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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全新反思

2012-10-29 17:14 来源: artda.cn 艺术档案 作者:沉睡


目 录
第一节  内容提要 1
第二节  南京保卫战的全新反思 3
一、重大发现:血肉之躯,还是钢铁洪流? 3
二、敌众我寡,还是敌寡我众? 7
三、天险•炮台•古城墙 12
四、国家战略之举,还是心血来潮之产物? 17
五、丰衣足食,还是饥寒交迫? 18
1.历史回眸 A  制约苏德战争、国共内战与朝鲜战争的后勤要素 18
2.历史回眸 B  战争命运之现代交响 18
3.一城一地,还是战略大棋? 19
4.急刹车 19
5.最后的防洪堤? 20
6.灾祸常常出自于狂热 20
7.理性主义,还是野兽主义? 21
8.南京攻略战的侥幸成功 21
六、情势需要,还是莫名其妙? 25
1.十多万精锐的中国守军在撤退前的情势评估与判断 25
2.双12的悲剧性一日 26
3.蒋介石发给唐生智的电文解读 26
4.唐生智借蒋介石的电文所导演的历史悲剧 27
5.唐、蒋的历史责任之疑团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剖析 27
6.历史回眸:撤退前岿然不动的南京防御体系 28
七、南京保卫战惨败的历史文化因素剖析 35
1.哲学与社会学层面的剖析 35
2.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最需要深刻反省的自鉴之镜——1937•南京 36
3.历史文化与思辨层面的剖析 37
4.尘世之梦与苟安之笼 39
5.历史文化的丑陋缩影 39
6.骨牌效应:从精锐之师瞬间滑向乌合之众 40
八、与敦刻尔克大撤退完全相反的灾难性场景:大溃退中的挹江门噩梦 41
1.西方视角:西人约翰•拉贝对挹江门惨象的描述 41
2.东方视角:亲历者师长王耀武对挹江门惨象的记叙 42
3.东方另一视角:亲历者陈剑声对挹江门惨象的描述 42
4.何不放弃在自虐中身殁,而选择在抗争中求生? 43
九、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所犯错误分析 44
十、小结  深刻反省南京保卫战的时代意义与神圣使命 47
1.综述与推论 47
2.深刻反思南京保卫战的时代意义与神圣使命 54
第三节  南京大屠杀的全新反思 55
结  论 60
附录1:大屠杀、去亚融欧与文明嫁接 68
附录2:《南京!南京!》及《拉贝日记》两片的全新审思 73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全新反思

题记
不洞悉、不全面反思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这两出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便不能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之本质,从而也便难以真正把握当下时代之脉搏,进而也便难以把握未来之航向。
对侵略者义愤填膺,对战争元凶予以痛斥和批判始终是必须的,但一味如此又是远远不够的。今天的人们更应痛定思痛,并深入反思这个问题:何以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之悲剧偏偏只出现并发生在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度?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域、历史领域与军事领域需要深入反思乃至反省这一重大问题的同时,作为一种受众极广、可信度甚高、特别适宜表现战争场面和历史图景的艺术形式,电影也理应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与时代重任。

第一节  内容提要
提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在70多年前曾经令举世所愕然和战栗、后来又一度被历史所淡忘、再后来又在日本引起了较大争议的惨痛事件,就不得不述及南京保卫战。因为这两个历史事件具有着紧密的关联,没有南京保卫战的不可思议的失利,日军便不可能顺利攻克南京,那么,没有被攻克的南京,便自然不会发生大屠杀的历史悲剧——即南京大屠杀。退一步讲,即使侵华日军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就算能侥幸攻克南京,而假如在攻克后会遇到持续不断的顽强阻击、坚韧抵抗和难以承受的昼夜消耗的话,那么,虽然日军在表面上能够控制南京,也同样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因为如若那样的话,南京将会化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将会成为一座英雄之城,而非耻辱之城。
所谓大屠杀,是特指在行为体自身安全并没有受到现实性威胁的情况下,或虽受到威胁却反应过度地而旨在对平民、放下枪的军人或异己所进行的一种大肆杀戮,它常发生在非战斗状态下,而在战斗状态下,即使一方对另一方的战斗人员造成再大的伤亡,只要另一方并未完全丧失战斗之可能,通常也不能叫做大屠杀,除非一方垄断着极为先进的甚至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进攻和投射手段,从而与其交战对象构成了一种极不公平的交战中的大规模残杀行为与毁灭行为,这种情形下,也能构成一种大屠杀。大屠杀通常包括大肆刀杀、枪杀、活埋、火焚、水淹、毒杀、饿杀、炮轰、轰炸等形式,此外,还应包括可造成巨大伤亡代价、杀伤效果及恐怖效应的细菌战、毒气战、生化战、核袭击及其他类似的大规模杀伤性和毁灭性形式。
在此意义上讲,当时的南京事件毫无疑问地是一场大屠杀事件,因为绝大多数死亡悲剧全是在非战斗状态下,即在中国军队停止抵抗并放下枪,特别是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已成为日军的战俘而不再对日军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在平民更不会对日军构成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当然,在上述意义上,像格尔尼卡大轰炸、德累斯顿大轰炸,特别是先后曾经造成数十万平民惨死的反应过度、惩罚不当的至少是有待商榷的历史行为——东京大轰炸与广岛、长崎的核轰击,也理应被界定为大屠杀或准大屠杀。然而,不能因为别的一些大屠杀的残忍恐怖,就可以抹煞南京大屠杀的惨绝人寰。在所有的大屠杀中,它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而另一方面,假如在当时侥幸破城的日军遇到了南京守军的誓死抵抗,全体守军自上而下皆与南京共存亡的话,那么,即使10多万中国守军为保卫南京全部英勇战死,皆尽捐躯,这一事件也不能叫做大屠杀,因为这仍然属于一种战争行为,而非野蛮的屠杀行为。然而非常遗憾和不幸的是,至少8万多中国军队却并没有战死于疆场,而是在停止抵抗后,即在非战斗状态下,成批成批地丧生于日军的屠刀之下的。当然,这样说来,并不是说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应该由中国守军负责,在此只是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毋庸置疑地,南京大屠杀的悲剧理所当然地应由侵华日军承担责任,侵华日军是这场悲剧的无可置疑的刽子手。
虽然如此,但不能说中国守军之于南京大屠杀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对于中国守军来讲,他们在当时的确没有尽到应尽之义务,并在客观上为大屠杀的发生无形中造成了某种前提与契机。形象地讲,这就像牛群或羊群在遭遇狮子或饿狼袭击之时,本来完全可以联合起来用头上的利角这一有力的武器形成力量去抵御侵袭。可事实上往往是,在危险来临时,牛群或羊群大都纷纷落荒而逃,致使灾难频频得以发生。当然,偶尔也有例外,那就是在一些像《传奇》或《印象》等节目中所看到的那样,牛群合力奋勇自卫,将穷凶极恶的狮子们顶翻、撞伤,并将其驱逐、赶跑,从而赢得了安全环境,改变了自己的弱势群体之角色。
那么,将侵华日军比作嗜血成性的狼群或狮群,是否是一种不恰当的比喻呢?不,这种比喻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侵华日军在当时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像禁止使用和进行毒气战、细菌战、残杀战俘与妇孺等)、国际法 、交战规则(像不袭击非军事目标,不允许不宣而战等)与从古至今战争中所普遍遵从的游戏规则,将当时的侵华日军比作像“一架兽性的机器”、“一群强盗”或将其所为称作“一种野蛮人的行为”等等,已经成为了至少在非学术界较为普遍而流行的国际共识。此情形即使在日本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日本公立中学某学生在学了某日本史后曾感慨地写道,“请不要把我和野兽一样的日本兵看成一样” 。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当时日军的种种行为,已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战争行为,已严重悖离了交战的目的与规则: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暴力行为。正义和公理要求我们:使用暴力只有在为了赢得胜利、出于自卫和免于即将必然发生的危险之时才具有合法性;否则,暴力的诉诸便不具有合法性。那么,当时日军的种种行为——像“三光政策”(“三光作战”)、活体解剖、杀人竞赛、残虐妇幼、活埋行为和吃人肉等——跟赢得胜利、出于自卫和免于即将必然发生的危险这些前提条件皆无关联。就是说,其杀戮已经从根本上逾越了战争的目的本身,而非常不幸地滑向了这种境地:即旨在为了杀戮而杀戮,甚至把大肆杀戮与残虐当作了一种娱乐、快乐、狂喜与赖以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南京大屠杀中均有最集中的体现。
当时的杀戮景象与残虐场景是如此地惨绝人寰、如此地令人震惊,以至于在时隔70多年后,它依然在震动着当今良知未泯的人们,依然在震动着这个特殊的时代。当然,一方面,在我们对当年日军的残暴行为与兽性表现感到极大震动的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对民族自身在当时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同样深感震动。就是说,在我们对当年日本兵的极度残暴、丧失最基本人性、道德伦理与原则而滥杀无辜、残虐妇孺等行为与表现感到莫大之震惊的同时,我们对当时的民族自身,对中国人的极度懦弱、丧失最基本的血性、气节与人格,以至于任人宰杀、任人残虐而不表现出最基本的抗争行动与求生本能,同样也感到莫大之震惊。这种震惊的强度与烈度,甚至不亚于对日本军国主义之震惊程度。
基于此,本文在旗帜鲜明地批判给中日两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及战争贩子们的同时,也将对当时中国守军的失职展开深刻反思与批判,进而对中国的国民性、不良的民族基因与文化劣根性展开全面反思与批判。这种双向反思与批判,对于反思和审视南京大屠杀这出旷古未有的历史悲剧来讲,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从未被如此反思和审视过。本文在对一直以来一再被世人所忽略的诸多重要因素与史实进行综合并加以关联之后,从而首次得出如下重大发现与结论:
(一)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有足够的条件与优势,使得自己本来完全可以守住南京,并完全可以击退乃至一举击溃冒然来犯、仓促进攻之日军。
(二)同时,日军的种种劣势与不利情势致使其本来就不可能攻克南京,当时日军进攻南京,原本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自杀式进攻。
(三)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守军却在取胜前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战斗,致使日军的自杀式进攻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并使南京沦陷,进而在沦陷后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皆胜过日军的尚存至少8万多拥有精良武器装备本可进行有效巷战的中国守军,又纷纷扔掉武器、脱了军装溃散于四处,在一贯摒弃国际公约与交战规则的日军的残暴屠杀之下,致使震惊四海的大屠杀悲剧得以发生。
(四)一直以来,相当广泛的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右翼中的许多人拒不承认甚至粉饰南京大屠杀之史实是需要被澄清、深刻揭露和批判的,这对整个大和民族将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充分正视、反省侵华战争,特别是充分正视和反省南京大屠杀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不仅无损于大和民族的尊严与形象,反而将是大和民族走向自我救赎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广泛接纳和认同的不可绕过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讲,从军事层面、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重新认知、全面反思和深刻反省南京大屠杀(及与之相关联的南京保卫战)这幕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悲剧,不仅不会使我精神形象蒙羞与亏损,相反,它也是在深刻洞悉和反思自我后挣脱悲剧阴影、从赢得精神重生于图腾的不可绕过的必经之路。
(五)南京保卫战不可思议的失利后的大屠杀的发生,其根源、规模与死亡数量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和考证的学术问题;而是否勇于直面、反思和反省这一历史悲剧,则是一个攸关良心、道德、准则与人格的问题。
(六)在对外对大屠杀的元凶——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本文对内对民族劣根性与病态的国民性再进行直击和批判,以期使中华民族能够走出长期笼罩而难以祛除的屡屡被大肆屠杀的历史怪圈,以便走向自尊、自强进而迈向真正的复兴和图腾之愿景。

第二节  南京保卫战的全新反思
一、重大发现:血肉之躯,还是钢铁洪流?
——南京保卫战果真是败在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低劣上吗?
不论是在淞沪会战中,还是在南京保卫战中,乃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以来,风行于世、流行甚广的观点一直这样认为,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前,中国军队的节节失利,以致不得不拿空间换时间、不得不引狼入室与敌持久作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武器太落后,装备太低劣而原始了,中国人完全是在以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钢铁洪流!国民政府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在淞沪会战之时,不少官兵沉痛地说过这样的话。在南京保卫战失利后,不少官兵也说过类似的话,甚至连蒋介石也说过下面的话:

“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则远胜于人。”

而实际情形果真如此吗?不错,单就当时中日两国的总体实力之对比而言,中国显然处于劣势,但就某一具体的点、某一具体之交战而言,中国军队则未必总是处于劣势,有时,还恰恰处于优势状态,南京保卫战就是一个典例。实际上,纵观抗战前期,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中不仅曾得到过苏联空军的英勇支援(惟其如此,曾给日军的海空力量造成过重创),而且,某些部队还曾按当时德国陆军的装备标准被大力武装,同时,中国军队还曾受惠于多达数十人的德国高级军官团的严格训练,在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又得到了美国空军对日持续不断的战略轰炸之大力协助与支援,以及大批美式装备的武装。就陆上力量与空中力量而言,很难说中国战场上曾受惠于德、苏、美三国的武器装备之武装及其大力支持的中国军队的总体武装水平,就逊色于侵略者日军的武装水平。本文只就南京保卫战中的一些被人们熟视无睹的史料加以着重强调,以便看一看就南京保卫战这个具体的点而言,当时中日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之对比到底怎样?进而看一看将中国军队败北的缘由,归结于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这种流行性观点是否真的吻合历史真相?
以下有四则十分重要的资料:资料之一来自《拉贝日记》的记叙,资料之二来自杜聿明的回忆,资料之三来自当年侵华日军阵中日记中的叙述,资料之四来自于当年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的日记与参谋本部第三课课员二宫义清少佐赴中国考察后的视察报告。

资料之(一)A
该资料来自于约翰•拉贝在其所著的《拉贝日记》一书中,在1937年1月20日所援引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礼和洋行工程师)的报告——《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 一文。该报告这样记叙道:

“(前略)(12月12日)街道上遍地都是被抛弃的各种各样的军械物资:大米、军用器材、自行车、弹药箱、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印有德文标签的炮弹箱、军装、帐篷、扔在路上的装载汽油的卡车。”(略)
(中略)
有些士兵则放下武器,穿上早就在背包里预备好的或是买来的平民服装,我们让人把委员会办公室门前以及附近街道上的武器都搜集起来,有235支步枪,约80把毛瑟手枪和左轮手枪、2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和许多其他武器,搜集到的大量手榴弹全扔到了一个池塘里。(下略)

资料之(一)B
该资料来自于拉贝在其所著的《拉贝日记》一书中,在1938你2月5日所援引的一段资料——《防空洞里的武器是怎么回事?》。资料称:

报告说,在外国官员撤出的大使馆和公使馆的防空洞里发现藏有武器弹药。经调查,藏在某特殊防空洞的武器有:
1门轻型火炮;
21挺捷克造机关枪和60梭子弹;
3挺其他机关枪;
10挺水冷机关枪和3000梭子弹;
50支步枪和42万发子弹;
7000颗手榴弹;
2000发掩体迫击炮炮弹;
500发其他大炮炮弹。

资料之(二)
该资料来自于时任装甲兵团司令的杜聿明的战时回忆《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一文。该文显示,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陆军装甲兵团拥有进口的英国水陆两用战车和炮战车,这种战车“可以横渡长江”(此画面资料也为伊文思于1938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所证实,即这种坦克确实可以横渡江河湖泊),而且还拥有15辆德国战车。这些当时世界陆战中的先进武器在南京保卫战中是否真地被派上合适用场是另一回事,但当时中国守军毕竟不乏拥有“陆战之王”称号的这些先进武器装备。

资料之(三)
该资料来自于侵华日军在进攻南京中声称所缴获的中国守军的战利品之统计表格。其中,隶属于日军第9师团的步兵第七联队在12月13日~24日所缴获的部分战利品为 :

高射炮2门、反坦克炮2门、山炮6门、迫击炮10门、坦克4辆、水冷式重机枪12挺、高射机枪1挺、轻机枪33挺、坦克炮弹39000发、手榴弹55122枚、炸弹70枚、曳光弹152箱、钢盔1900个、防毒面具约700个、指挥刀200把、青龙刀2020把、轿车9辆、帐篷1300顶、毛毯数千条、防寒服6220件、毛背心1300件、长靴700双、军靴1000双、运动鞋3000双、水壶400个、饭盒1000个
日军第九师团另外所缴获的中国守军的战利品中有 :

重机枪12挺、轻机枪14挺、步兵炮4门、坦克7辆、迫击炮5门、野炮5门、飞机4架、步枪(机枪)子弹约40万发、手榴弹25000颗、火药仓库6栋
日军第六师团缴获的中国守军的战利品其中有 :
机枪1700挺、野炮12门、迫击炮18门、步枪子弹90万发、各种炮弹1.7万发

综上资料可见,当时中国守军(至少是比较精锐的一些作战单位,像36师、87师、88师、51师与教导总队)的含武器、器材、军装等在内的装备,不仅一点也不差,而且堪称国际一流!其装备水平不要说在当时颇为令人羡慕,即使在当今除美军外的世界军队中,也依然令人瞠目!仅仅是长靴和军靴(军靴很可能指的就是高腰陆战靴)这一项,当时南京中国守军所拥有的这种装备,就使70多年后当今中国的军队都难以比拟。在当今中国,能够装备得起防火、防化、防滑、防寒且经久耐穿的军靴(高腰陆战靴)与长靴的部队可谓寥寥无几,除仪仗队、国际维和部队、特种部队及防暴队等极少数精英部队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部队至今还装备不起这种东西。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今日中国之军费的大幅度提升是有其合理性的——它至少可以使全军在行头与视觉形象上有所改观。对于军人来讲,锃亮而昂贵的军靴常常比武器都更富于自信感与威慑感。除高腰陆战靴外,当时南京的中国军队所装备的帐篷、毛毯、毛背心、防寒服、水壶、饭盒等一整套野外用品,在时隔70多年后的当今,也只有少数小资、时尚青年们驱车到郊外游玩或参加野外派对时才配备得起,更多的人对一顶至少要五、六千元的专业军用帐篷根本无力购置。可见,南京保卫战中,当时中国守军的装备可谓精良无比、丰富无穷、武装到了牙齿而使部队极具攻击性、杀伤力又极富存活力(还有资料说,当时中国军队的青龙刀也比日军的战刀更厉害,当时所装备的德式钢盔的钢材,也普遍优于当今军队)。同时,这一重要结论也为当时日军的一些军官的日记和战地报告所进一步证实。

资料之(四) A
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上村利道大佐于1938年1月6日去第十六师团参观“虏获兵器试验射击”后,禁不住在日记中这样感慨地写道:

下午,作为殿下的随行去16D(即第16师团——本书笔者注)视察虏获兵器的射击自动步枪、步枪、手枪、LG(轻机枪)、MG(重机枪)、火炮等良好的装备,绝不亚于我军的兵器,令人感怀。

资料之(四) B
日军参谋本部第三课课员二宫义清少佐在一份提供给上峰的考察报告中也这样记叙道:

“在近距离战斗所用装备上,(日军)和中国军队相比,不论在资质还是在数量上都处于劣势。”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对日军而言则为南京攻略战)中,日军除在享有相对的空中优势与远程炮火的优势之外,在其他武器与装备方面,较之中国守军均处于相对劣势。在上世纪前半叶,据守南京的中国守军的武器与装备,是如此之先进与完备,以至于即使在21世纪的当今仍然是非常好的,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陆军部队所难以望其项背和比肩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自二战前后以来,世界在地面陆军,特别是在步兵的武器装备方面,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那个时期一流的东西,在当今依然是非常好的。那个时期的AK-47步枪,在今日世界仍然享有“枪王”之美誉,仍然是前苏联地区出口排在第一位(超过了伏特加酒)的流行于世、风靡全球的东西,以至于该枪至今已在全球生产了10亿支差不多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6左右。虽然世界军事在上世纪末叶前后迎来了数字化浪潮。另外,一些刚研发的主战坦克等兵器被认为是更为坚不可摧了。然而,这些目前都尚在实验与磨合阶段,而且其实际效果并没有受到大的战争的反复检验。因而,还不能得出世界陆军的地面力量之武器装备自二战前后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这一结论。
那么,在那个时侯,即在南京保卫战中,在地面力量方面,武器与装备堪称国际一流的中国守军,为何却败于在此方面相对逊色的日军了呢?
在此还有如下两个细节需要着重强调:一是日军的相对空中优势在12月10日至12日这三天中,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削弱,因为这个时候,因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而昼夜面临着饥饿的严峻威胁的日军,在即将来临的全城崩溃之前,不得不孤注一掷,因而在未有效摧毁中方的防御体系之前,而过早发动了最后进攻,致使其与中国军队粘连、混战在了一起。在这种态势下,轰炸也会同时造成己方的伤亡。
一个特别突出的事实是,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日军飞机始终未轰炸坚固的南京城墙,而把攻坚任务交给了地面短程炮火与敢死队。而地面在远距离攻坚方面享有相对优势的日军炮火,又因脆弱的后勤问题致使其在最后一两天关键无比的时刻,面临严重的炮弹短缺、有炮无弹的尴尬处境与不利局面,故而,地面日军的相对炮火优势在最后阶段的一两天,也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削弱。那么,在两军地面部队的混战中,鉴于日军的空中优势与地面火炮优势一并被自行消解,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如此的局面:日军在最后的一两天,无论在武器上,还是在装备的总体水平上,都大大弱于、逊色于南京的中国守军,反而出现了攻城日军完全是在靠血肉之躯来面对和突破中国守军的由枪林弹雨与炮火所交织成的现代防御网的这种戏剧性场景。然而,成建制的拥有精良武器装备并拥有天险与坚固城墙可资依托的中国守军,却突然潮水般地撤退了!
蒋介石在当时不惜用重金所打造的担任南京保卫战之中坚力量的三个王牌师——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均为清一色的德式装备,以至于在南京保卫战中,某种程度上成了日军武器与德军武器的对垒。本来,当时就有这样一种颇为形象的说法:抗战之初的中日之战,俨然就是一场“德日之战”。众所周知,当时就陆军武器与整个装备而言,无论是在武器的杀伤精度、毁伤强度、持续射击与发射以及经久耐用上,还是在整个装备的丰富性、完善性与体系化上,德国陆军均优于日本陆军,特别是在步兵方面。二战前期,日军的海上力量(航母和战列舰)以及空中力量(尤其是曾一度称霸太平洋上空的零式战机)堪称国际一流,而陆军,特别是其中的步兵,其武器装备最多只能算世界二流。如前所述,在南京保卫战的最后关键的两至三天中,日军的空中优势被自行消解,由于是近攻,致使其远程火炮的优势也自行消解,同时其攻坚炮火还大大受制于炮弹严重紧缺的这一客观问题。另外,直到南京守军于12月12日下午5时发布撤退命令后的十多个小时以内,由于一直未能摧毁扼守南京的乌龙山炮台,致使日军的军舰迟迟未敢靠近南京,从而致使其水上优势也几乎完全消解。
那么,所剩下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守军占尽武器装备、弹药与炮弹方面的所有优势,同时,进攻的日军处于所有这些方面的绝对劣势。惟其如此,攻城三日中,日军付出了“莫大之伤亡”,并完全陷入了一种强弩之末的极为不利、极为危急之情势。
有一个需要着重提请注意的问题,即上述所列举的日军一些部队所缴获的战利品的问题。事实上,严格说来,这些令人羡慕备至的战利品(含武器装备与军需物资),并不能算是缴获的,而只能说是白捡的便宜。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几乎皆为中国守军在日军并未打败自己的前提下撤退时所丢弃或藏匿的,并不是在日军打败中国守军后从其手中得到的,也就是说,在1937年12月12日晚,南京的中国守军倾城大撤退之前,日军并没有战胜其敌人(中国守军),中国守军也并没有被其敌人(日军)所战胜,即并没有战败,攻守双方都没有战胜或战败,自然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战利品之缴获的问题。故曰,所有日军在战报中所声称并列举的在进攻南京中所得的堆积如山、精良无比而丰富多彩的所谓战利品,其实几乎全都是中国守军丢弃与抛下的,日军只不过是将其悉数捡到并据为己有罢了。
另一方面,守卫南京的中国守军可以不惜丢弃如此之多、如此之丰富、如此之精良而完备的武器装备这一事实,也反证出当时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的装备是多么地厉害,多么地令人眼馋,多么地充裕而应有尽有,以至于其装备水平即使在70多年后的21世纪的当今世界,除北约少部分军队外,仍然是国际一流的,至少是国际准一流的,惟其如此,其武器装备水平当时也为侵华日军所自惭形秽、自愧弗如。
鉴于此,可见,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之所以失利,乃在于我们全是在以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钢铁洪流之类的解释与说法,显然是与史实严重不相符的,是站不住脚的、自欺欺人的解释与说法。对此,今人应严肃地予以澄清。

二、敌众我寡,还是敌寡我众?
——南京保卫战中中日双方的兵力到底为多少?
以上是从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守军的武器装备上来讲的。下面,再从中日双方的兵力对比上稍作论述。
先看一看南京保卫战中,中国的守军到底有多少?
虽然不同的史料、不同的出版物对当时中国守军的大致人数显示不一,但这并不妨碍本书在对许多资料严格筛选后做出一个接近准确的判断与估计。
当时守卫南京的中国守军的人数通常有如下几种说法:
1、11~12万人左右;
2、15万人左右;
3、20万人左右;
4、30万人。
第一种说法的佐证为,在《南京保卫战》一书中,时任第78军军长兼36师师长的宋希濂在《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一文中,就当时南京的中国守城兵力这样记叙道:

(前略)
这样就形成了以第10军、第66军、第85军、第74军守卫南京外围阵地,以36师、教导总队、87师、88师守卫南京复廓阵地的两线配备的态势,增加了第66、74、83三个军,由于部队的残缺,这三个军合计实有兵力约为4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保卫南京的总兵力约为11万多人。

第三种说法的佐证为,在南京保卫战中,时任36师216团一营营长的欧阳午在《南京保卫战侧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
守卫南京复廓阵地有87军宋希濂的第36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第71军王敬久的第87师;第72军孙元良的第88师,分两线配备,合计兵力约为11万人,号称20万人。

同时呈示了11万人与20万人这两个数字,显然是较为含糊而矛盾的。在大的战役、重要的交战中,对于双方的指挥者来讲,双方的兵力比一般都是较为清楚的,如若人数为十七、八万,那么则可号称20万;如若人数果真在11万左右,则断无可能号称20万。可见,守卫南京的总兵力在20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20万中国守军的这一分析,也为刊发1937年11月23日《申报》上的一篇题为《江阴无锡间发生激战  中方加强南京守卫》的文章所印证。该文在其中写道:

(前略)我军除在该线以西步步为营处处抗战外,复在镇江、焦山作第二道长江封锁线;同时在南京周围20公里地带,增加坚固工事,调集20万重兵,准备与敌决战(略)。

11万人是南京保卫战起初中国兵力部署的人数,可南京保卫战的中方兵力是一个直到决战前一刻都还在不断递增的过程,人数是越增越多的,既然决定要大打一仗,蒋介石决不会让自己的兵力少于对方,这是蒋用兵的一惯规律。无论在中日大会战中的淞沪会战(75万对30万)、武汉会战(110万对40万),还是在后来国共大决战中的淮海战役,亦即徐蚌会战(80万对60万)中,蒋向来让己方的兵力处于压倒性优势。从此规律来看,在南京保卫战中,在决战打响之前,中方兵力为20万的这一说未必是号称,其可能性很大。看一看下面的南京保卫战的南京卫戍军作战部队图表就很清楚了:

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
副司令官:罗卓英、刘兴
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下辖两个师:41师(师长:丁治磐),48师(师长:徐继武)
66军军长:叶肇。下辖两个师:159师(师长:谭邃),160师(叶肇兼)
71军军长:王敬久。下辖一个师:87师(师长:沈发藻)
72军军长:孙元良。下辖一个师:88师(师长:孙元良兼)
74军军长:俞济时。下辖两个师:51师(师长:王耀武),58师(师长:冯圣法)
78军军长:宋希濂。下辖一个师:36师(师长:宋希濂兼)
83军军长:邓龙光。下辖两个师:154师(师长:巫剑雄),156师(师长:李江)
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
江防军军长:刘兴。下辖两个师:112师(师长:霍守义),103师(师长:何知重)
宪兵部队(约两个团)司令:萧山令
江宁要塞部队司令:邵百昌
炮兵第8团之1营(十五榴)
炮兵第14团之1营(新十五榴)

在南京卫戍军中,其他部队姑且不论,单是13个师,按每个师最低8000人的配置,加上教导总队的35000人,总兵力应为近14万人,加上卫戍军中其他不太重要的兵力,那么,总兵力约为20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加起来应在15万人左右。
而当时一些师长后来说一些主要的作战师不满员(仅有3、4千人)的说法,显然也与事实不相符,以下资料可资证明:
时任72军88师师部参谋的卢畏三在《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孙元良率工兵营、特务营和部分残兵不到两千人退下,行至三牌楼,被宋希濂36师总预备队所阻。其时,总预备队只有七千五百人无法支援,只是要他们回去搏击。(略)

可见,在南京保卫战行将结束之际(即12日上午10时许),36师尚存7500名军人。而卢对88师的人数透露如下:

(前略)八十八、八十七师和教导总队几乎全军覆没,八十八师四个团,除五二八团团长沈兰芝外,其余五个正副团长均先后壮烈牺牲,营、连长牺牲多人,士兵死亡七千多人。(略)

而中国守军30万的这种说法,来自于当时的重要媒体——《申报》。该报对当时南京中国守军的兵力是这样报道的:

汉口  中国首都之大战现已迫在眉睫。据此间消息,日军已达扬子江秣陵关附近之某点,对南京成半包围形势。中国军队在南京城郊者有三十万人,其中二十万人为地方军队。(略)

可见,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的主要作战师的兵力应均在至少8000人 ,那么,由此推算,主要具有作战实力的兵力为15万人左右;杂七杂八加起来的总兵力为20万人,是完全有根据的。而一些当事人之所以要将中国守军的总兵力说得少一些,含糊一些,无非是借此希望为自己的失败减轻责任,为自己开脱而已。
而进攻南京的日军兵力又在多少呢?
笔者翻阅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十一册 日本军方文件》一书,该书始终未显示出攻克南京的日军总人数,只在其他资料中得到了以下五种数据:
1、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5万人;
2、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6万人;
3、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人数为8万人;
4、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10万余人;
5、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20万人。
5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来自于张纯如女士所著的《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该书中译本《南京浩劫》一书中,这样叙述道:

(前略)历史学家后来估计有超过50万的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被困在南京,而进攻该城的日本士兵只有5万人。(略)

6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南京保卫战》一书。该书在《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日军以十六个师团攻下上海后,分兵由苏、常、镇一线和嘉、杭、芜一线迂回向南京进攻,其清水正沫部下于十二月八日攻下牛首山后,移师它去。另以谷寿夫、中岛、牛岛三个师团六万人攻紫金山、雨花台。

8余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南京大屠杀真相(上)〖中方史料〗》一书。该书对当时日军的进攻情形做了如下披露:

(日军)以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为主力,以雨花台、中华门为主攻方向,以紫金山为助攻,前后计八万之众。

10余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一书。该书这样记叙道: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大陆命第八号令。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上海派遣军、第10军5个半师团10余万人分三路向南京进逼。”

20多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国民党内部的一份文本——《日军对华作战纪要初期陆军作战: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该文本曾这样叙述道:

“实际进攻南京的日军,仍达四个半师团,共计二十多万人,仍比中国守军要多。”

