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附属”团体Arts & Labor近日在Housing Works Bookstore Cafe组织了一次纽约艺术评论家的座谈会，讨论了艺术批评的工作。《Village Voice》与《纽约时报》的评论家Martha Schwendener以问题“什么是写作的劳动？”开始了这场“圆桌会议”。她与Arts & Labor的组员提出了一次对艺术批评家的工作状态的讨论；艺术批评家们试图消除某些最普遍的谣言，而Martha Schwendener则把这些谣言定为力量、权威和诱惑。接着她向座谈小组们提出了写作如何演变成艺术评论的问题。
《Artinfo》的执行编辑Ben Davis并不赞同将他吸引到艺术评论上的东西只是纯粹的谎言。他首次提及同为此次讨论小组成员的 Walter Robinson曾经建议他不要做艺术评论家。Ben Davis还承认希望有人曾告诉过他关于这一职业的经济方面的事实，但他不同意Martha Schwendener所认为的艺术评论的诱惑就是一个谎言。他很快地指出在美国报酬最高的十种工作应该是那些倾向于“扼杀灵魂”的职业，比如“推销员”。他争论说：“正因为批评的艰难，所以它是某种你会相信的东西。”
来自《Village Voice》的评论家Christian Viveros-Faune提到尽管他是无意识地进入到了写作这个行业中，但他仍然支持Ben Davis的观点。“推销员就像是艺术经销商一样。”他还补充说做评论家向他提供了一次“不需要必要的技巧就能尽可能地接近艺术家”的机会。接着Christian Viveros-Faune提出了两个可以讨论的议题：Steve Lambert与Steve Duncombe写给那些评论了政治艺术的批评家的公开信，以及Sarah Thornton最近辞去了艺术市场评论工作的新闻。
艺术家兼作家Mira Schor直截了当地发言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批评家。我想说一些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她表示她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进入到艺术写作这个领域中的，而且她“是为了各种想法而写，不是为了市场而写”——她选择了自己的目的和基础。她同时还讨论了不同的写作速度，将其花两年时间来为《 A Decade of Negative Thinking》作序与很快地发表一些博客文章做了对比。她暗示称时事性与及时性是她作为一名作家的产物的因素。
来自《纽约时报》的Ken Johnson承认以评论家的身份为生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并不可行，但是当他在奥尔巴尼写批评文章时，他说：“人们注意到了我是有天份的。他们可不会这样看待我的艺术。”他同时还将以写评论文章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种情况描述为开始受职业控制的一个方面。前任《Artnet》杂志编辑的Walter Robinson肯定了他的这个观点，并称虽然人们也许会相信自由意志，但它根本就是一个错觉。
《Art Fag City》的创始人Paddy Johnson表示自己曾做过艺术界里其它类型的工作，但它们都教会了她“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懂得更多”。她解释说做一名艺术评论家需要“在公共场所中学习”：作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东西是能够表达一个观点并且阐明为什么你会坚持这个观点。来自《Creative Time Reports》的Kareem Estefan虽然是一名音乐评论家，但他也曾经学习过艺术评论方面的东西。他将自己的创作方式描述为“首先搞清楚范围，然后再找到入口”。对他来说，“艺术评论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空间，”这与其它类型的报道、写作是不一样的。他也是第一个指出评论家的高级职位与全职工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的人，“似乎自由职业成了唯一的可能性，”这与兼职教授的情况类似。
Walter Robinson则称自己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评论家。杂志向数字化媒介的过渡“让他变成了一位明星”，然而“后来他们却关掉了杂志”。Walter Robinson将谈话内容带回到了Sara Thornton的辞职上，称赞她“聪明、真实、敏锐、深刻”，但自己却并不同意她的决定。他认为如果将艺术市场比作一场戏剧，那么对它的报道就像是在写一篇关于明星的新闻并以此来发挥作用。他批评Sara Thornton并没能深入地分析市场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对艺术评论在这个选举季没能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感到惋惜，而这种惋惜更加放开了这次座谈会。
随后人们的讨论转向了选举政治。Ken Johnson回应称公然地表明政治立场会带来麻烦。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说服在座各位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观点，而他对聆听其他评论家的想法也没有兴趣。之后他指出自己持有反对毒品战争的强烈的政治立场，然而这需要读者从他的文字中去“破译”。
