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佳、栾志超／采访︱栾志超／翻译
克里斯托弗·马考斯（Christopher Makos），1948 年生，美国摄影师、艺术家。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结识安迪·沃霍尔，是沃霍尔 1982 年北京之旅的唯一陪同，被安迪称为“美国最现代的摄影师”。
《安迪和马考斯泛舟》（Andy Warhol and Christopher Makos in Rowboat），于巴黎布隆森林，1981 年， CHRISTOPHER MAKOS︱摄，makostudio.com
我和我的朋友安迪·沃霍尔
ArtWorld：你曾在巴黎求学，并跟随摄影师曼·雷（Man Ray），你是自此开始摄影的吗？
马考斯：我其实从未真正地同曼·雷一起工作过。我在意大利时拜访过他，和他聊了一整天。一天虽短，但意义重大。在这一天里，他教导我如何去追寻自己的直觉，坚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在遇到曼·雷之前，我其实已经开始摄影了。
ArtWorld：是什么原因让你回到纽约？
马考斯：某种意义上我从未离开过纽约。在美国同纽约之间，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纽约就像是个世界的大熔炉。我只愿意在纽约居住生活。美国实际上同我的摄影生涯没有什么本质联系。我觉得纽约于我而言有更多的意涵。
ArtWorld：巴黎的艺术圈、文化圈和名人圈同纽约的有何区别？
马考斯：要说区别就是巴黎要更时髦、更讲究一些，而且非常高雅。谁若是想学习一些礼仪，以及社交处世的艺术，就应该去巴黎。纽约只关心当下，非常原汁原味，非常真实，完全专注于当下的状况。巴黎更多的和历史相关，而纽约则代表着将来。
安迪·沃霍尔北京行程安排 Christopher Makos︱摄，makostudio.com
ArtWorld：你和安迪·沃霍尔是何时及如何相识相知的？
马考斯：我大概是在 1975 年结识了安迪·沃霍尔。当时，纽约一位名叫多特森·雷德（Dotson Rader）的作家带我去看沃霍
尔在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的回顾展。我那会儿刚从加州搬过来，当时真的连安迪·沃霍尔是谁都不清楚。所以当时遇到安迪，我一点兴致都没提起来。安迪邀请我去他的工厂，但我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去。直到我在纽约 SOHO 举办我的第一个展览《站上去》（Step on It）时，我们才又碰面。
ArtWorld：跟安迪相处容易吗？在你心目中，他是个怎样的人？
马考斯：跟安迪做朋友还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艺术家，我们都说英语。我们都由衷地热爱新事物。我们在视觉方面的兴趣点又相同。实际上，我还教他用他的第一部相机拍照。安迪是个很棒的朋友，我对他的喜欢不亚于我对其他亲近好友的感情。
ArtWorld：工厂里的年轻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每日里都做些什么呢？
马考斯：工厂还真是座“工厂”。工厂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听电话的，有画画的，还有帮安迪编他的书的，拍他的电影的。我和工厂有交集大概是在 1976-1986 年。这个时候的工厂更多的是个“生意工厂”，而不是大多数人记忆中的那个“银色工厂”了。
ArtWorld：安迪在创作时都是亲力而为，还是会有助手帮忙？
马考斯：和所有成功的艺术家一样，安迪也有帮手。但是安迪的创意一般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且，安迪在绘画时喜欢画刚开始的部分。如此说来的话，他应该都是亲力而为的。
ArtWorld ： 你为安迪拍摄的《沃霍尔女士》（Lady Warhol）系列是如何开始的呢？
马考斯：安迪想和我进行一次合作。我们于是就回想了一下艺术史，想要找些历史语境。我们想到了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曼·雷 1921 年的合作作品《罗丝·瑟拉薇》（Rrose Sélavy）。这件作品非常阴暗，我们俩想把作品做得明朗
一些。《沃霍尔女士》系列作品被称为“变异的形象”（Altered Image），因为这些作品是有关一个人身份的改变。和每个人的生活一样，这些作品思考的是身份的问题，以及人们如何才能拥有一个“错误的身份”同时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ArtWorld：你现在还摄影吗？
马考斯：当然了，我这个人非常活跃。我和保罗·索尔伯格（Paul Solberg）合作创建了希尔顿兄弟（Hilton Brothers，http://www.thehiltonbrothers.com/），一起合作了很多项目。我们和中国的雅昌艺术（Artron）刚刚合作完成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本书叫做《暴君与皮短裤》（Tyrants and Lederhosen）。我刚刚结束了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展览，下一步是去巴西圣保罗举办《沃霍尔女士》系列展。
ArtWorld：你觉得安迪·沃霍尔对你最深的影响是什么？
马考斯：在看待艺术这门生意（business of art），以及理解生意本身的艺术（art of business）这方面，安迪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们对彼此都有很深的影响。他喜欢我的摄影，我欣赏他的商业意识。
ArtWorld：在安迪去世多年之后，这些影响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消失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你是否想过要想要摆脱他的影响，更为独立地工作？
马考斯：安迪的作品在当代艺术圈的方方面面仍然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艺术圈。或许在我们做这个采访的时候，这个世上的某个地方正在举办着某位“安迪·沃霍尔”的展览。我从未想过要“摆脱”，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我的作品一直以来都深深地印刻着我自己的痕迹，安迪正是那个被我的摄影深深打动的人。友情是个双向道。我时常跟人这样说：安迪是我的一位朋友，而不只我是他的一位朋友。
难以置信的北京之行
ArtWorld：你和安迪怎么会想到在 1982 年时来北京和香港呢？
马考斯：安德鲁·邵（Andrew Siu）在香港有间名为“I ” 的俱乐部（I Club）。他委托安迪给戴安娜王妃和王子画像，也是为了俱乐部的开幕。安德鲁安排我们飞去香港，然后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也就是北京三日游。