而实际进攻南京的日军兵力,到底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据《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的附录之二:相关大事记(1937年7月7日~1938年3月28日)一部分所披露的详实资料,和《日本军方文件》一书之资料显示,在南京战役打响之初,即在1937年12月3日,日军确实摆出了一副大打出手的架势,第16师团、第9师团、第114师团、第18师团这四个师团,外加国崎支队,于当日都开始向南京方向进攻。
但自12月6日开始,日军华中方面军中已有部队开始转为它用,比如在当日,重藤支队便脱离华中方面军而转它用。12月8日开始,有更多的日军部队转为它用,“日军第11师团转属第5军,即日开往上海,乘船转战中国南方”。12月10日,“日军第110师团为进攻杭州,开始经松江向杭州进发”。12月11日,“日军第10军命令第18师团停止向南京进发,转攻杭州,主力在太平、芜湖集结”。
最后,即在12月10日至12日真正攻击南京而与中国守军交火的,主要有日军第9师团(从东南方)、第6师团(从西南方)、第114师团(主攻雨花台)、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攻击紫金山、第9联队攻击中山陵、第30旅团,即佐佐木支队进攻和平门)以及步兵第68联队(隶属于第3师团先遣队)这几个战斗单位。即最后进攻南京的日军力量,主要由四个师团加一个联队构成(此外,还有第13师团的一支部队从镇江西进至乌龙山炮台附近,以及国崎支队,即步兵第9旅团,进攻浦口,不过这是在13日即南京陷落以后的事了)。相关资料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后期,虽然日军的师团规模有较大的扩充,但在战争初期,完全忠实仿制德军一个师编制的日军师团的人数,约在1.8万。由此推算,最后进攻南京的日军四个师团加一个联队的总兵力应为7万多人,既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
然而,这是在理论上而言的。而实际上,日军在全面进攻南京的三日中,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日军战病死者共达13924人之多,其中,单是第十六师团战病死者就达3600人。除去伤者不算,在12月12日傍晚,中国守军停止有组织的抵抗之前,进攻南京的日军总人数已锐减至56000多人,其中,至少有6000人因负伤而无法继续作战。那么,在13日早进入一片狼藉的南京时,日军实际存有的兵力总人数,应在5万人左右。
进攻南京的日军应在数万人(很可能在5万人左右),而非10多万人,更非20万人,既是本书所分析和推导之结果,此数字又与张纯如所提供的日军数字极为接近,同时,此数字也为1987年由日本东京谦光社出版的田中正明在其所著的《南京事件的总括》一书第167页中如下一段内容所证明:“然而,进入南京的几万将士,和他们同时入城的数百名新闻记者、摄影家,谁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从华中方面军于1937年12月1日才正式接到进军南京的命令(其中,柳川平助的第10军直到12月2日凌晨5时才收到首次同意攻克南京之命令),及12月7日南京保卫战全面打响(同一日蒋介石离开南京)这两个史实来看,要在一周以内完成从动员、集结,到粮秣、弹药及燃料准备的调动10多万甚至20万人大军的战争部署与行动,是不大可能的。要完成这样的战争部署与行动,即使对于可以做到全球到达、并以迅速而高效著称于世的今日美军来讲,最快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另外,从蒋介石一向的用兵规律上来看,假如进攻南京的日军果真有10~20万人的话,那么,蒋至少会在南京部署20~40万人,甚至50万人以上的兵力,来与之抗衡。历史上,无论是对于弱小之敌——像五次“围剿”的时候,还是对于强大之敌——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蒋向来都使己方的兵力保持在超过对方两倍的压倒性优势(淮海战役是个例外,蒋未能使自己的兵力达到其对手的两倍,但仍然占据优势)。蒋选择在12月7日离开南京,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一天是南京战役全面打响的一天。双方的兵力比已经很清楚,任何一方若要重新调兵遣将都已于事无补。是日,日军进攻南京兵力的大致人数,想必蒋已了然于胸,不过区区7万人枪而已,而己方的精锐兵力或曰有效作战兵力,恰好是敌方兵力的两倍以上,即15万人左右。也可能正是基于此,蒋才于当日喜忧参半地终于离开了南京。
还有,从日军方面来说,出于日军对自己的训练有素的战斗实力与不怕死精神的无比自信,及对除极少数部队(像孙立人、王耀武及张灵甫的劲旅)外总体上呈一盘散沙而一触即溃的中国军队的无比鄙视,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每一次交手,日军素来都不会投入和中国军队一样多的兵力,而只投入要少得多的兵力,以便以勇取胜、以猛取胜、以快取胜、以专业取胜。那么,有鉴于当时南京的中国守军里真正具有作战实力的兵力配置在15万人左右,想必日军的侦察系统在进攻南京前对此早已一清二楚了,那么,日军投入的进攻人数绝不会超过这一数字,至多只会投入是这个数字的1/2到1/3的兵力,这也是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一贯的用兵特点,即日军作战一般不采用人海战术,这跟其人口基数本来就少也有关系。
综上所述,南京保卫战全面打响后,中日双方的有效兵力比应为:15万人(中方)比7万多人(日方);由于在进攻中遭受了较大的伤亡,在1937年12月12日晚中国军队放弃南京后日军于13日早进入该城前,其实际存有的兵力应在5万人左右(此时,在南京城内和城外的中国残败兵、投降兵和便衣兵,加起来应在8.4万人到11万人左右)。
以上通过大量的资料分析,得出了两个令人震惊的、无可置疑的结论:
(一)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在武器装备上的杀伤强度与毁伤效力方面的实际情形优于日军,加之在单兵生存、后勤保障和地形(扼守天险和要塞)诸方面所享有的优势,使得中国守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日军则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一方面跟近距离攻击的中国军队所使用的进口德式武器效力普遍高于日军相关;另一方面跟中日两军混战在一起后日军的空中相对优势被自行消解和远程攻坚炮火优势亦被自行消解相关;再一方面跟日军由于仓促进攻而准备不足致使其在最后一两天的炮弹严重不足相关。
(二)南京保卫战中,特别是在12月10日至12日的最关键时段,中国守军于12日晚在自行撤退而放弃南京前的兵力人数,一直处于压倒性的优势,是进攻南京的日军的2~3倍,即使在南京于12月13日晨沦陷后,没有办法撤退的、残存于南京放下枪的中国守军,仍有8.4至11万人左右(日军自己承认,在进入南京后所杀死的中国军人至少有8.4万人),在人数对比上仍处于压倒性的优势。由于日军在进攻南京中战病死者有1万多人,加上负伤而失去作战可能者,故,刚进入南京时,日军只剩下5万人左右。假如这8~11万中国军人不是将他们的飞机、坦克、大炮、机枪,还有不计其数的炮弹与弹药白白扔掉,而为日军所捡,而是用它们继续与入城的日军作战而誓死不做战俘的话,那么,历史又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可以推测,日军进入南京后,即使战局对中国军队来讲已十分被动。但尽管如此,中国军队若能与日军继续作战的话,无论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在兵力方面,抑或在体能方面,中国军队所占有的压倒性优势,都使其取胜的可能性仍然极大,至少不排除这种可能。而假如从当时的众多天险、炮台、工事、城墙、护城河、江流等因素及国际背景,特别是国联和苏联这两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对中国的同情与大力支持的因素来讲,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取胜的条件与因素就太多了,多得都令人难以置信。下面,将一一做不同程度的展开与分析。

三、天险•炮台•古城墙
——进攻日军插翅难飞的三道屏障
从交战地形上讲,进行南京战役对日军来讲极为不利,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势始终伴随着进攻南京的日军。以下将依次从南京周围的山势、炮台、防线与南京高大坚固的古城墙几个方面适当予以分析。
首先,南京周围及从东面通往南京的地段,许多地方并非一马平川,而是为众多大山、小山所环拱,这些上苍所赐之自然地貌,构成着南京的天然屏障。因而,1937年12月2日及8日发行的《申报》这样写道:

(前略)“日军亦难突破,盖在苏浙皖之地带,山脉蜿蜒,故极易防守。又据中国当局观察,镇江炮台最少可抵拒日军一月半至两月之久,因镇江附近大抵为山区,且该处江面狭窄,故较江阴炮台为易守。”(略)

(前略)“中国方面颇占地利,因首都众山环拱,如栖霞山、紫金山、汤山之类,列峙郭外,日军必先破坏诸山防务,始能进占首都也”。(略)

栖霞山(在紫金山东北18里)至方山(在南京东南方24里)一线,构成着当时南京的一条重要防御线,雨花台、天堡山、红山及幕府山,则散布着起骨干作用的防御工事。依据对日军可能将从东正面与西正面这两个方面攻击南京的这一敌情判断,当时的东正面主阵地以红山、北固山、幕府山东端高地一线为基本架构,左右两翼依托玄武湖与幕府山的要塞为重要支撑,另以石顶山南北各高地、高家村高地、铁石山、煤炭山一线为前进阵地;西正面主阵地则以老虎山、象山、水关山、狮子山、黄泥山、南山、华严冈一线为基本架构。
特别是矗立在南京城东的紫金山,由于山势险要,高度可观,可谓横卧在从东面来犯之日军面前的一只龇牙咧嘴的拦路虎!从理论上讲,只要紫金山不丢,日军就无法真正攻克并占领南京。日军就算占领了紫金山第一峰或第二峰,只要其中还有重要一峰或山中掩遮的坑道工事被我牢牢控制,该山就不能算作失陷。就像上甘岭战役一样,美军虽然一度夺取了山头及各主要表面阵地,但始终未能真正占领该山。最后阶段的南京保卫战的核心无非有二:一为紫金山;二为古城墙。
日军在攻略南京之前,慑于紫金山之威名,显然对紫金山的情形与资料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侦测,其对紫金山之山势及其战略地位、以及布防情况甚至比许多中国军队都要清晰。比如,隶属于第16师团的步兵第33联队在《紫金山附近的战斗》之详报中,对紫金山曾做了如下描述:

一、紫金山位于南京城东北方,呈马鞍形,东西走向。隔着鞍部,其东南侧有△227.5高地;靠近西侧屹立着△448.5(最高峰)高地,其西南又隔着鞍部与天文台高地相望。此外,东边山脊北面是悬崖峭壁,大部分难以攀爬,南坡稍缓。(略)
第一峰为紫金山最高峰。俯瞰四周,由此向东北方向急剧降低,蜿蜒起伏,相连于岔路口方向。
二、敌军重视紫金山一带高地,修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以军中最优秀的教导总队一个旅为骨干,重复配备了部队,顽强地抵抗了我军。
在△227.5高地上,面向东及东北方向,从山脚到山顶附近都修筑了配备着碉堡的机枪地堡,将该高地连向西边。△382.5高地东西一带的山脊主要向北方及南方,有筑好的阵地。(略)
顶峰东麓、东侧环形曲线高地及顶峰南麓附近有数条配备了坚固碉堡及机枪地堡的散兵壕,其四周围着铁丝网。(略)
天文台高地也有独立而坚固的防御工事,估计是着眼于一旦紫金山被攻占,仍可加以抵挡。 (略)

其实,不要说是众多的严重妨碍行动的山势了,单是江南的河湖纵横、叉道交错、阴雨连绵的地形与天气,就使日军的机械化兵团行动起来极为不便。比如,日军第六师团在《战时旬报第15号附录》一文中,有两处这样描述道:

除去新修的的汽车路以外,中支那的地形通常多为田间小道。对于强大的部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来讲,前进极为困难。(略)
登陆之后,师团作战之处,河流密如蛛网,除了新建的汽车路,基本都是供单人通行的小道。

南京依托山势所构筑的防御线为日军所忧心忡忡。比如,时任日军谷寿夫所统领的第6师团的第3880部队长谷田勇少将,在《南京雨花台附近谷兵团奋战记》一文中,对中国守军的防线做了如下描述:

位于南京城正南面的蒋介石军队的阵地,以方山-大山-东善桥-吉山-板桥镇一线我主要防御线,两翼依托南京城墙,包括雨花台及菊花台,形成半圆形掩盖式阵地,它们都以相当数量的碉堡战壕为骨干组成。实际上敌军在东善桥一线未设防,而是凭借其后方的天险即将军山-牛首山一线,想要进行顽强抵抗。(略)

其次,从炮台上讲,扼守南京的江宁要塞辖有炮台5座,分别为:龙(乌龙山)、虎(老虎山)、狮(狮子山)、马(马鞍山)、雨(雨花台)这5座坚固炮台,皆为清末之遗留物,它们像五大金刚一样地护卫着南京。抗战前夕,这些炮台,特别是位于南京城东北30里的大江南岸的乌龙山炮台,又被全面加固和现代化,使其在南京保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该炮台曾击沉、击伤日舰多艘,严重威胁到了日军沿江西进的战略图谋,使日舰在12月13日之前,一直迟迟未敢靠近南京半步。
除以上5座重要炮台外,江阴要塞之炮台对遏制日军的战略西进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功能与作用,江阴炮台素有滚滚长江之第一门户之称,故在南京保卫战中有重兵扼守。守卫该要塞的是,翁照垣将军所率领的两万大军,一开始呈现出坚如磐石之势,如果不是因为守军内部之因素,该炮台几乎是不可攻克的。因为江阴“北枕长江,东有巫山、段山为屏,西有萧山、青山为障,南靠秦望山、大小茅山为前哨,一面临江,三面山岗起伏,把这江阴深藏在众山环抱的中间。如此雄伟的形势,深得地利天险之胜,江阴要塞,构筑在黄山、君山,北对靖江,彼此呼应,电雷学校和飞机场也附设在要塞地带里”。
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守卫江阴要塞守军内部的东北军“不战而溃”,致使其于12月4日便告失陷,从而使南京的情势处于危险之中。
另外,就是镇江炮台了。较之江阴炮台,镇江炮台更是易守难攻,因为其附近皆为大山,且炮台下面江面狭窄,水流湍急。
再次,在南京的防御体系中,最后一道障碍同时也是最难啃的骨头,就是南京的古城墙。南京城墙修建之坚固,结构之复杂,御敌作用之强大,功能之齐全,皆非常人所能想像。众所周知,明王朝素以好大喜功、并素以创建世界之不朽奇迹而著称天下。像明王朝在硬实力方面先后所修建的南京的高大城墙、重修的八达岭等处的巍峨长城、打造的器宇轩昂的紫禁城、以及在软实力和精神方面所开创的人类首次发现半个地球面貌之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及其所编纂的卷叠浩繁的世界第一部百科全书—— 一万一千卷的永乐大典,都堪称世界之最,这些人间奇迹中,除远洋航行的壮举外,即使在当今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中,也依然不可超越。就拿南京城墙来讲,时任72军88师师部参谋的卢畏三曾这样描述道:

殊中华门是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后修建的帝京城门,城高14~21米,下宽14.5米,上宽4.9米。用一定规格的石条和大砖浇灌石灰和糯米浆砌成。墙内有能容两千人的藏兵洞,我军借着城墙优势,伺敌一入城墙,便上下内外交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入城者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冲进的三百多步兵乱作一团,狼狈万分。惜未将千斤闸关起来,将敌全歼。就这样,日军在中华门、光华门三进三出,横尸累累,亦未得逞。

从当时南京保卫战10日至12日的无比有效的歼敌场景来讲,南京的古城墙仿佛就是在数百年前专门为日后的南京保卫战而精心设计和修建的!可惜,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未能充分地、全方位地、最大限度地去利用之和发挥之!
当时南京的环城古城墙是如此地近乎于坚不可摧,以至于日军动用各类重炮均未能有效撼动和摧毁任何一处地段,重炮也只是让南京古城墙擦破了点儿皮而已。最后,日军不得不动用工兵,冒着城头上中国守军的枪林弹雨渡过护城河对城墙实施原始的人工爆破,并组织敢死队与城墙上的守军展开一次又一次的肉搏。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京古城墙在惨烈异常的南京保卫战中并没有被日军所有效摧毁(它仅是受了点轻伤而已),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段(24里长)反倒是后来在特殊年代彻底毁于我们自己人的手中。此不可复制的伟大文化遗产之完整颜貌没有在日军的重炮、爆破和轰炸中从根本上损毁,此文化奇观的许多地段,恰恰是在我们这个奇异民族之奇异文化系统的奇异作用与自戕之下而走向灰飞烟灭,这是极为发人深省的。
1937年12月13日发行的《申报》所援引的其他消息来源,对南京古城墙做了如下描述和判断:

上海泰晤士报云,昨日(十一日),据日军情报处主任对日新闻之一访员声称,攻取南京实非易事,日军虽已占有该城之一隅,尚不能谓已占据南京。要知南京自北至南,长达五哩,自西至东,长达三哩,尺土皆经固守,四周缭以高十五米达、深十米达之坚垣,垣外且有广二十米达之深壕,而诸湖亦足为日军进攻之天然阵碍,故攻取南京,实非易事也云。

作为历史上苦心经营多载的防御工事,南京城墙的高度超过15米,上口宽5米,一般的六七米长的攻城云梯根本无法达及,城墙上还有射击设施,城门(雨花门和武定门)为铁制大门,且以沙袋牢牢堵塞。环绕高大城墙外围的,是一条宽70米、深4米的护城河,河上面的桥梁均已被拆或被炸毁。高墙宽河及城墙上面中国守军的“交叉火力”对攻城日军构成着极大的障碍与威胁,使攻城日军在攻城的三日中确实付出了“莫大之代价”,最后只能以极为原始的方式——组织敢死队架桥、架云梯、实施爆破、冒死攀登、攀上墙顶进行肉搏——来突击和攻城,致使当时的攻城场景仿佛退回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那种十分落后的战争时代。
就连受到威胁最甚的光华门与中华门,在日军的多轮炮火轰击与工兵的爆破之后,也只是被炸开了一道小的缺口而已。总之,在南京保卫战中,日军始终未能彻底炸塌、炸毁任何一个城门,未能彻底炸开任何一处墙垣,苍老的南京城墙始终巍然屹立,岿然不动!关键时刻,中日两军在磷磷炮火中所展开的反复不断的白刃战与肉搏战,成了狼烟滚滚、杀声震天的南京城墙上的极为经典之一幕!与此同时,还伴随着门楼之敌被熊熊烈焰骤然焚烧之戏剧性场景。
回眸历史,历时二十一载、动用百万之众、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负责监制的始建于明朝初年(即公元1366年)的南京古城墙(又称应天府城或京城墙)可谓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南京古城墙仅内城周长就有了33.676公里之长,比周长仅有29.5公里的巴黎城墙还要长出不少,外城周长达60公里,但已湮没于历史的风尘。由于人为因素的破坏,致使南京城墙现仅存21.351公里。虽然如此,它仍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古城墙,在未遭毁坏之前,蜿蜒盘桓的南京古城墙,比北京的古城墙还长出776米,从高度来讲,它比西安的城墙(高12米)及北京的紫禁城的环城城墙(高10米)分别平均高出3米和5米。
历经612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虽然与京城墙互相呼应、珠联璧合的宫城、皇城与外郭三圈城墙皆已毁为废墟,然而,京城墙,即南京古城墙却依然矗立于远东大地的地平线上。现存的南京明城墙为应天府城(即京城墙),城门共有13座,城墙上有垛口13616个,窝铺200座,在13座城门的上部,皆另建有直指青天的城楼,在所有城门中,以聚全门,即后改称的中华门最为岿巍而峻拔,且在中华门还另设有藏兵洞27个,每洞可容纳士兵100人左右,共可隐藏士兵3000人左右。每座城门皆有内门与外门这两道门,外面一道门为从城头吊放下的“千斤闸”,内门则是由坚固木质外加铁皮包裹而成的两扇大门,内外门具有着无比牢固的防御作用。
作为冷兵器时代世界防御要塞的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体系,及作为世界城垣建筑史上“首屈一指”的体现,规模宏伟、气势恢弘、几何造型奇异的南京古城墙,城基宽14米,高14~21米(又说为12~24米),城基由巨大的重达千余斤的一块块条石砌成,城垣用烧制的皆刻有州、府、县及工匠和监制官名号的3亿5千万块坚砖筑成,城墙顶层上部、再以厚约1~2米的由桐油、石灰和黄土几种物质拌合成的灰浆封顶夯实,堪称古代的混凝土,城墙外围还环以宽达70米、深达4米的护城河。南京古城墙一直扮演着南京不可逾越的的屏障之重要角色。
在1937年12月10日至12日的南京保卫战中,南京古城墙立下了汗马功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凭借得天独厚之优越地形,曾对日军造成了巨大的、几乎无法承受的杀伤,致使日军被迫以血肉之躯和原始的人海战术频频渡过护城河,再架起云梯,向城墙攀爬,与中国守军展开肉搏。其时,守城的88师的两个旅全部为国英勇捐躯,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虽然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守城的中国军队并未遭遇全线危机。因为南京古城墙的御敌特色之一,就是待敌攀上城墙进入城门之后再予以瓮中之鳖而全歼之,敌之呈蝗虫般的攀爬之举,正是敌之被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步骤。虽然中国守军有两个旅全部阵亡,但这却并不能说明守城之情势已危机四伏、十万火急而必须马上退却。因为,与此同时,在地形和火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日军的伤亡显然更大得多,日军主要是在进攻和夺取南京城墙时而遭遇巨大伤亡的,中方的两个旅的伤亡无非在6000人左右而已,而日军的伤亡(主要出现在攻城墙之时)却达1.2万人左右。
故此,即使紫金山与乌龙山炮台皆已失守,单是南京古城墙就足以让数万日军插翅难越而横尸累累,从而完全可为中国守军赢得全面的胜利——假如中国守军能够始终表现出一种正常军队与正常军人所必备的精神、意志、荣誉、操守与尊严的话。

 

 

四、国家战略之举,还是心血来潮之产物?
——日军南京攻略战的背景简析
从中日两军的交战态势上讲,虽然中国守军还算不上是严阵以待、以逸待劳、众志成城;但是另一方面,日军所进行的南京战役(即攻略南京之役),对其来讲更是准备不足,仓促上马,数万日军几乎都是在缺衣少粮、饥寒交迫、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咬牙坚持进行这一战役的。换言之,由于攻略南京的这一过于冒险的计划一开始并不在日军高层的战略意图之内,故它并未受到日军参谋本部的批准,它只是一个偶发性的、心血来潮的战争产物。
当时的情形是:在夺取上海的这一硕果之刺激下,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即第10军)对南京又表现出了更大的战争野心,并蠢蠢欲动,试夺头功,又受此刺激,从而使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也一时“心血来潮”,禁不住要对南京这一可能的硕果想入非非!于是,这两股日军便完全不顾事实、不切实际地表现出了一种“君命有所不受”或曰“下克上”的狂躁而执拗的情绪与行动态势,在生米几乎被付诸煮锅之情势下,致使日军参谋本部最后被迫做出了一个非常草率而非理性的、对尔后的历史进程可谓是灾难性的计划:即扩大战事,批准柳川兵团(即第10军)与上海派遣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即中支那方面军),乘胜进一步冒险进攻一个国家的首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可当时已是天寒地冻,穿衣,特别是吃饭问题,成了日军在企图攻略南京时所遭遇的最大瓶颈!其后勤保障显然根本就不允许其进行这一战略行动。从接到进攻命令(12月1日至2日),到战役的全面展开(12月7日),仅剩下不到一周的时日。对日军来讲,无论如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换句话说,日军的这一被上海战场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狂躁冒进之举,对装备精良并有众多天险、坚固炮台和岿巍城墙可依托的中国守军全歼之而无意中创造了天赐之良机!
倘若中国守军对这一战场态势与总体战略形势及国际风云能够把握准确,并不失时机地倾尽全力加以利用——将日军的劣势与不足扩大到最大化,将己方的优势与所占有的天时地利因素也扩大到最大化——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要说南京战役完全可以痛快淋漓地全歼冒然来犯之敌,一举扭转6年来的不利情势与被动局面(自然地,南京大屠杀便没有发生的条件了)。甚至,日本所发动的侵华战争,由于南京战役的惨败而在付出了难以承受的“莫大之代价”后,当即即可画上句号。可以想像,若那样的话,由于遭受到中国的当头一棒性的致命痛击,在南京之一役中就付出了数万人的生命代价,日本被迫主动与中国议和,甚至被迫从中国全部撤出军事存在与利益,中日战争极可能就此结束。进而,二战之命运与进程将很可能由此被从根本上改写。至少,由于在中国遭到挫败,而失却了中国这个战略依托,并致使自信心与膨胀欲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尔后的偷袭珍珠港便没有可能发生了;于是,太平洋战争便没有可能发生了;于是,不仅当初的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可以幸免,而且由于日本未敢去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而未敢主动进攻美国,从而使得尔后的曾导致数十万日本人惨死的东京大轰炸以及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大轰炸的历史悲剧也可以幸免了。可见,南京战役(对中方来讲的南京保卫战)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与进程起到了多么重要的影响。当然,上述这一切,仅为假定在南京战役中日军遭遇到了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前所未有的惨败的情况下之推论。
假如人们不禁要问:做出上述之推论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回答是,其必要性非常之大。因为当初的南京战役差点儿就使尔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或降格为一场欧洲大战——假如中国军队在南京战役中能够非常争气地一举粉碎冒然来犯之日军的话。
那么,下面让我们再详细地看一看,在南京战役中,日军遭遇全面性惨败的可能性本来有多大。

五、丰衣足食,还是饥寒交迫?
——叫花子似的日军之必败无疑的命运是被谁“拯救”的?
1.历史回眸 A  制约苏德战争、国共内战与朝鲜战争的后勤要素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后勤保障、穿衣吃饭对军队作战具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后勤跟不上的,衣食不保的,一般都难以取得交战的胜利,甚至会不战自乱、不战自溃。当然,有时也有特别极端的战例,像“破釜沉舟”就是一例,这种极端情形就是自己刻意地断了自己的后路与生存条件,从而逼迫自己只能冒死去一搏。但这种战例中的行为体的冒险或曰冒死取胜,只是古往今来极为个别的例外,不能作为通行的规律。亘古至今,一般的作战规律与原则是并且从来是,要首先确保后勤供应没有问题,确保作战的官兵能够吃到饱饭,能够穿到暖衣,能够领到军饷,只有解决了这些先决条件,才能去进行作战。
苏德战争中,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德军最终的失利与败北,决不是败在其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与作战实力上,而是败在其后勤供应与保障上。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后期,当德军第6集团军日甚一日地因难以得到所需要的同时也是戈林元帅所夸口承诺的可以进行空投的粮食、燃料等重要补给品而陷入绝境之时,便注定了鲍罗斯的这个集团军无可挽回的整体性覆灭之命运。
20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的三大战役,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最终惨败,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败在了在天寒地冻中,被牢牢切断了后勤供应或被分割围困的数十万大军日复一日地吃不到饭、取不到暖这个重要因素上;而与此同时,在数量上略少于交战对手的数十万解放军,却能从由独轮车和毛驴所组成的580万被发动起来的具有惊人牺牲精神的农民之浩荡队伍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和棉衣、棉被、棉鞋等物资的供应。
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之所以在付出了所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之后,也无法从根本上向南越过三八线这一被国际力量格局所左右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根本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所享有的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可以成功地切断百万数量(最多时达130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使其无论多么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也只能在大的战略行动中,一般只能大举进攻一周而立即被迫转入防御。因为每次通过巨大的努力所运送到前线作战部队的弹药、粮食与燃料等补给,无论如何也无法支撑超过一周的作战行动,致使大的战略行动无法持续、持久地进行下去;而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从海空所得到的各种军需物资与补给品却应有尽有、堆积如山,使其可以持续地进行有效的战略行动——假如它也能不顾惜人员的巨大伤亡的话。

2.历史回眸 B  战争命运之现代交响
——后勤在美军历次战争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对后勤供应与各种保障最为注重的,也许莫过于二战以来的美国军队了,这成了美军一直持续性地能够赢得战争胜利——至少是可确保不致遭遇全面惨败——的关键性因素,而这又与这个国家一直以来的物质极大丰富、国富民强从而拥有雄厚资本实力使自己打得起战争的这个前提条件直接相关,而不是流于穷兵黩武。世人皆知,二战后期,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战争,几乎完全成了一场后勤战(包括各种供给与兵力投送上的像登陆艇与吉普车等东西)与消耗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在欧洲战场上的美国人与德国人的一场后勤供应战与消耗战,及在远东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与日本人的另一场后勤供应战与消耗战。在当时的欧洲战场上,如若没有美国提供给苏联(二战中美国提供给苏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物资,至少是提供给中国军队的10倍以上),特别是提供给英国的巨大援助,那么,苏联便无法与德军进行持久作战从而使其陷入巨大的泥潭,同时,英国在德军的空中打击与海上的“狼群”封锁中,只能是以极快的速度在自我耗空后而陷入彻底崩溃。而自海湾战争以来的在历次由美国所主导的战争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举世通过电视新闻所目睹到的,其90%的时间与过程皆是在全力解决后勤供应和兵力投送的问题上。当这些东西全部都到位后,重复上演的情形与出现的历史画面是:在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之时,往往一场改变地区格局与力量平衡、甚至颠覆一个国家主权的战争便宣告结束了。可见,后勤供应与各种作战物资的有效保障,对战争之命运来讲,具有着多么非同寻常、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俨然成了决定战争命运的亘古至今的跨时代交响。

3.一城一地,还是战略大棋?
——将士、军事家与政治家、战略家对战争认知理念的天渊之别
那么,1937年冬,日军在试图攻略南京之时的后勤供应与各种作战物资的保障,又到底是怎样一番真实的历史情形呢?那种情形果真能在客观上有效确保和支持其进行一次重大的、旨在直捣一个庞大国家的首都,进而企图颠覆一个国家之主权的战略行动吗?
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军在以两路大军腹背夹攻上海的中国守军,并在将日军的陆海空三个维度,特别是后两个维度的作战优势,在上海这个对日军作战极为有利(上海建在长江入海口平坦的冲积扇上,而非像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那样建在陡峭的沿海山岩上,因而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靠海而无任何天险)、对中国守军极为不利的地方发挥到了最大值而在苦战3个月,并在付出了伤亡41942人(战死10076人,负伤31866人)的自日本近代以来除了日俄战争外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而终于攻陷了上海后,日本天皇及参谋本部本来是想见好就收,并意欲让出师上海的日军班师回国的。进一步冒险扩大战事,发动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在日本决策层的有识之士看来,并不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同时也是其国力(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所不能达及的。通常,将军与士兵所考虑和着眼的,只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只是一场战斗或战役的成败,而政治家与战略家所考量和注重的,则是整体战略,甚至是国际大棋局,这就是职业军人与出色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重要区别所在。

4.急刹车
——日军高层对冒然进攻南京从而势必会陷入全面战争所采取的紧急措施
缘此,在取得了淞沪会战的胜利后,当日军柳川兵团(即第10军)的诸多少壮派军官们叫嚣着要再接再厉地甚至不惜只以第10军单独一举直捣并攻略南京 (同时,这种危险倾向也极大地刺激着上海派遣军)的这一不妙情势和危险迹象被日军参谋本部获悉后,大权在握而富于理智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于1937年11月20日致电侵华日军,对之明确予以否定。当时,参谋次长从日本致电松井集团参谋长的电报称:

松井集团参谋长:
丁集团(即日军第10军)报告说,其部队经湖州向南京全力追击,其行动被认为已经超越了“临命第600号”所规范的范围。

而“临命第600号”之命令和指示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其内容如下:

临命第600号
指示
根据“临命第138号”指示如下:
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体是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
昭和12年11月7日

5.最后的防洪堤?
——“临命第600号”对拯救大和民族于水火所可能起到的历史性作用
日军的“临命第600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命令和指示对侵华日军而言是一个较为稳妥的、旨在不从根本上激怒和逼迫控制中国主要区域的蒋介石政权的战略指导方针。此战略指针可被解读为:既能确保日本可获取一种可观而又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度的——在通过大动干戈的上海一战后所取得的在华利益,而同时又不致于将蒋政权逼上绝路,进而极力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即蒋不顾一切地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其异己共产党政权在内)全力以赴地不惜以持久抗战,来反抗日本的在华行动。此外,这一战略指针还可避免刺激处在左右的两个本就对日本怀有戒心的大国,即苏美的神经。
如若当时的侵华日军能够忠实地奉行这一命令,而不去急于贪图南京这个可能的小便宜的话,那么,日军日后便很可能不致于陷入被迫与中国进行长达8年之久的全面战争的泥沼。其后的8年中,中国人民囿于各种因素——文化劣根性因素与国力因素——所限,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消灭日本军队,但幅员辽阔的地域和虽然“效率不高”但却呈遍地开花之势的民族抗战图景,却极大地拖了日军的后腿。形象地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像充满着诸多幻象的一个大泥潭,此泥潭虽然不能一举淹死日军,但却足以使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行动自由和战略图谋,致使其北进(西伯利亚)不能,南下(印度支那)不爽,并在其后的太平洋战场上,由于不能从中国战场及时抽调兵力而致使其兵力与美军的进攻兵力每每形成了极大的悬殊,处于绝对劣势,从而致使其一直被动挨打而被逐一驱逐、逐一消灭直到冲绳岛战役之终结。可见,当时的侵华日军为贪图眼前利益、为贪图南京这一城一地,为呈一时之快,为日后的日军命运乃至整个二战中日本之命运埋下了多么大的祸根。

6.灾祸常常出自于狂热
——短短十日战略政策的自我颠覆
然而,颇富戏剧性的是,在日军参谋本部于11月20日致电其在华日军明确否定其图谋南京之危险企图之后,仅仅过了10日,在自上而下所弥漫的军国主义情绪的催化之下,及在前线日军的一致强烈要求和一些即将造成的既成之事实的压力之下,参谋本部突然又做出并下达了一道截然相反的命令:

大陆命第8号
命令
一、华中方面军应与海军协同,进攻敌国首都南京,
二、有关细则由参谋总长指示。
昭和12月1日

如果说一开始侵华日军的少壮派军官们所表现出的图谋南京的设想与倾向,仅是侵华日军的骄狂而愚蠢的图谋的话,那么,10天后,来自日军大本营并显然是经过了天皇所默许的进攻南京的命令(即大陆命第8号),则非理性地、将错就错地不仅将侵华日军而且将日本大和民族之命运彻底推向了火坑。因为这一命令不仅意味着在国际社会和力量格局中使日本成为了众矢之的,特别是成为了与日本命运息息相关的美苏两个大国眼中的危险分子、破坏力量平衡者、挑战国际秩序者(也惟其如此,这两个大国日后都曾出动重兵从数个方向并从空、海、陆三个维度对日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从当时的具体情形、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上讲,突然下达的与上个命令截然相反的命令,因其突然性和紧迫性(预定在12月15日即在14天以内拿下南京)而致使侵华的华中方面军(即中支那方面军)完全陷入了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的极为被动而又危险之境地。

