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景芬
一
一般而言，中华民族现在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浅薄时期，主要特征是缺乏文化的原创性。造成这一特征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之间在科技、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发展水平的巨大“位差”。时代因史无前例而深刻，又因步西方发达国家后尘而浅薄。实时势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由于开放的意义是以引进西方的科技和资本为主，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有些类似二战之后同样浅薄的日本（注：二战后的日本处于“模仿的时代”。参见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在古希腊时期，最高的学问是哲学，最大的学问家是“哲学王”。但自近代以来，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知识迭出，专才凸显。哲学已经包容不了膨胀的知识，好多知识体系从哲学中分化了出去，自立门户，成为科学。哲学似乎从原先至尊的地位演变成了知识的一个门类。它与其它知识的关系就不是高、低之分，而是同、异之别，从君临其上的“高度”变成了侧身其中的“角度”。在自然科学领域，大到宇宙，小至分子、原子或“基本粒子”，由大而小的不同层次，研究内容都是无限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到全球问题，小到乡村，不同层次的研究内容也是无限的。正象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注：《管子·心术上》。）而在哲学领域，人们习惯上更加关注体系的博大，理论的深邃，概念的抽象，远离情感，等等。这种看法并不全面，这里暂不旁涉。
哲学的创造时期，一般在一个具有新的实践内涵的时代的结束，有理性的凝结或沉淀，集时代之大成。象黑格尔所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当哲学带着它的抽象概念出现，用灰色的颜料绘灰色的图画时，青年人有生命的新鲜朝气已经消逝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而在一些“行动的时代”，例如在伴随社会政治危机而“经世致用”观念活跃的时期，一般不造就哲学，只是培植造就哲学的土壤。文艺复兴是一个“行动的时代”。“文艺复兴不是在哲学上有伟大成就的时期，但是也做出一些事情，对伟大的十七世纪来讲是必要的准备。”（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1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同样，当今也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这个历史的浅薄期也不是在哲学上有伟大成就的时期，但我们的实践对伟大的二十一世纪来讲是必要的准备。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几度被标榜为“深刻”的创造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深刻的社会变动，依当时的范围堪称是一场“国际动荡”。伴随着时代的转型，思想界也异常活跃，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为后来者创立了各类思想的原型和基石。就象天体物理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经过原始的剧烈变动，使天体奠定了基本的空间格局和秩序，其后的宇宙发展就只是这一秩序的自然延伸。
中国近代史之“深刻”性是被动的，在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千年王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被中国皇朝奉为圭臬的千年孔孟经典的冲击几乎是摧枯拉朽。经先进人物的介绍与加工，传统文化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奇怪地搅合在一起，不体不用，不伦不类，貌似翻新，实无所沉淀，“称不上什么独创性”（注：景芬：《哲学与文化》97页、13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我们不否认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仍可产生先进的思想的论断，但不同意传统教科书的例证，如落后的德国仍可产生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等。因为马克思不是偏居德国一隅去进行思想的，他游历的范围及涉猎的资料使他获得了某种世界的、起码是欧洲的眼光。但是，身在落后国家，对于认识的主体而言，毕竟存有难以逾越的落后民族的“情结”，使其在进行反思时往往底气不足。尤其对象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民族国家而言，更难超越空间的、种族的局限，一下子获得国际的、洲际的发话角度及全球意识。严复是近代史上学贯中西的最先进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体系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冲击下的变形，新颖而不深刻。因此，他有对西学卓越的阐释和评论，却无哲学的创造（注：景芬：《哲学与文化》97页、13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十年文革的“深刻”性是自封的。