恢复其既有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生态话语中的‘适当的技术’,也就是使我们能够以人道方式利用自然的技术。”⑩

第七,树立人与自然的一体意识。生态的思维就是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与周围的自然不可分。农场主不可主宰农场、花园女主人不可主宰花园,农场、花园以及整个相互联系的宇宙与生产者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

要实现以生态为中心的自由的联合的生产,就必须承认人类对地球只有用益权(A usufructuary of the earth),而没有所有权。

用益权(usufruct)指对他人的物品有使用和收益权利。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的是罗马法。尽管当今在各国民法中,对用益权措辞不一,具体规定有所区别,但内涵基本一致:对他人所有物,如同自己所有,享受其使用和收益权,但用益权人负有保存该物本体的义务。

克沃尔借用这个法律术语,并引用马克思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曾说到:“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起来,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11)

克沃尔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类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自然,人类正是通过对自然的利用、改造和与自然的合作来成就自身的。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就产生了所谓的所有权(property)观念。但所有权的财富观念往往会引起很多矛盾,因为每个人都是处在一个社会关系中,个人的所有物必然与他人的所有物产生辩证的联系。克沃尔把所有权想象成一个嵌套式循环(a set nested circles)。中心是自我,对个人身体的所有权相对地有绝对的意义,因为身体本质上是个人的。随着循环的延伸,从孩童开始,分享问题就出现了。根据完整自我是通过给予而不是获取而得到增强的原则,各自的所有权都是潜在地可融解的。充分实现的人必定是慷慨大方的。“一个人把物质财富看得越轻,奉献得越多,一个人便越富有。”(12)

在克沃尔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是通过对他人的给予以及恢复人类对自然的友好关系来定义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将通过人类参与的嵌套式循环而得到恢复。从家庭、社区、民族、国际、地球直至整个宇宙,层层相嵌,彼此共享,构成了完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整体。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个人拥有自我表达手段的权利是极端重要的。社会将把区分个人和集体的占有权放在首位。尽管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不可剥夺的拥有好房子的权利,但房屋及其周围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并由集体所提供。由于个人可控制的家庭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这样也就不会有生产手段和生产者的分离。极少数富人占有生产资料并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在生态社会主义中,将不复存在。因此,“随着嵌套式循环进一步延伸,我们发现,那些本质上是为社会而生产的东西,将被共享,而不是被少数人占有”(13)。

这种循环继续延伸,就涉及生态社会主义的特别原则:我们居住的地球不应该被看作是我们集体的财产,而应该归于我们世世代代生长于斯、归于斯的母体。假如我们能够认识到不能把地球和自然的所有权转给“人民”或其代理人,剥夺资本的所有权就容易多了。的确,拥有地球的所有权是可怜的错觉。似乎一个人能拥有自然给我们的东西,就认为可以拥有地球或者自然,这是纯粹狂妄且愚蠢的想法。对于地球,我们所能够要求的只能是用益权。生态社会主义中的个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就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在生态社会主义里,“一方面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够绝对地占有自我——因为人的自我正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将为人类使用、欣赏和完善我们共同的世界开辟道路”(14)。

克沃尔关于以生态为中心的思想有很多启发价值:首先,保持生态完整性的生产是维护生态和人类长远利益的不二选择。我们对地球不应该仅仅是榨取,而必须保持其完整性和富饶性。那种只考虑人类生产的效率,而无视生态损耗的思想是不足取的。大规模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大量使用化肥,种植单一作物,毁灭原始林代之以经济林,尽管满足了当前的某些人的利益,但却毁坏了人类整体的利用,断绝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其次,把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都看作人的自由自觉的表现,都看作幸福的来源,这是一种新的生命观和生活观。这种生命观和生活观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发展。再次,占有和支配自然是人类狭隘和狂妄的企图。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各个系统交互作用,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并按照自己规律运行着。我们只是在使用她并从中获得某些利益,但我们无权把她写在自己的名下,随意地支配她,相反,我们应该在分享自然的好处时,细心地呵护她。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关注马克思关于对地球的用益权的思想,反而是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率先作了挖掘。这启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是完整的,我们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整理或许还存在一些遗漏。