7.理性主义,还是野兽主义?
(1)14日以内必须攻克南京的极端之举
一个无比突出的问题,即为后勤供应与物资保障问题。须知,至少数万人的大军调离兵营,开赴已在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中化为大片废墟的地域因而很难及时通过现地“征集”得到必要给养和补充的南京方向,此乃兵家之大忌。因为它完全不顾数万人每日的吃喝拉撒,而非要硬着头皮去做难以企及之事,从12月1日(柳川兵团是在2日才正式接到命令)接到进攻命令,到7日南京战役的全面展开,才不过区区4日的时间,这样的战略行动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准备的。如此草率而轻狂之举,完全是非理性的,并对执行这一命令的数万日军来讲是灾难性的,甚至是自杀性的与毁灭性的!——若不是不争气的中国军队意外地“拯救”了日军的话。
故而,在做出这一疯狂的、不计后果的战略决策的同时,深谙此严重危险情势的日军将攻略南京的期限预定在12月15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态势评估与判断:即要么在日军完全靠意志咬牙所能坚持和承受的这最后一天的极限时日结束前,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奇迹般地侥幸拿下南京;要么就得面临即使不被中国守军所一举歼灭,也会被饥饿和寒冷这两个敌人所无情打垮和粉碎,从而惨遭彻底覆灭的可能性极大的命运。

(2)日军的作战模式在中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及中途岛海战中的不同命运
不计一切后果,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向来是日军战争行动的三大特点,这种姑且称之为“三不”的作战政策或曰“三不作战”,其特点说穿了无非是一种赌徒式的作风,而不是科学而理性的作战方式和制胜之道。这种作战特点在遭遇到对外素来极度软弱、对内却素来乐于残酷自虐的民族——比如至少是在1930年代的中华民族的时候,以及在遭遇到狂妄自大、疏于备战并潜含着某种隐秘的战略图谋的对手——比如在1940年代初的美国的时候,日军便能阴差阳错地侥幸取得进攻的成功与一时的胜利。但在正常情况下,日军的这一不计一切后果、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的既可以视作某种英雄主义、同时又可以视作亡命徒式或赌徒式的作战特点,却只能招致自我毁灭。
譬如,在距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即在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之战关键的数小时中,日军的那种作战特点,便使其航母战斗群遭遇了几乎是集体覆灭的可悲命运,之后,更能体现这一作战特点的,是铺天盖地的神风敢死队对美军战舰所发动的“英勇悲壮”的自杀式攻击,不管这种攻击在美国人看来是多么地恐怖、在日本人看来是多么地“可歌可泣”,它也依然无法扭转和改写战争的命运。而且,即使在南京战役和珍珠港事件这两个个案中,日军之所以能够侥幸取得一时之成功,其决定性因素,还根本不属于纯军事因素,这两出历史悲剧的发生,更多地是其他诸多因素——前者是受害国的文化因素与民族之基因因素等,后者是受害国的政治因素、战略因素与利益因素等——所错综复杂地交织之结果。

8.南京攻略战的侥幸成功
——日军在饥寒交迫、炮弹短缺之严峻情势中的垂死之举
(1)日军在攻克南京前的饥肠辘辘之惨象
正是基于对日军的这种作战特点,在南京战役之时,进攻日军所面临的风险和和危险是多重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前文已从武器装备、兵力对比、地形(诸多天险)和坚不可摧的南京城墙(及其难以逾越的护城河)的四重因素进行了军情分析。下面,再从后勤补给,特别是从吃饭(粮秣)和炮弹这两个方面再进行分析和论述,从而看一看,当时日军所发动的南京战役是多么地没有取胜的把握,其希望是多么地渺茫。
在日军攻略南京中,时任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旅团长的陆军少将佐佐木到一在1937年12月13日所写的阵中日记中,清楚地这样写道:

(前略)“目前,白米早就一粒不剩了。尽管城里能找到,可我军不能携带着给俘虏吃的粮食。”

如下三篇日军阵中日记的内容,也可资证明当时吃饭问题对日军来讲是多么地吃紧:
(一)山田梅二阵中日记(作者时任第13师团第103旅团旅团长)

12月11日  晴
(前略)该镇位于山峦和长江之内,是迄今为止没有见过的穷乡僻壤,加之遇到支那大兵的破坏,那儿没吃的,人们因粮食而叫苦连天。

(二)井家又一阵中日记(作者时任第9师团上等兵)

12月9日
(前略)日连日的疲惫,躺着看飞机轰炸和皇军进攻倒也颇为有趣。没吃的,啃着红薯行进,真是疲惫之极。

(三)远藤高明阵中日记(作者时任第13师团少尉)

12月11日  晴
(前略)这里是一个粮食全无的穷地方,小队只能吃从镇江带来的食物。中队办公室和其他小队,晚饭大家都吃不上米饭。

较能证明进攻南京之日军所处的饥寒交迫的严峻处境的,还有胁坂部队在《南京城攻击记》一文中的如下真实记叙:

第一线阵地的将士所携带的口粮很快吃完了,不得不依靠预备队送来的少量饭团和山芋充饥,且不顾12月彻骨的寒风,不眠不休地进行着阵地的挖掘工作。

此外,较能证明日军当时所面临的吃喝方面的危急困境的,还有上海派遣军第三师团士兵曾跟一曾经说的如下话语:

“经过苏州时,携带的粮食全部吃完。将士们由于空着腹长途作战,明显地憔悴了,眼窝深陷。士兵们说:
士兵没有食物,军马也没有马料,长着茂盛鬃毛和尾毛的马,被同伴啃得光秃秃的,引人瞩目(原文如此)。人马都感到饥饿,充于空腹中的只有太湖水。按照普通的常识,应停止前进,以待后勤援助,但攻打南京却是无休止的。”(略)

在日军进攻南京的途中,及在南京争夺战全面打响的过程中,由于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于是日军便奉行沿途“征集”粮秣的政策,“征集”其实就是抢劫。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抢到吃的,越接近南京城,“征集”粮秣便越困难。因为南京城周围的大片村镇于此前已在“焦土政策”中化为了近乎于废墟和灰烬,因而想在南京城周围抢劫到吃的可谓是难上加难。于是,数万日军官兵便只好勒紧裤腰带,在忍饥挨饿中坚持进攻。同时,这种危急情势与火急状况也加剧了日军攻打南京的疯狂性和不顾一切性。

(2)日军在攻克南京后的叫花子似的真情实态
事实上,不仅在进攻南京的途中,及在疯狂围攻南京的3日(10日至12日)中,数万日军总体上一直处在食不果腹的危急状态,就连于13日进入南京城后的许多天里,日军依然没能解决吃饭问题。
故而,形象地说,整个日本皇军在南京战役中就总体真实情形而言,简直就形同一大群叫花子兵!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德国纳粹党人、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时任南京安全区主席的约翰•拉贝在其所著的《拉贝日记》这一重要无比、详实无比的历史文献(虽然不少日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对南京沦陷后进入南京的日本兵所做的如下真切描述,可以证明上述之论断:

12月14日
(前略)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它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士林克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略)

在同一书中,拉贝日记显示,于12月16日在其递交给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福井喜代志以示抗议的所援引的由安全区刘易斯•S•C•史迈士秘书所签字的《日本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这一段落中,对日军的抢劫行为和饥不择食的真情实态做了如下记叙:

(前略)
2)12月15日下午4时,在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门口附近,一辆载有大米的卡车被日本士兵抢走。
(中略)
13)12月14日,日本士兵闯进美国女传教士格瑞斯•鲍尔小姐的住所,抢走一双皮手套,喝掉了桌子上的所有牛奶,然后又用手把糖罐全部掏空。
(下略)

日本兵不仅在整个南京战役及在南京沦陷后的许多时日中一直面临着饥饿这一严峻困境,同时还在面临着寒冷的另一严峻困境。就当时的实际情形和客观情况而言,日本根本就没有条件进行这场战役。换句话讲,日军所面临的饥寒交迫、军需物资供不应求的无比严峻之困境,为丰衣足食、装备精良的15万中国精锐守军提供了一个何等难得的全歼来敌、以雪前耻从而彻底扭转战局的天赐良机。《拉贝日记》一书中的如下描述可资证明,即使在南京陷落后的许多时日内,在进城的日军有时间和条件得到给养补充的情况下,日军所面临的饥寒交迫的困境依然是何等之严峻。
拉贝日记显示,在其于12月19日所递交给日本帝国大使馆以示抗议的援引自由刘易斯•S•C•史迈士秘书所签字的《日本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这一段落中,对日军的近乎于叫花子的行为与情态又做了如下真切的描述:

(前略)
63)日本兵在平仓巷6号偷走了一头猪,另外5名日本兵赶走了一匹小马。(略)
(中略)
68)3名日本兵昨天闯入我们委员会6名领导成员位于宁海路21号的住所,偷走了一双手套、一双便鞋。(略)第二天,也就是19日,中午时分,又有2名日本兵闯了进去,偷走了一床被子。 (略)

拉贝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援引的在递交给日本国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以示抗议的由M•S•贝德士所签字的《日本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这一段落中,又这样描述道:

(前略)
6)我今天下午观察到了5起日本兵抢劫穷苦百姓的食物和铺盖的事件。多数情况下,他们还强迫受害者为其拖走劫来的东西。
(下略)

1938年1月8日,拉贝在所援引的递交给日本帝国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的《双塘难民收容所的一天》的这一段落中,对日军的可笑与可怜行为与情态又做了如下描述:

(前略)
10:30 三个日本士兵来拉姑娘,没有拉到,但是拿跑了门卫的棉鞋,给他留下了他们的旧鞋。
(下略)

对上述惨景,日军也毫不掩饰地公开承认,时任德国驻南京大使馆行政主管的沙尔芬贝格在《1938年1月18日南京局势》一文中这样叙述道:

(前略)
日本参谋部的一位中佐对我说,在由上海向南京的进军途中,给养保障部队没有一天能跟上部队的前进速度。这就不难理解,日本兵为什么就像神话中的酒鬼斗士一样,穷凶极恶地扑向一切。
(下略)

而实际上,到底是日军的给养部队一直跟不上进攻部队的步伐呢,还是其给养部队本来一直就深处捉襟见肘之窘境?想必日军自己是再清楚不过了。

(3)日军在南京攻略战中所遭受的弹药瓶颈
日军在南京攻略战中,除了在吃、穿方面始终面临着极其严峻之情势外,在弹药方面也同样面临着无比严峻的情势。当时,进攻南京的胁坂部队在《南京攻击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我军则停止炮击,敌军就大举反攻。因我军弹药突然用尽,于是双方展开白刃战,但因敌军乱投手榴弹,从远处猛烈射击,我军士兵死伤大半,加之梯子又被手榴弹炸断,后续兵力不断,最终含泪退却到门洞内。

时任日军第3880部队长的陆军少将谷田勇在《南京菊花台附近谷兵团奋战记》一文中,对当时日军炮弹之紧缺情况又这样记叙道:

(前略)当天浓雾弥漫,到了十时才开始炮击,而且当时炮兵部队仅有少量炮弹,因此如你们现在所见到的,炮兵只破坏了中华门两侧及西南角的一部分城墙,打开了冲锋之路,而中间的城墙依然坚固。我于12日下午看到小米行北面干道上放置了两门野炮,当时军官正在大喊大叫:“没有炮弹,拉出去也没用!”野炮某中队长也说:“中队剩下的炮弹只有四十发,留作最后关头之用。”12日下午,战场上到处硝烟弥漫,天空都是焦黑色,极为惨烈。我方震耳的炮声逐渐稀疏,步兵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攻。(下略)

可见,在南京攻略战中,弹药问题对日军来讲是一个多么严峻的问题,至少是一个严重影响其士气、进攻规模与速度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弹药却充足得惊人,想用多少就有多少。

六、情势需要,还是莫名其妙?
——中国守军戏剧性撤退的全方位读解与猜想
1.十多万精锐的中国守军在撤退前的情势评估与判断
从当时中日两军的交战态势,特别是从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南京的中国守军决定撤退之时中日两军的交战态势上讲,正处于酣战之际的中国守军的突然撤退,毋宁说是完全缺乏必要依据的,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当时,中国守军所处的情势,准确地讲应该是:危险但不危急,紧迫但不火急,刚刚进入热身状态与酣战情态,根本谈不上形势危殆,更谈不上趋于崩溃,甚至毁灭。
但话又说回来,打仗哪有不充满危险的?哪有不充满紧迫之情势的?即便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那种极富戏剧色彩的特别例外的经典个案,在统帅的笑容下面,若仔细观察,也都满布虚汗,只是其藏而不露罢了。很少有统帅没有失眠症的,即使那些在某个历史阶段屡战屡捷而近乎于神的统帅,每次在战役最终取胜之前,也都是夜不能寐而辗转反侧的。此现象足可说明危险与紧迫素来乃战争之常态。而且,就所处的危险情势与紧迫状况而言,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穿衣吃饭、兵力对比及天时地利等方面,较之中国守军,日军均处于明显劣势,且是处于显而易见的强弩之末的危殆状态,因而,如果说当时守卫南京的15万中国精锐守军只是处于危险情势与紧迫关头的话,那么,作为进攻一方的6~7万日军则完全是处于无比危急之情势与十万火急之要命关头。
诚如前面提及的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目前,白米早就一粒不剩了”,只要中国守军能够稍微再坚持那么两三天——当时的情势要做到此点也完全不成任何问题——那么,原拟定在15日这个极其极端的依据日军的自身条件与状况意味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时日到来之时还不能侥幸攻克南京的话,进攻日军即使不被中国守军所消灭,也会被饥饿与严寒这两个更为可怕、更难对付又必须得面对的敌人之铁拳,瞬间击倒而打垮在远东的战争大舞台上。

2.双12的悲剧性一日
那么,在1937年12月12日下午3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做出撤退决定,并于下午5时紧急召集各部队长官在20分钟内草草宣布此命令且立即投入执行的这一重大举措紧张实施的时候,南京10多万中国守军所面临的局面、所处的情势,真地到了司令长官所认为的那样必须立即撤退,否则就得面临被日军攻克和城毁人亡这样的灾难和命运吗?其时,中国守军果真到了像不少人所认为的那样之十分危急甚至是十万火急之关头了吗?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将目光再次由当代世界投向硝烟弥漫、马蹄声碎的南京保卫战之历史画卷中。
1937年12月12日,正值中日两军激烈酣战、胜负难分之际,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却于下午3时突然做出了从南京全面撤退的决定,并提前写好了撤退命令稿,而于5时在紧急召集各守城部队之指挥官前来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匆匆下达了(或曰传达了)撤退的严正命令。就是说,撤退行动及其命令文本是在12月12日下午3时正式做出决定并于5时在军官会议上当众传达后正式生效而具有合法性的,南京保卫战之失利,以及由此立即演变为大溃退之悲剧,以及尔后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悲剧,就是从12月12日下午3时至5时正式拉开序幕的。

3.蒋介石发给唐生智的电文解读
而撤退命令的做出和下达,据说是基于在12月11日晚,唐生智长官接到了被广泛认为是领袖(蒋介石)的撤退指示电文这一前提,以及基于唐长官所自称的然而却是无据可查的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顾长官在电话中指示其率部队撤退的另一前提。后一个前提不太重要,而第一个前提却十分重要。所以如此,乃因其电文出自蒋介石之手。电文如下:

“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此为版本之一。版本之二为:

“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

版本之三为:

“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

以上3个呈现给今人视界的蒋介石发给唐生智之电文版本的微妙差别,想必明眼人一看便知,而到底哪个版本才是唐生智所接到的原始电文版本,而不是事后经过蒋或出版单位润色加工的版本呢?在此难以考证。3个电文版本中,第一个版本所透露出的撤退建议稍明显一些;第二个版本所透露出的撤退建议则稍模糊一些;第三个版本所透露出的撤退建议则最为明显,并带有某种指示和指令之意涵。然而,无论哪个版本才为原始版本,这3个不同版本的电文,均不能想当然地解读为蒋发给唐的撤退指示,更绝对不能想当然地解读为蒋给唐的撤退命令。
如果是撤退命令,则会出现诸如“鉴于××之情势、为实现××之战略计划,命令唐司令长官率部于××日××时全部撤出战斗,撤往××区域,违者军法从事”之类的明确电文语句。因为,蒋的电文无论如何都仅能被视作一个身处后方因而对瞬息万变的前线情势不能及时掌握和了解的统帅(而不能像今天的数字化战争那样),发给前线指挥官的一个撤退的建议,蒋显然把撤退与否的真正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身处南京前线的唐来裁决。蒋的语句已表达得很清楚,其大前提是:假如前方战场之情势确实不允许再持续或持久作战、持久守卫的话,那么,建议性的指示则为:可不妨或不妨可以,甚至完全可以选择相机撤退之策略与行动方式。

4.唐生智借蒋介石的电文所导演的历史悲剧
因而,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撤退这一战略动作中,实事求是地讲,蒋是没有太大责任的,其责任主要在于用人不当,在于用人论资排辈,而不是论能排辈。真正应完全承担撤退责任的长官,当然是唐生智其人。因为唐显然是刻意曲解了蒋的建议性的电文指示,错误地、不负责任地、儿戏似地做出了撤退的命令。这一撤退命令既是对此前不久在南京所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唐自己的慷慨陈词——诸如: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面对总理在天之灵?——的背叛,又是对11月27日唐公开对媒体郑重承诺的背叛,其承诺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当然,在南京保卫战正处于酣战之际,由于唐司令长官突然做出全军撤退的命令,而给中国军队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因而唐理应对这一严重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一界定,主要还是基于上述之前提:即唐曲解或利用了蒋的电文指示,而蒋的电文指示又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撤退命令。

5.唐、蒋的历史责任之疑团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剖析
然而,蒋于12月14日发表于《申报》的一篇退出南京之意义的通电声明 ,显示下令撤退者,则好像又是蒋中正本人,而非他人。这又作何解释呢?
解释一,蒋可能是为了稳定局面,在事后勇于替部下主动承担了丢失首都的责任;解释二,鉴于首都已经丢失,当务之急显然不是立即追究责任,而是随机应变,将巨大的战略损失与灾难,说成是主动的战略撤退,以便在国人面前和国际上都显得冠冕堂皇而顺理成章;解释三,撤退行动也可能的确是由蒋在背后秘密主导的,唐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这都暴露了如下的严重问题:
1)汉语的致命问题之一,是在表达上亘古欠缺高度准确与高度明晰之表征与功能,其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其在需要进行特别准确明晰的表达之时,屡屡会酿成严重后果,甚至会导致不应有的历史悲剧;
2)在攸关国家安全、民族存亡之重要关头,作为一个国家之最高主宰与首都命运之最高主宰,蒋、唐二人还在利用汉语之表达缺陷,大玩文字游戏,互相推卸责任而不欲承担责任,此现象可看出我民族之劣根性是何等之深,在其自己的首都乃至整个国家都危在旦夕之时,两个在特殊历史关头的当事者还在彼此有滋有味地和着稀泥!悲哉!
3)最高统帅对前线司令长官干预过度,使得后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自食其言——即宣称“誓与南京共存亡”之豪言壮语,并为了一己之私而将计就计地做出了近乎于祸国殃民之事。
但无论如何,唐司令长官永远也洗刷不了其在南京保卫战中严重渎职的重大过失与责任。在其没有公开收回自己的郑重承诺的前提下,就理应无条件地兑现其自己所承诺之一切。
进一步讲,唐生智其人,第一、他是一个男人,第二、他是一个军人,第三、他是一个肩负历史重任的首都卫戍司令长官。既然此前已向媒体无比悲壮、壮怀激烈地公开声明和承诺自己“誓与南京共存亡”,且“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那么,当遇到严峻考验之时,当正义和国家需要其做出可能的牺牲之时,就当义无反顾地以不屈的、视死如归的行动来兑现自己的诺言。然而,令人遗憾和无比痛惜的是,唐却放弃、撕毁了自己的郑重承诺,不顾全城在撤退后将立即遭遇大屠杀的巨大风险,命令全体守军立即撤退,并率先撤退,实在令人遗憾和嗟叹。

6.历史回眸:撤退前岿然不动的南京防御体系
——来自中国守军之视角的历史真相
A.紫金山之于中国守军的南京保卫战
就算唐可以不顾人格、尊严、诺言和历史使命而命令撤退,那么,南京当时之情势是否真地到了非撤退不可之最后关头?
在南京保卫战中,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二团第一营第三连排长的刘庸诚,事后在其所著的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与参考作用的《上海南京抗战亲历记》一文中之长达12000多字的第四至第七部分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
迄至十二日薄暮撤退以前,紫金山第二峰、明孝陵、四方城、卫岗、白骨坟之线,仍在官兵的固守中,但官兵伤亡很多。
(中略)
此事(即十二日下午5时唐司令长官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时将“事前就已经印好的撤退的书面命令”发给大家,要大家“照命令规定的办”),桂永清(时任拥有3.5万人的教导总队总队长)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初在开封临时收容站一次进餐时向我们讲:“唐生智长官自告奋勇保卫首都,在决定撤退时,为了推卸失守责任,转弯抹角地说:‘为了尊重各位意见,特请大家来共同商议,凡列席将领,同意于今日分别即行撤退的,请在公议记录簿上签名盖章。’他说完后,大家都沉默不语,深感难受。他又催促说:‘事机迫切,不容迟疑,希望迅速表态。’说完后,叶军长首先在决议案上签字盖章,继续签字的有参谋长、孙元良、宋希濂、俞济时、邓龙光等。王敬久沉默不语,仍抽他的烟。我站起来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固守未到半个月,就拱手让给敌人么!况我们左翼并无多少敌人,紫金山制高点及其山麓大部分,都在我们总队固守中;中山门外自四方城、卫岗以东到白骨坟之线未失尺寸;光华门仍十分坚固,我们已调部队协助;至于中华门虽然危急,我们可以调紫金山北的预备队去支援他们嘛!不能这样就撤退。’”桂又说:“当时的签名盖章,无异于叫打脚摸手印。”桂永清的话是否全都真实,姑记之以供参证。
(下略)

就而今所能得到的史料来讲,统领拥有3.5万人、在所有卫戍部队中战斗力最强并因此被指派守卫最关键地域紫金山的教导总队之总队长桂永清的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的。桂永清所提供的十分重要的信息之一是,南京保卫战的核心所在——紫金山之制高点及其山麓大部分,在宣布撤退命令时,仍在中国守军的有效控制之中。如前所述,控制了南京的制高点——即控制了拥有近500米之高的易守难攻、险峻异常的紫金山,也就是控制了南京。即便某时暂时性地丢掉了第一峰或第二峰,只要总体上没有丢掉该山,中国守军就应继续充满信心和斗志。谁都知道,为争夺一个战略高地或要地而展开的拉锯战,是战场上极为寻常之事。况且,12月5日所宣布的撤退命令是在3时就已白纸黑字地做出和打好了的。那时,紫金山无论是第一峰,还是第二峰,均在中国守军的完全控制之中,均无任何特别危险。在5时下达撤退命令之时,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虽然增加了一些危险情势,但仍控制在中国守军之手中,第一峰是在下达撤退命令后1个小时后,即在6时后丢失的,而第二峰,即天文台是在全军撤退后的第二天,即13日拂晓丢失的。那么,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下达撤退的命令,无异于对历史的犯罪!

B.紫金山之于进攻日军的南京攻略战
实际上,紫金山之于南京保卫战之无比重要性,并非笔者之臆断,就连当时的日军将领,也都对紫金山表现出极高的关注:

当天,师团参谋通过电话联系转达了以下意思:军司令官宫殿下惦记着有关攻占紫金山的情况。他说:“希望他们尽快占领。”联队已经承担了进攻紫金山的光荣任务,正在努力奋战,如今又恩泽殿下之期盼,官兵激动地不知说何是好。(略)

而作为南京战役的最后的三个战略要地(另两个为古城墙和乌龙山炮台)之首,紫金山在南京守军于12月12日下午5时许做出撤退命令之时,的确像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所说的那样,仍为中国军队所控制,日军的确是在全体中国守军执行撤退命令之后,才费尽千辛万苦而慢慢“啃下”紫金山的。当时,隶属于日军第16师团的步兵第38联队在其战斗详报第12号——《南京城内战斗详报》一文中,对攻打紫金山,做了如下的真切记叙:

(前略)
其五,12月12日的行动
(略)
由于联队炮兵的猛烈轰击,压制住了敌军,终于在日落前牢牢地占领了松树稀疏的土地,扩大了战果。下午五时三十分,右前线大队的第七中队攀登顶峰,并于下午六时完全占领之。随后,第二大队进入顶峰西边鞍部侦察天文台高地的敌情、地形,为拂晓进攻做准备。
(中略)
其六,12月13日的行动
战斗经过概要:
12日晚,攻克了紫金山顶峰的连队转而追击前进。13日早上7时30分左右,第二、三大队相继占领了天文台高地。

也就是说,进攻南京的日军第16师团的第38联队,是在南京守军做出撤退决定并立即投入这一行动(12日下午5时许)之后的1个小时以后,才拿下了紫金山顶峰,即第一峰,并于13日拂晓7点30分(那时南京的中国守军10多万人中的绝大多数正处在混乱异常的大溃散中),才又乘胜拿下第二峰——天文台高地的。即在南京的中国守军全面撤退并演变成一场大溃散之后的14个半小时以后,日军才算完全占领了紫金山,进而将整个南京城及周边完全置于了日军炮火的覆盖范围之内。
至此,南京城外的大范围抵抗与反击,及城墙上特别集中的抵抗与反击对溃不成军的中国军队来讲已无甚意义。10多万根本来不及撤退也根本没有办法、没有途径尤其是没有渡江工具及时撤退的中国守军,还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良策的选择——那就是随机应变而当机立断地将日军放进城内,利用自己近距离内的压倒性火力优势,及对南京地貌、巷道较为熟悉的优势,分散开来,与日军打一场漂亮的巷战,逐街、逐巷、逐屋、逐楼层、逐屋顶地与日军誓死展开一场不屈不挠的争夺战。也就是说,10多万中国守军在撤退不成的危急情势下,若当机立断地立即从江边集合起来,形成力量返回南京城,与敌展开一场有组织的或完全散兵游勇而全面开花式的无休止巷战的话,仍然不失为一种极为科学而理性的选择,一种富于尊严和恪守军人职责的选择,一种最有可能保全自我性命的选择。然而,10多万无法及时撤走的中国守军却宁愿集体无意识性地选择了放弃抵抗与反击而任人宰杀、任人残虐的悲剧性命运!
能够有效证明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前面所陈述的,还有进攻紫金山的同属日第16师团的另一支部队——步兵第30旅团,该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阵中日记中这样记叙道:

12月12日
(前略)
今天深夜,根据师团命令和同时收到的通报得知:
一、为了攻下乌龙山炮台,第13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正从镇江赶来
二、第16师团的右翼部队12日下午发动了三次冲锋,占领了紫金山顶峰,正继续攻占天文台。
(中略)

12月13日
(前略)
上午8时,远处枪声大作,把我从梦中惊醒。(略)
(中略)
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向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师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中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

C.真相出自于不同视角的历史合唱
——三只横卧于进攻日军面前的拦路虎:紫金山、古炮台和古城墙
日步兵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所提供的信息,与步兵第38联队的战斗详报,及中国守军方面的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着近乎于惊人的一致性,从而推论出:
1、三个在南京会战之中的当事人中,没有一个在撒谎,三者分别从三个不同视角提供和描述了同一个事实;
2、上述事实构成了一个无法掩盖、难以辩驳的历史真相;
3、此真相表明:
(1)作为南京保卫战之首要核心,紫金山第一峰及第二峰分别是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不容动摇的撤退命令之后的1个小时及14个半小时后,即又在少部分誓死捍卫领土与主权的置撤退命令于不顾的教导总队官兵的奋勇扼守下,才被日军拿下和占领的;
(2)作为南京保卫战之其次核心,封锁长江、使日军水上力量迟迟未敢靠近南京的乌龙山炮台,在中国方面下达撤退命令之时,仍凛然不可侵犯,并继续给日军造成着有效的杀伤与极大的震慑(乌龙山炮台于第二日即13日拂晓才被日军攻破);
(3)作为与乌龙山炮台之战略地位并列重要的核心之三,始建于明代的巍峨的南京古城墙,自始至终都未遭受到摧毁性的打击,日军的多轮炮火攻击与工兵部队的人工爆破,严格意义上讲,连撕开一道可使部队快速通过的裂口都从未真正达成过。而这又跟日军飞机几乎从未将炸弹投到城墙上这一特殊的背景,及由于后勤严重短缺致使日军炮弹极为紧缺,以及南京城墙的近乎于坚不可摧的这几个因素相关。当时南京城墙虽然遭遇险情,个别城门(像光华门与中华门)被日军占领了一些部分,但这都仅是表面现象。整个高达15米的又高又厚、难以攀登的环城城墙,与城墙外所环绕的宽达70~80米而难以逾越的护城河所组成的防御体系,对于日军来讲,是横卧在面前的第三只张牙舞爪的拦路虎(前两只龇牙咧嘴的拦路虎分别是紫金山与乌龙山炮台)!之所以一些城门与墙段险象环生还被界定为是表面现象,乃在于古人所修建的南京古城墙是暗藏玄机与杀机的,它能让敌人进得来却出不去,能使敌有来无回,陷入绝境而被消灭。对此,比如王绵举所著的《南京保卫战的部署及战斗经过》一文曾这样记叙道:

(前略)
十二月十日
敌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同时攻击,战斗较九日为激烈,光华门被敌突破两次,但冲入城内之敌百余人,悉被歼灭。(略)是夜,一五六师选敢死队坠城,将潜伏城门洞内之少数敌军焚毙,将盘踞通光营房之敌歼灭,光华门及通济门方面遂得转危为安。(略)
十二月十一日
(前略)至午后二时,我八十八师雨花台右翼阵地为敌突破,中华门城门亦被敌炮击毁,有少数敌军突入,但被歼灭。(略)

而时任国军七十二军八十八师参谋的卢畏三,在其根据自己亲历所著的《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一文中,也将同一日(即11日)日军冒然攻入城门后而遭遇有来无回之恶果的情境描述得真切而生动:

墙内有能容两千人的藏兵洞,我军借着城墙优势,伺敌一入城,便上下内外交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入城者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冲进的三百多步兵乱作一团,狼狈万分。惜未将千斤闸关起来,将敌全歼。就这样,日军在中华门、光华门三进三出,横尸累累,亦未得逞。

可见,数百载来巍然屹立的南京城墙,特别是其设计理念复杂、神秘而功能齐备的高大城门,某种意义上讲,真可谓是一种突出于地面上的、陷阱式的防御体系。既是一种陷阱式的防御体系,那么,就必须得有敌落入其中,才能充分发挥这一体系之强大功效与作用,才能将这一潜藏的功效与作用发挥到最大值 ,那么,敌落入其中的这一现象,恰恰是近距离歼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与环节。对此,大喜都恐来不及,而感到军情危机,以至于惊慌失措,则只能令天下所汗颜和耻笑!
4、综上,进而得出如下结论:
(1)在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中国守军在正式颁布和随即执行撤退命令之时,南京的三个在局部上自成体系、在总体战略上又构成着一个更加整一而完备的防御体系的构成要素——紫金山、乌龙山炮台与环城古城墙(及其护城河),如果说用固若金汤来形容其当时之情势稍有些夸张的话,那么用难以攻破、难以啃食、难以撼动而近乎于岿巍不动来概括和形容当时之真实情形,则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正是基于这一史实,在中国守军大部队奉命于当晚撤走后,直到14个小时后的第二天(即13日)拂晓,经过与少量残存的既得不到大部队支援、士气与斗志又渐趋涣散的中国守军的激战,日军才真正拿下这三处要地,进而在此后才得以兵不血刃地进驻古都南京。
(2)反过来讲,作为南京防御体系的三个重要支撑、作为兼具三角形所拥有的稳定性作用的三个防御存在:紫金山、乌龙山炮台与古城墙,假如在表象上看起来是处于某种危险情势,而实则正处于不可摇撼之时,正处于发挥其神功奇效之际,南京10多万精锐的中国守军能够顺乎天意,自上而下精诚团结,众志成城而又从容镇静地抗击来犯的处于强弩之末之状的叫花子似的日军,而不是庸人自扰地自感危急而匆匆做出草率决定而放弃神圣使命的话,那么,不难想像,南京会战的历史命运则完全会被改写。

 

 

