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ybe”
当我第一次听说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在纽约MoMA的行为表演“The Maybe”时，我叹了口气，耸耸肩，无奈地笑了一下。又一件非原创的作品变成了文化热点——出于媒体大肆报道、出于真实且生活的场景的原因，一场单调乏味的表演变成了前卫的先驱者。你能做什么？然而“The Maybe”也以它自己的方式慢慢钻进了我的脑袋里，我发现自己常常难以控制地回想起它来。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当我读到Jason Farago在《The New Republic》发表的文章时，我立刻就意识到了我为什么如此在意这次表演了：因为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
在关于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这次表演的消息在西半球的各媒体中出现之前，我在某个星期三的晚上前往新学院（New School）参加了一次关于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的现象的专题讨论会。现场的嘉宾有来自《The New Republic》的Ruth Franklin，自由撰稿人、准博士Christine Smallwood以及来自《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Jennifer Szalai，由《Harper》杂志的副主编Christopher Beha担任主持人。这场讨论会的目的是探讨诸如“目前是否仍存在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是否已经在一个更高的文化水平上消失了”、“如果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是否想念它；如果它没有，那么它现在存在于什么地方”等大问题。
在新学院（New School）进行的研讨会，从左至右分别为Christopher Beha，Jennifer Szalai，Ruth Franklin以及Christine Smallwood
如果你对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这个词还很陌生，那么简短地介绍一下它：“中产阶级文化”是批评家及其他人用来解释和分类文化形式的三个术语之一。据Christopher Beha介绍，尽管“高雅文化”（highbrow）这个词带有一点令人不舒服的种族色彩，但它已经使用了近150年；它通常指的是先锋派的艺术与文化——比如James Joyce的小说《Ulysses》，毕加索的画作“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低俗文化（lowbrow）”是在20世纪初进入到人们视线中的，它指代的是通俗、大批量生产的艺术：比如托马斯·金凯德（Thomas Kinkade）和玛丽·希金斯·克拉克（Mary Higgins Clark）的作品。“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代表了某种跌落至中等水平的文化——比如那些渴望成为先锋派但又不完全合格的艺术，使用了“高雅文化”（highbrow）的形式但却以一种更容易接近、更容易消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艺术：比如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在MoMA的一个玻璃柜里睡觉。
有许多评论家就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的现象写过东西，比如Virginia Woolf；但几十年来，几乎只有批评家Dwight Macdonald作于1960年的《Masscult & Midcult》对其提供了一站式的解读。Dwight Macdonald在其中批评并攻击了“‘Midcult’（它是middlebrow的另一种说法）不温不火的渗透物”。以下是他开始的界定：“在这些更加进步的时代，‘高雅文化’（High Culture）面临的威胁并不太来自‘大众文化’（Masscult），反而是后者与前者不自然的交流所产生的特有的混合物对其威胁更大。一个完整的中产阶级文化开始形成，并且它有可能会吞噬它的‘父母’。这种过渡的形式（让我们称其为‘Midcult’吧）具有大众文化的本质——比如准则、固定的反应以及对除去流行之外的任何标准的缺乏——但它又恰好用一块文化的‘遮羞布’来掩盖了这些东西。‘Midcult’的秘诀是要简单、清晰，以任何方式来取悦大众。然而‘Midcult’也有它的两面性：它假装尊重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的标准，但同时又稀释它们，使它们变得通俗。”
之后的一段有更加刻薄的语言：“很容易识别墙外的敌人。正是它的模糊才让‘Midcult’令人惊恐，因为它将自己表现得像是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些小圈子里的东西，也不是那些所谓理智的势利眼。它虽然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主流，但却广泛而且清晰——虽然不那么深刻。”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从1960年之后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消极的词。
不出所料，这场研讨会提出的问题比它回答的问题要多，直到一小时之后，它仍然让人感觉关于这一主题还有许多方面几乎没有提及到。Jennifer Szalai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如果将“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用在那些以雄心勃勃的方式看待或使用文化的人的身上、而不是用在文化产品本身之上的话，那么它也许将是一个更好的词。Ruth Franklin鉴定了我们周围的“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的例子，比如Jonathan Franzen与Paul Auster的小说以及电视剧《The Wire》。Christine Smallwood提出了许多极其精明的想法，比如文化间的差异并没有消失——“也许它们只是重组了，”她说；又比如人们并不一定非要追寻启迪、改善或真相——他们也许只需要寻求体验。
最后一点似乎与视觉艺术尤其相关，因为体验已经变成了展览及其它项目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这些普遍、在社交媒体上可共享的体验的推动也许正好导致了——至少在一部分上——我们在目前经常得到的被稀释了的伪前卫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体验艺术都是中级或是不好的）。
杰夫·昆斯（Jeff Koons）是中产阶级文化艺术的代言人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概念与媒介有着怎样特定的关联。视觉艺术始终是适合于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的，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大部分物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至少也是数量有限的；它不存在固有的广泛吸引力。如果艺术想要成功，那么它需要真正做一些新鲜的东西，或是依靠在之前就具有开创性、现在也算得上新奇的理念。艺术的独特性——再加上它的难以理解——很可能会让有的人紧张到从来不敢进入博物馆；而出于相同的原因，它同时也为那些将艺术品用作身份象征的收藏家和投资者铺设了道路。视觉艺术理所当然地属于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但如果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意味着人民，那么我们也拥有足够多的他们了。
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有时候似乎已经消失了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正在逐渐地断裂、瞄准市场，更不必提它被捣碎了然后揉在一起。有一位观众就曾评论称“现代化将会混合不同的水平”——这说的既是艺术品本身，也是那些消费艺术品的人。如今我们全都变成了文化的杂食者；所以，某人白天通过Instagram发布去古根海姆博物馆看展览的照片、晚上又在twitter上讨论真人秀《Say Yes to the Dress》已经是见怪不怪的现象了。
然而艺术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统一和单轨迹。当然也存在一些反例，正如存在艺术家运营的空间和操纵利润的人一样——但是也存在金钱，而且它无所不在，几乎决定了一切。这是另一个中产阶级文化（middlebrow）通常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因为要识别一套规定的价值是相当容易的，这些价值决定了什么会获得成功、什么能卖得出去，然后就有人对其进行模仿。这些东西有争议但却不会引起过多的矛盾；尖锐但却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聪明而又不一定是独创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担心人们所预料的画廊展览会死亡的原因。正如Hrag Vartanian所说的那样：“我们曾经的叙述已经限定并且排除了太多的人了。”如果我们解开这些限定，让更多的声音进入（这必然意味着更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创造出一个多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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