在提及Steve Lambert与Steve Duncombe的公开信时，Martha Schwendener表示自己曾与Steve Lambert谈过关于第二人称的使用以及代表所有评论家这一问题本质。她回到了关于她开始进入艺术评论界时的问题，并且将其描述为是一个让她了解了自己更擅长解释艺术而不是实践艺术史的过程。她说：“主流的艺术评论提供了一批与我在《October》工作时的不同的观众，这似乎限制了我去交流的能力。”
“政治化的评论很棒，”Ben Davis说。然而“你不得不写到环境，而环境往往都是政治的。”Mira Schor提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模型，并补充说她曾经从政治角度分析过画廊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这反映了收入不平衡等更广泛的问题。
从左至右分别是：Ken Johnson，Ben Davis，Mira Schor与Kareem Estefan。
来自《Creative Time Reports》的Kareem Estefan简短地谈论了他在NPR的经历：在NPR，员工的工作兴趣不得不与围绕某一特定主题的传闻、谣言相吻合。Kareem Estefan还暗示对激进主义的描写也许会被归为充满了审美问题的孤立的世界，因而对政治艺术的效力造成伤害。
《Village Voice》的评论家Christian Viveros-Faune在回到写评论文章的报酬较少这个方面前观察到了这场座谈会似乎是以将评论家看作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想法为中心进行的——这允许了“选取一个主题，然后尽可能多地通过艺术家或是艺术作品这个镜头对其进行讨论”。他同时还认为“当理论瓦解为论述的主要模型时，这就给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次去讨论的机会”。最后他推论人们读评论文章并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判断，而是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洞察力。
再回到政治的问题上来，Ken Johnson称自己刚看过一场关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黑人艺术家的展览，展览的关注焦点在于团结和身份。他将对团结一致的需求与占领运动当前的“召唤”做了对比，然而却发现这对那些渴望从这一团体中获得自治权的评论家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位置。Ken Johnson认为团结运动实际上会限制你所能表达的东西。这与Martha Schwendener同时是Arts and Labor及Occupy Museums里活跃的成员这一事实有些不一致，不过Ken Johnson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Paddy Johnson表达了她对自己与苏富比的艺术品搬运工们的合作的效力缺失感到遗憾——他们致力于为罢工的工人创造更积极的结果；但最终她的报道和请愿书并没能提高拍卖行里那些加入了工会的工人的长期福利。艺术品搬运工们签下的合同只能保障他们现有的工作，而不聘请新的工会只能逐步淘汰所有的工会人员。
Martha Schwendener尝试通过“有利于我们的一面是？”这个问题来将讨论带回到评论家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上。Mira Schor则回应说以无赞助的身份写作也许可以保障自由，而她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同样没有收到报酬。她对也许可以被称为是“积极性经济（economy of enthusiasm）”的剥削性质感到疑惑。Ben Davis则反击称艺术评论家的工作可以允许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工作状态。
来自观众的第一个问题则回到了评论的技巧上：一位教授将其与性行为做了比较，“每个人都会做，但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做的。”Martha Schwendener回到说：“就是不停地写、写、写。”这让我联想到了Jerry Saltz给艺术家提的一个建议：“你不能通过一个问题来思考你的方式；正如John Cage所说的那样：‘工作来源于工作。’”Martha Schwendener继续将写作描述为一种实践，并指明法国作家和批评家Diderot出于“艺术评论是一种未经审查的、可以发表政治性论述的形式”这一原因而对其进行了实践。她对年轻评论家的忠告则是“努力地去实践”。
第二位观众质疑了先锋派“非凡的天才”这一“神话”，另外他还想知道艺术评论“糟糕的局面”是否可以归因于“集体性艺术创作”的缺乏。Christian Viveros-Faune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说：“艺术评论局面糟糕的真正原因是其与读者、与大体上的文化的分离。”然后发问者追问到：“你的读者是？”Christian Viveros-Faune则回答说：“任何足够聪明到能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接下来出现了其它关于观众与读者的讨论，Paddy Johnson评论说由于网络上处于合适位置的博客的质量，“艺术的‘书呆子’们如今可以有许多选择”，这也许能解释艺术评论的每况愈下。