D.凝重的画面、窒息的场景
——被历史尘封的悲壮性一刻
事实上,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戏剧性地、出乎意料地宣布撤退命令之时,并未引起与会的师以上保卫南京的各部队长官的普遍共鸣。从当时的资料来看,除了唐长官一个人力主撤退而外,与会的各位长官几乎皆沉默不语,难以想通。指挥拥有3万多人精锐部队的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还慷慨陈词,当众质疑唐的命令。众将领开初皆不赞成,甚至还有重要悍将公开质疑和反对撤退命令的这一史实,以及当时没有一位长官和一支部队向唐长官强烈要求或哭着喊着哀求撤退的这另一史实,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雄辩的结论:当时各部队对守卫南京在总体上还是充满信心和坚定信念的。而这种信心和坚定信念,很大程度上即来自于上面所分析的和下面即将进一步分析的中国守军在诸多方面——譬如在武器装备(当两军粘连在一起时,中国守军的武器则处于绝对优势)、后勤补给、兵力对比、地形(天险、坚固炮台与城墙)、德国的军备武装与苏联空军的英勇支援、国际上反侵略的强烈呼声和谴责声浪对中日两军的不同作用等等方面——所享有的巨大优势。在如此之多的巨大优势面前,不充满信心和坚定信念则是完全有违情理的,更是有悖常理的。
同时,这种信心和坚韧信念,还跟另一幕历史场景——淞沪会战相关。在淞沪会战中,两军除了在兵力对比与步兵武器装备这两个方面与南京会战时之情形接近之外,在其他方面均大大有利于日军——比如有利于日军陆、海、空的三维作战,及有利于其通过海空及时提供的补给行动——而不利于己方之情形下,尚且能抗击近3个月并一度重创了日军,对其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力量均造成了不容小觑的杀伤和重创,使其蒙受了近代史上自日俄战争以来不曾有过的重大伤亡。那么,在南京保卫战或在南京会战中,为何对于享有如此之多之优势、又是在保卫自己国家之首都的中国守军来讲,仅仅全面鏖战了3日(如果自12月7日南京战役全面展开算起也才战斗了6日),就乖乖地默认失败了呢?
惟其如此,当唐长官突如其来地下达全面撤退之命令并要每位与会的长官当场在命令上签字盖章以期将大家的命运捆绑在一条船上之时,当时会场上的沉痛气氛和凝固了的空气是不难想像的。
此幕场景不仅为后世的历史学家罩上了几多疑云,并为这个多灾多难而又极易忘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极具惊醒性的历史时刻。同时,也为艺术家、电影编导提供了一个极能发挥电影的多重语言的艺术表现力的催人泪下的悲怆瞬间!一如影片《马岛战争启示录》中当守岛长官向退至阿根廷港(即斯坦利港)的数千阿军士兵宣布向英军缴械投降之时的那种揪心而无比痛楚的悲凉一幕。那一不堪回首的痛楚瞬间,也构成了世界电影史与精神史上的不朽之一幕。
两军才刚刚交上火,战火气氛还远未到达高潮之时,在中国守军还控制着各主要制高点、战略炮台与岿巍墙垣之时,在数天中就已击毙了一万多名杀气腾腾的日军之重大战果面前,尤其是在数万日军正处于饥寒交迫而再战几日即使不被消灭也势必会被饿死和冻坏的对其完全是灾难性的情势下,10多万精锐的、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守军怎么突然就自己默认失败的可悲命运了呢?
南京会战最后以中国守军的彻底失败、日本军队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紧接着,便发生了日军对南京业已放下枪的中国守军及对全城平民的持续了至少长达6周的大屠杀,从而书写了20世纪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在单位时间内的最为野蛮、最为血腥、最为恐怖、最为兽性化、以致连当今的日本人都难以置信的可耻记录。

E.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军队果真是被日军打败的吗?
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地加以澄清,那就是在南京会战(对中国守军而言,亦即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最后所突然遭遇的彻底失败,并不是由日本军队无法抵挡、无法粉碎的进攻所致;同时,日本军队在最后所突然取得的彻底胜利,也同样不是由日本军队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致。很明显,中国军队在并未遭到致命攻击的情况下,奇怪地默认失败,并是在溃退中遭遇灭顶之灾进而遭遇与南京保卫战之原初意图完全相反的集体屠杀的;日本军队是在并未取得显著战果,且是在付出了莫大之代价的情况下只是由于中国军队的突然溃逃才奇迹般地侥幸取胜的。
那么,显然地,这出悲剧主要由非军事因素所致。这种非军事因素主要由自先秦后为汉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因素、文明因素、习俗因素、社会结构因素、体制因素、基因因素、地理因素与地缘政治因素所构成。是这些因素所联合产生的负作用与消极影响,使15万精锐的其中还有由清一色德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师所联合组成的首都防御力量发生了突然性的崩塌,一夜之间土崩瓦解——10多万中国守军背弃了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与使命,背弃了军人的荣誉与操守,在享有诸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而本可一举消灭冒然来犯之敌的情况下,而莫名其妙地全部撤退并进而立即由撤退演变成了一场丢盔弃甲式的大溃逃。这种令人悲哀的情形,这种令人痛惜的现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少之又少的,它只会发生在这个在总体上素来以苟且偷生、浅尝辄止、匮乏正义与英雄主义之诉求而又热衷于无聊内耗与残酷自虐为主要文化表征之一的民族身上。
严格意义上讲,南京会战中,日本军队并没有打败中国军队。从当时的纯军事层面上讲,日本军队也不可能打败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有效兵力、地形因素及国际政治语境等诸多方面,日军所处的明显劣势与不利情势,均使得仓促而勉为其难地进攻南京的日军,在军事层面不仅不可能打败中国守军,反而还处在即将被中国守军所打败和粉碎的边缘——如果中国守军能够再从容不迫而又灵活机动地(而不是惊慌失措而又僵死地)坚持最少3日左右的话,若那样的话,尔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乃至太平洋战场的态势与战争走向便很可能会被完全改写,后来的历史将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面貌与图景了。
之所以做出上面的这一判断,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理由与根据如下:
(一)在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中国守军正式决定并进行撤退之际,甚至在10多万大军已进行撤退后的14个半小时之内,即在第二日亦即在13日拂晓7点30分之前,日本军队并没有能够攻破和从根本上拿下南京防御体系之三个核心——紫金山、乌龙山炮台和古城墙——中的任何一个。
(二)也没有任何迹象与趋势能够表明,假如在中国守军能够誓死捍卫、寸土必争的情况下,日军在因吃穿和弹药的严峻处境而使自己在15日后(15日是日军所能承受的极限)势必将走向覆灭之命运之前,能够有把握成功攻克和拿下这三个进攻南京的战略核心;
(三)日军是在中国军队长官命令中国军队放弃战斗而撤退后的14个半小时,即在第二日拂晓后,才相继拿下仍有零星部队坚持战斗的这三个战役核心的(乌龙山炮台在被拿下前,中国守军已完全奉命撤退一空)。关于这一点,中日双方军队有当事人所记叙的第一手资料,都可以证明。
(四)中国守军在撤退和溃逃中所丢弃的、令日军都羡慕不已的包括飞机、坦克、各类火炮、机枪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含各类炸弹、炮弹、手榴弹、地雷、枪弹与曳光弹等)在内的武器装备与各类军用物资表明,中国军队完全有实力和足够条件(而不是弹尽粮绝与武器原始)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如果他们有这种正常而合乎情理之意愿的话。
(五)饥肠辘辘与饥寒交迫的严峻生存处境,加上炮弹的严重短缺所造成的严峻情势,使得处于强弩之末之状的日军将发生的总体性崩溃已近在咫尺,日军的覆灭几乎已不可避免、已成定局——如果中国军队能够恪尽职守地再适当坚持顶多两三日的话。
(六)只要控制南京的制高点——险峻嵯峨的紫金山仍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撤退前的态势也正是这样),单凭这一点,不管整个情势多么危险而紧迫,南京保卫战都不能算作失败的这一判断,至少是基于如下战例:在松山战役中,盘踞在松山各个工事里的不过区区一个联队(大体相对于一个团的兵力)的日军,曾经给由全套美械装备所武装的精锐国军,造成过不堪回首的、成千上万人伤亡还久攻不下的重大代价。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辽沈战役中的塔山争夺战中,在那场惨烈的争夺战中,解放军不管付出多大生命代价也始终死守塔山这个不太起眼的制高点,由于国军在最关键的时段始终未能夺下并占领此制高点,致使其整个战役行动全盘皆输。该战役中,林彪的“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的指示与命令,成了中国国内战争中的经典名言。这两个战例表明:只要以不可动摇的信念控制着某一战略制高点(比如某一山头、某一城堡、某一外层空间或某一前瞻性思维理念),那么,便是牢牢地控制了战局之命运或时局之走向。简言之,谁控制了关键的战略制高点,谁便扼住了战争命运之咽喉,谁便控制了历史之进程!
但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进攻的一方仅是夺下某个战略制高点,占领了第一峰和第二峰,甚至是占领了所有山体的表面阵地,只要没有办法将深藏于炮轰不着、枪打不进的幽深掩体中的另一方力量彻底肃清,那么,就不能算作真正占领了该制高点。这种情势下,战局的命运便依然充满着很大的变数。上甘岭战役便是一个极好的战例。因而,即便当时紫金山之第一峰与第二峰在撤退前都已丢掉,也不能立即就默认了南京保卫战失败之命运,何况这两峰在撤退前还牢牢控制于我军手中。
(七)缘此,是中国传统文化,是这种渐渐走向了不求上进的、封闭的大陆文明,是这种严重缺乏竞争意识与搏击精神的文化土壤,是这种文化土壤中所滋生的做事极端欠缺彻底性与至善性的习俗与态度,是这种极端匮乏正义感、神圣感、勇敢精神、血性本能与求生本能而代之以糊涂度日、老于世故、消极懒散、麻木不仁、偷生尘世、血性尽失、本能散逸而奴性却世代浸透于国民的每条毛细血管的文化景象与奇异基因图谱,自己瓦解了自己军队的意志,自己击败了自己军队近在咫尺的胜利,自己放弃了本不该放弃的基本价值观、道德准则、人格精神与求生意志,自己践踏和辱没了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所被赋予的最基本的责任与使命,特别是蹂躏和辱没了每一个被推向风浪、命运与生死之界的人所被赋予的守护和珍爱生命的不屈的精神与意志。
一句话,是传统文化中的致命劣根性自己褫夺了自己的胜利,而将唾手可得的胜利硕果拱手相让蛮敌,是中国人自己击败了自己,中国军人匪夷所思的大撤退,无非是基于这样的人生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苟全性命于乱世、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等诸如此类的世代承袭的东西,撤退乃至溃退无非是为了逃生。殊不知,消极逃生与勇敢求生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消极逃生只意味着要么放弃尊严地、像奴隶般地苟活于世,要么将自己更快地送入命运之口。谁都知道,当饿狼、野狗与马蜂来袭之时,转身撒腿逃命,作为两条腿的人是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四条腿的或会飞驰的动物的,那只会使逃跑者被撕成碎片,或被蜇成筛子。惟一的办法就是捡起棍棒与石头,挥起利斧与翠竹,与来袭者进行搏斗,当你勇敢打翻几条饿狼、野狗或扫落几只马蜂之后,其余的来袭者很可能便会闻风丧胆而纷纷掉头逃窜了,于是你就赢得胜利了。
同理,在南京保卫战中,假如中国军队能够与具有某种野兽主义精神的甚至是野兽似的日本军队奋力一搏,而不是闻风丧胆、抱头鼠窜的话,如前所述,那么,从实力与所占的诸方面优势来讲,最后取胜的则显然应为中国军队,那样的话,数万骄横的日军便不是被饿死、冻坏,便是被消灭,抑或是剖腹自杀。勇敢求生则活,则至少充满生命希望;而消极逃生则死,或半死不活。

七、南京保卫战惨败的历史文化因素剖析
1.哲学与社会学层面的剖析
此处所着重强化和弘扬的这种精神意志,显然与左右我民族之一切的、2000多年前的孔子的思想不相吻合,也与老子的学说不相重叠。
孔子无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皆成其为精于世故、收敛个性与锋芒的人,以求实现一种带着虚拟色彩与幻象性质的人生顺畅、社会稳定之诉求;老子无非是力主一种弃强就弱、弃刚就柔的处世原则,其所诉求的,无非是希望能够像不易被折断的流水或小草似地以便得以自保于尘世的一种存在之道与处世哲学。两者表象上相异,而实则近乎等同,即貌似诗意而玄奥,而实则功利而花俏,貌似虚无而为道,实则实用而无聊,两者皆缺乏对生命本质的本质性把握,皆缺乏超越世俗界的正义感与神圣感的至上诉求。亦即是说,两者均不是一种超越性的思想与学说,皆是从尘世中来,到尘世中去。
再者,老子的特别偏爱和推崇水性(水的特征和存在及显呈特性)的思想学说,极易使我们这种文明板块及其存在个体丧失个性与锋芒,丧失原则与立场,丧失气节与恒定,丧失刚正与激扬,丧失造物主所赋予的区别于其他存在与构成的独属于此的存在表征,进而极易使整个生命集群随波逐流、随风摇摆、随俗而行、随势而动,且还自得其乐。如此文化源泉很难使生命集群及其中的每一分子形成像泰山、武当山、华山与阿尔卑斯山那样地在暴风骤雨和惊涛骇浪中直指苍穹、牢不可摇、岿巍不动、万古不易而永恒屹立之存在表征与神赐姿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子所推崇的弃强就弱、弃刚就柔的存在之道与处世诉求,并不总是能带来自保与存活之机会;恰恰相反地,它常常由于生命个体的弱小与乏力,而极易使自己招致被践踏、毁坏甚至被蹂躏的厄运。其实,两千年来一直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老子的思想学说,与大自然中的存在现象、自然法则与生命法则刚好相悖。众所周知,万物中的太阳对人类而言是最巨大的最有能量、最有力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最富生命力的,最恒久而生生不息的,动物世界中的虎、狮亦如此,两者也因自己的雄强有力而称霸动物王国;相反地,弱小而乏力的蚂蚁、昆虫、鸡、羊等,较之虎、狮却并不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与更乐观的安全环境。可见,老子的与自然规律和存在法则常常相悖的状态诉求于处世之道,及孔子与万物存在的明晰性和个性表征也刚好相悖的模糊策略与和稀泥做法,对这个文明板块其实是贻害无穷的。
南京沦陷之时,柔弱如水的南京女性及具有相似习性的生命存在,并没有为自己迎来最低的安全环境与苟活可能,就是明证。在南京保卫战战机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唐生智(可能还包括蒋介石),还在利用文字游戏和着稀泥,而置民族国家之命运于不顾,结果造成千古悲剧,也是明证。
脱胎于老孔的思想学说又与这种思想学说所蕴含的极为有限的真知灼见而渐行渐远的这种文化系统与文明类型,只会使这个民族一直无法形成超越功利与实用主义的伟大凝聚力,一直无法达到一种辉煌的精神高度,无法形成一种崇高的心灵境界,无法竖起一种垂直升腾的气象坐标。它既不会产生纯粹的精神,也无法产生灿烂的艺术,它可能会让民族在某些历史阶段实现一种物质极大丰富的太平盛世,比如在唐宋或明清的某些时期,但几乎永远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与理论,无法形成真正的精神景观,它始终无法形成真正的民族凝聚力与精神推动力。整个社会始终冀图建立在缺乏严格论证的、缺乏明晰感的、缺乏学术批判的某种道德、伦理或某种似是而非而为我所用的学说之上,一切都维系在一种潜规则之上,而不是维系在明晰的规则之上,更不是维系在崇高的价值之上,此种文化情形使这个民族始终处在一种形不散而神散与形散而神亡的这种情态交替不息之存在状态中。这种情形在遇到强大外力之时,鉴于没有一种崇高的、神圣的与正义的至上诉求而同时却又非常不幸地充斥着各怀心事、各求自保、各求苟活的不良风俗,致使貌似铁板一块、万人一面的这种社会存在很容易被一举击垮或不攻自破,正像最迟从甲午战争以降的诸多历史悲剧那样。
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二战以后,特别是近20年来,孔、老的思想学说,尤其是老子的思想学说为西方世界所津津乐道,《道德经》在全球也一度成为了仅次于《圣经》的最具商业性的书籍。根本的原因,乃在于中国古代汉语所具有的某种含蓄性、诗意性和发音上某种抑扬顿挫感,及书写上所充满的浓厚表演性,以至于使其罩上了一层神秘而诱人神往的面纱,而并不是这些思想学说本身到底有多么诗意而高妙、深邃而玄奥。它之所以在不少时候被认为是诗意而高妙、深邃而玄奥的,乃在于古汉语在表达和指涉上所先天具有的虚拟性与心灵意象上的散点性和模糊性,这种特性同时也是一种不明晰性、不透明性、不确切性,甚至是一种虚假性。
究其实,至今仍在以某种隐性的形式左右着世人之心智与行为的孔老思想,剥去了某种诗意的、令人浮想联翩的面纱后,既不深邃,也不超秒,更不玄奥,无非是一种实用主义性的东西。即教人如何为人处事,如何消弭个性、棱角与生命意志,如何回避风浪、命运与宏大使命,如何放弃承担、放弃献身、放弃牺牲,如何放弃勇敢、放弃抗争、放弃求生、放弃交响性的人生,如何以最为投机的、取巧的、急功近利的、低耗损的、无个性的、无意志的、无欲求的、无表情的、无激情的、无表达的方式,一句话,即教世人如何以最无生命品性与精神品性之存在方式与存活模式,以求自保,或如何以低付出、低牺牲、低创造,甚或是以零付出、零牺牲、零创造的方式以求获取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文化情形与文化表征的一个恶劣后果是,极易导致奴性的滋生与自虐现象的发生,并使文化气象滑向衰败,使文明形态滑向自我耗损与自我瓦解。当一种意志与冲动,或曰当一种生命意志与原始冲动,当一种文化图景之舞动与运行,当一种自由与创造的诗的投射与可能,不能指向与之相对抗、与之产生交响性作用的某种外力与命运之时,便会自动发生逆折而指向本我内里,指向同类,指向同组群,指向同根系,指向骨肉与同胞,指向系统与文明板块自身,便会发生扭曲、自残、自虐与自戕,加之在挑战风浪、命运与炼狱性人生方面所惯有的懦弱性与无效性,便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如此之悲剧:貌似大一统而实则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形态与文明类型,要么周期性地发生自我分裂与分崩离析,即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么周期性地被外来强力——像蛮族和列强——所冲垮与摧折。这俨然成为了民族文化之肖像与文明板块之素描。
此外,这种从实质上来讲不求进取、不求挑战、不求献身与牺牲、不求正义与公平、不求纯粹与超越的文化特征,在极易导致奴性、自虐性,导致自我分裂、自我瓦解,或遭遇外部强力时瞬间陷入一触即溃、一盘散沙之恶果的同时,还极易在自身的文化系统中使最优秀者、超群出众者、标新立异者、敢为天下先者、敢作敢为者、敢于挑战风浪与命运者、敢于创造自我与创造时代者,一般结局都是最先遭到本系统的自我淘汰和无情剔除,这就是常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现象。这种现象亘古习以为常,并被误认为是合乎天意、顺乎自然规律的常识与公理而世世代代地深入人心,这在老子的学说中也都有含蓄的表达。殊不知,这种合乎天意、顺乎自然规律的现象,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仅为我民族所独有,在其他任何民族、任何文明、任何时代都非如此。树大招风,这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木秀于林,在自然界中却并不会率先遭到狂风的摧毁。秀木必须要遭遇被风摧折之厄运,这是不符合物理现象的,也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是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其实是个流行甚广的假命运、伪规律、伪现象,是我民族的专有文化现象。

2.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最需要深刻反省的自鉴之镜——1937•南京
在南京保卫战中,凡是在国军中最有能耐、最有勇有谋的人,像张灵甫、杜聿明、王耀武,以及大敌当前最冷静沉着、从容不迫的人,像邱清泉等,均未得到足够之重用,均未被委以重任。在而后的抗战中显赫一时的杜聿明,在南京保卫战中几乎处于闲置状态;特别是在后来的抗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过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以至于在后来的内战中身殁后还被陈毅所高度评价的名将之花张灵甫,在南京保卫战中只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差不多仅是充当炮灰的小角色(某团团长)而已,并差点送命;而德械装备的88师师长,却由一个在保卫战失利后不惜当即脱了军装躲藏于南京妓院以苟延残喘的鼠辈之人——孙元良来担任;特别是像统领15万精锐守军的南京卫戍司令一职,却戏剧性地落到了口是心非、言而无信、舍义偷生的唐生智的肩上,这都是值得深思的。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了日后在皖南事变中,英勇善战的由北伐名将叶挺所统领的新四军并没有毁灭于日本人之手而反倒是被歼灭于中国人自己之手,以及在孟良崮之战中,美械装备的御林军——整编74师在被华野消灭之前就已被其同僚为联合除之而后快而在对其联合出卖中遭到全歼以至于由此为蒋家王朝敲响了覆灭之丧钟的这两个案例中。
凡此种种,可证明南京保卫战最后出现的全面惨败,是有着极其值得反思和反省的文化缘由和历史渊源的。南京保卫战在最后遭到了全面溃败,这是无可置疑的史实,但南京保卫战的全面溃败,却并不是败在了日军的进攻上,而全然是败在了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上,这同样也是无可置疑的史实,不管是当时或今日的中国人,抑或是日本人,否认此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南京保卫战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败在军事层面,而是完全彻底地败在文化层面,是上面所分析的包藏着种种劣根性的文化特质,自我断送了南京保卫战的前途,自我毁灭了南京保卫战的希望,将最后的胜利与曙光拱手让予日军,而将惨败与奇耻大辱完全留给了自己,从而在数千载中华民族的胸口上和多灾多难的文化母体上烙下了永久的、挥之不去的伤痛!总之,南京保卫战与紧随其后的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从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方面的这层缘由来讲,它是文化机体中所潜藏的各种劣根性与不良基因一起交互作用之产物。毋庸置疑地,这两出惨痛的、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是迫使我民族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反思的4500年以来的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千载文化之实质瞬间晰现无遗。文化之实质不是靠诗意的语说、美妙的构想与庞杂的解释来勾画,而最终是靠无情的事实与真相来自我呈现与被语说的。

3.历史文化与思辨层面的剖析
我们的这种文化系统与文明类型在先秦达到顶峰之后,其创造精神在文化基因中的一些源泉和信条被教条化和全面世俗化后,便差不多从万里长城及与之对映的封闭性系统全面确立之后而开始逐渐步向衰落。这种文化系统与文明类型的一大特点是:它亘古无法从本质上挣脱地球的引力、世俗的喧嚷与尘世的欲望,它不仅不鼓励建基于个性伸张、精神自由、勇敢前行、书写不朽等生命品性上的真正的发明与发现,不鼓励伟大的创见,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消解之、扼杀之。在这种文化生态语境,惊人的发明、深奥的理论、恢弘的体系与伟大的发现皆是难以想像的。像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宇宙起源重要假说之一的大爆炸理论,以及像但丁-歌德-罗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波普尔、贝多芬-李斯特-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邓肯-布莱希特-阿伦•雷乃-约翰•列侬、乔伊斯-品钦-罗伯•格里耶等等的精神现象与思想探险,在这种国度、这种文化土壤是不能被允许诞生的;像蒸汽机、火车、电、电报、火箭、宇宙飞船、网络也是不能被容忍诞生的;像芭蕾舞、现代舞、合唱、交响乐、油画、摄影、电影、动漫等艺术形式也是不能被合法性地创造出来的。
同样地,在军事上自孙子兵法后的2000多年来,我们的军事理论的创造在总体上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像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杜黑的空权论(或制空权说)、古德里安的闪击论及现今的数字化作战论等等我们就无法创造出来。回眸整个20世纪,在军事上我们惟一拿得出手的,无非是人海战术这种作战理念,但这种作战理念并不具有多大的创造性,因为它无非是将无数的血肉之躯视作草芥、当作炮灰为而为前提和代价的。当然,它在人口基数最多的这个国度一度也的确十分有效,但这仅是对于核时代以前而言的。且严格说来,即使在核时代之前,其有效性也主要体现于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之时,而在抵抗外侮,比如在抗击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特别是在对日战争中,这种理念同样无效,因为事实是我们在付出了3000万人生命代价的前提下,才消灭了日军近20万人,且其中至少有6万名日军是被美国在华的飞行英雄陈纳德的“飞虎队”及脱胎于这个战斗单位的以后的第十美军航空队在协助中国抗战中所消灭的。进入核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作战理念便完全归于失效。
不错,我们也曾拥有赖以骄傲的四大发明,但这种现象并不会使上述论断不攻自破。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四种发明是否真地算得上是伟大的发明?这颇值得疑问。事实上,这四种东西均是低技术含量与低智慧含量的且是不具有体系性思考和不需要进行体系性打造及协作的东西,且也几乎均未给世界的观念与面貌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借着指南针而七下西洋的明帝国的远洋航海,也并未给世界带来地理大发现时代,更未导致全球化——正面意义上的——之图景。严格意义上讲,特别是指南针还不能叫做发明,它只是偶然发现或目睹到了一种再寻常不过的自然现象而已——磁石的两端在其处于水平状态下指向地球之南北两极,这并没有改变事物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并没有让一种物体自身发生变革,比如像磁铁的运动产生电的现象那样。且就算这种自我反思有点吹毛求疵之嫌,有点过于苛刻,那么,试问:在这四种发明(发现)之后的许多个世纪以来,我们到底给这个世界又赋予了怎样的足以推动历史进程与思想革命的发明与发现呢?
缘此,我们的文化与文明并不像我们常误认为的那样灿烂,那样赖以自豪和骄傲。究其实,不是我们的基于地理因素、地缘因素与营养结构因素之这个组群中的例外个体的创造力不行,不是我们素来缺乏发现、发明与创造,而是我们更多的、真正伟大的、可以肯定远比四大发明要更具价值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在由蓝图与构想化为现实之前,在被世俗世界承认之前,都被我们这种文化系统所自我摧毁了。甚至连拥有这种伟大心智之人的肉体,也都会被毫不痛惜地加以吞噬,两位曾创造出古代精神史诗和现代精神史诗的伟大诗人——相隔2000多年的屈原与海子的英年早逝,就是明证。一些前沿物理学家也只能是在海外,才能做出一些学术意义上的贡献,这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就是说,这种文化系统自古排斥杰出,排斥创造与发现,排斥为了灿烂精神与神圣理念而牺牲尘世肉身的冲动与诉求,把尘世的幻象与世俗的欲望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竭尽所能地把回避命运与风浪、回避洗礼与沙场,回避牺牲与张扬、回避勇敢与狂放,以求无原则、无色彩地苟活与自保,当作至上的生存诉求与存在之道。这构成了这种文化系统与文明类型的一大悲剧性表征。南京保卫战的全面惨败,就是这种悲剧性表征的典型产物,就是这种悲剧性表征的鲜明写照,尔后的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从受害群体的角度讲,其缘起也与这种悲剧性表征直接相关。本文后面将以铁的事实来印证此点。
就当时的南京保卫战的各方面情形来讲,能人、强人、善谋善断之人、敢于牺牲之人,凡此之人,均不让其扮演南京战争大舞台的核心角色,均不让其发挥巨大的能量、力量,不让其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战略上是极为失策的。在一些部队要求誓与阵地、誓与南京共存亡之悲壮时刻,这种要求不仅不被鼓励,反而还被无情剥夺,即全部都得奉命撤退,说白了,无非是全军都得奉命逃命。当日军来袭、命运降临,正是10多万男儿迎着风浪、投身沙场以报效国家、实现人生价值、成就功名、建功立业的最佳时刻与机缘,然而在中日两军刚全面交上火才两三日,中国军队就被自己彻底剥夺了所有这些可能。这种剥夺一方面是一种来自于命令的剥夺,另一方面也是每一个存在个体的一种自我剥夺,它更是一种甘于自我沉沦的写照。
另外,这种悲剧性的文化表征,与亘古缺乏严格的思辨哲学所充分洗礼和锻造的基因图谱及种族心智的另一文化表征,所造成的另一恶果是,它极易使人丧失冷静沉着、从容镇静的精神品性与作风,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某种洗礼中、某种社会思潮中、某种流俗观念中,极易导致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戏剧性地化为一种热锅上的蚂蚁之景象,被异化为一种怪异的存在。稍有些风吹草动,稍有某种迹象与可能,成千上万乃至千万甚至万万的人便禁不住蠢蠢欲动而一动皆动,这就不奇怪,何以在南京保卫战鸣金收兵后的大撤退中,10多万军队迅速会在全城、在挹江门、在下关骤然化为某种世界末日般的“热锅上的蚂蚁”的这种可悲景象了。

 
4.尘世之梦与苟安之笼
——非军事层面的存在向度与历史神情
南京保卫战中,不乏用德械装备武装到牙齿的15万守卫南京的堪称当时中国的精锐之师,之所以与在某种程度上形同叫花子似的且数量也少得多的日军全面会战了仅仅3日,就仓皇逃生,试图逃向各自的尘世之梦与苟安之笼!而不是选择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奋勇战斗以勇敢求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上面所分析的非军事因素的文化因素与习俗因素所致,而非纯军事因素所致。世界上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不可战胜的敌人,只要你确实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并决心矢志不渝地去战胜他的话。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1937年开始的中日全面战争中,前期由德式装备武装并受惠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勇支援,以及后期又极大地受惠于美国现代化装备和美国盖世的航空力量极具献身精神的支援的中国军队,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在将一多半国土都让予日军之铁蹄而美其名曰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中(此概念最初由蒋介石所提出),始终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得日军在1945年8月8日在遭到苏军的毁灭性打击之前,仅在关东就仍有屯扎80万之众的有生力量。
中国军队的人数不可谓不多,后勤供应较之日军也不可谓处境更糟,在有苏、美两个巨无霸国家大力支持下的硬件也不可谓就逊色于日军,那么,既如此,为何就一直迟迟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并打败日军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一再将精力放在了内耗与内斗上,放在了内战与自我相煎上,加之建立在垄断与煽动基础上的国家,从未在个体中构织起以国为家、以家为国之家国一体的理想性价值观,致使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爱国、护国及保家卫国常常都流于了空洞的口号。特别是在遭遇重大考验之时,生命个体并没有发自肺腑地认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朴素道理,而是选择在进行一定的、十分表象性的努力后,立即各打各的小算盘,各自偷生了事。在侵略战争中,甘做亡国奴,或在文化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语境中甘愿让大好河山沦为黑水荒山,而在所不惜。
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与接踵而至的南京保卫战中,就出现了在世界各民族之林中绝无仅有的两个难以启齿的案例:在淞沪会战失败后,一个中国高级军官换上便装,藏匿于上海街头;在南京保卫战失利后,德械装备的88师师长孙元良既没有率残部继续抵抗,更没有羞愤自杀,而是脱了军装,藏身于南京的一家妓院中苟全性命,直到1938年初混迹于难民中而逃出屠城。

5.历史文化的丑陋缩影
——海内外多重视角对唐生智的评说
南京保卫战失利的直接责任人,一般认为是自告奋勇或由于蒋介石的激将法而披挂上阵的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其人,因为撤退命令毕竟是由他亲自下达的。对此,当时的海内外人士颇有微词。比如,在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中,扮演了远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重要得多的历史角色——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南京安全区主席、人道主义者约翰•拉贝,在其所著的不朽历史文献《拉贝日记》一书中,在1937年12月12日及1938年1月20日的两篇日记中,就分别这样记叙道:

(前略)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去了。(略)

(前略)时至今日,每当想到这些,尤其是每当想到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的可悲境地,我都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他曾经和多少人声称要和南京城墙共存亡,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首先渡江逃跑。(中略)一名军官见局势发生变化,便从城南赶来,希望能得到指令,这时他发现总指挥部已全部撤空。撤退随即在没有发出命令的情况下,像潮水般地开始了。(略)

以上记叙算是作为一个外国的局外人的一种较为含蓄的指责了。
而中国军队的责备声,就显然要尖刻而刺耳得多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3团1营第3连排长的刘庸诚,在由中国方面所呈现的几乎是关于南京战役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上海南京抗战亲历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
唐司令长官则于当天早晨(即于五时正式下达撤退命令的十二日早晨——本书作者注)即已电驻在蚌埠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要他于十二点前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列车。会议刚完,唐司令长官即乘小汽车逃至下关,立即渡江,丢了部队,登上火车逃到百里之外的滁州。(后略)

另外的一篇来自于王绵举的重要文献——《南京保卫战的部署及战斗经过》一文,也对上述叙述再次予以证实:

(前略)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四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实际上述命令未能传达到下属部队,唐生智就弃城而走了。)
(下略)

6.骨牌效应:从精锐之师瞬间滑向乌合之众
——丑陋习俗代言者们对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历史创痛
可见,当初充满了豪言壮语并公开向媒体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率先弃城走人,给南京保卫战的整个中国守军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害的,甚至是极为恶劣的,它甚至在10多万整个守军中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骨牌效应。对此,时任72军88师师部参谋的卢畏三在其所著的《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
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军已向新街口封锁射击。下午三时,唐生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军长兼师长者不能走,未兼师长者可撤离等事。但已成蛇足。除紫金山、雨花台被三十六师堵回的官兵外,许多军、师长会后就不见了。惟守在城内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教导总队、总预备队尚在岗位。(略)