它号称“史无前例”，以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论”和“儒法斗争论”为划时代之理论贡献。实则，阶级斗争成了以“小官、学生、工、农、兵”为一方，对以“大官”为另一方的革命（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1976年5月16日）。）， 完全陷入“农民自古就有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特殊地位的憎恨”（注：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5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一古旧的农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中。同反映上层与下层之间矛盾的“阶级斗争论”不同，“儒法斗争论”是反映上层内部的矛盾的。从学理意义上，文革理论以先秦时期的儒法斗争为中轴贯串古今，未尝不可以作为理解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的一条线索。甚至，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可以勉强装在这个套子里，赋予其加深对现实问题理解的历史感，以作为人们体验社会现实的心理回应。然而，儒法斗争这个古代命题一旦被附会于现实政治目的，就立刻变化了其客观意义，从而被大众视为玷污真理的笑柄。何况，以儒法分线，以忠奸分人，其终极关怀只是使政治相对清明，却丝毫触动不了旧体制的根基。真正新体制的萌芽，在于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扩大而最终出现的政、企关系的裂变上。基于这一点，那条在文革中被批判和要打倒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是隐隐闪烁着新体制的影子，它在六十年代的逻辑延伸，会使中国更早地展现八十年代改革的形象。只不过，对比八十年代，那时有着更丰富的精神资源可资利用，包括“英雄时代”的民众向心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世俗儒风，未经文革践踏的道德纯朴……等等。总之，文革从形式上看是近代史阶级斗争的继续，从内容上看，则是以现代化运动为底蕴的近代史的反动。那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度光怪陆离的海市蜃楼，根本不是什么创造，而是封建幽灵的回光返照。
当今改革的深刻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变迁的再接续，只不过国家主权形式变了，从被迫开放到主动开放而已。中国的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引进战略实际上在经济领域内认可了资本的自然流转，包括生产与增殖过程。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原先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平均原则逐渐让位于适应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人们消退了文革时期的那种盲目的崇高感，从理想世界的“高峰”忽而落入现实生活的“低谷”。以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为杠杆调整社会生活，西方世界已进行了三个世纪之久。在精神生活领域，来自西方的物质文化正急剧地化解华夏民族的儒家文化，并且挟带着工业和科技，冲击着维系儒家文化的血缘、地缘纽带和伦理关系，并大面积地感染着青年一代。这是时代浅薄的最根本原因。当今中国，实践远比理论要丰富。为此，“当今时代不是‘知之惟艰’的时代，而是‘行之惟艰’的时代；不是理论的时代，而是实践的时代；不是‘主义’的时代，而是‘问题’的时代；不是宏观哲学的时代，而是微观经济的时代。”（注：景芬：《哲学与文化》97页、13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一个“走来走去”的时代，而不是“反思”的时代（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这一时代特征决定了哲学收获的丰歉以及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
二
自有阶级的历史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来就是以“群体”为本位的。象儒家学说的“五伦”等即是建立在“血缘群体”或“地缘群体”之上的道德行为规范。近代史的志士仁人及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都试图突破旧的桎梏，但由于封建基础的雄厚，诸多革命及改良的设想，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只闪烁了瞬间的光亮，即消逝在封建统治的漫漫长夜之中。建国以来，表面上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观念仍是群体意识，而且，只要经济基础不发生变化，这一群体意识很可能又成了封建意识的故态复萌。文革即是例证。
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基础性的裂变。
随着商品经济同建立在低生产力水准上的产品经济二者之间的日趋分化，建立在这两种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道德也在迅速分化。社会出现了两种道德导向：
产品经济道德导向——无私奉献
商品经济道德导向——自我实现