接着有观众询问了关于工会或者说是联盟对评论家来说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Mira Schor回答说自己从来没有加入过某个工会，这部分是由于担心某种苏维埃风格的控制。这个回答引发了Arts and Labor成员的争论，他们大声地喊着“为什么？！”这大概就是体现了这场座谈会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分歧的时刻之一。Mira Schor反问既然评论家这个行业缺乏资金，那么他们组织成工会又能做什么？Kareem Estefan表示自己对Mira Schor的答案感到惊讶，并且设想了几种工会也许能够支持评论家发展的方式。Martha Schwendener也对Kareem Estefan表示赞同，而某些评论家则称自己已经是相关专业协会的成员了。Ken Johnson则表示自己之所以热爱评论是因为“它们充满了各种想法，尽管也许不能给出必要的答案。”
Arts and Labor的成员Blithe Riley则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谈论集体行动？”这是因为她从占领运动中得知“集体行动是一种政治姿态”。最后她还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使情况进一步政治化？”对此，Mira Schor回答说评论性的社群和团结似乎只是暂时的。她称团结的群体会在他们完成了一件事或者发表了哪怕一篇文章时就认为这是一种成功了——这是由维持一个集体的难度系数决定的。Ken Johnson则提到了围绕某一特定身份的团结——比如说黑人——形成的展览，这样的概念会让他变得更加仔细，而且不太愿意去批判“那种艺术的道德正义”。他还认为团结运动和行动主义似乎“就是为了抵制批判而设计的”。他的观点引起了某位观众的强烈回应，后者认为女权主义和占领运动需要真正的批评，而且类似的运动也应该足够强力去接受批评。
观众的第四个问题又将讨论带回到了自主权上：“你们能自己选择主题吗？能为自己顶下计划吗？”Christian Viveros-Faune表示在《Village Voice》，他可以为自己拟定计划，但他会选择那些他认为对自己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很重要的博物馆或是大型画廊的展览进行评论；而在《The Art Newspaper》情况却截然不同。Ben Davis则表示：“越是商业化的出版物你能控制的东西就越少”。他之后的观点则又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回应：他不喜欢“艺术工作者”这个词语，他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类别，同时也是一个错误的庇护体。他称艺术的改良需要“从物质实体开始，而不是某些朦胧的想法”。他还称在过去5年中，博物馆观众几乎是“80%的白人与5%（甚至更少）的黑人”。而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也基本上都是白人。观众在性别和种族方面的差异倒没有这么大。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附属”团体Arts & Labor近日在Housing Works Bookstore Cafe组织了一次纽约艺术评论家的座谈会，讨论了艺术批评的工作。以下是来自《Hyperallergic》的William Powhida对在这场座谈会期间提及的问题的思考。
Arts & Labor的成员Blithe Riley坐在观众席中，他对人们提到的“有些反常”加以了评论。这强调了Arts & Labor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志向的分离，以及艺术评论所扮演的常规角色。
我早已经在《Brooklyn Rail》了解到了艺术评论的实践，还曾与Walter Robinson在《Artnet》合作发表了几篇评论，因而我认可许多在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主题。在《Brooklyn Rail》，评论员们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去报道、评论他们感兴趣的任何展览，但却不会为此获得报酬。尽管我从这种评论艺术的自由中获得了极大的个人满足感——正如Ben Davis所指明的那样——但这终归是无法支撑的。难怪许多撰稿人还身兼全职或是兼职的教师身份。然而也如艺术家兼评论家Mira Schor指出的那样，评论理念而非市场（或者说不是为一个能够支付薪酬的市场而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在《Artnet》的经历就非常不同：Walter Robinson需要评论中有大量的描述性语句及价格——看起来他似乎不那么关心创作理念；而我发送给他的最终评论稿则被弃用了，稿费100美元——我当时写了一篇关于艺术家伊娃·苏斯曼（Eve Sussman）的文章，评论其带有反馈回路的音频作品与她在惠特尼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89 Seconds at Alcaz”中的照片的布置有些关系。
在没有报酬——这是一种正在逐步发展的艺术实践，它将艺术评论融入到了作品之中——与《Artnet》施加的市场压力之间，我决定放弃这样的实践。后来在前往某个展览的时候，我在阿卡利亚大学碰到了Mira Schor，她告诉我说她已经不再写评论文章了，因为她不想参与到“那样的事业建设中”——这也是座谈会里没有讨论到的艺术评论的另一个基本功能。无论艺术评论的效力如何被削弱，它始终在艺术家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Ken Johnson、Paddy Johnson、Ben Davis及Jerry Saltz等人发言之后，我了解到了艺术评论是一种能够验证某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即使评论得到的反馈是消极的）、让他/她感到自己很“重要”的方式。作为一位艺术家，你可以被公众、评论家、经销商、策展人、收藏家以及艺术机构“挑选”出来；正是在这些选择的集合中出现了人们对于你的作品价值的共识。
