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新流派（New Genres）教授的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在上世纪90年代时因行为艺术而出名——她的行为艺术幽默且犀利地批评了艺术界中各种机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2012年的7月13日，她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SFMOMA）的中庭里表演了她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之一，“Official Welcome”（2001）。这场表演的“恶名”来自于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脱下衣服、赤裸着身体继续发表演讲的时刻。《Bad at Sports》的供稿人Patricia Maloney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的助理策展人Dena Beard在表演后对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进行了专访。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
Patricia Maloney：你的名字代表了这样一种行为表演，它挖掘了女权主义和经济结构的问题，最为显著的是对塑造着各种机构的文化与经济权力结构进行了特定场域的批评。这些元素在“Official Welcome”这场表演中全都表现了出来，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它开始说起。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我是在2001年的夏天构思出这件作品的。它以一个首先介绍了一位艺术家、接着艺术家做了发言的情形展示出来。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艺术家在做报告、领奖、或是在展览开幕式上讲话等等。这种讲话的内容有时是由收藏家或艺术经销商事先安排好的，但更常见的是策展人、博物馆馆长、评论家或是历史学家为其写稿。
在我完成表演和其它工作的同时，我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我观看过艺术家和其他人的演讲，听过MoMA档案馆里的各种演讲录音，并且读了许多艺术家的专访（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声明及与其有关的各种文章）。我将这些资料整合成了一个“剧本”，它涉及到了8组不同的艺术家及介绍艺术家的人。
“May I Help You？”
[视频]Andrea Fraser - May I hel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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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1年的行为表演“May I Help You？”中就开始使用这种结构。在那件作品里，我总共换了大约6、7次身份。那件作品的想法是要呈现一个范围而非不同的角色。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建立了一个关于社会场域的理论，也就是按照各个立场之间的关系动态组织的社会空间。它们通常都是按照不同的价值（比如经济价值或艺术价值，或是Pierre Bourdieu所谓的“社会资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层次构成的。
以“May I Help You？”开始，我在我的许多作品中都希望要么通过装置或印刷作品、要么通过表演来视觉化地呈现这些存在于社会空间不同立场之间的关系之中的非常抽象的结构。“May I Help You？”里呈现的立场是一系列非常典型的姿态，同时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我们与艺术品、文化甚至是其他人的关系。
“May I Help You？”尝试在一间艺术画廊或是一场艺术展的框架中表现一种社会领域，而“Official Welcome”则是要表现艺术家在艺术界里所可能处于的各种立场。我以想到的特定的姿态、以及每一类对应的不同艺术家开始我的研究，比如在理论上受到了影响的政治艺术家，社会型的艺术家等等。在2001年时，这些都是作为艺术家的非常具有识别性的姿态，而每一种姿态也都伴随着特定的论述内容和关系。
这就是我创作“Official Welcome”的方式。我同时还开始思考常常“出没”于20世纪艺术——尤其是先锋派的传统中的意义深远的矛盾：也就是艺术家与艺术、艺术机构、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的爱恨交加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许是制度性批评的核心。
“Official Welcome”
Patricia Maloney：当你在SFMOMA呈现这些不同的立场时，我被你的模仿的机敏打动了。每当你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时，必然会出现立即就能被识别出来的转变。既然你构思的只是立场而非角色，你是如何练习那种模仿以生动地表现这些角色的？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我只引用了一个我曾经亲眼见到他发表演讲的人，那便是艺术史学家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他是我18、19岁时的老师，给我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我还听过其它的演讲音频记录，但并不是说我打算表演出这些人物来。
我所“扮演”的许多艺术家都是“混成品”。有一部分人物的原型几乎是同一个艺术家——比如达明安·赫斯特——尽管语言和用词都是来自不同的资料。而且我从来不会尝试去用英国或德国人的腔调说话，我不打算做那种类型的特性描述，我主要是要捕捉到身体和态度方面的东西。
我发展这种类型的行为表演的方式便是以语言开始。当我完成“剧本”之后，表演基本上就固定了。嗓音、态度以及情绪都会准备就绪，很难再改变。因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它不同于演员对剧本的琢磨。我的表演有一种有组织的感觉。当然，它同时也以我自己在艺术界里的经历为基础，而这也是我在创作这类型的作品时会处理的东西。
“Official Welcome”
“Official Welcome”
Dena Beard：我曾经和两位艺术家一起观看过你的表演，其中一位也是做行为艺术的，另一位则主要处理声音和口头语言。于是他们中一个只关注表演的品质，另一个则只关注语言。我对Rosalind Krauss（译者注：美国艺术评论家、理论家）的同义重复感到失望，对一种多以行为为基础而不那么讽刺的语言感兴趣——我们可以用这种语言来讨论艺术，它带有相似的辩证观点。但结果是，我既在行为艺术里投入了许多，同时也在语言的理念里投入了许多。
事后我们谈起观看的那场表演时，做行为艺术的那位艺术家对表演中的讽刺感到失望。而重新研磨了你的表演的东西正是你脱去自己的衣服；那个时候它才演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否定，但同时也是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包容。语言在那个时刻破裂了，同样破裂的还有观众将自己与表演联系到一起的可能性。与观众的联系从分离转变成了参与。而语言本身在表演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你对此是怎样看待的？你的表演从2001年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表演中有的部分是我想要重写而无法重写的。也有一些部分是我一直都不太满意的，但要改变它就意味着要回到初始的信息资料——因为我不是仅仅重写它而已。因此语言是没有变化的。
“Official Welcome”
Patricia Maloney：在打造这些姿态、打造这些作为研究过程一部分的角色时，我想要知道感情移入在什么时候开始对每一种姿态起作用，尤其是那些艺术家可能处于的矛盾的姿态？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我之前有一次在表演“Official Welcome”时，下面的观众说，“噢，这是一种如此伟大的焦土策略（scorched earth）！”有一个带有戏剧背景的观众则评价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演者，但是你在一个完全关于移情、事实上却又丝毫没有移情的表演环境中进行表演。”不管怎样，这也是人们对我的表演的感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Official Welcome”是为数不多的我还在继续表演的作品之一，这部分是因为它在情境上是特定的——而不是场域特定。当然它也在改变，因为艺术界在发生改变，但同样也因为我的立场正在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与识别和合理化尤其相关。最初我在编写“剧本”时，我不是太注重它是否合理，但是现在我非常看中这一点。就我自己与识别的关系而言（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关于这一点的），我现在的立场与我在2001年的立场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我现在的表演和之前的表演是不同的。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当时大部分的立场都还存在；而且在表演中组织或是表现了这些立场的语言也依然是完全相关的。
从“Official Welcome”开始，我就一直在尝试超越一系列感觉像是继承而来——但同时也参与并且发展过的策略，它们在80年代时界定了许多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艺术实践的东西。很少有我们认为重要的艺术实践不是通过借用、伸延、再构造、替换或疏远的策略发挥作用的。尤其是在过去的数年中，我开始意识到这些策略并不是解决方式的一部分，反而通常是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在艺术领域内通常会以疏远实际上非常直接和物质化的东西为结局，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实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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