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美协主席走进798国画联展”的消息在当今热闹纷呈的艺坛上本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如果从中国官方美术体制的延续和当代艺术的发展格局这两个角度来看，其中显示的信息却不容忽视。艺术评论家朱其在其微博中指出：“‘百位美协主席走进798国画联展’，意味着798国进民退的开始，以及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告一段落，它以当代艺术自己不争气的商业化、媒体和资本的无知炒作而结束。一切又将由少数人的探索从头开始。这也不是一个坏事，798被国进民退也使伪当代艺术的舞台坍塌。”这一评论是敏锐的，与经济改革三十年之后人们猛然震惊于重大经济领域中的国进民退格局一样，应该引起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人们的思考。
北京798艺术区起步于一批年轻艺术家通过租赁空间而自由构成当代艺术群落，在经济上寻找租金廉价工作空间的行为背后，同时弥漫着的是一种文化游牧的精神气质，具有艺术精神的乌托邦色彩。从当代艺术在中国的萌芽、发展历程来看，798可以看作是在圆明园、宋庄这个发展系谱中第三拨浪潮。不管今天人们怎样吹嘘798如何成为国际著名文化创意园、如何转型为时尚潮流创意的大卖场、如何成为官方与民间共持的北京“文化名片”的故事，乌托邦精神的衰落毋庸置疑，也注定了它的变质与腐朽。
现在，艺术家们在哀叹租金飞涨被迫退出，而有些投资者则已在呼吁政府统一管理、支持股票上市、给艺术家优惠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尽快做大做强”。从实验艺术发展到商业时尚，富人与品牌进来而艺术家走人，这是全世界艺术区的老套故事。但似乎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新剧情和桥段：呼吁政府进来、体制进来、顶着当代艺术的桂冠永远“做大做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才能开始领略“百位美协主席走进798国画联展”所释放的信息。就展览本身来说当然无可厚非：传统国画为啥就不可以？美协主席也是艺术家，为啥就不能在798做展览？如果一个可以为啥一百个就不可以？可以有一千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你无法不让人们从熟悉的中国语境中进行解读。“美协主席”不仅仅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国家体制中等级制度的化身；美协体制所代表的是行政力量对艺术生产的管理，更重要的是，美协体制的话语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所有这些，与798艺术区的初衷理想与精神气质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美协主席在行动，而且是“百名”在一起。两年前有“全国百位省美协主席新疆贺新年国画作品联展”，主办者称“作品全部销售一空”；一年多前“中国百位省美协主席首次在网上办画展”，主办者称“身居要职的他们既是各省、市、自治区美术家协会的高层领导，也是成就卓著的知名画家”。或许还有更多的活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艺术发展格局将出现一种“百名美协主席现象”？
在798艺术区，或许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朝鲜美协主席在去年也在这里举办了他的传统绘画个展，报道说“让观众感到尤为特别”。或许接下来还有哪些“兄弟国家”的美协主席也会来798展览一下？
如果说呼吁政府对798的市场行为进行统一管理、以国家优惠政策把798“做强做大”是属于经济层面上的国进民退的话，是否也可以把美协主席的群体进入以及由此带来的艺术氛围看作是精神层面上的国进民退呢？
有人可能会说，不应把美协主席与体制、艺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但是生活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在今天还有什么现象、什么问题不是与公共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呢？798被树为首都的城市名片，它又有什么理由不敢承认自己与公共政治的关系呢？关于这类问题，汉斯·哈克说的是大实话∶“其实艺术机构是具有政治性的地方。也可以说这是战场，社会上各种思潮在这里相遇”。
按照吉尔·德勒兹的说法，真正的文化游牧者必定是一切行政权力和商业诱惑的编码系统的解码者，是像尼采一样进行永不妥协的决裂和颠覆。更为深刻的是，他认为真正的游牧者不一定是迁移者；相反的是，他们不动，但不断逃避定居者的编码，防止任何的暴君体制的内在复兴。是否可以认为，北京798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商业市场的编码，而且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的编码？
798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从解码走向重新编码的过程。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它顶戴着圆明园到宋庄一直传承下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麦加的光环，但是在它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在残酷的市场法则支配下的自由艺术家的身份编码、等级编码的异化进程。在经历过1990年代初以来的艺术市场化启蒙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看来，指出这种现象当然并不意味着要一味拒斥这种现实逻辑，更不意味着为了逃离这种逻辑与编码而回到官僚体制化的庇护之下。
假如我们把中国当代艺术实验园区的自发产生和健康发展看作是一种公共领域的形成的话，公共领域的核心就是形成自由的公共舆论。
在法国历史上，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前导，公共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对抗官方检查制度，争取言论自由。可以说，“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就在于言论的公共性和自由交流。到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导致财富分配不平衡，国家于是干预经济并发展到干预社会事务，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国家或私人以经济的方式控制传媒，导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民主政治的功能不断下降，对话变为单方面的灌输，文化批判变为消费文化，原先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公共领域不受国家和市场干预——不复存在。
在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曾经有过一段讨论市民社会的热潮，这与后来被引进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讨论有密切联系。对于中国的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总的来说国家和个人是对立的二元模式，虽然也有宗法家族，但并不存在一种像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和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不存在这种具有某种独立性的中间状态的空间；另外，与西方出现垄断资本而中止了公共领域的正常发展的社会语境非常不同的是，中国政治传统上在社会总体控制方面的不断发展直至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公共领域的出现更成为天方夜谭。因此，与西方相比较，中国现代民间思想话语的发育不是在社会结构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完全以地下的、异端的、叛逆的面貌出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以一种政治性的斗争实现。这也恰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所走过的历程——以对意识形态的对抗获得其道德合法性和国际背景。
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美术中的社会批判意识的锋芒直指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并且开始反思主流体制的神话；它还与当时的中国民间思想话语和刊物紧密联系，在时代的思想空间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在798的早期发展中，这样的思想史意义仍然有所呈现，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798艺术区的理想初衷早已消失，原使命已基本结束，这既是无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在迅速实现商业化转型之后，它不再具有任何反抗冲动与努力，但它继续顶着当代艺术中心地的光环。这种或许是798结局中不那么光彩的一笔。
作者系广东美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