当然,克沃尔的以生态为中心的思想也存在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保护生态是否就要选择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争论了几十年,现在也没有结果。戡天役物、战天斗地的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固然要摈弃,但利用自然同时又设法保护自然的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否也要受批判?如果采用生态中心主义,如何看待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开发自然并以动植物为食的现实?如何避免佩珀(David Pepper)所揭示的生态中心主义可能导致的反人本主义倾向?依作者看,人类是无法避免以自己为中心的,正如每一种动物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一样。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能够在受到自然的报复后,反省和悔改,从长计议,在利用自然中呵护自然。人类能够自觉地放弃自己的中心位置,与万物齐一,是值得称道的,但除非人类放弃进步和发展,过一种“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的生活,否则生态中心主义就无法实施。

三、从重交换价值到重使用价值

“重使用价值轻交换价值”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克沃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克沃尔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积累的克服;克服积累并不意味着贫穷,而是过更丰富和更有意义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有新的财富观。而新的财富观涉及多重和相互关联的转变:

第一,从为交换而生产到为了使用而生产的转变。为了交换而生产就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惜一切手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降低成本。资本的全球流动正是出于降低成本的内在欲求。克沃尔是反对全球化的,他认为商品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将导致生态破坏的全球化。他特别赞赏建立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哥伦比亚高原上给维塔斯(Gaviotas)社区。这里的居民采用传统的生态理性技术,将干旱贫瘠且被污染的荒野变成了哥伦比亚最大的人工林,并用当地的木材提取树脂、制造乐器。这种在资本主义循环体系之外的生产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使用价值,降低了交换价值。在克沃尔看来,这个以生态为中心的非资本主义的孤岛可能变成了预示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群岛的一个部分。

第二,从被量所控制到体现质的社会关系的转变。生态社会主义认定:“使用价值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扩大交换价值、金钱和资本的手段。”(15)这样,整个社会关注的是如何提升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财富的积累。如果人民追求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财富”的积累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够了就行”就将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准则。

第三,从被普遍的疏远、拜物主义所支配的社会到相互承认的社会的改变。也就是说,从利己主义到团结协作的转变。

第四,从孤立地看世界到以联系的观点看世界的转变。自然不再被认为是与人类相分离的,而是人类的栖息地。这就要求不仅把自然看成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还要承认自然本身就有内在价值。

第五,从沉迷于商品消费到自主和愉快地生产的转变。克沃尔认为,消费主义是人的软弱、孤立和精神绝望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结果,也是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是建立在自我管理和自由联合的基础之上的,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的内在价值将得以恢复,生产者的尊严将得到维护。生产就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过程,是一种美的享受过程,因此就不必用消费来补偿劳动的痛苦。

第六,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到两者结合的转变。克沃尔认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是生态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关节点,只有两者的结合才会有健康的生态系统——一个繁荣和不断进化的系统。

重使用价值而轻交换价值意味着从普遍单纯的商品生产到维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生产的转化。这种转换意味着人类从自然获得使用价值时,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真正的财富在于产品的使用价值。人们对产品的使用量总是有限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无限制地积累财富。

使用价值是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或关系。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构不成商品,而没有交换价值这种量的关系,就无法解决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一般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统一的。但在商品经济中,这两者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关系,甚至还会导致交换价值偏离使用价值的趋势。企业生产和销售产品不把核心放到使用价值上而是交换价值上,而导致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东西,却有很好的交换价值;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往往不是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看重其包含的交换价值,把其视为可以囤积和可以不断增殖的财富。这导致整个社会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人的精神受到扭曲,生态负担加重。包括克沃尔在内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敏感地意识到过度追求商品交换价值所带来的后果,要求生产者把重点放在使用价值上、缩短销售渠道、减少原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要求人们不要追求那没有尽头的财富的积累,这些思想都是很有价值的。

四、从“性别分歧”到男女平等与和谐共存

“性别分歧(gendered bifurcation)”是克沃尔经常使用的词汇。在克沃尔那里,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在性别意识的基础上,过于强调两性的分工并要求女性屈从于男性。在克沃尔看来,男性对女性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性别暴力是人支配自然的范型”(16)。

