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英文版收入The King of Kowloon: The Art of Tsang Tsou Choi一书，David Spalding编, Damiani出版，将于2013年5月25日于Art Basel Hong Kong首发。
曾灶财2007年7月15日在香港辞世，有媒体以“驾崩”为题报道此消息。(1) 香港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社会，商业兴旺，娱乐发达，制度稳固，秩序井然，人们各安其位，各谋稻粱，对于曾灶财，大都视之为“疯癫”。设想他的王国里，如果不止他一个孤家寡人，而有千千万万个子民，他的新闻官该如何哀告天下，如何安抚无主的蚁众？他的史官该如何书写他的一生，如何用准确有力的修辞，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回击敌人对他的污蔑？如果香港社会和曾灶财的王国互相换位，改变力量的对比，后者的逻辑未尝不可把前者斥之为“疯癫”。在观念的世界里，也有成王败寇。一种观念被诉之社会，便要拼命争夺信众，说的人多了，它占领的社会空间便越来越大，便会变成主流，被固化为规则。拥有话语权的人，黑的可以洗白，白的也可以抹黑。
以“正常”的目光看来，曾灶财脏兮兮，臭烘烘，数十年如一日，在街道上不辨公私，到处涂鸦，书写他的祖先和家庭成员的名字，宣示他对九龙的主权，就是一个没有公德、胡作非为的疯子。社区保安羞辱他，警察拘禁他，路人嘲笑他，连家人也唾弃他。香港少有像他这样进入公众视野甚至声名远播的疯子，连《纽约时报》和BBC都报道他的事迹，他的涂鸦还被送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展出，堪称香港头号疯癫。如果香港有一部疯癫史的话，那将是他一个人的历史。梁国雄被人称为长毛，在他面前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根据金耀基的论述，香港社会存在强大的行政吸纳力量，再激进疯狂的政治反对派，也可被吸纳进它的行政体制中。(2) 而曾灶财，生前是个蔑视制度者，死后更永远封存“疯癫”的名号，再巨大的力量也无法将他吸纳。
在“驾崩”之后，他回到祖先的世界去了。据说，他是因为看到族牒中的九龙封邑而开始相信他的祖先是九龙土地的主人的。在接通了祖先的神秘信息之后，他开始了奋笔疾书的生涯。他要告诉世人，他是九龙皇帝，要夺回他的属土。
曾灶财1926年生于广东肇庆莲塘村，1937年到香港，一直在工地、下水道和垃圾场工作，长期生活在底层，他的涂鸦不是什么“墨宝”，可挂在客厅炫耀； 也不是什么“书法艺术”，讲究运笔气势、布局谋篇，可放在课堂上作美学分析；而是日复一日的苦行，是申诉，是“告地状”，无论写法还是所写的内容，均来自民间经验。陈云就说过，曾灶财的大字居中（九龙国皇）、小字围绕的写法是从庙宇籤文的版式沿袭过来的。(3) 香港是个民意发达的地方，什么社会议题都可以公开争论，有人觉得曾灶财是疯癫，他的书写是乱来，难登大雅之堂；有人则把他封为香港涂鸦艺术第一人，是个大艺术家。
曾灶财绝不会自己戴上“艺术家”的帽子，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艺术：因为“疯癫”，他解除了任何束缚，打破了所有规矩，推翻了人间的壁垒，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刘霜阳（刘健威）作为曾灶财的发现者和守护者，1997年首次为他在画廊里组织展览，想要说服香港社会把曾灶财纳入艺术的殿堂，可惜他摆出的是美学道理，试图把曾灶财的涂鸦说成符合上流精英趣味的“书法艺术”，(4) 虽用心良苦，却难被“吸纳”。而长年研究香港民间风俗的陈云，却能从曾灶财的底层趣味，读懂他蕴含的巨大社会能量。在以自由港自傲、以金融首都自许的香港，高楼广厦千万间，车水马龙人拥挤，曾灶财笔下的族牒、籤文、符咒和主权幻想，顽强地与这个城市争夺空间，就像一个流浪的老祖先，在物是人非的当代世界徘徊、嗟叹、愤怒、哭泣。这是另一个香港梦，与成功无关，却与失落相连。在人为食忙、营营役役的时代，曾灶财颠倒了香港的时空，让人望见它的来路。在这样的时代，你能说谁比谁更疯癫？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对新界祖屋情怀深厚的邓达智，还是梦想“香港制造”的杨志超，他们都对曾灶财激赏无比，甚至无意识地把它当成香港的公共文化资源，借用到他们的时装和家居用品设计中。他们要吸引香港人的购买力，自然要激发香港人的认同感。而曾灶财的书写，正是那种在明晃晃的烈日下，仍能让他们窥见香港梦境的物证。香港是一块“暂借地”的说法，经很多香港知识分子心中的文艺女神张爱玲之口说出，再加上1997年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的历史大限感，酿成了香港精英阶层的过客心态；而曾灶财，则是一个底层的幽灵，不仅加深了他们对这块“借来的空间”的体认，更进一步揭示出香港乃是一块“无主之地”的本质。望向香港的历史，他们无法在时间的魅影中找到任何主人翁的感觉，虽有高屋锦车，华衣美服，但身份感却悬空了——他们就像曾灶财一样，孤身只影，走在长街陋巷，向着虚无诉说，也诉说着虚无。