高级军官在未尽到职守的情况下的临危脱逃,特别是唐长官的擅离职守、率先走人给整个中国守军所造成的“群龙无首”的惨痛局面,致使本来胜券在握的南京保卫战瞬间演变成了一场不顾一切、慌不择路而又无处可逃的大溃逃、大崩溃。从撤退之时起而论,军事上失利的根本原因:一在于军官与士兵普遍缺乏精忠报国的精神,缺乏为正义而战,为自由与理想而战的境界,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了贪生怕死之辈;二在于这一撤退命令极为荒谬,它完全不符合当时敌我交战态势之所需,当时的对我有利的交战态势根本就不需要进行大撤退,即便撤退,它又根本不具备撤退的基本条件与途径(因为在此之前,为显示破釜沉舟之决心,唐长官已严令将北渡长江的几乎所有渡船全部收缴)。正是根本就不具备这种基本条件和途径,它使通常情况下的有序的撤退变得无序化,有组织的撤退变得无组织化、紊乱化,并将这种撤退催化成了一场自取其辱的大溃退、大逃散。就是说,南京保卫战的这种大溃退,其实质是一种自我催化之结果,或曰是这种没落了的文化无处不在的自虐化之结果;而绝非是日军炮火与炸弹催逼之结果。事实上,在撤退之时,紫金山上的中国守军还轻松地击落了一架日军战机,就是说,那时正是对敌造成有效杀伤的千载难逢的绝佳时刻。
之所以说当时的大撤退完全是出自于一种自我催化与自虐化之结果,乃在于这种撤退命令的下达,无异于向全军将士下达了一道自杀性的命令。在撤退不成的危机情势下,它将本就缺乏血气与血性精神的中国人,或曰血气与血性精神早已被自我消解而阙失已久的中国人,眨眼间催化成了胆小如鼠、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心气皆死的10多万乌合之众。而之所以当时的大撤退命令无异于一道自杀性的命令,无异于一种自己给自己判处死刑的做法,乃在于在南京保卫战全面打响之前,按照卫戍司令唐长官的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命令,几乎所有从南京可以北渡长江的渡船一概被收缴并驶往他处,并在江北摆放了胡宗南的第一军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任何违令北逃者,而在下达撤退命令到被日军追上之前的短短一个晚上,也根本没有办法立即凭空变出数以百计的渡船以便实施紧急北渡。于是,唐长官只好命令绝大多数部队从敌正面各自杀开一条血路而冒死突围,而只令长官部及担任保卫长官部的利器——第36师从挹江门利用极有限的船只北渡长江至安全地带。
了但并不是所有部队都会按命令行事,并不是那些接到从正面杀开血路突围出去的部队,都有勇气敢于这么做,都感到有必要这么做。另外,唐长官的这种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交付别人的做法,自然难以服众,众部队自然会质问道:“唐长官,你怎么不从正面杀开血路突出去呢?你都不带头这么做,凭什么让我们去这么做?让我们去白白当炮灰呢?”于是,实际情形是,除了极少数部队(比如教导总队之一部)奉命从敌正面突围出去外,其余绝大多数部队在缺乏明确指挥(也指挥不了,因为鉴于这是一个自杀性的命令,故,大部分长官已各自逃命去了)及指挥系统完全崩溃的情况下,都纷纷像潮水般地从各处一齐涌向出城的惟一未被日军攻击的通道——挹江门。希望从那里出去后,能够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捡条小命。由此,又引出了一个至今充满着浓厚悬疑色彩的悲剧性事件:血染挹江门事件。

八、与敦刻尔克大撤退完全相反的灾难性场景:大溃退中的挹江门噩梦
1.西方视角:西人约翰•拉贝对挹江门惨象的描述
1940年6月发生在法国西海岸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次行动高效、组织严密、协调性极强、虽然紧急但秩序井然的战略行动,它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各类船只,将拥有多达33万人的、处在德军机械化兵团合围之势中的英法军队安全撤回了英伦,为反法西斯战争保住了珍贵的火种。而发生在1937年12月12日晚的南京大撤退,则完全是一种异常混乱、低效而无序的崩溃性场景。只有极少数人占有了区区数条渡江的船只,而未能占有或抢到船只的则是利用电线杆、木排、门板、木桶、澡盆、门柱、门窗、床架子、棺材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争相抢渡。虽然如此,渡过江的人毕竟还是极为有限,更多的人成了随后赶来的日军的刀下鬼。祸不单行,而在这一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前,还发生了另一件不堪回首的事件——挹江门事件。挹江门事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自相践踏、充满了枪声与炮声的噩梦性的挹江门事件之发生前提,正是基于上面所述的那个荒谬无比、带着严重自虐性的撤退命令。按照这一戏剧性的撤退命令,在第二日拂晓日军追来之前,利用极为有限的船只能够从下关北渡长江的,顶多是唐生智的长官部和担任护卫任务的36师,而如果其他部队一齐涌来的话,则根本无法保证长官部的安全撤退,于是便严令36师在出城通道挹江门严防死守,甚至不惜可以开枪射击。于是,便酿成了令人痛惜无比的血染挹江门事件。在此事件中,在自相践踏、自我射杀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下面的历史叙述大致可以帮我们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约翰•拉贝在其所著的《拉贝日记》一书中,在1937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两处对挹江门的惨状做了如下真切的描述:

通往下关方向的挹江门。此处只有一个边门可以通过。城门洞一米多高的尸体,与修筑路障用的沙包结结实实地叠在一起,要想乘车去下关,都得从上面开过去。

(前略)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尸横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卐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后略)

上面的两段描述中,第一段描述了挹江门城门洞中的触目惊心的尸体之惨状,第二段旨在描述尸体惨状的同时,还旨在着重描述了挹江门这一古建筑物遭到炮火轰击之惨状。这一段的最后两句话还告知我们道:挹江门的累累陈尸和弹痕累累之惨状,显然不是日军所为。那么,如此骇人之惨状由谁所为呢?且看下面的来自中国方面的亲历南京保卫战的第一手资料。

2.东方视角:亲历者师长王耀武对挹江门惨象的记叙
时任74军51师师长的王耀武在《南京保卫战的回忆》一文中,对当时情境做了如下的描述:

(前略)王耀武下达命令后,即率师部人员经城内中山路向挹江门前进,途中遇到三十六师的部队阻止各部队向下关撤退,并不断开枪射击,子弹由头的上空唧唧飞过,向挹江门行进的官兵看到这种情境,有的主张与三十六师对打,有的说,没叫敌人打死,而被自己的部队打死了,那才冤枉。王看无法由马路通过,又怕耽误时间多了过不了江,就绕道向挹江门走去,在行进中不断听到爆破政府各部建筑物的声音。马嘶人嚷,伤兵喊叫,乱腾到了极点。(略)王到了挹江门,看到城门只开了一扇,人多门窄,极为拥挤,甚至有被挤倒踩死的,过此门如过鬼门关。有的驮马通过这个门被挤倒踩死于地下,有一人力车挤翻在地;人们光顾逃命,宁肯踩着马及越车而过,也没有人将倒在城门地下的妨碍行走的马及车拉开,真是混乱惊慌、狼狈到了极点。
王耀武出了挹江门,走到下关江边,看到各码头上的人很多,都巴不得立即渡过江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无船的部队见船就抢,也有互相争船或木排而开枪的。(略)

3.东方另一视角:亲历者陈剑声对挹江门惨象的描述
而曾亲历过南京保卫战的军官陈剑声,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又是这样的:

十一日(笔误,应为十二日——本书作者注)入夜后,城内外一片静寂。约九时许,城内各部队突然大乱,指挥系统解体,上下联系中断。于是,官兵疑惑不明,不识战况如何。部队群龙无首,各自涌向中山路,向挹江门方向移动。守城各部队均欲由此逃出,渡江北上,因而新街口至挹江门十余里公路,全为炮车、汽车、马匹等阻塞,不能出城。前后人潮汹涌,欲进不能,众欲争先逃命,无人组织拆除沙袋。城内坦克部队,奋命夺路而逃,不惜从士兵身上碾过,因此在临近挹江门一段公路上,自相践踏,积尸盈尺。午夜,坦克碾毁和撞掉部分沙袋,始得出城。(略)

4.何不放弃在自虐中身殁,而选择在抗争中求生?
——挹江门悲剧所折射出的多重文化表情
以上的几则史料表明:
(一)撤退命令的突然下达,给10多万中国守军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灾难性的。
(二)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为首的一批高级军官的率先撤退或逃跑,致使整个中国守军的指挥机构完全陷入瘫痪,并使秩序大乱,瞬间陷入一盘散沙、混乱不堪之境。
(三)在从撤退开始到日军实施大屠杀的整个历史悲剧中,发生在日军大屠杀之前的挹江门及下关江边的惨案,完全系中国守军自己所为。
(四)在上述这两处地点,特别是在挹江门所发生的惨案,不仅被中国亲历者,同时也被在立场上趋于中立的国际重要人士所目击和见证。
(五)在日军展开大屠杀之前,在上述两处地点死于自行践踏、坦克碾轧、炮火轰击、自相射杀的中国军队的人数,据推算至少在1000人以上,这部分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死亡人数,必须从南京大屠杀死亡总人数中明确扣除。另外,自己军队在撤退时放火烧毁和爆破的政府各部的建筑,也应从之后日军对南京的打、砸、抢、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事件中扣除。惟有如此,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做法,才是避免使日本大屠杀虚构派小题大做、混淆视听从而避免使其否认大屠杀的科学做法。至少有1000人惨死于自己之手及南京的许多建筑其实并非全都毁于日军之手,其中也有一些是毁于自己人之手的这一史实,而今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这一事件非常严重,绝对不容忽视,其所造成的心灵触痛也非常之大,所涉及到的深层文化问题也非常之多,正如一些亲历者所说的那样,它是我民族之“奇耻大辱”!对之必须加以深刻反省,以免在日后重蹈覆辙。
然而,这两个事件(挹江门事件及自己爆破、焚毁政府各部建筑物的事件)无论有多么严重,悲剧性有多强,较之接踵而至的日军所发动的包括烧、杀、奸、虐、抢、毁等在内的南京大屠杀,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日军的大屠杀才是更应昭示于天下,并加以无情批判与深刻反省的旷古未有的历史悲剧,才是中华民族万载未遇的奇耻大辱!
(六)挹江门事件或挹江门惨案反映出没落了的中华文化语境所滋生的自相残杀、耽于自虐之现象是何其丑陋、何其致命、何其灾难深重。炮声隆隆中,在即将被日军所野蛮斩杀之前,中国军队不是竭尽所能地奋起反击,而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存活的最后期限内,还没有忘记先自我相煎、自相残杀一番。呜呼,悲哉!
然而,挹江门事件在电影《南京!南京!》中虽然略微点到,却含糊其辞,折射出今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毋宁说是极其平面化的与模糊化的。
(七)挹江门事件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撤退或溃退中的中国守军所拥有的兵器还是何等之厉害,因为中国军队还拥有陆战之王——坦克,假使这种兵器与其他众多厉害的武器能够掉转炮口、枪口对准日军反戈一击的话,必定会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只是非常不幸的是,其却将炮口、枪口指向了中国同胞自己,指向了原本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自身。
(八)挹江门事件还反映出,在中国军队犯了第一个大错——即莫名其妙地大撤退——之后,当深感撤退与突围已不可能之时,若将错就错地立即将大撤退从战略上改为冒险地诱敌深入,以便进而趁机将深入进来的日军消灭于各个巷道、楼屋与掩体之前的话,那么,亦不失为在紧急状态下随机应变的睿智之举与识时务之举,依然完全可能扭转败局,进而反败为胜。中国军队如若这样做的话,完全有足够的条件:既有处于压倒性优势的近距离攻击的各类精良武器,又有充足无比的各类炮弹与枪弹。就算唐生智已远走高飞,但毕竟还有像王耀武(51师师长)、邱清泉(教导总队参谋长,绰号邱疯子)、孙元良(88师师长)等这些高级指挥官尚在江南的南京,他们完全应当机立断地肩负起不容推卸的神圣使命,领导根本没有办法撤走的8万~11万多中国军队继续战斗下去。如此这般的话,那么,想一想,这是多么明智而又英雄的选择呀。而且,当时的国军军队都是有显赫军衔的,而不是官兵穿戴一致,因而,从外观上极易辨认。故,就算这么多的大军乱了编制,指挥也失灵了,只要这些军官能振臂一呼,身先士卒地去发动反冲锋的话,完全有取胜的条件与希望。然而,非常不幸的的是,这8万~11万多的中国军队却宁可选择自相残杀,宁可在撤退无望之时静等着日军寒光闪闪的屠刀无情挥下,也不知道选择奋起抗击,勇敢求生。
在这个意义上讲,身居要职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像王耀武、邱清泉、孙元良等当事者,都是难辞其咎的。在危机时刻,他们应奋不顾身地勇敢承担风险,力挽狂澜,及时地抓住尚存的、稍纵即逝之有利战机,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像即兴创作艺术作品似地创造性地与日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战斗,将乱成“一锅蚂蚁”的8万~11万多的无序之师,及时化为井然有序并可能会产生化学反应的战斗大军!若如此,即使失败了,全部光荣牺牲了,那也是在可歌可泣的战斗中含笑告别尘世的,而不是在大屠杀中屈辱告别尘寰的。然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官兵都选择了宁可被集体屠杀、被残虐、被遣送到日本像奴隶一样地充当劳工,或选择隐姓埋名而受尽屈辱也不愿进行有组织的反击与抵抗,或进行无组织的、遍地开花式的战斗。

 

 

九、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所犯错误分析
南京保卫战在日军于1937年12月10日发起总攻后遭遇险情,并一度在某些地点甚至出现了情势危急乃至危机之迹象(但撤退前在总体上既未出现危机之迹象,更未发生实质性危机),从军事层面来讲,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
(一)从指挥系统上来讲,权力过于垄断,而没有能够将各级指挥权力灵活机动地交给各级指挥官之手中,以便使其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敌我态势,相机做出决断和行动。
首先,蒋介石有些过多地干预了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的决断。假如在关键时刻,蒋要是不发给唐长官那份让其借题发挥、借机撤退的建议性的电文指示的话,那么,试想,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食其言——即曾表示和公开宣称“誓与南京共存亡”——地稍微战了两三个回合就进行大撤退吗?显然,唐不敢那样做。蒋的那份透着过于关切又表达含混的电文,被唐大加利用,并在其进而又做了一些手脚——事前写好撤退命令,在隆隆炮声中,现场令与会的每一个军官表态并当场在命令上签字盖章,以求做到法不责众——之后,成了丢弃首都堂而皇之地进行撤退的最高指示与合法性依据。如前分析,蒋并没有明确指示,更没有明确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然而,其电文在被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后,客观上成了南京保卫战在不该发生的悲剧性大撤退中遭遇全面惨败的肇因。
其次,唐长官也没有将指挥权力充分层层下放于各级指挥官之手中,致使各指挥单位不敢独立相机做出决断。若最高指挥是一个诸葛亮式的全知全能式的人物,或麦克阿瑟式的身经百战的天才人物,那么,指挥权过于集中而垄断的这种情形当然很好;而一旦最高指挥是一个徒有虚名、甚至是一个酒囊饭袋之人,则会造成灭顶之灾。显然,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被历史证明属于后者,那么,灾难便不可避免。比如,在12月12日晚,一旦发生唐长官所率领的长官部在撤退命令并未全面传达到每一支部队的前提下不负责任地突然撤离的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最后一次——即在当日下午5时——所召开的仅有20分钟的高级军事会议后就连一些军、师长也当即溜之大吉的这种情况,那么,因未能及时得到指令又无法从最高长官或军、师长那里核对情况或希望向其请示以便得到紧急批复的10多万大军中的许多部队,便会陷入群龙无首、全盘溃散之境地。
而这种过于垄断的情形,又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不幸产物。一方面,它使垄断权力者可以垄断到近乎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派上英明决断之用场时绝少,而在派上灾难性决断甚至祸国殃民之用场时却多得惊人;另一方面,它使权力被剥夺的个体以及其所组成的群体,实质上一直成了没有判断、没有思维、没有精神、没有意志的一具具活动的躯壳。比如,在南京保卫战中,在明明知道撤退只会断送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之时,为何10多万大军中,没有一支部队敢于公然违抗此撤退命令,特别是那些没有办法及时得到撤退指令的部队中,为何竟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能够不随大溜而能够按照军人自己的职责,哪怕是按照本能反应,而独自坚持战斗,直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在逃跑无望、渡江不能、前有天堑、后有追兵的危机时刻,明明知道不立即反击只会束手待宰,可为何8万~11万多的中国军队不去联合起来形成力量全力反击以勇敢求生?难道没有明确的反击命令,就可以自动放弃最后的求生机会吗?
(二)从战略上讲,南京防御显得过于保守、过于消极。防御是一种防御,进攻也同样是一种防御。把希望或赌注全都寄托在日军最后的总攻上,以便依托有利之天险、工事和城垣加以消灭,这种做法过于消极、被动而缺乏最基本的主动性与冒险精神。科学的做法是:就不能给日军制造靠近南京的机会,在日军靠近南京之前,就理应果断地彻底毁坏并切断沪宁公路等主要通道,摧毁由东部通往南京的各主要桥梁、隧道,组织人力挖反坦克战壕,从而一步步地迟滞、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再往前讲,当初根本就不该给柳川平助的第10军——进攻南京的两股重要的力量之一 ——提供在杭州湾登陆的机会,就理应在其刚刚登陆而立足未稳、还未完全清醒过来而进入战斗状态之时就果断地将其消灭于滩头,甚至赶回大海。进而言之,蒋介石所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对日作战的持久战略,本来就是极其错误的,而这又跟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人生的低效率性,或出于急功近利而表现出的不计后果的高效率性而实则仍是低效率性的这种情形直接相关。
(三)从战术上讲,南京守军摆出一副静态而趋于僵死的防御姿态,显然是不足取的。因为这势必会使日军得以不断地将进攻力量集中到一些点上,将全部力量集中攻其一点或数点,从而使南京防御体系遭遇险情。这个时候,南京守军应随机应变,没有遭遇有效攻击的部队,应及时给遭到有效攻击的部队提供支援,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友邻部队遭遇险情而无动于衷,直到此局面再降临到自己身上。除非南京守军当时的防御姿态是建立在这种前提基础上:那就是防御工事构筑到了类似于日军的松山工事或日军在太平洋诸岛防御工事的那种近乎于坚不可摧、久催而不毁的程度。日军的那种坚固工事,曾使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吃尽苦头,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并花了漫长的时日才勉强拿下。而中国军队则不能太依靠自己的现代工事,因为没落了的中国文化,使自清末以来的中国人在做事上永远改不了偷工减料、有表无里、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应付之差、敷衍了事的集体无意识性的毛病,致使南京保卫战中的几乎一切新修的防御工事,都经不起日军炸弹与炮火的反复攻击,惟有数百年前古人遗留下来的古城墙之高大墙体和乌龙山古炮台及江阴古炮台(江阴炮台的失陷更多地出于内因),在总体上经受住了炮火的严峻考验。南京城墙上许多新修的掩体,只是在朽烂的竹木上草率地糊上了一层水泥浆而已,这种敷衍了事的做法,曾使88师的两个旅蒙受了灾难性的损失,这都是中国守军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基于上述情形与既成事实,南京守军应果断出击,而不是一味地摆出一副被动防御、被动挨打的架势。除非这种静态防御战略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防御者具有极强的抗击打能力,以至于可以应付自如,无所畏惧。可鉴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之所作所为所一再表现出的惊人的偷工减料和敷衍了事的毛病,在南京防御工事的修筑中体现得一览无余,已成为既成事实,因而主动出击寻敌之突出部与薄弱环节实施打击,才为上上之策,这样的话可以扬长避短,特别是对于紫金山拥有数万精兵——“铁卫队”即教导总队——的这一优势条件而言。
当时的真实情形表明,日军的后勤补给线是其整个南京攻略战中最为脆弱的地方,将越来越紧缺的枪弹、炮弹、食品和水送给第一线作战的部队,特别是及时送给攻打紫金山第一峰和第二峰的对攻略南京举足轻重的部队,显得极其吃力。这个时候,科学的做法是:中国军队应立即组织力量,果断切断日军的补给线,以使其第一线部队欲战而无战之条件,以致不战自乱。加之,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使其在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一系列作战中所一再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在进攻中忽略防御,甚至完全就无视自己的防御与后勤补给。虽然中国军队始终对日军的这一显而易见的弱点熟视无睹,然而,机智的美国军队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充分利用了日军的这一致命弱点,给其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日军航母力量遭遇灭顶之灾的中途岛之战,就是美军利用日军的这一弱点而给其以致命打击的经典战例。这次交战中,日军因疏于防御而不慎被蜂拥而来的美军战机和轰炸机仅在数小时内就击沉了多艘先进的航母,使其元气大伤,从此之后,日本海军的实力与元气在太平洋战场一直未再恢复过来,致使日军此后在太平洋战场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之境地。另外,美军潜艇对日军运送战略物资的商船之有效袭击,也是日军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一直处于不利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而,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在进行静态防御的同时,完全可以再组织一些精干而高效的作战单位——比如骑兵营与特种部队,或哪怕是准特种部队——对日军脆弱的后勤补给线,对防御空虚的炮兵阵地、观察哨,以及对军需仓库、燃料库、弹药库等无自卫能力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突袭和奇袭,甚至可不惜以某些特种作战力量和特种作战形式——比如夜间以特种部队或准特种部队空降的形式,对敌的一些指挥机构、通信机构实施斩首行动。若如此,南京保卫战的压力就要小得多,遭遇险情的可能就更小。
此为中国守军在战术上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即一味地被动防御,没有敢于主动出击,特别是没有敢于打毒蛇之七寸的这一敌之最脆弱、最致命的部位。一味坚持被动防御的前提是,防御所依托之物——比如要塞、掩体、天堑或导弹防御系统等——必须得是足够地坚韧、牢固而有效,使敌水泼不进、弹击不穿。但迄今为止,就连二战中的马其诺防线与当今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都被证明未必固若金汤,甚至破绽百出(更不必说除了祖先所遗留的城墙与炮台具有极强的抗击打能力外,在南京保卫战中临时修筑的工事均无法承受炮火的反复洗礼)。因而,防御从来不能被僵化地对待,防御必须与进攻、静态必须与动态、虚必须与实、阴必须与阳进行有效结合与互动,方能将优势与事物的存在特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中国军队所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显然缺乏如此的表现:敌变我变、随机应变、及时调整、不断完善。世界上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一个作战蓝图与命令细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可以不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态势而及时加以调整、修正和不断完善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第一线的战场指挥官与作战单位永远都应享有最基本的、不容剥夺的自由度、发挥空间与决断权,以便能够适时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以便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及时捕捉住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战机。可在南京保卫战中,未遭遇险情的防御地段,并未对遭遇险情的地段及时提供有效支援;那些极具攻击力与杀伤力的部队也一直未对敌之某一过分突出的突出部,或敌在进攻中所暴露出的显而易见的薄弱环节,及时实施必要的打击;特别是当被誉为“首都疯子”的唐生智坐着坦克车在南京城里东奔西跑,而不是坐在指挥部的电话机旁的指挥位置上(那时也没有手机),因而不能及时对战场各处的最新态势做出判断并对诸多请示进行快速批复之时,这会失掉很多战机。
特别严重的错误,还表现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的浅尝辄止上。事实上,就算日军拿下了紫金山所有制高点、乌龙山炮台和古城墙的所有地段,同时,就算日军后勤供应充足,衣食无忧,弹药充足并已开始进城,这个时候,严格意义上讲,南京保卫战也顶多是仅仅失败了一半,或曰还至少有一半胜利的希望。当此之时,就算蒋总裁明确命令南京守军全部撤退,但更了解日军所暴露出的弱点和薄弱环节的南京将帅,都应提出相反的请示要求,或在对敌造成重创后再相机撤退不迟。因为当时的情形是,除了日军已陷入饥寒交迫和弹药紧缺之严重不利情势之外,日军越急躁冒进,越及早与中国军队犬牙交错在一起,其空中优势与远程炮火优势便越会受到最大限度的削弱。而同时,中国军队的近距离内的压倒性的武器优势就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样打下去的话,南京便势必会化为数万日军的坟墓。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在将整个城市都摧毁成近乎废墟并一度在夺取了大半个城市区域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遭到了彻底覆灭的命运。在中国内战中的三战四平中,林彪的部队已夺取了四平城的3/4的区域,并已消灭了守军的4/5的兵力,眼看就要夺取近在咫尺的敌指挥部了,由于敌之援军从南北(即沈阳和长春)同时紧急出动,弄不好的话还很有可能被反包围,在此情势下,还不得不宣告失败,以致只好又四战四平。这两个战例说明,城市保卫战的外围阵地与城垣固然重要,但外围阵地与城垣的失守,却往往并不意味着整个城市的陷落,而往往只意味着城市保卫战决战时刻的真正到来和真正打响,因而大可不必自感危机甚至惊慌失措,更不必仓皇撤退。
在此又涉及到了一个用人不当的问题,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的选取,犯了严重的用人不当的问题。若当时大胆启用不管是邱清泉、王耀武、杜聿明,还是张灵甫这样的新秀做卫戍司令,或至少是大胆启用他们担任可以有效制衡卫戍司令之某一要职的话,那么,南京保卫战便绝对会以胜利而告终,南京城便绝对会化为一座英雄之城而永载史册,而不是沦为一座屈辱之城而永世伤痛。特别是像张灵甫这位在尔后的抗战中有勇有谋、敢冲敢打、冲锋陷阵而勇于牺牲的将才,在南京保卫战时,就理应破格提拔为卫戍司令长官,而不是非要在等到抗战胜利,即在8年后,才让张担任这一要职(张在抗战胜利后终于升任了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虽然如此,然而这就像奥斯卡奖终于颁给了一个一直被埋没的白发苍苍者以终身成就奖一样而无甚意义。一个人并不是越有资历,才越有资格和条件担任要职,也并不是非要在进行无数次的证明后,才最终予以承认的。一些杰出之人向来是不证自明,根本就需要去进行无数次的证明,那样的话,是对人才的不珍视,是一种莫大的浪费,甚至是对历史的犯罪。
南京保卫战卫戍司令一职选择与定夺的错误,酿成了致命的后患。从浅层上讲,这是蒋介石本人所犯的一大错误;从深层上讲,这是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素来就存在的扼杀天才、淘汰天才而重用庸才的腐朽机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可以假想,假如诺贝尔奖由我们这个国度所颁发的话,那么,此奖是绝对不会颁发给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个20多岁的本土天才人物的,而首先会颁给那些老学究、老院士、老专家、老教授。至于爱因斯坦嘛,等到他年逾花甲——假如那时他的肉身还侥幸存活的话——再慢慢论证、研究和考虑吧。可以肯定,假如在南京保卫战时,张灵甫就能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的话,那么,就中国军队所享有的各方面优势与日军所存在的多方面致命劣势来讲,日军将必败无遗,甚至会付出数万人战死的无法承受的惨重代价。那样的话,日本的自信心和无度的膨胀欲势必会遭到前所未有的致命打击,其内阁将倒台,赌徒式的国策与外交政策很可能将由此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因缺乏本钱和迫于巨大压力,珍珠港事件将不再敢于冒然发动,乃至整个二战的亚洲战场的历史面貌都将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后来的历史很可能将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了。
中国军队所犯的最后的、同时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从12日晚突然潮水般地撤退、溃散至无法逾越的寒江之畔而开始的,这个致命错误很快便使本来稳操胜券的中国军队遭遇了全军覆没、彻底覆灭的可悲命运。