克沃尔认为,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就是依据性别组织起来的,这种分工把男女的身体构造及其功能与天空和地球、太阳和月亮、风和水及无数的居住于地球的生物等联系起来。本来,所有这一切本质上与统治和暴力无关,但当男性狩猎者变成剥夺者,尤其是变成了女性劳动力、生殖力、性欲的捕获者时,统治和暴力就随着性别差异进入了世界。“在性别统治的领域,妇女站在人与自然之间,并且是两者的中介。”(17)在这样的安排中,“真正的人成了有阳刚之气的男性;而女性虽然形式上被当作人类,但处于屈从的地位,并且其权利不断被削弱”(18)。这样,“性别分歧”与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有了相对应的关系。地球或自然等同于女性的地位,是被支配的;而男性变成人类的象征,成为女性和自然的支配者。因此,“性别分歧:男性对于女性就像人类/文明对于自然。”(19)性别分歧使自然成了受压制的对象并阻碍了对其内在价值的认知。只要性别分歧这个概念还保留,人对自然的统治的观念就难以避免、生态危机就难以避免。

克沃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非自由的性别劳动演变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制度把早期基督教对肉体的强烈的恐惧和仇恨推向新的阶段,并变成了清教徒的自我折磨。商品交换和货币化制度的普遍实行进一步扩大了两性之间的裂痕,并把对女性天性的仇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主义世界的女权运动对妇女的解放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克沃尔指出,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依赖资本主义制度,其性别平等仍然是资产阶级关系下的平等,工人生活的改善意味着被引入消费主义、债务和货币经济的异化的路线上,因此,这样的女权主义并没有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西方中产阶级的妇女和第三世界来自农村组装第一世界妇女所用的计算机的女工,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上处于不同的位置,在现代劳动分工中遭受不同程度的压制。此外,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色情行业,这个行业已经从欲望的补充变为社会的生存方式。由于始终无法想象一个比资本主义制度更美好的世界,而不得不屈服于能够吸收其部分否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的影响力实际上在减弱。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权主义的局限性,正是社会主义所要克服的,但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在性别关系上所做的努力并没有超越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其制度。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的希望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nburg)的才智曾鼓励了很多妇女摆脱封建的束缚,但不久她们的解放和自由就被官僚制所销蚀。在那里,妇女不断被扩充到技术职业的队伍中,但很少获得发展的机会。克沃尔认为,尽管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在通向生态中心的道路上有各种创新,但仍没有克服自然的性别分歧,而是几乎回到了把自然和女性当作没有内在价值的被动的资源储备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必须与社会主义结合。一方面,生态女权主义要向社会主义发展,以打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也需要生态女权主义,以克服性别与自然之间的隔阂。

在克沃尔看来,妇女的解放与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是一致的。在这种生产中,主客关系将更加丰富多彩,审美感觉将被置于首要地位,人对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依据上述提到女性曾是人统治自然的中介的原理,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也就意味着提高自然的地位。生态生产不是站在被当作惰性物质的无声的自然之上的生产者的活动,更不是被雇佣的异化劳动,而是一种恢复自然生机的生产。在这样的生产中,那些被长久尊重的关爱、收集、陪伴、编织等等这些区别于自然而又不分离于自然的女性原则和特征,不再被边缘化,不再是文明衬托,而是作为完整的生态系统的基础而被发扬光大。

克沃尔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看作人类支配自然的范型,认为男女平权与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只有实现男女的平权与和谐,才会消除支配观念,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克沃尔的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其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男权原则的确立还是人支配自然的观念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男女的和谐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代社会,女性地位的提高,不是因为她承担了可靠的采摘野果任务,而是更多地走向社会,承担了很多原来是男性承担的工作。那些被现代社会所熏陶的女性并不都像生态女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和热爱自然。他们完全可以与男性结合起来,共同地无节制的开发与利用自然。因此,男女的平等与和谐只是解决了人类自然的两性关系问题,但还不能整体解决整个人类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

【注释】
①(7)(15)Joel Kovel, What is ecosocialism, Canadia Dimension,Vol. 41, Issue 6. 2007.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③④⑤⑥(8)(10)(12)(13)(14)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7: 243、219、218、244、236、238、269、271.
⑨Joel Kovel. 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 http://www.iefd. org/manifestos/ecosocialist_manifesto. php.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8页。
(16)Joel Kovel, Ecosocialism, Global Justice, and Climet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19, Issue 2, 2008: 4.
(17)(18)(19)Joel Kovel, The Ecofeminist ground of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16, Issue 2, 2005: 4, 1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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