这样的焦虑，怎会不让人疯癫！历代治港者来来去去，不论是在大清、英联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香港人都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认同感。于是有人虚构出香港人的始祖“卢亭”——东晋年间出没在大奚山（大屿山与香港岛的合称）一带，身上长鳞、爱喝鸡血的鱼人，据说也是疍民（珠江三角洲一带无地的水上居民）的祖先。香港人搜尽历史的缝隙，来求证自己的来路；而因为历史的空缺，他们更加爱惜这块土地上的遗迹。近年来已成香港泱泱潮流的历史保育运动，正体现出这种努力。因为如果没有历史的滋养，谈何建立认同？！活跃在湾仔皇后码头保卫战中的“八十后”，被人斥为“疯癫”的一代，没错，他们认同的正是“疯癫”——它既是曾灶财身上的品质，也是香港人的历史和现实处境。于是有人开始大声疾呼要让曾灶财的笔迹原地保存，或让它进入美术馆。可惜这种呼声高涨的时候，他的笔迹在香港各处已经被洗刷得所剩无几。
拼死把曾灶财说成艺术家，通过艺术系统内的收藏、展览、拍卖、流通来认证他的价值，实在太对不起曾灶财的在天之灵。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直指香港的人心，唤起一种超越不同阶层的地方认同。他无视任何制度和成规的疯癫境界，令正常的艺术家们难望项背。他持之以恒的声讨和抗议，甚至成了庶民政治的偶像，可凝聚社会动员的力量。他不应被供奉在庙堂之上，而应永远流传在江湖的世界。正如何庆基所说，把曾灶财的书写转化到宣纸或画布上，或把他写过的电箱、墙板搬入画廊或美术馆的白箱子空间中，切断它与城市空间的血肉联系，它已变成别的东西。(5) 他的书写是苦力，是血汗，是放纵不羁，是无法无天，放在画廊或美术馆中，则是监禁——那是文明世界用来惩处疯癫的办法。那些努力把曾灶财列为艺术家载入史册、放入美术馆供人瞻仰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热爱有可能变成对曾灶财灵魂的惩处。
历史保育总是落后于现实的急遽变化。曾灶财笔迹的洗刷一空，和九龙城寨的快速消失一样，令人深感遗憾。社会机器按照它的逻辑铁律隆隆运转，席卷历史的记忆，吞没人们的感情，在你蓦然回首的一瞬间，平时熟视无睹的事物已烟消云散。如果说曾灶财的涂鸦是香港庶民抗争的精神图腾，那么九龙城寨则是香港草根生活的空间象征，前者是个人王国的虚妄想象，后者是民间社会的自我发展，两者互相印证，都携带着香港的历史基因。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大清的谈判代表李鸿章要求在九龙城寨保留驻军的权利，英国颁布《枢密院令》加以确认，之后中国社会动荡，政权几经易帜，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G。C。D政权，都无暇顾及这块弹丸之地的治权，于是九龙城寨成为“无主之地”，大量草根百姓涌入，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喘息之所。曾灶财的主权想象，也许部分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他的“九龙皇帝”梦，混合了族牒启示和这种历史知识的碎片，最后变成一场以涂鸦追讨治权的个人行动。