Arts & Labor提及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经济价值如何在艺术市场中建立、又是为了谁而建立。尽管诸如Clement Greenberg等评论家被人们看作是像“捍卫者”和“造王者”那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在座的讨论小组成员并没有真正地谈论他们在于艺术市场中创造价值时所扮演的角色。Walter Robinson在他对Sarah Thornton的社会研究方式进行批评时短暂地谈及了上述话题，尔后则以“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简单地结束了对它的讨论。收藏家的决定——它们通过艺术品购买而表现为对资本的判断——似乎总与评论家通过评论而做出的判断和分析相悖，但我们感觉前者对艺术品价值的创造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经济以及更加广泛的文化价值通常与高价作品交织在一起，而那些高价作品则强烈地抵抗着消极的评论性判断——比如Mira Schor对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的评价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我还想提丹·科伦在高古轩画廊受到了广泛批评的首场个展，那场展览的作品也卖得非常好）。
这一切把问题带回到了Blithe Riley紧急的诉求上——“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一切更政治化一些？”。这是艺术家和评论家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也是Steve Lambert与Steve Duncombe在公开信中提及的一个问题。在面对仍在继续增长的收入不均衡以及收藏家的资本判断所产生的强效的影响时——后者可以对各艺术机构在选择其要举办的展览时产生直接影响，比如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在古根海姆的回顾展得到了其赞助人David Ganek的支持；又比如Dakis Jounnou的私人收藏在新美术馆的展出）——评论家们作用的发挥仍然与艺术家类似：他们必须形成独特的姿态以及有利可图的市场从而建立起一个固定的身份。但评论家们倾向于以他们相信的艺术家组群或是某种特定的风格或态度为中心来打造自己的身份。
至于艺术评论家的驱动力，则是在他们为之写作的出版机构的庇护下所具备的美学、社会和政治价值。这和大部分很快建立起了高认知度的商业性艺术家类似。艺术市场中成功的团队更少，因为它直接挑战了经济价值的创始和建立。尽管其的确存在于更广义的艺术界中，但是集体创作并没有通过破纪录的销售而获得普遍的赞扬。Ben Davis表示当前的环境总是政治的，而Christian Viveros-Faune则提到重点是与“规模更大的画廊与机构”的联系。他们观点的共同点是金钱的力量与小部分富有的个人通过其自身的审美、社会和政治品味对艺术市场的掌控。正如Blithe Riley所评论的那样，“合力工作是一种政治姿态，”很显然这与个人品味和判断的控制有关。
在个人主义的模式中，很少有人能表现出一种谦逊的生活姿态，正如所有的评论家似乎都赞同“报酬糟糕极了”一样。然而由于评论家们从写作实践中获得的个人满足感，他们仍然像艺术家一样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而不对获得丰厚的报酬抱太多希望。Martha Schwendener认为自己“是为了未来而写”的观点也许是评论家和艺术家们所坚持的另一个能够反击盛行的市场力量的神话。集体性的行为还保持着Ben Davis称之为“一个模糊的概念”的东西，因为物质化的现实是我们受到的培养全是倾向于个人的自我表现和利己的。为了共同利益而协作的看似明显的解决方案尚需大规模的文化转变。
复数的“我们”——而不是撰稿人和演讲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正确的时候所用到的带有强迫意味的“我们”——并没有深入或是广泛地保持着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的信仰。“我们”在《美国宪法》的序言中引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既不赞成反动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也不同意对独一无二的艺术天才的颂扬。这种对个体重要性的信仰直接与自由的概念连接到了一起；剥夺前者便是剥夺后者。Mira Schor在她对工会化的问题做出的即时、出自本能的回应中也对上述观点发表了自己的想法。她在经过讨论之后让步了，但这却指明了对自由市场的特定的西方叙述与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的对抗。冷战已经结束30余年了，但它留下的“不朽的遗产”似乎却是个人自主权的首要地位，这也是在座的评论家及观众提出的关注点之一——选择自己要写什么东西的自由，就算违背整体的指令或是制度化的社论声音。Martha Schwendener随即表达了自己对《October》的语言使用的不满，而Christian Viveros-Faune也称自己不满意《 The Art Newspaper》的市场导向。