产品经济：由社会而不是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以联合劳动和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个人劳动变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产品不需要经过交换而直接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它以群体为本位。适应于这种经济状态的伦理道德是“无我”的，因此，“无私奉献”就成了产品经济的基本道德要求。然而，产品经济原本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才有的经济秩序，如果在低生产力社会里确立这种秩序，那么，加入这一秩序的每一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必须是“苦行”。
商品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经济形式，商品生产是专门为交换进行的生产，商品交换是商品的互相转手和让渡。商品，即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在交换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适应于商品经济的道德要求是“自我实现”。
以自我实现为道德导向的商品经济价值观同以无私奉献为道德导向的产品经济价值观使维系我们社会体系的大一统的价值观首次发生了一道缝隙。商品的原始萌动，开辟了人们另一个生活空间，市场使人激越，经济活动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亿万民众从产品经济的田园诗画一下子被甩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角逐场。经济生活的法则立即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政治权力，人际关系，社会伦理，精神生活，无不带上价值的电荷，青年一代的价值观迅速演变，社会价值观正趋向多元化。在社会生活的下行领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注：《老子·十二章》。）纵欲，寻求刺激，成为一种时尚。流俗的东西风靡社会，反映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学艺术大批的低于生活，且充斥市场。许多人离“书”而去了；儿童辍学，文人下海，大学生经商，大学教师跳槽……这诸多现象已成为新闻界不断报道的主题。“难得糊涂”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即以书论，文革中流行的是扼杀人性的“左”书，当今书摊上流行的是刺激人性的“性”、“武”之书，而在幕后非法赚大钱的是淫书。诚如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培根所言：“时间就象一条河流，它给我们带下来轻的和膨胀了的东西，但是那些重而坚固的东西都沉没下去了。”（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4页，商务印书馆1975 年版。）希求高于生活的哲学家被冷落了，知识被冷落了。
在两种经济秩序日益深化的交替和转换时期，人们的精神仿佛忽然陷入混乱状态，在莫衷一是的迷茫中，有的人甚至还隐隐怀念“文化大革命”狂飙时代那整齐划一的思想秩序。混乱，秩序；由秩序引起的混乱，否定秩序而带来的秩序。人的精神也随着社会的起伏而起伏：文化热几度迭起，传统文化先是被贬抑，后是被崇扬。“新儒家”再次泛起，“多元论”方兴未艾。在道德论坛的后面，一批“大款”默默地膨胀了自己的财富，他们用商品或货币这无声的“道德”感染了社会的一切。在精神领域，人们忽而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惆怅。世俗的追求，无法升华为民族的精神；纯正的理念，又脱离大众心理及生活的一般常态。精神塑造不论是附就现实，还是超越现实，都已不能化为“英雄时代”的“太阳能”，更不能获得令人神往的“向阳效应”。在两个吮代的交替时期，我们几乎捕捉不住为众人所共同崇奉的道德楷模和偶像，就好象我们在《红楼梦》大观园里找不出自己的楷模和偶像一样。今日的典型，不符合昨日固定在我们头脑中的一般理念；昨日的理念，又脱离呈现在今日的社会现实。有些产生于产品经济时代的经久不衰的所谓典型人物，就象木制金雕的塑像，看来臻于完美，却又抽掉了主体灵魂。尤其相对于今日的商品经济而言，他们即象是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山中高士，似乎适应于任何时代，又同眼前这个时代严重脱节。高风亮节为党性所认可，潜修苦行又为人性所否定。无产阶级豪情，总难激越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小资产阶级情调，只能沉淀为个人的怨艾和愤懑。各种令人晕眩的社会现象，对照凝固在中老年人头脑中的那些古老原则，如同隔世，恍如梦幻。传统意识形态面临空前的挑战。透过纸醉金迷的商品往来，透过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透过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粉黛，我们终于窥见了时代变迁时期的社会矛盾聚光点：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分化的社会表现是权力与资本的分离，而其尖刻的理论表现则是特权与法权的对立，以及适应这一分离的两种道德导向：无私奉献和自我实现。