十、小结  深刻反省南京保卫战的时代意义与神圣使命
1.综述与推论
南京保卫战中,日本人并没有打败中国人,日本人所处的各方面极其不利的情势,使其根本无法从军事上打败中国人,是中国人自己打败了自己,是没落了的传统文化、散发着霉味的不良习俗等非军事因素断送了南京保卫战胜利前征,以及由此所可能创造的足以改变国际战略大棋局的历史性契机。南京保卫战由一种近乎于史诗般的交战图景而骤然演变成了一场历史悲剧,是从大撤退开始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各个要塞与城门的中国守军,正在与进行自杀性进攻的日军进行紧张酣战之际,却忽然在12月2日晚7时,莫名其妙地接到了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的撤退命令。军中无戏言,此前既已公开承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被厚委任为卫戍司令的唐生智,既然立下了军令状,那就应无条件地兑现,就应确实与南京共存亡。对于刚刚进入热身状态的中国守军来讲,撤退行动是极其滑稽而荒谬的。如前所述,当时的南京并不是不能继续坚守,恰恰相反,而是完全能够继续坚守。它拥有众多的足以坚守下去的对己有利、对彼不利的条件,不要说是守上两三个月了,即使守上一周,因仓促进攻而致使粮草与物资严重匮乏与不足的日军,都必定会不战而败,不战而退。那时,兵足体强、同仇敌忾的南京守军来个反冲锋的话,定会打得饥肠辘辘的日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而狼狈逃窜。
通常在交战中,撤退一般必须有三种前提:一是不能战胜对方;二是为了保存实力和火种;三是为了诱敌深入而歼之。那么,南京保卫战中,中方军队撤退的任何一种前提都不具备,它既不是不能战胜对方(恰恰是很可能会战胜对方),又不是为了保存实力和火种(相反是全军覆没,并被大肆屠杀),也不是为了诱敌深入而歼之(它根本就无此战略意图)。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的突然撤退,完全是一种荒唐的、不计后果的非理性行为。
针对当时的乱局,一般说法是,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为了个人的安危,为了个人的私利,大敌当前,惊慌失措,提前在长江南岸为自己备好了一条涉江的快艇,在突然下令撤退的一个小时后,即于晚8时,自己率先乘上早已秘密备好的小汽艇,带头匆忙北渡长江而逃走。唐生智的这一行为,立即引起了成千上万守军的哗然,守军们口口相传,痛感自己被长官出卖了(《南京!南京!》一片一开始也是这样忠实再现的)。于是,绝大多数守军便争先恐后地弃城而撤;当然,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或富于血性精神的部队,仍在继续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鉴于城防司令已带头走人,下面的一些师长就步其后尘,也扔下部下,纷纷乘坐提前悄悄为己备好的快艇而北渡到安全区域。于是乎,秩序大乱,南京守军的撤退就变成了溃退,就变成了逃跑,它完全没有先后次序的统一安排,也完全没有那支部队负责掩护、那支部队负责断后的妥善安排。而溃逃的惟一方向,无非是向北横渡长江而步军官们之后尘,于是大队人马便都蜂拥向了长江渡口的挹江门。
而在此又发生了重大事件,那就是负责督战的不许任何人从此出逃的、全德式装备的36师,尚未被解除督战的命令(或仍然在坚持履行着当初的战场职责,此外,还有说法说是,按计划,只准许长官部和36师从挹江门撤退,故,36师拒绝为别的部队放行)。于是,亟待出逃的大批官兵,与堵在惟一出口挹江门的36师发生了激烈交火,致使出逃的军队其后调来了本准备在城内巷战中打击日军的坦克击破了城门,才得以潮水般地一拥而逃。在此过程中,因自相残杀与自相践踏致死的中国官兵成千上万。可到了江边,因城防司令提前下达了销毁一切船只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命令,致使几乎无船可乘。于是,成千上万的军人抓着门板、木棍等什物,跳进冰冷刺骨的滚滚江水,冒死泅渡。与此同时,更多的军人只能脱了军装,丢了武器,又回身混入南京城的老百姓当中,致使军装仍得满街都是。还有一些军人(主要为伤兵),溜进了德国人拉贝所牵头成立的“国际安全区”躲了起来。
12月13日一早,南京守军的枪声基本上奇迹般地平息了下来,致使日军得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城内。下午2时,当日军发现正由不计其数的中国军人与难民从挹江门外毫无秩序地冒死泅渡之时,便大开杀戒,用机枪向泅渡者疯狂扫射,结果酿成了血染长江水的特大惨案。
之后,日军又在南京城内将溃散的数以万计的中国军人纷纷集中起来,成批成批地拉到城外集体枪杀,来不及或不便于带到城外执行这一任务的,便在城内就地枪杀。尔后,日军又开始在市民与难民中搜寻军人模样的人,将其集中起来实施屠杀。最后,日军又将魔手伸向了“国际安全区”,因为他们猜测或听说或已经侦察到这里混迹有中国伤兵,于是,又对安全区大开杀戒。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进城日军还伴随着大规模的虐杀、强奸、抢劫、放火、活埋等种种与文明世界完全相悖的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其中,两个日军少尉的杀人比赛——百人斩 ——即比赛看谁先杀完100个中国人的这一野蛮事件,即发生在南京战役和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
应当客观地讲,在1937年12月13日以后的40多天的时间里,在南京城内外所死亡的中国战俘与百姓,也并不都是日本人所杀,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为中国军人自相残杀、自相践踏之结果,这个数字约在1000人到2000人左右,主要体现在负责督战的武器精良的36师与蜂拥而来、要求立即出逃的城内守军的自相残杀,以及12日晚江北岸的胡宗南的尚未接到准许撤退命令的督战部队一开始对正在泅渡的许多中国军民的射杀。不正视和承认这一自相残杀之一幕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过分缩小这一悲剧所造成的死亡数字(中方),以及过分夸大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死亡数字(日方),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这出悲剧的死亡人数,应从40多天的南京地区的总体死亡人数中减去和扣除,如此做法,对日方才是更具说服力的,才是更为严谨而科学的。此其一。
其二,南京大屠杀的定义,在特指日本侵略军(尤其是谷寿夫的第6师团)对南京的据称多达30万左右的中国战俘与平民进行残酷屠杀的同时,还应暗含中华传统文化糟粕与文化机体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对中国人的自我残杀与自相残杀。正是这种自我残杀与自相残杀,某种意义上讲,才为日本人的大肆屠杀提供了契机与可能。今天的中国人在反思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指责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侵略军是何等地可憎、可恨、可恶,是何等地罪该万死,但绝少有反省我们自身的。如果今人一味地责骂日本人,可以说甚至是只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象,至多是只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方面。假如当时中国人不给日本人提供那样的前提与可能,假如英勇抗敌、痛击日军而不发生大溃退的话,南京大屠杀会发生吗?答案是:不会,绝对不会!
就是说,假如中国守军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并与广大民众团结一致,扬长避短地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话——就像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之战、斯大林格勒之战时苏联军民所表现的那样——最后不过区区5万人左右的给养与物资严重不足、一开始其行动计划又未得高层批准的日军的疲惫之师,或曰因长途跋涉与层层消耗因而处于强弩之末之师,要想取得进攻拥有天然屏障和坚固要塞及高大城墙,同时又在兵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总兵力三倍于日军、精锐兵力两倍于日军)的南京守军的胜利,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至少在3日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实情形是,是3日之后中国守军的不战而溃逃,才使得本无胜算可能的日本军队在12月13日后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地不战而进驻南京,故,在谴责日本人的野蛮成性的同时,中国人也更应自我谴责。对此,舆论一般都倾向于谴责时任南京城防司令的唐生智,及其麾下的一些军官,异口同声地指责说,正是他们带头临阵变节脱逃,才使得10余万人守军兵败如山倒。这种看法分析说,由于腐败长官的背叛,他们出卖了卖命打仗的士兵,士兵们便也一气之下弃城而逃。因而,腐败长官成了主要的指责对象,他们罪责难逃。
这种看法同样值得深刻反省。难道中国守军是为了他们的长官去打仗的吗?不,是为这个多灾多难国家,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军人既已穿上了戎装,那么,当国家需要他们痛击侵略者之时,需要他们拯救民族于水火之时,他们就应义无反顾地、无条件地为之捐躯。即使有1000个军官临阵变节,作为一个刚强而富于尊严的士兵,都应继续为民族、为国家、为士兵的荣誉、尊严与气节而英勇不屈地战斗下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直至流完最后一滴血!——这才是一个士兵所应拥有的最基本的精神、使命与操守。
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总体情形而言,这种精神、使命与操守是极端稀缺的,这些品质反倒是在我们所憎恨和藐视的日本军人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日本军人从来没有随随便便就投降的,他们为了其心中的信念——自然这种信念许多是愚蠢透顶的——基本上可以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直至最后的一口气,还有些日本的散兵游勇,由于不知道日本已投降,在二战结束后继续在澳洲的丛林中苦战了二、三十年之久。那么,可以假想,在南京保卫战中,就算军官们全都变节脱逃,就算整个守军秩序大乱,编制全无,11万左右的无法撤走或逃走的士兵们假如人自为战,在南京城内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与肉搏的话,区区5万贸然来犯之敌同样也不是对手,因为中国军人显然更熟悉地形、街区与房舍,更能取得百姓的食物与物资支持。
可遗憾的是,10余万未能逃脱的中国守军却大都脱了军装,集体性地化兵为民,躲藏在南京城的老百姓之中,这是中国军人所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这种做法既让外交官和国际媒体等驻华人员看不起,又令日本人看不起,同时还势必会给广大市民带来杀身之祸。当时,整个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丢弃的中国军装,自然给日本人造成了极不安全感,于是,日本人需要立即从平民百姓中将脱了军装的军人清查出来,这一过程肯定会株连和殃及大量的平民百姓。这样一来,局面便会极易失控。另一方面,作为职业军人,动辄大批量地脱下军装而化兵为民的现象,在二战中,这种奇特现象大概只有中国才独有,这种现象即使在整个世界的战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军人,特别是大批量的职业军人,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利躲身于老百姓之中,而获得喘息和偷生的机会,它会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麻烦和杀身之祸。这是一种与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严重不符的行为,这也至少是南京大屠杀中来自我们自身方面的值得我们自己为之深刻反省的血的教训之一:那就是苟且偷生,不顾军人的尊严与荣誉,不顾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
血的教训之二,是在日军大批量地残杀中国战俘时,尚未被残杀的战俘,要么是抱着侥幸心态,要么是彻底屈服于雪亮的屠刀而不去进行有规模、有组织的暴动和反抗,致使大屠杀得以不受任何阻力和抵抗地持续发生。日军的大屠杀持续了40多天,其实,在前一、两天有无数的战俘被成批量地集中起来拉走,之后便听到远远近近相互交织的机关枪扫射声之时,剩余的数万、数万的战俘心里就应十分清楚接下来的命运了。然而,尚未被屠杀的数万、数万的战俘,却静等着尔后自己再被宰杀的时刻之最终到来,这是极为发人深省的。当人的个性、运动性、喜怒、言论及各方面天性长期受到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及其所濡染和浸泡的政体的渗透和压制之后,人甚至会群体性地彻底丧失为求生、图存而必须抗争的本能与天性!此乃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最令人悲哀和痛心疾首的地方。实际上,10余万战俘是个非常庞大的人数群体,将他们分批次地集中起来,在40多天里相继加以杀害,绝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如后面所分析的,即便是将10余万,甚至是将1万,或1千只食草动物的羊,在开阔地集中宰杀,在现实中都会困难无比、费尽周折,更别说是有思维、有行动能力的人了!
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得以发生,只能推出两个原因:一个是行凶者与加害者都是杀人机器,都是冷血的杀人狂;第二个是受害者的人性和种族基因上都打着奴隶般的印记,以致宁可亲眼目睹着同类一批批、一个个被相继宰杀,剩余者也不去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或纷纷进行无组织的、令人防不胜防的反抗。根本的原因,乃在于两千多年来所一直存在的与人的运动性、创造性与行动可能等天性严重悖离的传统文化语境,对民族精神与个体存在的自我戕害与自我窒息,致使这个民族的人性深处与文化基因中,亘古缺乏血性的一面,缺乏英雄主义的一面,缺乏反抗精神的一面;相反,苟且偷生的一面、奴性的一面、自虐性的一面,倒是祖祖辈辈地挥之不去。历史一再证明,在未遇到强悍异族与世界列强侵袭的历史时期,这个民族每每还可以无比诗意而虚拟地繁衍生息,而一旦遇到强悍异族与世界列强的侵袭,这个民族便难以为继,而化为一盘散沙。这同样也是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最值得自我为之深刻反思和反省的地方之一。
总之,在南京保卫战中,假如中国守军能够不弃城而溃逃,而即使在个别长官惊慌失措、临阵变节的情况下,也依然能够履行一个军人的最基本的义务与使命的话,也决心继续为民族国家英勇捐躯的话,那么,就当时中国守军所拥有的多方面优势来讲,日军就别想攻克南京(在战史上,不幸、不慎或刻意脱离上峰指挥而取得异乎寻常的作战胜利的案例也举不胜举)。这样一来,未被攻克的南京,就自然不会发生大屠杀的悲剧了。而就算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并在奇迹般地得到了空投的给养补给后而攻克了南京,未能撤退或不愿撤退的10多万中国军人,有条件的进行有组织的巷战或散兵游勇式的巷战,无条件的(比如老弱病残之兵)要么选择与敌同归于尽,要么体面地集体身着戎装而投降的话,那么,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一定就会缩小许多,甚至南京大屠杀也同样就不可能会发生了。因为,假如有组织的巷战中的勇士们誓死与日军进行逐街、逐巷、逐屋、逐楼层地争夺的话,同时,假如无组织的散兵游勇们又黑夜白昼地不断在到处打冷枪而进行有效狙击和猎杀的话,那么,南京无疑将会成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就算侵略者能够初步攻克,却并不意味着能够长期控制与真正占领南京,攻克与控制常常并不能画上等号。那么,在不断的消耗和猎杀中,起初攻入城池的一方,最后难免会陷入各种反抗力量所交织成的泥沼之中,难免会走向彻底覆灭的命运(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事先需要将非战斗人员全部疏散出去)。既然侵略者都走向覆灭了,那么,自然便没有了屠杀别人的机会了。不错,南京被攻陷后,偶尔是有一些散兵游勇在继续进行零星的抵抗,但这种散兵游勇的人数实在太少,力量实在太微弱了,以致对大屠杀的发生不能有丝毫改变。
事实上,从这些年所解密和披露的越来越多的各方面史料来看,当时的南京本完全可以成功坚守之而使敌无法攻克,甚至本完全可以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进攻可能扭转整个战局,乃至可能改变历史走向。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地形上来讲,南京不是无险可守,而是有险可守。像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城市,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因为这些城市周围没有什么高地,都是建在河流出海口的冲积平原上或其他形式的平原上,且这些城市当时均无高大而坚固的城墙环绕,非常适合机械化兵团从陆海空三个层面发动联合进攻。假如进攻的一方享有压倒性的火器优势与更加先进的作战理念及战略战术、又不顾忌人道主义灾难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则基本上无法长期坚守,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在付出了极大伤亡代价后,上海也才只能坚守三个月,就是明证。而古都南京则不然,它有紫金山(以及乌龙山、牛首山等)和长江这两个天然的——或曰上天所赐予的——高地和天堑,以及祖宗所遗留下的即使在数百年后的当时也几乎都是坚不可摧的环城城墙与高大城门,因此南京可谓是易守难攻,至少是不宜攻克。
对从东部方向的来犯之敌来讲,地处南京市东郊中山门外的紫金山,显然是阻敌的一道天然屏障。该山主峰海拔448.9米,周围绵延约30公里,山势险峻,蜿蜒如龙,非常适合长期固守,以对敌造成重大杀伤,至少是造成无法承受的消耗。只要在紫金山构筑好坚固的重炮阵地、防空阵地和防御工事以形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并在各险要地段埋伏高水平的狙击射手以确保紫金山不被攻克的话,南京则无恙矣。故,一直以来所风行的南京无险可守的观点完全是荒谬的。同样地,假如在长江沿岸及江心——江心洲——建一些类似于纳粹德国在法国西海岸所建的反登陆的大西洋壁垒式的障碍物,以阻止和迟滞敌人大规模登陆,以及在各城门上再安插一些高度职业化的狙击手的话,对于无险可守、便于日本进行陆海空联合进攻的上海尚且能坚守三个多月,那么,南京的坚守绝对不会短于这个时间,且不说中国守军此前还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建了一条中国的“马其诺防线”。正是基于这种分析与评估,在国军撤退时,当时的态度也正是这样:紫金山第一峰与第二峰仍控制在我手中,乌龙山要塞也未遭攻破。在几个城门中,除中华门外,其他城门均无甚危险,在外围高地中,只有相对不太重要的牛首山被攻破(攻破也可以阻止人马再夺回嘛)。
(二)从兵力上来讲,日军更是处于劣势。当时守卫南京的中方兵力为:在南京的教导总队(35000人)、首都警备总队、由上海战场(淞沪会战)调回正在整编和补充的第74师、66师、83师、87师、88师、36师以及第二军团之一部,另有一些坦克部队及鱼雷快艇部队等,各战斗单位相加,守卫南京的总兵力为20万余人,其中有效兵力为15万人(是进攻日军的两倍)。
在整个南京守军中,36师、87师和88师为国军中的精锐之精锐,皆是由德国将军所亲自训练和督导的清一色全德式装备的王牌师。这三个师在淞沪会战中打得相当英勇顽强,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依然保持着不可小觑的战斗力,因为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与作战意识。这三个师与日军精锐中相似编制的战斗单位的作战实力不相上下,应为侵犯南京之日军的克星。另一个克星,则是由军事学院的学生所组成的总兵力为35000人的教导总队,他们也拥有着很强的战斗力,他们有些类似于北伐时的黄埔劲旅。
另外,守卫牛首山一带阵地的,也是国军中后来一直以骁勇善战、令日军闻风丧胆而著称(比如后来曾取得了歼敌6000多人的万家岭大捷等)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及麾下的出自于北大历史系和黄埔四期的305团团长的张灵甫,这两个在尔后的抗战中屡建卓著战功的名将之花,在南京保卫战中却没有被委以重任,是极其失策的。如这二人当时被委任为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与副总指挥、而不是像唐生智这样的临阵变节者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南京则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式的英雄之城,而不是国耻之城了。
反观日军,匆匆进攻南京的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与柳川平助的第10军这两股力量下辖的一些师团的总兵力并不充足,损兵折将后,最后“攻克”南京的日军兵力不过才区区5万人左右。而之后在进入南京城时,日军所面对的是,仍有11万左右的未来得及撤走的中国军队,当然,这11万中国军人是缺乏有效组织,并且是乱了编制的。总之,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中日双方的兵力比为3:1;日军刚进入南京城后,中日双方的兵力比为2:1。无论在日军攻城前,还是进城后,中方一直享有着压倒性的兵力优势。
(三)从地貌对机械化兵团的制约性上来讲,南京周围一带河湖纵横,雨量繁多,遍地泥泞,烟雾濛濛,并不是较为干燥而开阔的那种平原、沙漠或草原,日军的高度机械化性的特点,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这里并非是机械化性能较高的日军作战的理想场地。
(四)从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与战局的关系上来讲,与淞沪会战时日军可以直接用航母进行协同所不同的是(淞沪会战之时,日军曾出动了4艘航母),在南京战役中,日军的航母是鞭长莫及的。
(五)从火候和态势上来讲,进攻南京一开始仅是“下克上”的一种非理性行为,仅是日军的一些中下级少壮派军官的一次贸然的、盲目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得到日本指挥高层的批准 。日本参谋总部被迫于最后批准进攻南京的计划,是在1937年12月1日 ,这距进攻南京仅有区区一周左右。如此短暂的时间,无论是多么训练有素的军队,要实现如此大的进攻一个大国的拥有重兵把守的首都的战略意图,都只能意味着是非常仓促、盲目而没有把握的。
史料显示,淞沪会战后,日本政府与军部本来是打算让经历了3个月苦战而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约5万人伤亡,其中阵亡人数为10079人)的日军“凯旋归国”。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中支派遣军”)的松井石根司令和第10军的柳川平助司令所发布的第138号命令为:“扫荡上海附近之残敌,追击的路线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也有史论将这一命令解析为:限定了日军在华东作战的范围不得越出嘉兴~苏州一线 。也就是说,当时日军高层基于自己的作战实力,所能承受的伤亡代价、国际舆论和国际态势,刻意理智地在苏州、嘉兴一线,画了一条红线,要求侵华日军不得逾越、不得擅自向西,以免把蒋介石逼急、将事态扩大化,从而引起国际干预。
当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于11月20日惊诧地得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正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后,立即下令停止进军,但却没能奏效。随后,当松井石根意识到不能让柳川平助得到进攻南京的头功之时,于是也不顾一切地加入到了疯狂进攻南京的行列。就这样,眼看生米就将可能煮成熟饭之际,加之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的膨胀与蔓延,进攻南京的计划才只好被参谋本部批准。
可见,只要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打得足够地英勇顽强,那么,就很可能动摇,甚至改变日本高层的决心和意志,因为此计划是其最后勉强同意和被迫接受的;惟其如此,这一盲目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军队来讲,非常适合予以迎头痛击,直至彻底粉碎之。中国守军已坚守了三日,并给日军造成了应有的杀伤,只要再坚守三至四日,攻城日军就会不战自乱、不攻自破。可我们却错失了最好的时机。
(六)从粮草上来讲,就进攻方而言,进攻南京更是一种愚蠢透顶的自杀性行为。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正如上面所言,进攻日军根本就未来得及做充分准备和补充。于是,日本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便奉行“现地解决”的政策,无非就是边打边抢,边抢边打。可这项政策的前提是,得有足够的东西等着被抢。然而,在南京战役中,中国也奉行了“焦土政策”,把南京周围16公里范围之内的村庄一概焚毁,使日军无处可抢,无吃的可补充,以致一个日本老兵后来回忆说,他在攻打南京城的两天中,只吃到了一颗生白菜来充饥!还有资料显示,一个日本兵因从一个难民怀中抢到了一把肮脏的大米而狂喜。可见,只要南京保卫战能够坚持一周,进攻的日军便会不攻自破!——不被击败、击退,也会被活活饿死(而当时中国守军已经坚守了三天)。
(七)从制空权上来讲,日军当时虽然享有着占优势地位的制空权,但这种空中优势一直被夸大了。因为当时日军的一如蝗虫般的飞机所轰炸的,大都是些民用目标,旨在造成对皇军的畏惧效应,旨在造成一种震慑效应与恐怖效应。中国军队的军事目标直到中国军队撤退时,也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和压制。如前所述,直到“最后时刻”,各主要的战略高地和要地基本上仍牢牢控制于中国守军手中,特别是在那时尚未开发出智能炸弹、尚不能进行精确轰炸的前提下,日军的那点空中优势并不能确保其能够顺利发动地面进攻。加之,中方并非是在孤军奋战,中国空军还有苏联空军志愿大队飞行英雄们的英勇无畏的有效协同,故而曰,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一味强调日军的空中优势之所为,其实不过仅是一种妇人之见!实际上,二战中,除了空袭珍珠港这个案例外,较之美、英的空中优势,日本的空中所为,某种意义上仅是一种战争气氛的渲染和装点罢了。
(八)从当时的国际体系与外交层面上来讲,当时日军的侵华战争不仅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相反,还与其利益恰相冲突,当时世界的各大国,除德国的态度有些模糊外,美、英、法、苏等等重要国家不是反对,便是至少不赞成日本悍然侵略中国。国际联盟总部于10月6日通过决议,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罗斯福总统也谴责了日、德的侵略行为。日军在南京城附近的江面上公然超低空扫射和炸沉插着西方国旗的“帕奈”号事件,以及日军于8月25日用军机扫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座车而使其身负重伤的事件,使其国际声望降低到了极点。11月18日,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和远东红军总司令向中方表示:“如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苏联将出兵”。12月13日,各界国际知名泰斗——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联名声明支持中国的抗战。苏联甚至于1938年1月5日告知蒋介石,同意向中方提供20个师的装备。同时,苏美在此前后还分别派兵(一开始主要由两国的航空志愿队构成)援华。可见,当时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国际上是一种失道寡助的行为,是一种破坏国际游戏规则与生存规则的表现,因而,对其自身非常不利。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得到了许多重要国家的声援、同情和支持。
(九)从交战态势上来讲,进攻南京各据点的日军,曾一度在多个地域与守卫的国军处于一种胶着状态,那么,日军的空中优势与火炮优势便被自行消解而不复存在——除非它不顾惜将自己的人也一起炸死!那么,这个时候,就看谁的人数多、谁更英勇、谁站在正义的一边这些制胜因素了。显然,中国军队的人数是日军的两到三倍,在12日傍晚前,中国军队都打得非常英勇而壮怀激烈,跟其占绝对优势的人数所形成的气势不无关系。同时,中国军队也显然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他们是在保家卫国,是在抵抗毫无理由的野蛮侵略。因此,这种交战态势对日军极为不利,也就是说,在日军并未有效摧毁南京周围的制高点及南京城墙的防御工事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进攻和冲锋,致使其与中国守军过早地粘连在了一起,从而致使日军的空中优势与火炮优势被自行消解,加之中国守军在地形、兵力和近距离内所占的压倒性的武器优势,日军的这种打法对其来讲,无疑是一种自杀性的。
(十)退一步讲,假如御敌于险山之外、歼敌于高墙之下未能充分奏效,就算日军最后能够大规模地成功攻入南京城内,那残酷的短兵相接的巷战,对于不熟悉地形、街道、暗堡、人数上处于明显劣势、火力优势又发挥不上、且又缺吃缺喝的日军来讲,只能意味着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甚至是死无葬身之地。
综上分析,加之对于更能发挥陆海空立体战优势的日军在淞沪会战时尚需苦战三个月才痛苦地拿下上海的这一史实,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南京战役中,进攻日军本无取胜的几乎任何军事条件与把握;
(二)对日军而言,这完全是一次盲目而自杀性的进攻;
(三)这种自杀性的进攻,无论是在希望渺茫的艰难破城之前,还是在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的侥幸破城之后,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四)惟其如此,此自杀性的进攻一开始并未得到日本军部的准许,这种自杀式进攻只是在由危险念头而行将化为既成事实的特殊情势下,才被迫准许的;
(五)此自杀性的进攻还与西方诸大国的在华利益相冲突,且又与国际游戏规则、生存规则、价值体系与正义的呼声相冲突;
(六)此自杀性的进攻,在日军高层还与主张优先向北进军西伯利亚之一派的战略理念相冲突;
(七)日军在全面进攻南京的三日内(即10、11、12日这三日内),就已付出了多达1.3万人战病死的高昂代价,即为自杀性进攻的有力明证,这一代价甚至比苦战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军的所付出的生命代价(10079人)还高,以致使其根本无法承受;
(八)既然是一次盲目的、自杀性的进攻,在许多方面——得道多助、天时地利人和、兵力人数众多且不乏全德式装备的精锐之师、粮草与弹药充足、拥有天然屏障和坚固工事、拥有高大城墙与城门、近距离的胶着作战状态(使敌火器优势尽失)——都存有显著优势的中国守军,本应御敌于险山之要塞和城门之外,歼敌于城墙之下,毙敌于巷战之中。惟有如此,才合乎常理;否则,便匪夷所思;
(九)事实上富于戏剧性的是,这次对日军而言纯粹为一次盲目而自杀性的进攻,却由于中国守军突然间潮水般地大溃退而取得了就连进攻日军都完全出乎意料的顺利成功——仅进攻三日,就将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的首都南京轻松无比、一气呵成地完全拿下并占领;
(十)从而可进一步推出如下结论:与其说是日本人轻松占领了南京,倒不如说是中国人亲自拱手送上;与其说是日本人打败了中国人,倒不如说是据守南京的中国人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羞辱了自己。
2.深刻反思南京保卫战的时代意义与神圣使命
1937年的南京悲剧已发生了70多年了,在当今何以还有不遗余力地去全面反思乃至反省悲剧发生的起因与根源呢?回答是:这一切乃历史使命之召唤所使然。如前所述,不全面而深刻地反思、反省这出悲剧,便很难认清、读懂、洞悉谜一般的历史,从而也便很难寻觅和把握当下及未来的心灵坐标与时空之波。
本文主要从军事层面和非军事层面这两个层面对南京保卫战进行了一番全景式的反思,并推导出了令人愕然的雄辩性结论:南京保卫战在军事层面所遭遇的完全彻底的溃败,及接踵而至的巨大历史悲剧的发生,有着极其深刻的远比军事层面重要得多的非军事层面的多重缘由。军事层面是非军事层面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之必然体现与产物,而非军事层面之一切,则是军事层面之悲剧得以发生的根源、背景、条件与前提。只有厘清此点,才能在未来的最后必须进行的正义战争中避免悲剧的再生,夺取伟大的胜利,使古老民族绽现出令举世震撼、令后世传颂的英雄般的姿影!
 

 

第三节  南京大屠杀的全新反思

以下内容出自于《拉贝日记》1938年1月22日的一篇援引文章,文章为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新申报》第三版的文章译文:
日本军队安抚中国难民
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
南京的街道上还是死一般地寂静。阳光像是充满了同情心,特别是照顾城西北的难民区,摆脱了艰难和死神的难民群众,由于日本士兵的高尚行为得到了安抚。在日本部队占领该城之前,他们饱受了中国抗日军队压迫的苦难,他们既买不到大米,也买不到小米,病人得不到治疗,饥饿的人没有饭吃!市民们痛苦无法加以描述。令他们走运的是,皇军进入该城后,放下手中的军刀,伸出援助的双手,以便治愈这些最穷苦人的伤口和痛苦。在日本大使馆西面的区域,成千上万的难民聚集在一起,感激日本人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完全放弃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男女老少跪下来叩头,以证明自己对皇军的忠诚。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种礼仪,只有出自真心真意时才会这样做,因为它们的这种礼仪是非常严肃的。在这个区内,男女难民都从日本士兵处得到面包、糕点和香烟,大家对此非常感激。城墙旁最穷苦的人也得到了施舍的物品。
与此同时,我们的医疗队已开始工作。许多几乎失明的眼疾病人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下又恢复了视力,并痊愈。(中略)
人们可以看到附近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大使馆,西北面有英国国旗,北面还有法国国旗,东西的苏维埃红旗则倒映在玄武湖碧波之中。在中央,在日本大使馆的敌塔上,太阳旗突出于一切之上。人们从高处向下望去,可以看到日本士兵正在和中国儿童愉快地玩耍。
南京目前正处于世界的焦点,众目注视。可以肯定,这里的人们又重新享受到了和平的幸福与劳动的快乐。

历史上曾经有大量的诸如此类的不实消息与报道,以及相关图片资料,比如一名皇军面带微笑地正在赐给一名中国儿童糖果等画面,那么,一直以来,有大量的日本国民否认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日本平民阶层与学术界所表现出的南京大屠杀否认现象和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或虚幻论,在当今的日本极有市场,特别是在当今日本学界,南京大屠杀越来越充满着浓厚的悬疑色彩,愈加扑朔迷离,甚至还颇带某种推理派作家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和《野性的证明》“证明”三部曲作者)作品技巧中所常运用的推理意味。
归结起来,否认南京大屠杀者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十分有理有据的理由:
(一)南京大屠杀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才首次听说的,如果真地发生过,可为何在1937年发生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
(二)东京审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因而,南京大屠杀很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以惩罚败者的莫须有故事。
(三)南京大屠杀在事发当年并没有为中国方面国共双方所充分报道好披露,若真地发生过,当时的中国为何对此反应平平,而没有当作攸关全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
(四)若真地发生过,为何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在此后的40多年中一直未将其列入其中?
(五)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幕幕惨象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它不是文明世界所可能发生的事情,因而它完全是虚构的。
针对以上的诸多疑问,本文的回答是:
(一)鉴于日本在战时实施了严密的新闻管制和审查,使得当时的南京惨象没有渠道进入日本的公众视界,当时日本所获知的,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东西,诚如上面所援引的那篇出自日本人对南京的描述和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等事件,也是在战后才被世人知晓的,但不能因为事后才知晓,就可以否认它曾经存在过。
(二)东京审判中,审判的一方的确为胜者,被审判的一方的确是败者,但这次旷日持久审判总体上还是相当严肃而符合司法程序的,故,不能简单定性为一种胜者对败者的惩罚性审判,有大量的人证和物证可以证明,当时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屠杀的规模、死亡的人数、外因与内因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被澄清和考证的学术问题,但总体上,未来的结果与东京审判所定性的一切不会出现根本的出入和偏差。
(三)大屠杀事件发生之时,鉴于没有一个中国的新闻记者,特别是摄影记者在场,因而,当时所发的消息和图片全都是援引自海外各大媒体的报道,因而中国对其的反应显然是无力的,特别是像马吉牧师所拍摄的电影胶片等第一手珍贵资料及《拉贝日记》等所见所闻,当时的中国人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加之中国是一个对历史伤痛素来极不敏感的一个国度,再加之当时正处在抗战的高潮之中,故此,当时未对此做出应有的反应和报道。
(四)由于冷战原因、两岸对峙的原因及特殊国情和政体的原因,致使此事件在40多年后才在强调实事求是的小平复出时代被重新发掘和认知。
(五)今日的日本人中很多人感到南京大屠杀难以置信,一是说明这个事件太有悖文明世界的原则了、太野蛮化而兽性化了,以至于连善良的日本人也感到它无法相信;二是说明,战后的日本人较之战前显然是进步了。
无论怎么说,1937年侵华日军所发动的南京大屠杀,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最为惨绝人寰、最为血腥恐怖而令人发指的事件之一,就从单位时间内所屠杀的人员数量、所采取的闻所未闻的残忍手段以及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公开性(所造成的巨大恐怖效应)这几个因素来讲,南京大屠杀应该算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最为惨绝人寰、最为血腥恐怖而令人发指的事件。 
想必,世人会拿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历史上的另外几次可怕事件进行比照,以否定上述论断,认为此论断有夸张之嫌。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此论断到底是严肃而科学的,还是夸大其辞的?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从古至今发生的大屠杀主要有如下这些:
公元前146年的迦太基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有15-20万迦太基人被罗马人杀害);
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南京大屠杀(这次屠杀造成至少26万至30万中国战俘和平民惨死);
1940年至1945年的奥斯维辛等众多集中营的犹太人大屠杀(这次持续数年的大屠杀造成约600万犹太人被灭绝);
1945年2月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次惨剧造成至少6万德国平民死亡);
1945年3月和5月的东京大轰炸(这次惨剧造成近20万东京平民惨死);
1945年8月的广岛与长崎的核袭击(这两次核袭击造成至少约10多万日本平民相继死亡)。
就纳粹德国所实施的犹太人大灭绝,以及美军对日本所实施的东京大轰炸和广岛、长崎的核袭击这三个世人耳熟能详的事件来讲,它们在单位时间内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所采取的残忍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恐怖指数这三个方面,均大大逊色于南京大屠杀。先说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犹太人大灭绝,犹太人大灭绝清一色地是在遥远荒僻的地方极其秘密地进行的。成批量的犹太人在被赶进“淋浴室”即毒气室之前,并不知道是要遭遇大屠杀,当知道并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大屠杀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且毒气置人于死地也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这种痛苦程度、残忍程度与所承受的心理恐怖要远远小于南京大屠杀。犹太人大灭绝的这种情形,有些类似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大轰炸。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在死亡前,人们皆不知晓,而死亡的过程又大都较为甚至极为短暂(尤其是核袭击的死亡过程更是瞬间性的),且死亡过程几乎都是发生在同时的一种情形;而不是先后依次发生,即不是某人在亲眼目睹到众多同伴被相继残杀之后,明知道下一个被残杀的对象就是自己,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刺痛和惊恐中,直到自己也被残杀为止。比如,并不是这种情形:即在同一个毒气室中,并不是先毒死一批人,让另外的几批人目睹着这一毒死的过程与惨状,在令人毛骨悚然中,再依次毒死剩余的几批人;也不是这种情形:即在核爆炸中,先让成千上万的人目睹别人被摧毁、被炸伤,而后再轮到命运降临在自己身上。在这两个案例中,死亡和毁灭都是同时发生的。
而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与毁灭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它是在巨大的心理惊恐中,先后依次发生的。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最为惨无人道的特质,它一直持续了长达六周之久,且是在一个国家(文明古国)的首都,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夜以继日、肆无忌惮地公开地进行的,它在六周之内屠杀了约30万(至少是26万)中国战俘与非战斗人员——平民百姓,且是在以最残忍的手段大肆屠杀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大规模的强奸、抢劫和纵火的行为,这种特质更是犹太人大灭绝、东京大轰炸、广岛与长崎的核袭击所根本不具备的(比如在犹太人集中营的屠杀之前,不允许出现强奸、抢劫等事情,违反者会受到严惩)。而从人员死亡情况来看,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大致相当于两颗原子弹炸死人口总和的二倍 。南京大屠杀虽然在死亡总数上小于犹太人大屠杀的600万这一数字,然而,它在一个多月内的死亡数字却是奥斯维辛等所有集中营加起来所难以比拟的,它是一次有预谋的种族大灭绝。在日军对中华民族所实施的灭绝性的侵略战争中,中国人的死亡数字更是大大超过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实施的集中营大灭绝。
已故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在其所著的《被遗忘的大屠杀》中,这样评估了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所死亡的中国人的数字:

这项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发动了以赶尽杀绝中国华北农村所有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上百万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带,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的作者R.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杀害,死者数量也将接近100万。
(中略)
我们已经知道,日本飞行员在如上海、宁波和承德这样的大城市播撒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霍乱、痢疾、伤寒、瘟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瓶子投进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日本人为传染中国平民和军人,还在食物中掺杂了致命的病菌。他们把带有伤寒病菌的饼干扔在露营地附近,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日本人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寒和副伤寒病毒的蛋卷。 最后的死亡人数统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间。R.J.拉梅尔提供了较为保守的数字:有3949000人被杀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数百万人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药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死亡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可以说,在对华战争中日本人共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

