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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研究“间岛问题” 为挽回国家的权益

2013-03-17 19:20:19 来源: 盘龙历史网 作者:赵立彬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

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钝初,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0日遇刺时,未满31岁;他的革命生涯,从1903年结识黄兴、陈天华后参加革命活动算起,到辞世时也不过十年。

他对于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政局、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他提出的关于中国民主宪政的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非凡的才子宋教仁

一般谈起革命家,往往不会注意到他们的文才。宋教仁出身于一个乡村书香之家,考取过秀才,古典文学的基础十分扎实。

1902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武昌七夕》的近体诗:“异乡佳节倍魂销,北斗横天影欲遥。遥忆故国小儿女,应随阿母望河桥。”

1913年的《民立报》上还发表了宋教仁的另一首诗,题为《晓发汉口寄汉元》:“晓色侵江北,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大地风云郁,长途霜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这两首都是抒发感情的诗。第一首写于早年,他想象自己的亲人在故乡仰望夜空,向传说中的牛郎织女寄托思念之情。

第二首通过描绘景物,烘托心境,尤其是“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一句,很形象地写出了船离岸后自己在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受。而这样的感受其实并不源于“潮声”或“山势”,更多的是出自离别的心情。

宋教仁还写过许多表达革命理想和爱国情怀的诗,然而就从上面两首以抒情为主的诗作中,已经展示了不凡的文才。

宋教仁又是一个能够利用知识研究问题的人。最能体现宋教仁作为“学者”的本领的,是关于“间岛问题”的研究。在清代,有许多朝鲜人越过中朝界河图门江来“垦土”,然后定居下来。

研究“间岛问题”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实际占有朝鲜,就鼓励朝鲜人大量越界开垦,然后由日本一个叫“长白山会”的团体,制造出所谓“间岛问题”,声称中国延边地区的一大片领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间岛”,图谋占据,这样便否定了以图门江作为中朝界河,后果十分严重。

宋教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完全出于偶然。1907年,宋教仁去东北运动“马贼”从事反清革命期间,得知了日本人的这个阴谋。他化装成日本人,打入长白山会,侦获该会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

然后在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特别是找到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清楚地表明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门江。

在这些有力证据的基础上,宋教仁写了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角度,特别是利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就“领土主权的历史”、“自然的地势”、“境界的条约”几个方面,论证了日本人所指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宋教仁研究“间岛问题”,是为了挽回国家的权益。他把自己写成的著作托友人交给了清政府驻日公使。

虽然清政府是自己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但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宋教仁仍坚持“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

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取得了成功,这一片领土得到了保全。

天才组织者和宣传者

宋教仁参加了多个革命团体,并且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一是华兴会。1904年,宋教仁协助黄兴组织了这个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任副会长。华兴会为后来的同盟会和其他革命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干部。

二是同盟会。1905年,宋教仁协助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并曾受黄兴委托,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工作。

三是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7月与谭人凤等共同创立,对湖南、湖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是国民党。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其他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实际主持国民党。

宋教仁还是革命党中非常出色的“笔杆子”,承担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1905年6月,他参与创办了著名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为主旨,后来改名《民报》,仍由宋教仁担任主撰。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早就是发表在《民报》发刊辞上。1911年初,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又担任《民立报》主笔,发表了上百篇评论和文章。

当时的青年毛泽东初读《民立报》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提出著名的革命三策

革命党人为推翻清廷统治,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屡仆屡起。其中大多数由孙中山亲自领导、以广东、广西、云南为主要发动地,多次起义发生在广州及其邻近地区。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谭人凤主张将革命重心转移至长江流域,“谋长江革命”。宋教仁在东京召开的各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

他指出,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全国;次策是中部革命,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又次是边地革命,进据边要,徐图进取,以东三省或云南、广东、广西为地点。

三策之中,上策最善,但是最难;下策已经过多次实践,行之而败,而且容易酿成分裂之祸;只有中策比较适宜,应当重视长江流域的工作。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按照“长江革命”的思路,相继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建立机构,将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为武昌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每有辩议,众咸悦服

宋教仁提出的“长江革命”的思路,与孙中山长期坚持以华南为中心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做法很不相同,但是反清的目标是一致的。从后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直至清帝退位的历史实际过程来看,这一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宋教仁的革命策略以及革命思想,是与他过人的钻研精神分不开的。在日本期间,宋教仁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有意识地学习政治、法律方面的新知识。

他先后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特别注重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议会等的研究,翻译了《日本宪法》、《一千九百零五年露(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著述。

他在日本阅读的历史、地理、传记、哲学、伦理、政治等书报达300多种,译述达60万字。在留学生讨论社会问题时,“每有辩议,独钝初能本末悉举,众咸悦服。” 这为他成为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奠定了基础。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有两个突出特色,一是坚持法制,一是坚持责任内阁制。

议会政治的坚定信仰者

在法制方面,他精研过西方和日本的法制思想,特别重视法律、尤其是宪法的建设,他在辛亥革命中起草《鄂州约法》和湖北军政府的各种法令、文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起草民国官制,主持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

在政体方面,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民权的立宪政体”,以建设西方式的“议院政治”为目标。他坚持主张责任内阁制,希望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总统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而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是造成“议院政治”的前提,“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要实行内阁制,就必须有完善的政党,“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为了从根本上制约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宋教仁发起组建了国民党,成为民初最大的政党,希望依靠这个党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

他到各地宣传国民党的纲领,鼓吹自己主张的内阁制,反驳政敌的非难。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夺得众、参两院870个议席中的392席。

“宋案”与革命再起

1913年3月20日,正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有利形势时,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乘火车从上海回北京,晚10点多,在上海车站遇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教仁遇刺案”。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和国内许多人士一致将袁世凯视为主谋者,黄兴作挽联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为此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再度开展讨袁的武装斗争,“二次革命”随即开始,此后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宋教仁坚守议会政治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的条件,但仍有积极的意义。他执着地认为,民主宪政是最优越的政治制度,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最有力武器,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只是后来的历史没有给予这种理想实践的空间,近代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较“力”的时代,而非较“理”的时代。宋教仁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宪政理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斗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如孙中山对他的评价:“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文︱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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