ArtWorld：安迪对此行期待吗？他到达之后是否还保有这种情绪？
马考斯：我们都对此行充满了期待，感到兴奋不已。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香港或北京。我们也无法想象北京。我们倒是可以对香港稍作想象，因为香港当时仍是英国的租借地。但是北京太妙不可言了。而且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街上有人把安迪认了出来，还给安迪打招呼。他们有学生，也有艺术家，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要么是把安迪认了出来，要么就因为安迪的银发，觉得他是个名人之类的。
ArtWorld：我们对你和安迪的北京三日游充满了兴趣。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你们来之前对中国有怎样的印象？
马考斯：我们没去之前都很担心中国当时针对游客的相关规矩。而且当时，我还留着长发。为此我专门剪掉了它，因为我不想在中国的街头显得太突兀。当然了，当时这个决定是大错特错的。中国人都很酷，而且非常友好。很多人都整齐地穿着毛主席的蓝色中山装，我深爱着这样的街景。我们觉得当时的中国人太有巴黎的时装范儿了。
ArtWorld：你们当时最期待和最担心的分别是什么？
马考斯：我们当时一直思忖的就是中国人会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十分想知道会不会有人一直盯住我们，不让我们去想去的地方。但是三天下来，我们觉得这趟旅行太棒了。
ArtWorld：安迪是否会和街头的中国人交谈呢？
马考斯：当然了。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人们会盯着安迪的一头亮闪闪的银发看。他们觉得安迪的头发很特别。他们对我们
充满好奇，我们对他们一样充满好奇。
ArtWorld：安迪一直以来都有收集“时间胶囊”的习惯。在开始这次旅行之前，他的时间胶囊里有没有和中国相关的收藏呢？
马考斯：没有。
ArtWorld：他在这次旅行当中收集了什么呢？
马考斯：很多。手表、牙膏、衣服、牙签、梳子。他收集了在我们看来所有奇特的东西。安迪有收藏癖，他沉迷于其中无法自
拔。他生活在一个万事万物都新奇无比的时代里，因此每样东西在他看起来都是值得收藏的。
ArtWorld：当年的中国，到处可见巨大的、夸张的宣传画、标语，穿相似服装的人，这当然不是基于消费文化，但无疑是波普的。你们在当时留意到这点了吗？
马考斯：当时，波普文化在美国炙手可热。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人们制作巨大的毛主席画像作为军事宣传画。在当时的我们看
来，没有什么不是波普的。毕竟所谓的波普文化就是流行文化。所以，还有什么能比在当时的北京晃悠一圈更加像是一件波普艺术品呢？我们喜欢北京。北京是那样的新鲜，对于我们来说那样的陌生。一切都是视角的问题，因此北京对于我们来说总是新的。
《安迪模仿紫禁城里的石狮》（Andy Imitating Dragon, Forbidden City），1982 CHRISTOPHER MAKOS︱摄 makostudio.com
《安迪在天安门广场前》（Andy in Tiananmen Square），1982 CHRISTOPHER MAKOS︱摄 makostudio.com
ArtWorld：尽管安迪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但是在中国行中，他始终都带着一本《毛泽东语录》。毛主义在当时的西方甚是流行。安迪怎么看呢？
马考斯：《毛泽东语录》是本看起来酷酷的小红书。这本书吸引着我们所有人。就我个人而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毛泽东语录》这本书中有着有关艺术、文化、政治的至理名言和个性见解。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来说，那本书有其特殊性；其实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它同样特殊。
《安迪在长城上与一对夫妇合影》（Andy with Married Couple, Great Wal l），1982 CHRISTOPHER MAKOS︱摄 makostudio.com
ArtWorld：在香港期间，你们大多都是去俱乐部开派对，见的人也多数带着美国文化的背景。但是在北京，你们去的都是些旅游景点，甚至是老北京花鸟市场。你们习惯吗？
马考斯：因为纽约的生活背景，我们习惯于开派对和赴晚宴。所以，我们倒是想要逛逛花鸟市场，看看街头理发摊的情景，串串胡同。我们喜欢所有那些带着北京特色的地方和人。我们还听了场京剧呢。
ArtWorld：谁提议去花鸟市场的呢？安迪自己吗？
马考斯：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导游的想法。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完全听导游安排。我还保存着当时的行程表。
ArtWorld：在纽约，安迪时常同一大帮朋友一起逛街开派对。但他的在华日记中好几次提到了他走哪儿就跟到哪儿的“人群”。他为此很头疼吗？
马考斯：安迪实际上在工作中并不介意身边有一大帮人。但问题在于，总是有些人跟着，我们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其实问题主要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人，我们其实更想在和他们一起的时间里做些更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ArtWorld：旅程结束后，安迪说中国人都让他看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考斯：他实际上在开玩笑。他喜欢中国人统一的着装，他只是喜欢插科打诨，这算是当时的纽约人在完成一件事情之后的习
惯说法吧。看看安迪在中国的每一张照片，就会发现安迪在北京的每一分钟都乐在其中。
ArtWorld：在回到纽约之后安迪有没有和朋友们分享他的中国之旅呢？
马考斯：当然了，他的中国之旅一下子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我们回去之后，他嘴上就一直挂着中国，说个不停。只有在你是第一次去一个地方，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觉得很舒服的时候，你才会把这个地方这样挂在嘴上。所以，安迪是真的喜欢中国。
ArtWorld：你们对此次行程和安排满意吗？
马考斯：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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