而对此,曾在二战中服役于美国空军并在战后出任美国佐治亚州最高法院资深法官的丹•温(Dan Winn)在其所著的《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一书中,这样旗帜鲜明地写道:

保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真实的记录表明,日本共残杀了3000多万中国人。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称为“超级大屠杀”。

也就是说,无论就一个月左右的一次屠杀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来讲,还是就整个战争中的屠杀致死的人数总数来讲(上面所列举的死亡数字,显然是十分保守的评估),千夫所指的纳粹德国的暴行都远远比不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而从残忍手段与残忍程度和恐怖指数上来讲,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这一举世愕然的事件中。对此,《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中这样记叙道:

一些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切掉她们的乳房,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还当着家人的面,父亲被日本士兵逼迫奸污女儿,儿子被逼奸污母亲。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着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
(中略)
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
(中略)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医学试验。……在离长江只有很短一段距离的中山东路,日本人把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改建成研究流行病的实验室,他们称之为“荣1644部队"。……里面的科学家给中国俘虏注射或喂食各种各样的毒药、细菌和致人死命的气体;这些物质包括丙酮、硝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氰化物和蛇毒,比如眼镜蛇、竹叶青蛇的毒液。

类似的残暴情形,也为美国肯尼斯•加尔布雷恩所著的《核击日本》 一书所证实。该书这样评述道:

杜鲁门和蒂贝茨所表露的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情感,日本军队的残暴是举世闻名的,在侵略战争中,他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奴役占领地的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妇女,还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给许多国家造成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他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美等各国战俘公然残酷杀害。

上述所列举的日军的种种罪行,以及远东国际法庭所列举的日军的“拔指甲、电击折磨、强迫妇女裸身坐在炭炉上、吃人肉” 等等,在南京大屠杀中皆有体现。日本人在二战中,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已成为了世界一定氛围的史学界所公认的史实,近来出版的多达28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大屠杀真相  中方史料》、《南京大屠杀真相  西方史料》、《南京大屠杀真相  日方史料》、厚达600多页的《拉贝日记》、华裔女作家用鲜血和生命所谱写的《被遗忘的大屠杀》、美国曾亲历过二战的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丹•温所著的《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日本历史文化学者津田道夫所著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等书,以及所发行的《马吉的证言》(美)、《以天皇的名义》(美)、《南京》(美)等专题片和纪录片,皆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视角详述和剖析了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方方面面,使得世人在70年后,能够有机会从更多层面、更多维度来了解这出历史悲剧之详情及渊源。
尽管如此,如果说南京大屠杀已成为了举世公认的史实,那么,这一判断却显然是个十分夸张的判断。因为这出历史悲剧的存在,在世界范围内而言,仅是对于碰巧有机会接触到有关真实史料的有识之士和良知未泯者而言的,对于全球而言,特别是对于当下的全球大众而言,却并没有太多的人知晓这件事情。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关于南京大屠杀方面的文献资料与影视作品实在是太有限了,对此的深度评述与反思的声音也实在是太微弱了,关于此史实的文献资料、影视作品及严肃的学术评论与文化反思,较之奥斯维辛集中营、核轰击日本等事件,委实少得可怜、弱得可悲!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穿透性的文化反思而言,除了已故的华裔学者张纯如做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外,中外学界根本就没有,特别是国内学界,这方面一直就是个空白。
也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两个分别来自德国和中国的青年导演尝试着拍了两部从不同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但非常遗憾的是,两部电影不仅没有帮助世人认清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本质、日本军国主义的兽性本质,以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文化特质,即不仅没有让世人了解到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惨绝人寰的真相,以及悲剧背后的问题实质。反而,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与世人隔得更远,且这出悲剧的缘起与问题实质更是提都未提。关于这两部电影的缺憾与成败,后面的两个段落将做专门剖析。
【以下的南京大屠杀全新反思的内容,尚在进一步完成中。】
 
结  论
南京大屠杀是一次旷古未有的浩劫与悲剧,它是整个文明史的一大污点,它给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心灵之痛,将是永远也挥之难去了,它对整个世界每一个心存良知者所造成的触痛与震荡,也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前所云,它在残忍手段、刺痛效应、恐怖效果等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以及广岛、长崎的核袭击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它所造成的人员死亡,其总量与两颗原子弹当场所炸死的人数总和的两倍相当。
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知道这一事件的人,却少之又少,因为更多的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与资料(含文字、图片与影像)绝少提到它。这又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西方世界普遍将二战的爆发年份界定为1939年9月,而这次事件是出现在1937年12月,早于流行性界定的二战爆发时日近两年,所以它很难进入二战的文献视野与历史视域。二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一再被中日这两个作为事件当事者所遗忘和涂抹。一个受害国(中国)与一个加害国(日本)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去关注它,甚至刻意涂抹它,那么,世界范围对它的冷遇与漠然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就像假如作为受害方的犹太人都长达几十年不去提及奥斯维辛,同时作为加害方的德国人也对此混淆视听、拒不承认;或假如作为受害方的日本都对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无动于衷,同时作为惩罚不当方的美国也趁机拒不承认自己曾经在日本投掷过两颗原子弹,抑或一再辩称这只是误投、误伤,甚至一味强调这一做法的正当性的话,那么,世界范围对这两出历史悲剧便自然不会有而今这么大程度的关注度,对其也就不会再产生深刻反思了。
不可思议的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42年间,即在1979年之前,它未编入受害国中国的中小学历史课本,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作为被认为可能至少有30万同胞惨死于法西斯屠刀之下的受害国,你自己都淡忘了这段血腥的历史,你又怎么能够期待局外人能对此投以关注的一瞥呢?
而另一方面,上面的这种出于种种缘由的特殊历史情形,不管受害方中国是否追究,对于加害方日本来讲,无论如何它都应当予以客观公正的承认,都应主动向受害国中国正式赔礼道歉,并主动赔偿生命与财产损失,以求得自己内心深处良心的宽恕,并求得中国人民的宽容,进而去实现日本人民的人性自觉、人格再塑与整个民族的自我救赎,这才是大和民族的当务之急。这就像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情,不管人家提不提,作为欠债或欠情的人,都应时刻感到不安与愧疚才是。不承认二战中日本的侵略史,特别是不承认它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不仅不会提高当代日本人的国际声望,反而会极大地降低它的国际声望,反而会让世人对缺乏悔罪之意的日本人长期性地保持戒心与警惕,会让这个民族自我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会让大和民族在特殊历史情形下走向自我窒息。
首先,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同时也是在二战中受日本侵略最为灾难深重的中、韩、朝三个国家,不会一直坐视和无限容忍日本的这一绝少悔罪、绝少反省的非理性行为。与这三个重要邻国关系紧张,将会使日本一直在一种自我制造的安全困境中而惶惶不可终日。这些年来,朝鲜的导弹试射频频在跨越日本列岛的上空,某种意义上,如此做法就是对日本这一行为的一种回答和警告。同时,日本的这一行为也是不断在往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及他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几年前,数千万中国人联名公然反对日本试图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汹涌澎湃的民族声浪,就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严正回答。
其次,美国人也会对在世界上第一次敢于大规模地悍然袭击它的国家的日本长期性地怀有戒心,并时刻保持警惕。二战后,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美国一直坚持在日本驻军的这一战略与安全政策长期保持不变,即为明证。当然,美国驻军日本,一方面是为了对抗、遏制前苏联,以及为了围堵中国,即出于曾经的冷战及尔后的后冷战之战略需要;另一方面,非常清楚不过的意图,显然是为了有效震慑与遏制日本的,以免其军国主义与狂热情绪的抬头,以防其在某种特殊时刻可能继续给美国与世界造成祸害。
再次,当今日本有相当多数量和相当多层面的人不正视、不承认、乃至涂抹、篡改二战中它的侵略史,甚至对其二战中的侵略史实大加美化和涂脂抹粉,却并不等于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不存在,不等于这些铁的史实不存在。当年美国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迈耶尔所拍摄的在南京战役期间“帕奈号”遭轰炸时的新闻纪录片,约翰•马吉所拍摄的金陵大学医院在南京大屠杀时之惨象的胶片,驻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和美联社记者迈克•丹尼尔所采写的发于当时美国各大媒体头版头条的南京暴行的报道,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代表拉贝所写的数百页的《拉贝日记》,以及后来在南京所发掘的多处成千上万的骸骨,就是铁证。日本当时许多媒体的报道(比如对“百人斩”图文并茂的报道),以及亲历这一事件的众多日本老兵的日记记叙,和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在大量取证后对这一事件的定性,所有这些历史存在更是日本人所无法否认、无法抵赖的铁证。
一味地否认、抵赖,甚至美化,只会欲盖弥彰,且它越是那样做,无形中便越会增加这个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潜在危险性。一味地靠自欺欺人、靠涂抹污迹,是绝对无法修复日本人自1895年100多年来的破碎而残缺的历史形象的!而不管当时日本的经济与科技有多么发达,鉴于日本一再不正视它的侵略史,甚至连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都想翻案而后快的话,那么,日本的国际形象无疑将是失衡而扭曲的,日本人民的内心深处与潜意识深层也显然是失衡而扭曲的。当这种失衡而扭曲的情形达到某种极限时,这个民族便会发生个体的撕裂!多年来,日本人的自杀率在世界上一直高居榜首,就是明证。
而与之不同,德国在二战后不仅正式向犹太人和国际社会道歉,德国人在政治上还一致承认,不仅是纳粹分子,包括战时德国整个政府也应对战争罪行负责,而且德国还作了大量的经济赔偿。如果把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特别问题最后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的赔偿等所有赔款加在一起,此前已赔偿了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600亿美元。但日本至今却几乎没有为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任何赔偿,另外,此前,中国的不少当年被逼为慰安妇的人赴日打官司,也都不了了之,有的赔偿甚微,有的甚至干脆没有。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日本人蛮不讲理而赖账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前这些仅存的并敢于公开站出来的受害者的身后,一直缺乏其民族与国家的有力支持,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坚实的靠山,受害者就更别想得到人家的同情和赔偿了。
之所以南京大屠杀事件至今还有多么多的日本各界人士不承认、否定,甚至公然对之恬不知耻地加以美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原因是,中方可能是出于善意与宽容而一直对此对日方没有表现出足够严正的、使其不敢为所欲为的立场,从没有对日方实行强有力的实质性制裁和惩罚措施。让我们来设想,假如今天有众多的日本人公然不承认、否定,甚至美化其曾于1941年12月7日早偷袭珍珠港而造成2400多美国军人惨死之事件的话,那么,美国绝对不会仅仅在外交场合发表几句像“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历史”之类的无关痛痒的辞令;美国一定会对之采取国际制裁、贸易禁运,甚至实施军事封锁乃至军事打击等实质性措施。
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受害方我们对日方一直以来所表现出的听之任之,甚至是某种绥靖政策,才使得日方变得越来越漫不经心而有恃无恐,正是由于我们在长达近半个世纪(42年)中对此事件的遗忘,才导致了日方对此的遗忘。我们这个民族自古是一个得过且过、知足常乐的对伤痛和灾难极不敏感、极易健忘的民族!惟其如此,巨大伤痛和灾难的历史悲剧,在这块土地上一再重复上演,一再轮回不断。这也正是已故的美籍学者张纯如女士何以要将其用青春和生命所谱写的历史悲剧冠以《被遗忘的大屠杀》这一凝重标题的缘由。直到2005年,即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后,较为全方位地、较为正面地报道国民党正面抗日的书籍、资料才大范围地出现。针对这种文化现象,国际舆论与媒体一时好评如潮。随着尘封多载的档案与史料的解密,国人才得以了解到南京大屠杀前前后后的许多历史情形,才对其概况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一年,率先以多期较为全面地大篇幅记述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媒体为《三联生活周刊》等,随之,这方面的当量有余而严谨不足的网络资料也一发不可收拾。再之后就是多达28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全面发行,及上、中、下三卷本的《南京大屠杀真相》(由中方史料、日方史料与西方史料构成)、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文译名改为《南京浩劫》或《南京大屠杀》)的全面发行,再之后是由美国所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在中国的公映,及《拉贝日记》一书在中国的出版发行。
故而,严格说来,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被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这个民族遗忘了、至少是忽略了整整近一个甲子,即近60个春秋!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讲,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一幕。越是多地了解当时的史料,就越是感到脸红心跳!日本侵略军固然可恨、可憎,固然应吊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又有多少人去深入反思过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和奴性国民性之一面呢?正是这种东西,才使最后仅剩下区区5万人的日本部队的一次纯属自杀式进攻的冒然行动,取得了惊人的军事成功——就南京战役这个单一事件而非总体侵华战争而言。也正是这种东西,为大屠杀提供了得以发生的某种前提与可能。这种绝无仅有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个民族,换了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残忍程度。这个民族发生这样的大屠杀的悲剧甚至是不奇怪的,只要这种存在着不容忽视之缺陷的民族基因与奴性国民性之一面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大屠杀——不是自相残杀,就是被外族所残杀——的悲剧就会在历史上反复上演。
实际上,早在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即在日本人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大屠杀—— 一种民族文化方面的自我屠戮——就已经在南京全面展开了。我们自己先杀死了自己的英雄主义精神、军人的荣誉与操守、民族的尊严与风骨、个体的人格与品性,接着是进城的日本人再将仅剩下一副躯壳的中国军民加以进一步地虐杀与消灭。在屠杀这个民族之躯体的同时,进一步再对其整个民族精神与意志加以震慑与屠杀。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南京大屠杀是一种多重屠杀、多向度屠杀和多层面屠杀,日本侵略军是其主要的元凶,但却并非是惟一的元凶。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试想,假如你不给他提供这种屠杀的机会,而是将其消灭或阻挡于城外—— 一如莫斯科保卫战中苏联军民所表现的那样的话,抑或是将其消耗并消灭于城内—— 一如斯大林格勒之战中苏联军队所表现的那样的话,他怎么能屠杀得了你呢?这出历史大悲剧又如何能够上演呢?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城破之后,不屈的迦太基人并没有束手就擒,任人宰杀,而是勇敢地与武装到牙齿的罗马人展开了6天6夜的激烈巷战,致使迦太基战死者多达85000人,战斗中,即便是不便与男性士兵一道作战的迦太基女性,也都纷纷剪下自己蓄养了多年的美丽秀发,充作男性战士们的弓弦,以进行不屈的抵抗——这种精神与表现,才是值得肯定和颂扬的、可歌可泣的表现。
一个国家的含有在装备上堪称世界一流的精锐之师的15万守军(中国守军在战前虽然遭受有一定的损失,但对方也并非完好无损),依托天然屏障、坚固要塞、高大城墙和丰富的给养,在同兵力少得多的并且是在给养与物资严重不足的不利情势下而发动盲目进攻甚至是自杀式进攻的侵略者,仅仅全面战斗了3日,在自己的整个防御体系并没有出现严重危险甚至还近乎于岿然不动的情势下,突然间就丢弃了自己的首都,成建制地竞相撤退,以致溃逃。在逃跑不成的情况下,又脱下军装不计后果地混杂于百姓之中,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这,无论如何都是极为羞耻而令人汗颜的。紧接着出现的一幕是宁可被成批成批地相继宰杀,也不在被宰杀之前不顾一切地去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或无组织的会面出击,或自杀性袭击,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形一直持续了40多天。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对找不到先例的。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深刻反省,深刻检讨,深入批判,深入认识,惟有如此,才能在未来的民族征途中,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与此同时,也要不遗余力地借各种形式,借动漫、电影、书籍、文章、戏剧、现代舞、音乐、诗歌、雕塑等已知和未知的形式(此前中国歌剧舞剧院就曾推出过一台极具震撼力的现代舞作品《南京•1937》),让当年发生在南京的日本军国主义所制造的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以警醒当今的中国人、日本人和全世界的人。政府应该投入有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加大全方位地对此历史悲剧的研究力度,澄清是非,以正视听。对那些故意混淆是非,抹杀、不承认甚至美化这出千古悲剧者,中方应有强硬的、旗帜鲜明的姿态和立场,制定出相应的实实在在的制裁措施,以使其有所忌惮,而不是继续肆无忌惮。中方还可以组织世界范围的学术研讨,举办世界性的纪念诗会,甚至还可以出巨资邀请好莱坞的顶级导演——像马丁•斯科塞斯、斯皮尔伯格等——来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手法拍摄一系列关于这出悲剧的电影,以便以最直观的形式让这出悲剧昭示于天下。
若那样的话,对日本而言,除了极少数顽固不化者外,相信大多数人只要通过各种手段、渠道和形式,真真切切地了解到了当时的历史真相,都会正视和承认的,而不是继续涂抹和否认的。而对中国而言,如此所为对当今、对未来更是大有裨益,中国人不应该不明白,南京大屠杀是两千年来中华民族最需要进行深刻反省和深度反思的不容回避的事件,它对中方自身而言的发生条件与语境,是两千年来中华文明系统与文化母体中所潜含的各种问题与缺陷相交织而作用之结果的最集中体现。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迈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进步伐,那么,南京大屠杀无疑将是其必须跨越的鸿沟,也无疑将是其真正迈步的起点。
而就《南京!南京!》与《拉贝日记》这两部十多年来仅有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来讲,其所暴露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首先,对历史事实把握不准,这个问题又跟一直以来海内外,尤其是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极端欠缺、极端表浅化有关。不可否认的是,一直以来,史料就是一大问题,关于此事件的比较详实、全面的史料绝大多数都在国外,国内几乎处于空缺状态,即使2005后国内引进或自行编纂出版了一些较有说服力的出版物,但由于时间过短,学术界与思想界又缺乏梳理和反思,致使创作者一时难以消化,且较之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而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史料上和研究深度上,这些出版物都十分逊色。
何以较为详实、全面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研究此前几乎都在海外呢?
一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一直是一个对历史伤痛、灾难与危机非常不敏感的、非常易于健忘的民族,故此,长期以来,至少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即在2005年以前,国内的史学界、学术界与文化界对此缺乏最起码的关注与研究。
二是因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没有一个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媒体亲临大屠杀现场,采写和报道最真实的第一手见闻,当时中国的重要媒体,像《申报》、《大公报》等对此事件的报道全是转引《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世界性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所援引的不过为第二手资料。这又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自己国家的据称多达30万同胞被杀害和凌辱,自己国家的记者和媒体却对此袖手旁观,反倒是西方的驻华记者和艺术家,比如《纽约时报》等媒体记者,以及派拉蒙电影公司等处的艺术家,冒着随时可能被炸死、被刺刀捅死的极大危险,采写、拍摄和报道了大量的珍贵历史画面。一直以来,当时中国的媒体记者是一个极端缺乏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的、贪生怕死的群体,中国一直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舍生忘死的战地记者,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当时的西方媒体也都是在大屠杀现场悄悄地拍摄影像胶片和图片资料,之后,再将这些胶片和底片缝在棉衣内层里面,冒死偷运出南京而公之于世的。传统中国的媒体记者们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如此。这种情形使得今人在研究、回眸南京大屠杀时,必须得大量发掘和援引当时西方人在现场所采写和拍摄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这又需要一个较漫长的发掘、翻译和出版发行的过程,致使整个研究进程陷入被动而缓慢的不利境地。可以肯定,假如在大屠杀发生之时,有中国人(最有条件的是使馆人员、电影公司和媒体)在现场拍摄下来哪怕只有10分钟时值长度的电影胶片或100幅杀戮瞬间的图片,那么,对国人和世界日后揭露南京大屠杀就要有说服力得多。正是因为十分缺乏现场的铁证,才使日本右翼不断能够想方设法地否认此事件。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人完全可以这么做,比如他们完全可以躲在使馆中、下水道口,或将自己埋在死人堆里,从而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拍摄和记录下真切的历史瞬间。
三是因为这个民族亘古是一个缺乏求真意志的民族,对最真实、真切的存在,对本真的存在,对事物的真相一直缺乏最基本的诉求、感知冲动与探觅冲动,故,即使偶尔我们自己有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研究,也大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程兆奇所著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几乎是此前惟一有学术价值的出自本土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与语境中,对电影创作者们而言,是十分不利的。他们对当时的历史把握不准,甚至出现严重的盲视与盲区也是不奇怪的。你一直以来本就绝少准确无比、详实全面的东西,电影创作者们便也只能陷入无米之炊之窘境了。
四是对历史悲剧素来缺乏必要而深刻的反思。
深入发掘当时的史实与真相,从而将发生在史实与真相中的人物故事叙述给今人,虽然这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只是最初级的。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悲剧与民族悲剧,电影的作者应对此有最基本的反思,而不能从现象到现象,从表层到表层,这就失去了拍这个题材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了。
反思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加害者即日军的层面,二是受害者即中国军民的层面。
从加害者的层面来讲,为什么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侵略南京的日本人,个个都变成了冷血的杀人机器了呢?作为皆是在这个生命星球上十月怀胎的人胎——而非鬼胎!——他们绝不可能是“天生杀人狂”!显而易见,是日本的有失健康甚至是畸形的文化语境与军国主义,是日本的一小撮阴谋家与野心家,使这些好端端的、从小欢天喜地、天真可爱的人,成批量地沦为冷血的杀人机器与杀人狂魔的。影片必须对此有深刻地剖析和揭示,只有这样,即使对日本方面而言,才是对其负责任的、挽救性的一种做法,以使其认清问题,以免重蹈覆辙。而那种一味迎合,甚至讨好性的做法,只会让日本人日益迷失,只会让其更具危险性与祸心。
从受害者,即从被屠杀和凌辱的中国军民的层面来讲,电影更应达到敦促整个民族去痛定思痛、深刻反省与深度反思之目的。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为什么独独会降临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上?这样的悲剧能降临到俄罗斯民族的身上吗?——不能;能降临到小国芬兰或南斯拉夫的头上吗?——不能;能降临到美国的头上吗?——不能;能降临到日本的头上吗?同样不能。
早在1945年二战濒临终结之时,在日本,除了广岛、长崎、小仓与京都这四个小地方外,其它所有地方都已被美军轰炸得几乎完全不再有任何值得再被轰炸的目标了;而且苏军在东部边境陈兵百万,随时准备对关东军发动毁灭性的打击;再加上中国军民也在一天天地对日军的实力进行着巨大的消耗 。即便在这种综合情势下,仍有美国专家预测:如果登陆日本,还将付出数百万美军士兵生命的血的代价。
这个史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像南京大屠杀的这样的历史悲剧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日本这个民族的,它可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种悲剧只会发生在一个在总体上亘古懦弱且充满奴性而同时又对这种懦弱和奴性永远缺乏必要认知和深刻反思的民族。为什么这个民族会表现出这样的不良表征?这个民族自古并不乏像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壮怀激烈的仁人志士,可作为一种整体存在,这个民族为何就这样地不堪一击?是什么让这个民族的力量自我消解的?不乏精锐之师的15万守军,放弃本可击溃送上门来的来犯之敌的天赐良机,弃城而逃,尔后又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处处长队,天天静等着被别人宰杀,一直到第40多天!40多天中,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可悲现象:前一排战俘被残杀后,由后一排战俘负责将被杀者的尸体推入江中,紧接着,后一排战俘又被残杀,此情形一直重复不断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扼腕反省吗?这种血的教训难道不值得全民族为之警醒吗?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必须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揭示,电影应该在这些层面有所作为,作为一种大众性极广的艺术形式,它将能对民族文化的重构、民族气节的重塑、民族基因的重铸,起到异乎寻常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许多人而言,可以一辈子不读一本书,但几乎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不以影院、电视或影碟等方式看一部电影。在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段内,电影常常能够起到其他许多艺术形式与文化形式所根本无法企及的作用。鉴于它是一种看得见又听得见的、极为乱真的东西,所以这种艺术形式所表达的同样的东西,远比文学等形式要更容易让人相信和信赖。因而,对于这出旷古未有的历史悲剧,如果确实能够揭示出问题的本质,那么,它就能在单位时间内更易于警醒世人,在充满迷雾的历史长廊中,更便于敲响世纪的警钟。
可能会有许多人对本文的推论难以信服,因而对本文对南京大屠杀的来自中方的发生条件与语境的痛心疾首之反思难以理解、无法共鸣。他们会说,日军的火器强于我们,所以虽然我们的人数是其三倍,但也恐难守住,成功击溃来犯之敌更是纸上谈兵,为了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保存实力,当然应弃城而撤,留得青山在,来日再算账,只是撤退的时候应该像模像样,而不能成了溃逃。
实际上,这种貌似合理的分析是大错特错的。中日战争中,中国被打得如此惨痛,一败再败,一退再退,以致半壁江山都拱手让给了日军的铁蹄,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火器弱于对方,即根本原因不在硬件方面,而在软件方面,即在于我骨气、气节、精神、意志、凝聚力等方面,总体上几乎为零。不错,我火器方面在总体上的确弱于对方,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军队的火器(中方除了非嫡系的杂牌军外)并未形成代差,双方都有飞机、坦克、大炮、军舰。南京战役的时候,中方还有苏联空军极富献身精神的空中支援。在抗战中后期,中方更有美国空军(包括一些刚研发的战斗机与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大力支持,那可都是一流的兵器,美军还以自己的标准,装备了不少国军的部队。即便在抗战前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与南京战役之时,国军中的全德械装备的36、87、88师,从头到脚全都是清一色的德国货,他们的装备不仅不逊色于日军,相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中方军队的装备在总体上确实逊色于日军,但这也不能成为频频失败的理由,就南京保卫战这个具体案例来讲,更不能成为放弃对我十分有利而对敌十分不利的南京预设的防御体系以致引狼入室的站得住脚的理由。
回眸历史,甲午海战的时候,北洋水师用巨额银两从西洋购置的、在建造上融合了当时德英先进科技的坚船利炮,不是号称“世界一等”、“亚洲第一”吗?那它又何以会惨败于吨位与国际排名上均大大逊色于它的日本海军呢?可见,武器与装备并不是,至少并不总是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严格意义上讲,武器装备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种东西都有适合其角色呈现的最佳场合及语境。比如,机枪比步枪火力强,但它不能进行精确射击,更不能用于狙击;大炮比手枪和长矛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在近距离内,它却无任何用武之地;飞机能够控制制空权,从而能够大大决定现代战争的命运,但这种战争理念也让纳粹德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因一味将赌注押在不列颠空战上而坐失了乘胜进攻英国的绝好机会,并使西线战争陷入僵局,从而使其又陷入了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极为被动的境地。类似的情形也同样出现在马岛战争中,这次战争中,阿根廷也是过于注重空中打击——尽管其空中打击的效果的确近乎于出神入化——而极大地忽略了传统的反登陆作战与地面作战,最后在英国的航母、特种部队与传统地面部队的综合打击下,还是败北了。
实际上,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武器越先进、越具杀伤力,就越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具杀伤力的B-2A隐形轰炸机与F-22“猛禽”战机,在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中,就毫无用武之地,甚至就形同废铁一堆!反过来,武器原始、装备低劣的一方,打败武器先进、装备高级的一方,这样的战例从古至今屡见不鲜,越南战争就是这样,苏阿战争也是这样,朝鲜战争中武器与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也至少没能打赢。且在这三个战例中,交战双方武器与装备的差距,较之南京战役时中日双方的差距,都要大得多。然而,在那三个战例中,武器与装备好得多的一方,最后不是被打败了,就是没能取胜。因而一味地强调南京战役时,甚至是整个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总体上的节节败退,是因为武器与装备低劣所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接着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南京保卫战。当时,不要说中国军队还拥有数量众多的各类火炮及炮弹以及有限的飞机、坦克(坦克后来主要用于了自相残杀)了,即便这些都不具备,只要从各战区招募和训练一支仅有50人的国际级水平的职业狙击队,埋伏于各险要之地或易守难攻之处,同时,再招募一支80人的在擒拿格斗与射击等方面样样吓人的特种部队或准特种部队(可不妨从少林寺、武当山或一些监狱等处招募),潜入或空投到敌后,旨在对敌实施斩首行动,再以一些精干的骑兵营对敌脆弱无比的补给线及设防空虚的后勤基地和炮兵阵地实施不间断的突袭的话,那么,仅此三项,日军就别想靠近、攻克南京城墙了。即使侥幸破城,也需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巷战,最终谁胜谁败,那就难说了。在斯大林格勒之战的巷战中,及在上甘岭战役的漫长对峙中,就曾出现过较为优秀的狙击手,一个人就猎杀敌方200多官兵的骄人战绩。瓦西里耶夫和张桃芳当时就分别是苏军和志愿军中的狙击明星。
上面这番论述是想阐明什么呢?是想阐明,即使在武器与装备的总体水平上处于相对劣势,这也完全不能成为仅仅在抵抗和反击了三天后就不战而弃城的理由,且不说实际情况还可能恰恰相反。中国守军完全应依托有利地形与工事,继续战斗下去,如前所述,只要战斗至一周,我取胜的可能性就十分之大。日军士兵可以一至三天吃不上饭而能靠着意志与信念继续作战,但是若六至七天还吃不上饭,那么,南京城墙上即使连大刀和石头都将成为作战的奢侈品了!——因为光是饥饿就足以将来犯之敌打败了。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机会了。故此,今天的中国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产生颠覆性的反思,以便藉此对中日两个民族的前进航向形成有力的、不辱使命的推动。具体到战争的电影视角这个论题,两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均没有对来自中国方面的这一悲剧的发生条件与语境予以任何着墨与反思,而是马马虎虎地一笔带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既不能一味地停留在历史真相的叙述上——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但这却是纪录片,而非故事片的核心使命。也不能一味地执迷于离奇故事情节的编织上,那会有负于30万同胞的在天之灵,而应在全面展示当时的真实历史景象的同时,着重对悲剧得以发生的军事原因、战略原因、外交原因,特别是应对悲剧得以发生的文化根源、悲剧得以形成的社会生态、民族属性及民族基因图谱、文明形态等层面,从中日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剖析。惟有这样,拍出的电影才既能警醒中国人,又能拯救日本人;既能让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可悲可叹之处,又能让日本人深入地认识到他们的可憎可恶之处。实际上,当年那些执行屠杀命令的绝大多数士兵,也同样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在大肆屠杀着别人的同时,也在被迫屠杀着自己心中与生俱来的良知与天性,他们也需要借对这幕悲剧及其根源的有力揭示和对历史真相的坦露与还原,来求得某种救赎。
最后,作为在此前已经发生过的一出旷世未有的悲剧,南京大屠杀不应成为中日这两个东方古代和现代最聪慧而勤奋的民族之间永远的障碍。相反,作为在形象和文化渊源上十分酷似的这两个民族,应勇敢地跨过这个障碍而携手迈向未来。作为一个核大国和一个早已处在核大国边缘的随时将成为另一个核大国的国家,一直为历史问题所困扰,一直为历史问题而争吵不休,从而使双方积怨不断加深的话,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当然,走出历史的阴影,走出历史的误区,首先需要的是正视历史,坦诚地面对历史,一如战后的德国那样。倘若日本这样做了,不仅不会有损于自己的民族尊严与国家形象,反而只会极大地挽回其日渐跌落的国际形象。事实上,中国的本意并不是一定要追究和清算日本过去的罪责,只是希望其能够深刻地反省过去的罪责,以便重构其民族形象,以便其把握好长途摆渡之航向。日本应该清楚,倘若美国像日本不承认它曾侵略过中国,尤其是不承认曾制造过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样,也不承认曾经用原子弹轰炸过广岛和长崎的话,那么,日本受到的刺痛将是何等之大!想必,日本人民就将会像某些人对有人谩骂靖国神社所表现出的反应那样:整个身体“就像被劈开了似的,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那么,同样地,而假如某天日本突然矢口否认它曾轰炸过珍珠港的话,或者告知世人说,轰炸只是为了帮助 美国人的话,那么,它甚至会立即面临另一场报复性战争的无情惩罚;相反,日本和美国都承认和正视了当时各自的历史行为,这对它们并没有坏处,它们还是达成了战略同盟,捆绑在了同一条船上。不承认甚至美化自己曾经给别国造成过惨痛记忆的历史,这是有悖于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只会让自己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
对于南京大屠杀,不仅中国人需要痛定思痛,需要跨过这个一直未曾真正跨过的民族悲剧与文化悲剧的天堑,并以此为起点,而迈向另外的征途;同时,日本人也需要跨过这个一直未曾真正跨过的良心、人性与道德的天堑,否则,它的经济与科技的一切,都只能是虚幻而无效的。
而作为不需要翻译(不像文字那样)、可以独立存在的影像语言的电影,作为可以跨越海洋而投射向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明的可观可听的电影,也许是在单位时间内最有条件和可能帮助这两个民族跨越各自亟待需要跨越的天堑的。与阅读一本书通常最快也需要一至两天的漫长时间所不同的是,观赏一部电影通常仅需两个小时左右,电影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是高度凝练而直击心灵的。一部优秀的电影在一两个小时内所产生的波澜、所达到的效果、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往往是其它形式的东西所很难比拟的。而真正能使中日两个民族都产生深刻反思和自我批判进而去坚实地迈向前程的关于南京大屠杀及与之相关联的南京保卫战的电影,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未完待续)
 