在Blithe Riley乃至Arts & Labor提倡集体行动时，他们也必须认识到某些比关于共同利益的理性思维更加重大的事物正在逐渐破坏他们的努力。自占领运动认定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称之为“非理性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产生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后，事情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得到改善。齐泽克同时还指明“光了解是不够的”，尽管我们也许能“在不亲身体验的情况下理性地认识到某事”，但我们的行事方式仍然有可能对我们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失。我理解Blithe Riley的恼火——她的问题在讨论之后还引起了长时间的反响——而我也赞同齐泽克对于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的需要，在其中，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结成了“联盟”，这是一种介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利己主义与匿名团体的力量之间的状态。
我认为存在担心集体工作会除掉个人的自主性、身份以及自我表现的自由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恐惧。美国社会往往是抗拒匿名和集体性的行为的，而这在后来演变成了反对自我身份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文化价值的最激进的立场的其中两种，最好的例子也许就是名流现象。金·卡戴珊的公共生活与黑客组织Anonymous是相互对立的存在着的。非理性的自我与无私是社会形态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又同时表现出了与一种理性的自我形式的对立。
诸如“桑迪”飓风这样的灾难所施加的不公平的负担破坏了这种二元性，且在较短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共同努力去修复现状。也许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于宏大或是复杂从而导致社会无法改造它自己，但它始终还是一次灾难。Blithe Riley的恼怒似乎就来自为什么我们无法像这样来认可它，并且彻底地调整我们的方向以改正使其陷入了困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些问题。前任《Artnet》杂志编辑的Walter Robinson指出艺术市场是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戏剧”，尽管它“表演”的是起主导作用的叙述，但个人自主性中的虚构的元素则利用伴随的高风险“剧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成功。同样的情况在文化的其它领域里也有出现。
Walter Robinson还提及了《Artnet》如何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明星”一般，但却未对市场迫使《Artnet》停刊这一事实做出评论。这是Walter Robinson经历的一次强力而且具有实质性的破裂，但这在关于艺术评论这场讨论会中却没被人注意到？我猜想Walter Robinson刚获得的自由将会引发某些对艺术评论以市场为导向这一特性的反思，但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怀旧。他的遗漏是具有启迪作用的——和Ben Davis类似，他肯定也有除了获得报酬之外的其它动机：他的动机是“明星”的身份；Ben Davis的动机是做一些值得花时间做的事； Paddy Johnson的动机是获得更多人的理解；Mira Schor的动机是表达对女权主义的关心；Ken Johnson的动机是做一些他擅长的事；Kareem Estefan的动机是提出那些尚未提出的问题；Christian Viveros-Faune的动机是肯定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Martha Schwendener的动机则是为未来而写。
这只是许多可能的动机中很少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的差异在于与Blithe Riley及Arts & Labor追求集体行动的渴望背道而驰的艺术评论的物质实体。一种理性、经济的需求远远不足以改变个人自主性所坚持的文化信仰。与被否认或是被视为社会改革的障碍相反，这些个人化的动机是需要被纳入考虑范围、并且仔细思考它们的重叠部分的。我们对存在于充满了收入不平衡的物质现实中的整体水平状态有一个朦胧的概念。我们需要做一些水准测量，但又不是一个会否定差异、等级和区别的过程。这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察；它直接来自于这种讨论形式本身：Arts & Labor的成员围坐在一起，询问那些已经得到认可的艺术评论家自己的亲身体验。集体的欲望与个人的欲望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这样的一次座谈会只是让这个鸿沟看起来很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