九龙城寨这块0.01平方英里的“飞地”上曾经居住着超过三万人口，大部分是1949年之后从华南地区逃港的非法移民，接近每平方英里330万人口的比率，是世界历史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6) 在1993年被拆除之前众多摄影师拍摄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它的违章建筑肆意增生，楼与楼之间几乎是无缝联接，各种管道纠缠如麻，膨胀肿大，如人体的病变。在这种高密度的空间里，寄居着一个自治的民间社会，黑社会和黄、赌、毒并存，在法律的边缘维持着一种地下秩序。这种自发占领的城市空间在华人社会里非常多见，它和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唐人街、中国大陆在激烈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城中村和贫民窟等等，都是移民在异地打拼和自我组织的生存空间，它发展出迥异于城市主流社会的智慧和法则，是对残酷的现实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应对策略。九龙城寨为香港的底层族群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使他们获得时间成长发展，在岁月流转中开枝散叶，最后得以融入香港社会。对这一部分人来说，这里虽狭迫紧张，却也可能是一种温暖的记忆，它至少还能证明，香港还是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地方。
曾灶财在香港存活了86岁，他的涂鸦曾占领过这个城市大多数的空间，他的游击行动如同一个个移动的“九龙城寨”，提醒着香港的过去，宣示着也许是虚妄的个人梦想，却毫无疑问地创造了香港的集体记忆，凝聚了这个城市的草根精神。香港要保存曾灶财的文化遗产，必须抛开“艺术”的说辞，放弃美术馆的制度想象，而去发掘他的涂鸦行动所隐含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去重新建立另一种更接近他的行为动机、更符合他的生命逻辑的阐述。如果曾灶财的街头涂鸦最后可以获得香港的“行政吸纳”，可以升格为香港的公共文化资源，香港人还应该为它重新发明一种更好的展示、解读和分享的方式。1995年在九龙城寨遗址上建成的公园以明清式江南园林取替往日的平民聚落，2009年增设的展览部分又把这个曾经庞大复杂、充满野趣的社区简化浓缩成胶囊式的人造景观，这些举措都抽离了真实的血肉，是对记忆的误读，也是对历史的强暴。
不管怎么说，今天能有这么多出版物纪录和研究曾灶财的笔迹，又有这么人在努力争取把他的笔迹保留下来、传之后世，说明香港仍是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社会。同样是“称帝”，在中国大陆则没有人像曾灶财那么幸运，他们多数都被投入牢狱，不为人知。廖亦武1993年曾在狱中采访过四川的“农民皇帝”曾应龙，后者迫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苛强制，在大巴山地区成立“大有国”，自称管辖的范围包括湘、贵、川交界三县之地，曾组织攻打当地的医院，旋即被公安部门扑灭。据曾应龙自述，他立国之前曾通过乌江中游观音岩一条娃娃鱼得到“天启”：这条鱼总在月明之夜唱出“假龙沉，真龙升；河之南，降太平”的歌谣。(7) 他显然借用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惯用的社会动员手段，通过编造传播这种传说来说明他的行动获得了上天的授权。在当代社会，这样的想法几近可笑，也会被视为疯癫。但对于身处底层、没有任何资源和力量可供依赖的人来说，疯癫乃是一种对现实绝境的自然反弹。曾应龙和曾灶财一样，都是社会的异端，我们一直不自知的是，异端其实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而疯癫，更是社会的产物。
感谢黄小燕提供曾灶财的相关文献。
注：
(1)《东方日报》2007年7月26日头条新闻。
(2)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3)陈云，“纪念曾灶财的意义”，《旺角街头种高粱》，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
(4)刘霜阳，“谁疯了——谈曾灶财的文字和书法”，1997年。
(5)何庆基，“白箱子里的九龙皇帝”，《信报》，2007年7月30日。
(6)Raqs Media Collective, “Now and Elsewhere”, e-flux journal, 2010. http://www.e-flux.com/journal/now-and-elsewhere/
(7)廖亦武，《中国底层访谈录》，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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