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计划”与乡村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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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计划

碧山计划始于1990年代中期。1992年左右，著名策划人栗宪庭推出的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在冷战结束后开始亮相国际。中国在政治地缘意义上的特殊性虽然使得这些风格在学术和市场上备受青睐，但也带来了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更年轻艺术家们的身份焦虑。在他们看来，从政治地缘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崇，遮蔽了实际发生的多元试验。在这个背景下，既为了摆脱后冷战视点的偏见，又为了强调中国身份的特殊性，年轻的艺术家和策划人选择用都市文化的研究来刷新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背景，同时和当时在国际上兴起的对于非欧美区域的都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的研究产生关联。

2012中国创新人物奖在这样思潮的影响下，新的艺术媒介上出现了融合建筑、电影、设计和艺术实验的跨门类特点，而在呈现方式上也由单纯的艺术展览，转向了通过田野考察采样，再通过学术研讨进行观念演绎，然后进行多元的视觉呈现，以期超越早期当代艺术中图像化的肤浅政治介入方式。毫无疑问，“碧山计划”虽然是一个乡村建设的文化运动，但是却保留了早期那些都市文化运动的多元综合基因。这无疑和发起人欧宁和左靖有着密切的关系。

左靖一直是独立影像和电影的推动者，同时也坚持当代艺术批评写作和展览策划。而欧宁相对而言则多一些艺术实践的特色，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对广州三元里和北京大栅栏进行城市文化研究和记录片拍摄。特别是对于广州三元里这些“城中村”的研究，使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并非完全是都市问题，而是都市和农村的一体两面。

2005年开始，他们开始注意到兴起于20世纪初且在30年代达到高潮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吸引他们是由于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结，乌托邦情结从现代主义时期开始就一直让艺术家魂牵梦绕。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运动在中国是一个被中断的计划。在欧宁看来，建国以来的农村改造，以合作化运动开始，经过私有制改造，最后到“人民公社”，虽然融合了乡村运动的某些特点，但并未给农村带来实际的活力，它们不仅改造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村还成为了城市的附庸和压榨对象。欧宁承认美国作家Erwin S. Strauss1985年出版的How to Start Your Own Country，以及随后各地艺术家的各种建立乌托邦的行为（比如斯诺文尼亚的Neue Slowenische Kunst），对他们启发颇深，因为“这些乌托邦实践拓展了人类在常规主权国家之外的政治经验”。

为此，他们把自己以及参与这个项目的所有艺术家称为“碧山共同体”，而“碧山共同体”并非是我们听说过的当代中国农民面对生存困境的愚昧的个人立国行为，如彭嫣菡所说：“碧山计划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和克鲁泡特金（Peter Klopotkin）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启动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构思，它主要是针对目前亚洲地区迫人的城市化现实和全球农业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试图摸索出一条农村复兴之路。”

“碧山共同体”发起人欧宁和左靖碧山在安徽黟县，距离黄山机场一个多小时，属于黄山和黟县旅游区的一部分。在欧宁和左靖眼中，“现有的单一旅游开发模式既不关心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发展，也不致力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只是让更多游客蜻蜓点水到此一游，观看毫无生气的样本，无法激起对乡村重建的更多参与。这同时也打破了前来寻访乡土中国的人们对乡村的淳朴想象”。而他们计划在碧山村创建的“碧山共同体” ，“起自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市化的批判立场，它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Mutual Aid）精神，减低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

碧山计划首先通过邀请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和学者来到来到碧山，在碧山进行田野考察和工作坊项目，同时也邀请本地的民间艺人参与合作，共同举办展览、戏剧和舞蹈的演出。欧宁还在当地建设了“水牛学院”用来进行教育和讲座项目。在他们看来，这既是知识分子返乡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重新恢复乡村的文化生活和社区凝聚力的一部分。与之相匹配，他们还邀请了平面设计师和产品设计师参与，试图恢复和现代化当地的一种传统食物“渔亭糕”并将其市场化。类似的行动还包括邀请建筑师和设计师与当代手工艺人合作新的手工艺产品。这些都是对于乡村文化的一种“活化”处理，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除此之外，他们的活动还包括和国际大学建筑专业合作，在当代开展乡土建筑保护调研的夏令营。他们认为在“活化”之外，如果这些本土文化艺术的某些质素能转换成当代建筑和设计的语言，则是乡村建设的另一种延伸。

碧山计划是一个在延续中的、步履维艰的乡村建设计划。和很多乡村建设者一样，他们反对大资本对于乡村的掠夺，因此，他们反对NGO，甚至也反对世界银行的试验区模式。碧山计划的费用基本来自于欧宁和左靖参与的国内外策划项目，通过在这些项目中推广碧山计划来分享这些项目的费用。而这在争取经费的同时也使其不仅被中国的艺术机构和大学所了解和分享，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组织包括亚洲协会这样机构的关注。

碧山计划更多的挑战还包括知识分子如何建立和乡村干部乃至政府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信任，也包括乡村建设对于利益的追求和知识分子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伴随着碧山计划在各种场合的出现，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开始都误解这个活动是一个被伪装的艺术家在乡村购地的项目，直到后来随着活动持续推进，这些疑虑才被打消。即使在当地，当“碧山丰年庆”开始的时候，所有村民免费参加活动，却被部分村民理解为搞旅游投资赚钱。因此，碧山计划潜在的危险还在于很有可能在重建乡村社区生活或者活化乡村文艺时导致别的阶层利益受损而受到打压和驱赶。

碧山计划在文化和艺术生产高度资本化的今天，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行为。它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中都市文化研究的延续而不是对抗。碧山计划促成了知识分子的返乡，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城市中更多的介入社区事务的可能性，以各种方式为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贡献力量，而这些将会成为未来知识分子角色的预演。随着碧山共同体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将在一个开放的态势中得到延续。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都市研究将中国当代艺术从冷战思维的狭隘立场中解救出来、赋予艺术家一个新天地的话，那么，碧山计划则赋予了艺术家和中国社会更深入接触的机会和空间。由于它关注的是当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对乡村文化的传统进行了启动和再生设计，因此有可能促成乡村和文化的复兴。对于都市而言，碧山计划在各地开始的创意文化产业园的思路则提供了另一种逆向的可能，他们并非要制造一个孤立死板的城市景观，而是延续活化和再造的思路，在创造乡村建设模式的同时，也赋予在都市中探讨构筑真实的社区文化共同体的灵感。

（本文作者皮力是艺术史博士，现为香港西九龙文化区M+美术馆的高级策划人，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