由于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群体的发育成长，在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政与企，权力与资本，正在发生二元裂变。在这场裂变中，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迅速向两极分化：权力导源于政治，资本产生于经济；权力要求忠诚，资本讲求效益；权力强调德行，资本重视才能；权力立足于群体，资本诉诸于个己；权力号召人们“无私奉献”，资本要求人们“自我实现”；权力的集中把意识形态硬化为行动戒律，资本的分散则把意识形态软化为舆论宣教。通过裂变，社会将诞生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环境中，“无私奉献”信条，在某些人手里有可能变成了面具或招牌，从原本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生发的超然的无产阶级性退缩到狭隘的人性，通过隐型剥削，由“大公”而实现大私；而“自我实现”价值观，却可能成为体现社会相对公平，以资产阶级法权为准则的价值尺度，经社会化，由大私而实现大公。一部分农民及市民生活在“过去”，怀念产品经济时代那平均主义的田园诗画；一部分知识分子生活在“未来”，憧憬深化改革，进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取得参与竞争的平等的社会条件；一部分政、企官员生活在“现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沉湎于“吃喝玩乐全报销”的迷蒙之中。蠕动，扭曲，翻滚，整个社会在过渡时期的阵痛中诞生秩序。用古希腊哲学家的话说，这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以个己为本位的价值观正在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还在游移不定，哲学家反思的时期还远未到来。
三
行动，经世致用，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主导价值取向。这一代人，在人生的成熟年历经十年文革和十年改革。这两个方向相反、逻辑相悖的十年是一部浓缩的社会历史，催人早熟，造就一代特殊的认识“主体”。
客观世界依认识主体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光泽。行动的时代，决定了知识分子行动的特征。
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既不属权力实体，又不属资本实体，不是体，而是魂，是某种精神力量。“魂”须附“体”，方能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有志于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依“体”而设计自己的实践走向。
何为“体”？革命时期，社会表现为阶级冲突；建设时期，社会表现为阶层交融。我们习惯于把当今社会划分为权力、资本、知识、劳工四大阶层（注：张景芬：“改革沉思录”，《青年思想家》1989年2 期。）。解放前，社会任务是民主革命，革命要行施暴力，行施暴力的主体是工农群众，工农群众的力量在于拿起武装。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任务是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那个时候，历史任务是革命，是砸碎旧世界，颠倒整个社会，再建新的社会秩序，而实现砸碎和颠倒这一革命任务的主体是工农群众这支庞大的批判武器和物质力量。因此，知识之“魂”附着于工农之“体”上，通过“压低在上的实现平等”，加速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时期，社会任务是和平建设，历史赋予时代的使命已不是革命，而是社会改良，即改革旧的体制，变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行施社会改良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的力量在于操起资本。即以下两个序列：
民主革命——暴力——工农——武装
社会建设——改良——企业家——资本
尽管武装在原初可能“来源于掠夺、抢劫、海盗行为”（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资本论》第1卷83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但是，武装和资本一经形成，便是中性的。武装，既可以被用来打土匪，也可以被用来做土匪。资本，既可用于扬善，也可用于为恶。承载这后一个历史使命的主体——企业家阶层支撑着经济建设的骨架，决定着经济生活的沉浮。从社会意义上，他们“独当三面”（注：张景芬：“改革沉思录”，《青年思想家》1989年2期。），即同权力、知识、 劳工有着最广泛而直接的联系。更重要的，企业不仅仅生产物质，创造价值，还生产和创造现代社会的法则及价值观，提出对阻碍建立这些法则及价值观的社会改革要求。这些法则、价值观及改革要求扩而大之，就是整个工业时代的规范与道德。作为企业家个人，身上还带有旧体制的某些弱点，甚至污泥浊水。可是，企业的盛衰，维系着国计民生之本；企业家的发育，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成败；他们的意志及意愿，曲折地反映和传导历史的必然逻辑。这个逻辑，尽管在个体私营企业，尚未争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在乡村企业，还没完成文化的跃迁，没挣脱黄土地最后的拘滞而走出农业文明沉沉的暮色；在国营企业，尚未从体制上完成产权革命，从而实现庞然大物最后的苏醒；在三资企业，还没能使适应于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化，从而成为适应中国需要的产业规范。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总有一天，它会经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精神的锻造而完成历史的跃迁，通过思想上的代言人和政治上的代理人将其上升为理性与法典。政府权力、企业财力、学府智力，三者的有机结合是社会趋于成熟的标志。知识之“魂”须附着于资本之“体”上，通过“抬高在下的实现平等”，方能有效地推动历史。知识分子要行动，为抓住历史逻辑的载体而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求索。而非“魂”不附“体”，游离于正在变动着的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之外，甚至排斥社会生活，脱离现实，向壁虚造，甘愿去做“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发现和启动企业家阶层，是和中国民主革命发现和启动农民一样的伟大事业。
