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青
引言：自我组织应该是去职业化的，把观众从美术馆系统的追随者转换成与艺术组织的参与者，这决定了自我组织的机制和行政结构，不再是美术馆的初级模仿者和替代者；也不是寻求自主建设而保持距离的平行关系，而是去充当一个不断鼓励改造艺术生产关系的组织者和宣传者。
我们知道，艺术本质上还是一种行动机制，是区分于沉思式的实践行为，历史遗留的传统和文化身份以及这些在今天现实社会中的延续，反而给艺术家们提供了去侵犯和破坏的前提，去和文化系统和审美惯性的预设决裂；不过“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重组和修正的系统”，作为对进步和社会幸福的承诺，它也会不断改组旧的生产方式，以及在经济制度影响下的文化组成，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使今天资本主义的自我管理能力得以完善，可以更隐蔽和更粗暴地去管理和控制普遍意义下的社会活动。艺术家在文化系统所发动的种种政治企图和对抗，则不断被这个系统收编并转化为内在的问题，这意味着当代艺术要面对两个难题：一方面如何去避免艺术批判和对抗的自我体制化；另一方面，它要求今天的艺术应该是动态的，而且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社会系统的同步追随，显然美术馆系统是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的，这种为艺术总体提供全景式认识和解释的系统是归纳和消费于行动之后的，艺术作为一种时刻召唤紧急行动的机制，必须是自我组织的、快速行动的、随机应变的，并且不只局限于艺术家行动的自我督促，还要刺激他人一同加入。
众所周知，艺术家与观众的二元对立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自现代主义以来，作者的主体性被打破以及读者理论的兴起，使得这个对立在今天的艺术世界中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在提供凝视和沉思的美术馆里，两者分别充当着审美的客体（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品）和主体，或者是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美术馆就是这种审美分配的场所，不容置疑，其中的艺术家和观众是制度化了的；而且还要共同承担这样一个现实：美术馆中的观众，被艺术家召集在展厅并生产出来，成为观看和媒体化的对象载体，令观众不满的是，最终无论名声还是经济利益的获取，几乎都是向艺术家倾斜的。从20世纪中期，社会信息技术的出现以及媒体力量的颠覆性发展，大众同样拥有和掌握着图像生产的技术和发布的通道，也就是说大众已经从传统的艺术观看者变成今天的生产者，如格罗伊斯所言，当代并不缺少艺术家，而是缺少观众。作为一种回应，自我组织在不断向日常回归的实践中进行着艺术的去职业化，这必定最终将和大众化的生产遭遇在某一节点：艺术家的生产角色和观众的消费身份在这里形成新的混合和再分配，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状态：即只有成为了艺术家的观众，才能是真正的观众，反之也成立。这种模糊两者界限的做法，并不是去取消艺术家，而恰恰是自我组织的再生产，使艺术和艺术家重新获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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