儒家在历史上的“经世致用”须靠外缘，即“王者”，因此无论顾炎武或黄宗羲都要有所“待”。从历史上看，儒家所期待的“王者”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注：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今社会改革的主体不是从天而降的“王者”，而是伴随商品经济自然产生的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的理性力量同他们的改革要求恰好互为表里。
四
形势若兹，一代学子何去何从？行为知源，知为行理，公理昭昭，尽人皆知。静态地用两分法分析议论一番，貌似不偏不倚，允执厥中，实则老生常谈，空洞无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公理须置于动态的社会背景下方显其主导倾向。
当今社会的实践远比理论要丰富，已如前述。这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专业走向和价值取向。不光如此，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转变社会风气，反腐败，道德重建，仅靠知识之魂的呐喊是不行的，尤其在当前人们趋商抓钱、知识受冷落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秩序和道德的重建，更要靠社会物质力量，特别是资本之“体”的实践创造，他们是建设时期的中坚。“魂”与“体”合，方能有效地推动历史。但是，社会毕竟不是标准化的实验室环境，中国企业家的发育，还受到自身及社会条件的局限。从企业家自身来看，这支队伍的大部分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家，而是由党政干部演变而成的“半身之体”。比如，国营企业主是由党政系统派出的官员担任的；三资企业只要以中方资本为主，企业主也是由党政系统委派的；乡镇企业主是由农村基层干部转变过来的。只有个体私营企业主主要来自于民间（他们同“官僚资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社会条件看，以权力为导向的中国改革特色，虽经十七年历程，尚未改变初衷。一方面，社会还没有“知识化”，包括建立规范，实现法制，尤其是尚未实行政企分开。这就使得企业和企业家也不能发育到足以自立，从而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现代企业制度人格毫无拘滞地走向市场。政府行为不规范与企业发育不成熟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又恶性循环。只要完不成这一裂变，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规范就建立不起来，即社会达不到知识化。另方面，知识还没有社会化，灵魂附体，知识同企业家相结合，知识分子尚未达到意识的自觉。自觉，不是为企业家掩丑溢美。是结合，而不是迎合；是交融，而不是混同。通过切入社会生活，真正达到与企业家之间的水乳交融，塑造起一代新社会体制的人格代表。
如此说来，企业家阶层能否发育成熟受两个方面的牵制，一是官场，二是市场。当代企业家在二者之间搞动态平衡。由于体制原因，中国的“官变企业家”命系于“官”，所以其主要行为导向是面向官场的。而企业须有效益，要在竞争中立住脚跟，又必须面向市场。过多的导向官场，走入极端，则淡化了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本能追求；而一味导向市场，在现行体制下，对一些素质不高的企业而言，则有可能致使秩序的紊乱。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队伍的成长发育，还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一旦广大企业家无体制问题的软、硬约束，一心一意地走向市场，则市场上的一切都显示了固有的价值。广大知识分子各种各类的知识也都有了用场，知识分子彻底解放的意义也正在这里。而不必非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一种社会号召，知识分子也不必仅仅希盼长工资、提高待遇等等这些来自“上面”的垂青。且不说这个阶层十年文革“反动”，十年改革“受穷”，也不必说这个阶层当今只是居于权力、资本之后的社会“第三等级”。一切都将经过市场的“涤罪”而重新排列价值。
“这是最美好的时光，这是最糟糕的时光；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拥有一切，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正通往天堂，我们正奔向地狱。”（注：译自Charles Dickens：《A tale of two cities》，牛津大学出版。 ）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恰好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特点发生共鸣。我们面临美好与糟糕、智慧与愚蠢的选择，在信仰与怀疑并存、光明与黑暗共生、希望与失望消长的特殊历史时期，哲学的贫困正是时代变迁的代价。哲学的创造还只是雷声，而不是雨点；是风头，而不是浪潮。知识虽然暂时尚不能凝结为哲学的伟大成就，但可以为产生伟大成就的二十一世纪作必要的准备。
没有哲学，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收获。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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