附录1:大屠杀、去亚融欧与文明嫁接
(首届中国学院与民间哲学对话会议现场演讲稿)

关于大屠杀,一些世界顶级的思想家、音乐家、电影导演与学者等,如德里达曾在其一篇文章中、勋伯格曾在其《一个华沙幸存者》中、潘德列茨基曾在其《广岛受难者挽歌》中、阿伦•雷乃曾在其《夜与雾》及《格尔尼卡》中、张纯如曾在其《南京浩劫》中,分别以思想的形式、现代音乐的形式、纪录电影与先锋电影的形式,及历史叙事与文化反思的形式进行过不同视角与不同领域的表达。本文,本人再试图以一个当代中国先锋艺术家与诗人的视角,对大屠杀进行一种不一样的表述。
“杀人如麻”这一成语出自古代中国,与“杀”字相关的成语或语词还有一大堆,譬如“杀气腾腾”、“杀人越货”、“杀一儆百”、“杀声震天”、“暗藏杀机”、“杀气森森”、“杀身成仁”。古文献中与“杀”字相关的表述也不在少数,如《孟子•梁惠王上》云:“今夫天下人之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再如《庄子•大宗师》云:“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既然跟“杀”有关联的如此之多的语词、成语及相关说法大面积地盛产于古代中国,并沿用至今,只能说明这些语词或成语所对应的冷酷的社会历史,亘古就是所宣扬的太平盛世与礼仪之邦之幻象所掩饰不了的。
通过对上述一些成语、语词及古文典的剪辑与解读,及对十多年来风靡大江南北的各类武侠片、动作片、战争影视剧的解读,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史实:即,中华民族亘古是一个十分嗜杀的民族,或曰亘古是一个跟“杀”这一行为有着紧密渊源的民族;换言之,这个民族亘古是一个匮乏应有情感与人性的、对生命并不十分珍视甚至于十分漠视的近乎于残忍的民族。难怪,江青曾在尼克松访华时当尼氏问到中国对异见者常常如何对待之时,令其震惊的是,江青不假思索地用手放在其脖子上做了一个杀的动作,而令尼氏一行印象深刻,也难怪这个民族至今还在杀戮着众多受动物保护主义者们所保护的动物,难怪至今这个国度仍然是坚持不放弃死刑的为数不多的执迷于死刑的国家之一。
耳熟能详的老子曾感叹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这一流传甚广之名言,也形象地折射出了早在先秦之时,杀风在中原大地就已十分普及和流行。紧接这一名言,老子在其七十四章继续写道,“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熟敢?”此言至少传达出了如下两条信息:一、老子并非玄德之人,并非圣人;二、老子不过是一个御用文人、御用哲学家,至少他试图在扮演这一历史角色,其思想体系完全是值得怀疑的;三、就连令后世所倾倒和迷信不已的东方大智者、先哲与道德楷模的最主要代表,都力主不惜以诛杀这一并不高级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可见,一种与人们常常所讹传的形而上者——对古代道家的一种理想性想像——截然相反的形而下的诛杀之风,在这个文明古国拥有着多么深厚的文化土壤。而不可思议的是,杀戮之风不仅表现在这个民族国家之内部,而且也常常出现在异族与异国对其所习惯诉诸的极端形式上。某种意义上,嗜杀与嗜被杀仿佛亘古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重要习俗与鲜明表征之一,仿佛成了深深烙印在其文化躯体和社会肌体上的挥之不去的符号。
“杀”这一社会行为的最极端方式,通常是“大屠杀”,乃至是“超级大屠杀”。“大屠杀”这一大规模施暴的社会行为,准确地讲,应该既包括肉体层面的,同时也涵括精神层面和思想层面的,甚至还应涵括信息层面的。不过,通常人们都习惯于将大屠杀仅仅定义为肉体层面上的。那么,本文就姑且继续从肉体层面对这一行为进一步予以解析。肉体层面上的大屠杀常常应至少包括异邦大屠杀、种族大屠杀、邦内大屠杀这三种情形。二战中的纳粹德国所发动的犹太大屠杀和日本人所发动的南京大屠杀是两个尽人皆知、当然与此同时至今也尚存争议的最具代表性的大屠杀历史事件。
有关犹太人所遭遇过的大屠杀,特别是奥斯维辛大屠杀这一事件之历史疑云,再做专论。就南京大屠杀而言,一直以来,分别作为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中日双方对其的认知存在着巨大偏差,应该说,双方对这一史实的认知都不够准确,至今更严重缺乏学理层面的,特别是哲学层面的深度反思。就我们而言,假如不对此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深入反思而仅仅是停留在间歇性地、象征性地发泄一下民族主义情绪的话,即若不去深究其根源和渊源的话,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大屠杀再一次地降临于这个国家也并非杞人忧天,同时,始终未进行过深入反思,并从未受到过有力的反作用、抗议与制裁的日本人再习惯性地重复一下那个历史动作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实际上,大屠杀之实质,往往首先意味着自我屠杀,即,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屠杀,其次才是实际行为上的被行为体所实施的大肆屠杀。回眸历史,在二战中在持续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奥斯维辛大屠杀中,发生过犹太人集体反抗、集体暴动的尝试吗?——没有;同样地,惊人相似之一幕,也发生在一个文明古国的首都,1937年12月,在持续了长达四周之久的南京大屠杀中,发生过一次集体暴动与反抗吗?——很遗憾,同样是没有。
在后者中,当时之事实情形是,将要被屠杀的一批批中国人在眼睁睁地目睹着上一批中国人被集体屠杀的惊悚过程之后,再静等待着下一刻自己继续被屠杀,不少人甚至是在枪口下将刚刚被屠杀的同伴们的尸体推入滚滚江水中之后,静静等待着自己再被屠杀,继续重复上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与这一过程存在较大不同的是,犹太人在被集体赶进毒气室之前,被告之曰是让其进去淋浴以便清洗身体的,他们并没有亲眼目睹到上一批人被荼毒致死的凄惨过程,而南京大屠杀之时,情形则是恰恰相反。
这一历史细节的区别,至少可推导出如下结论:即,汉民族身上特别是其血液深处世世代代地承袭着某种巨大的奴性,这种奴性之大,简直令人发指,以至于只要能够再侥幸多苟活一分钟、一秒钟,人们就不知道做出合乎生命尊严与生存法则的恰当的选择!
同样极具震撼性的一幕是:在特殊年景,在至少三千万人到六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以致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后,在不少饥荒最严重的地区的官府粮仓却明明粮满仓实的情况下,也从未发生过一次实质意义上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正当行为,不少家庭甚至宁愿杀死自家的亲人,煮食其骨瘦如柴的躯体以苟延残喘,也不愿做出一丝一毫属于在人的生存与生命安全受到最严峻挑战之时的任何正当反应与正常反应。
是故,二战中在当时之情势较之南京要危急得多的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地,从未发生过大屠杀的事件。何以如此呢?因为一方誓死不愿给另一方以屠杀的机会,独有中国人愿意将这种被大肆屠杀的机会拱手让给一个可能是更加嗜杀成性的民族。当一个民族国家亘古就非常不珍视生命的价值与精神意义,将在世生命基本上等同于“食”、“色”二字,只是苟活在现在与当下而对时间、历史、生命与世界之缘起及其走向和最终命运素来近乎于麻木不仁之时,作为这一独特文明类型之后果之一的大屠杀——不是发生在内部,便是发生在异族,异邦之间——便成了历史长夜的家常便饭,便成了一种历史年轮性的东西,在不断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实际上,1937年12月初在南京会战之时,中日双方的军力对比是,中国军队无论在兵器上,特别是在轻武器上——其装备甚至比今天中国一流陆军的装备还要精良(因为当时国军有几个师是蒋介石不惜重金所打造的武装到牙齿的德式机械师);还是在人数上——当时保卫南京的国军约在30万人马,而正面进攻南京的日军师团约在5万人枪;以及在地形上——南京有近400米高的紫金山及所环拱的长江天堑作天然屏障,特别是元代所存留的中国历史上最为坚固、高大的城墙防御体系;以及在处于正义的、反侵略的、得到国际诸多强国(美、苏、英等)所声援和同情的国际政治语境等方面,皆拥有着近乎于压倒性的取胜优势。
这种对我极为有利之情势,完全可以对未得到日军参谋本部书面授权而擅自行动、同时在给养和弹药上又严重匮乏的、饥寒交迫的日军予以致命的痛击,将其一举歼灭于南京城下,使其死无葬身之地,从而一举扭转和改写中日战争之命运,进而很有可能会改写二战之世界命运——若那样的话,因日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只好与中国求和,并很有可能不敢再贸然偷袭珍珠港,美国便至少不会在1941年就卷入二战,甚至一直可能会隔岸观火到二战结束。然而,遗憾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占有如此之多之绝对优势的精锐国军在仅仅抵抗了两天半之后,就成建制地丢盔弃甲,仓皇逃窜,将数百载古都自行让予日军而任其蹂躏和杀戮。
缘此,结论是,南京大屠杀之罪魁祸首和加害方,当然是日本军国主义,而其缘起与深层根源,当然应当是中华之文化肌体与文化基因本身,是这种亘古便存有严重缺陷的文明类型自身。试想,在一方的屠刀挥起砍下之前,另一方都已经勇敢地奋起将之消灭了。那么,自然地便不会有屠杀发生了。
那么,至少是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最刺痛中国人、至少是最具刺痛感之一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之当今与未来应该有哪些警醒和惨痛启悟呢?在世界历史上,这一悲剧或类似悲剧不幸独发于或 频发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度,其深层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倘若说如此的惨绝人寰之世纪悲剧还不能将今日之国人从根本上警醒的话,或者这个国度必须靠如此之世间惨剧才能在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可能被从根本上唤醒的话,那么,只能推出这种文化肌体实在是到了无可救药之悲凉境地了。
然而,另一方面,在公元1820年之前的1800年间,据称中国之GDP一直雄踞全球第一,以及当下中国之GDP又飙升至世界第二之史实,以及在历史上曾有相当多的一流世界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如伏尔泰、歌德、托尔斯泰、汤因比、海德格尔、马勒、塔尔科夫斯基等等——对东方中国之心驰神往,甚至将未来世界之希望寄托在中华古文明之某种“神髓”上之如此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这种可喜之情形是否与上述对之彻底没落、无药可救的悲凉论断相矛盾呢?
在此,本文想反问两个问题。问题一,中国GDP在1800年的历史中一直雄踞世界第一的这一论断,是否真的准确无疑?是否经过了全球各类学者与历史学家们的反复考证?是否经得起一流人文学者们的历史考古?进而,就算这一论断基本正确,这种奇特现象意味着什么?无非是意味着:一、唯物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经济压倒一切、精神屈居第二或底层的千古不变的社会现实;二、对自然母体和生态环境之破坏,而今的修大坝风潮、城市化浪潮、毁林垦殖习俗等未尝不是对历史的某种不自觉继承;三、艺术、文化、科学、制度、自由、正义、理性与形而上学等一再跨千年地受到挤压而得不到最起码的培植与发展。实际上,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不过是伴随着精神的极度贫瘠而持续上演于历史舞台的。惟其如此,这个国度从未诞生过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贝多芬、瓦格纳、黑格尔、海德格尔、哥白尼、牛顿与爱因斯坦这样的艺术、哲学与科学方面的巨人。
问题二,前文中所列出的那么多对远东古文明浮想联翩而赞叹不已的不同领域的大家、大师们,有哪一个真正实地来到过中国?就算百年不遇地来过一两个大师级人物,像杜威、爱因斯坦、德里达、霍金等,在短短的数日内,他们是否有机会和条件接触到这块土地上的最为深层的东西?感受到这个民族之疾苦?而相反地,往往都是被官方安排好的,只能接触到那些被指定接触的东西,或者被官方媒体抑或被西方媒体所广为吹捧的东西,结果是只能得到十分错误的印象和认知。显然,这些大家、大师们所广为推崇和寄予厚望的东西,自己根本就从未目睹过其实质,而只是间接地体味过其朦胧面纱,那么,那种被寄予厚望的东西不是幻象或早已作古的东西,或以讹传讹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么,建基于这些大家、大师们想像性的玄妙论断基础之上的一整套东西,又有多大说服力呢?
种种迹象和无数悲凉的事实一再表明,至少是当今所被继承的、存留于世的这个文明肌体,实在是到了在肌体层面必须被大换血、在精神和心灵层面必须被嫁接到另一种文明之花——譬如,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德国哲学之双重奇葩上的时候了。惟有如此,这个民族国家才能迎来真正的重生和复兴,让百家争鸣时代弥散于后世与历史走廊的芬芳花粉,在基督教精神的崇高神圣之光环之笼罩下,及在古希腊-德国哲学之气象和色调之沐浴与濡染之下,在贫瘠的土地上,通过至少一百年的努力,培植出一种真正娇艳灿烂的文明奇葩。舍此,似乎断无他途。
上述愿景与祈愿,至少意味着:
一、必须对当今之一切,特别是唯GDP主义,以及在表象意义上的一切以美国为赶超之目标的国家战略进行全面反思和重新定位。
二、必须像西人,如斯宾格勒与霍金等智者无情地解剖、批判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那样,无情地解剖、批判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东方文化亘古以来顶多是被剖析、反思和批判过,但深入地、中立地、不带感情色彩地像达芬奇解剖尸体那样地解剖之,国人还从未做过特别是从未系统地做过这一文化工程。
三、也许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脱亚融欧”这一文化战略,对这种早已病入膏肓或早已坏死的文明母体与文化肌体实施大换血,对这种文明基因与精神内蕴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文明嫁接”,以使其生出一种异样的、全新的东西来。一种东西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祖先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世界最有价值的。如果它能够化为最有价值的,那么,它也可不妨扮演一种新的祖先—— 一种新文化与新文明之祖先或摇篮之历史重任。应该说,日本当年的“脱亚入欧”既是十分彻底的,又是不那么彻底和地道的。因为它更多地只是一味地投入欧洲,并没有全身心地融浸于欧洲的文化神髓与神韵——即古希腊文明与希伯来精神之中。至少,这作为原因之一,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尔后才使其祸患无穷。而“脱亚融欧”之文化战略,则是不仅在表层,而且在深层与实质上必须深深融浸、融汇到另一种显然在总体上更高一筹的文化血液与芬芳气息之中。
其实,在西方大师之林中,差不多仅有黑格尔一人对中国之实质的把握与领悟才最为准确而精到。一个从未形成过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民族,或曰一个从未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深入思考、终极追问、终极关切,并以垂直于地表平面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形象而存续于历史长廊的民族,是绝对不值得拥有那么大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的。
众所周知和不争的事实是,而今国人显然有些膨胀的自信与自豪感,对有才识者而言,无非是建基于自我陶醉、自我催眠与西方大肆巧妙捧杀的基础上的,而这一切又都主要体现在飙升的GDP之增长率上。试问:一、GDP真的有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吗?有多少人怀疑过其造假的可能?其二,就算这种增长率是铁定的,其惊人代价——即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及对整个国家生态环境及世界生态环境的不可修复的惊人破坏,及对大地母亲诗意容颜的无视乃至毁容,又有多少人认真反思过并借其作为而影响政策层面的?
当一个民族国家除了颇值得存疑的GDP之外而一无所有之时,这与一个怀揣重金的街头醉汉又有什么区别呢?特别是对一个被大肆屠杀过多次的民族国家而至今却还未对大屠杀从学理层面和文化深层做出过深入反思的这种情形,更使得今人应该有理由勇敢地抛却弥漫着死亡气息之各种形式的诱人枷锁与陈词滥调。
而欲深入解剖和批判这种文化肌体与文明长廊中值得唾弃之一切,就不得不从汉语的书写及其发音着手。不错,好的汉语书写的确堪称书法艺术,可问题是书法艺术在艺术之林中的位置到底有多高?它能否可以跟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等相争辉?汉字书写的结果之一,无非意味着让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几乎是从生到死都只能是死记硬背,而死记硬背的结果之一,无非是意味着奴性的世代强化与创造性的世代消殒。对汉字笔画的死记硬背及对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及不容更易的游戏规则的死记硬背与默认,使得一个民族国家世代必须被限定在一种陈腐的习俗与规则之上,而无法逾矩,同时变得冰冷、麻木,而匮乏绚烂的情感色彩,特别是匮乏对整个文明能够起到陶冶、净化、精神升华及包括对发现与发明可以产生重大启悟的高级的艺术之存在。
某种意义上,汉字就是种种条条框框之缘起与鲜明表征,汉字的别称,也可不妨叫做条条框框!其所承载之一切,意味着让人的精神意志顶多不过是只在一维平面上自我solo!而很难将这种精神意志投射到实际人生层面、社会层面与历史层面和时代层面上来,投射到戏剧性的真切风浪与历史进律之中,此其一。
其二,在发音方面,汉字的发音更是机械而生硬的,全为单音节的发音,没有声带不振动的发音,更没有微妙而细腻的舌音技巧,这使得这种语言很难进行抒情性的情怀表达,特别是不便进行声乐与歌唱的表达。当一个人说“我爱你”之时,与说“我恨你”听起来似乎无甚差别,因为爱和恨都是第四声,且是时值一样长短的单音节,缺乏应有的抑扬顿挫之情绪线条的变化,而在演唱高音——不管是古典歌曲,抑或是摇滚歌曲与流行歌曲之时,汉语的发音更是一大障碍,必须以听不清唱词的方式才能将谱面所谱写好的高音饱满发出,在听觉上,更遑论许多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之发音竟是完全一样的。
至少作为缘由之一,这种文字与发音,及这种文化气质的某种模糊性、虚拟性和“朦胧感”,使得这片地域——另一种两河文明——亘古就很难形成一种明晰无比的思维与判断,很难形成悲天悯人、心系寰宇的伟大情怀,很难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求真行动——比如科学探索与真理探索等,很难形成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气象与时代大潮,因为一切总是被种种条条框框和种种繁文缛节所持久自我窒息着,很难让一个族群为了自由、创造与梦想而做出一次或数次伟大的精神远征与无畏行动,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五月风暴、反战浪潮、反核浪潮与占领华尔街等——是故,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除朝代更迭这一表象意义上的变更以外,几乎一直是处于某种静滞状态或曰一直处在时间历史之定格状态,而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倒是大屠杀之浓重阴霾在一次又一次地在苍茫大地上席卷而来。对生命意义的世俗性理解与感悟,对生命价值的不珍视,对人类命运之迟钝,对环球使命之漠然,对行星组曲之无知,对动物世界之残忍,对大地母亲之不敬——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之世代流行性风潮,且愈演愈烈。
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地缘因素、地理空间因素、气候与经济因素才决定一种文明类型之实质,文字的书写和语言的发音,跟一种文明类型同样密切关联,甚至有时更可能是其决定性的因素。

小结  解决之途
首先,对于个体来讲,需要每个人用西方优秀的艺术与文化至少予以10-20年的自我涤荡与自我净化,将先天继承并继续不断被濡染着的各种劣根性,特别是应将庸碌性、奴性与自虐性彻底涤荡净尽,顽强地让西方文明的精神空间,占据被清空得差不多的自我心灵空间;否则,随着年龄由小变大,一代代人又会自动重蹈历史之覆辙。
其次,在文字与语言发音的这一技术层面,可不妨在文字中引入新的文字,如希腊文、德文、法文或英文的某些字符,重新进行组构,以形成一种更加科学而丰富的文字,甚至也完全可抛却现存的汉字体系,再创一种新的文字体系,只将以往的汉字作为一种历史珍品,让一部分专业人士和国粹派重点加以研究、再发掘和密存,也不失为一种思路。同时,在发音方面,完全可在汉语中引入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或英语的诸多发音技巧与方式,以使其变得真正具有抑扬顿挫感、韵律感与音乐感,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就像对外文一点也不懂的国人在听到越南语、泰国语、日语与韩语在说话和唱歌时所生发的那种本能的不适感。
其实,类似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是前无古人。俄罗斯(主要是精英群体)就曾对法语十分神往并曾一度跃跃欲试,但这丝毫也未影响俄罗斯作为一个优秀民族之伟大性,其民族在音乐、诗歌、文学、科学与电影等方面,照样大使辈出;同样地,日文中的汉字成份的大胆引入并保留至今这一举措,也并未使大和民族之优秀性的一面有任何减弱,甚至在观念和意识上,至少在表象上断然地脱亚入欧之后,这个国家不仅没有变成非驴非马的怪物,而是一跃成为了亚洲之最强、世界之雄强之一,这一百年前的历史角色与国际地位至今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上述两个案例,也许对我们都具有某种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本文之相关论断。

                                                              
2012年3月23日
 
附录2:《南京!南京!》及《拉贝日记》两片的全新审思

 

 

一、《南京!南京!》一片的成败得失及其文化根源
(一)史实是否被影片有效还原?
1937年12月12日晚,据史料记载,当日军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与柳川平助的第十军这股力量中的一些师团,在对南京进行了三个昼夜的自杀式攻击之后,守城的中国军队由于前面所述之原因而突然发生了一种潮水般的大溃退,大批军队弃城而逃,当溃退至南京城挹江门时,其中有众多部队遭到了守卫在此的并未明确接到(或并未及时接到)允许撤退命令的、执行督战任务的部队——全德式装备的36师开枪射击,结果造成了中国军队血流成河的悲剧性一幕。故,南京保卫战中死难的中国军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死于自己之手,这已是被史学界所公认的史实。
然而,时隔72年之后,电影《南京!南京!》一片中,却非常遗憾地没有忠实还原这段历史,守卫挹江门的士兵们,片刻便被手挽手组成的撤退人流冲垮。影片要么干脆不叙述这段历史,而叙述就要做到实事求是,而不是遮遮掩掩,此为本片在史实还原方面有失严谨的地方之一。
而近似的一幕,当在法国战争电影《兵临城下》(又译《决战中的较量》)中出现之时,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在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次冲锋中被德军打退后,当有众多士兵撤退时,便被红军负责督战的军官当即用重机枪扫射,这一血腥的一幕因其逼真从而取得了世界范围受众的认可。艺术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还原和复原真实,虚拟地表达真实,而不是虚拟地表达虚假,那是对历史和观众的不负责,也是对艺术原则的悖离。
在史实还原方面的缺憾之二在于,当纳粹党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临时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拉贝的秘书——唐先生到了日军的一个指挥部,告知在安全区尚有大量伤残的中国军人时,日军官感慨道:“你帮了我们的大忙!”。刹那间,疯狂的日军便冲进安全区大开杀戒、大肆搜捕,整个南京城的“安全区”瞬间便化为了一座人间地狱。那么,也就是说秘书唐先生实际上成了导致“安全区”化为人间地狱之一幕的元凶,至少是导火索。换句话说,是中国人的背叛,导致了成百上千中国同胞不幸命运与生命惨剧的发生,这实际上是在将罪责在很大程度上推给了中国人自己。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中国人尔后又被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美化,成了在特定历史语境下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道德楷模,甚至这个人物还赫然出现在了影院一些巨幅海报的最突出的位置(换句话说,成了整个电影弘扬的主角)。
实际上,狼的本性之一就是要吃羊的!不管有没有人告知有伤兵藏匿于安全区,对于向来以蹂躏无辜生命和践踏人性为最高快乐、漠视一切国际公约与人道主义原则的日本侵略军来讲,彻底捣毁由一些西方主持正义的人士所设立的、尽可能地保护无辜者的安全区,彻底将整个南京城变成一座人间地狱,进而彻底摧毁整个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以便为其迅速解决“支那战争”,迅速南下印度支那夺取战略要地而创造战机,所有这些都是侵华日军一定要付诸实施的。正是基于这一疯狂的需要,也正是出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冷血本质,日军一定要在南京实施它的将中国人从肉体上到精神上必须彻底加以无情消灭和摧毁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与否,跟一两个中国小人物是否告密实际上绝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关联。况且,日军也都有自己的侦察兵、特种兵和一流女间谍(像川岛芳子等),掌握对它而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与战略意义的摧毁整个南京所有区域的军事情报,又何需劳一个初次见面的中国小人物的大驾?显而易见,影片的这种叙述是极为失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无形中抹杀了日本侵略军的兽性本质,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兽性本质被淡化了,这种淡化色彩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体现得是如此明显,以致都使其甚至有些被美化了!当然,本文不赞成美化日本人,却并不意味着赞成丑化日本人!只是希望对日本人的印象应加以正常化的呈示。
进一步,从一部准历史片必须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史实的角度讲,拉贝秘书唐先生在影片故事中的存在本身,就是颇成问题的。这个对本片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拉贝日记》一片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长达600页的由约翰•拉贝亲手所著的历史文献《拉贝日记》一书中,更是子虚乌有,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影片虚构这个人物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虚构一个汉奸式的人物来为日本人的血腥屠杀开脱,使大屠杀的发生看起来显得有根有据而合乎逻辑?而实际上,当年的实际情形是,泄露安全区藏匿有中国伤兵和放下枪的战斗人员的这一重要消息,跟中国人没有半点关联,泄露这一消息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拉贝本人!据《拉贝日记》一书记载,1937年12月14日 ,也就是在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二天,出于对日军欺骗性宣传的信赖,以及出于对国际公约的信赖和对整个安全区20~25万人的总体利益与生命安全的考量,拉贝就以书面的形式将安全区内存有少部分放下枪的中国战斗人员及伤兵的消息告知了日本军官,并天真地恳请同时也坚信这些军人能够得到日军的“宽恕”!
而事实上,这些中国士兵的命运却恰恰相反,不久后甚至还曾与谷寿夫和松井石根会过面的拉贝,一开始对自己的能力有过高的估计,同时,对侵华日军的野蛮行径又估计不足。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安全区内中国士兵的悲惨命运就跟拉贝直接相关,他只是更快地、主动地让日军知道了这一消息;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拉贝的登门相告,日军就不会及时获得这一情报。当时,整个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丢弃的都是溃散了的中国守军的军装与武器,而安全区内所聚集的20~25万难民这么醒目而又庞大的目标,显然是最有可能混进中国军人的区域,日军绝不会傻到对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都判断不出。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如,东中野修道在《“南京虐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曾这样记述道:“其前日的13日,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长森英先生亲眼目睹在一步就可跨入安全区的中山北路,敌人的军服堆积如山。凭直觉即可判断,敌人逃入了安全地带”(下略) 。
在史实还原方面颇值得商榷的,还表现在整片的倒数三分之一处到终结这个部分,此部分的叙述视角一下子由中国军民转而游移到了日本军人,关涉点也一下子进入了日军普通官兵的内心世界。此做法本身当然值得肯定,即是说,日军虽然残酷无情,但毕竟都还是肉身,是战争使这些肉身化为了一个个魔鬼之躯——这无非是导演想要阐述的。然而,编导又一次犯了错误,因为此片将日军的不少官兵都描述得挺人性化的,挺温情脉脉的,挺细腻的,甚至是挺觉醒的,那既然如此,日军的兽性行为又何以发生?这些日军中的觉己者为何不去以自己的生命竭力阻止战争?阻止杀戮?片中,日军的“最高尚行为”,无非是枪杀了一个尊严即将受到严重伤害的中国女人,并在最后放跑了两个待宰的中国战俘,而终了,做出这一举动的日军的“义士”,又为精神的撕裂而举枪饮弹身亡,实际上,开枪射杀一个尊严行将遭受蹂躏的并对之存有私心杂念的中国女性有可能,而放走两个中国战俘对日军来讲却是不大可信的,在日军被灌输的信念中,投降即为可耻,战败就必须自裁,日军对待俘虏向来没有任何同情与怜悯。1937年,正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年,也是日军最为穷凶极恶、大开杀戒的一年,日军一些下层官兵的人性觉醒基本上不会发生在这一年,在战争的中后期,即在大量目击了战争的残酷本质,尤其是在自己受伤被俘后受到人道对待之后,倒不排除这种极个别的、罕见的例外现象——即人性觉醒的现象。

 (二)电影叙事与历史反思方面的本质缺憾
在叙事上,编导的思维应该说是近乎于迷茫而不清晰的,影片的许多关键地方交待得有欠明晰,对于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本来应对所叙述的东西交待的有板有眼,清清楚楚,除非是实验电影——有时刻意为了旨在追求一种紊乱与分裂。可本片绝不是实验电影,而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故事片,即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商业片。既然是商业片性的故事片,一切就得严格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来做。整个故事的叙述必须得具有严格的内在逻辑,全片的启承转合、人物性格、重要细节与基本元素构成,必须得经得起严格推敲,片中的每一个细节与元素,都必须得具有严格的存在合理性,编导必须对片中之一切进行严苛的推敲与论证,以使一个个故事情节与细节有机地串联为一个整体。但片中诸多失误让影片逊色颇多。
比如,开始处,抗日英雄陆剑雄(由刘烨扮演)在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后,不知怎么回事就成了战俘,是被打伤后因失去反抗能力而被俘的呢,还是好好地就自动投降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属于前一种情形,则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形,则是不可原谅的,而影片所透露的信息仿佛是后一种情形。因为被捕后的陆剑雄并不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精神状态和体格还挺良好,那么,这个英雄到底还能否算作一个英雄?此其一。
其二,片中所描述的成千上万的被俘的中国军人,明知都要被集体屠杀——士兵最敏感的莫过于死亡!至少在附近的一个个战俘营相继响起震耳欲聋的大屠杀的疯狂扫射的枪声之时,几乎不会有人预感不到片刻后即将降临于己的厄运!既然如此,可为何几乎没有一个战俘为了求生而竭力反抗?是被绳索绑得太紧?还是被哨兵看得太严?抑或是由于失败而绝望,以致彻底放弃了求生意志而使然?这些均没有交代清楚。进而,整万整万的身强力壮的军人,为何那么容易地就被捆绑到了一起?即使将成千上万的食草动物——牛羊等——捆在一起都绝非易事!更何况是前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前大都还在浴血奋战的战士!这绝不是个可以一笔带过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之缘起与起因,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昭告天下了。
其三,最令人难解其义的地方,莫过于在片子临近尾声之时,所出现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街头极具大和民族某种原生态状态的击鼓起舞之一场戏了,这场戏尤为让人不知所云:喧嚣无比的鼓声中,只见一个个日军像可怕的螃蟹似地横行于南京街头!这是在表现大和民族的不屈精神与图腾意志呢?还是希望表现超越于一切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力度之美?抑或是旨在表现一种声音与舞蹈的戏剧性交融(击鼓场面)?抑或是旨在表现大和民族与日军所透出的一种畏惧与震慑(日军螃蟹横行的场面)?如果是属于最后一种情形的话,那么,作为中国人拍的这个东西,中国人到底想拿它来震慑谁?恐吓谁?而如果是属于前几种情形的话,虽然就这一单独的一场戏而言,摄影、声效都达到了本片之最,可放到整个片子中,其存在意义则极为缺乏合法性,让人匪夷所思,让人摸不着头脑,不清楚这个结尾处的这些喧嚣异常而又充满奇形怪状的场景,跟整个影片的关联到底是什么。
而从更为总体的脉络来讲,本片到底是冀图表现中国军人的浴血抗战呢?还是冀图表现招致无数人惨死、无数女性惨遭蹂躏(片中的叙述逻辑)的拉贝秘书唐先生之自我救赎的一种人性光辉?抑或是冀图表现日本侵略军下层官兵之人性化的一面、反思战争的一面、觉醒行为之可能?当然,如若能将这三个影片所希望着墨的核心,都有效地兼容并予以清晰表达,撇开价值论不说,那当然也是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可问题是,受众所感触到的,却是一种与剧情电影的叙事原则相冲突的、近乎于支离破碎的东西。
对于题材如此凝重、如此发人深省的电影,还原历史的真相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再去进行深刻的反思,才是影片更应诉求的东西。而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旷古未有的人类悲剧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在影片中,从头至尾却并未被给予任何所期待的述说与表达。
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上讲,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乃至中国数千年的整个历史上,最值得全民族为之深刻反思和警醒的事件,透过这一事件,整个民族之一切都会在瞬间晰现无遗。为什么同样是在二战中,被团团围困的列宁格勒没有得以发生大屠杀的悲剧?为什么在万分危急的莫斯科保卫战中,莫斯科在嗜血成性的纳粹德军的强大进攻与打击下却没有化为第二个南京?为什么在交战前期德军几乎占领整个斯大林格勒并将整座城市几乎化为一片废墟的情势下,也没有得以发生大屠杀的悲剧?为什么这一史无前例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导致30万人(至少是26万人)惨死的人间悲剧只会得以发生在中国?是日本侵略军都太野蛮而兽性了呢?还是中华民族亘古至今太懦弱而太匮乏最基本的血性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十多万包含精锐之师的战斗人员在保卫自己的首都时,仅仅抵抗了三天,在胜负并未最后分晓、甚至自己取胜的可能性还显然更大的情况下,就迅速放下武器潮水般溃退的先例吗?假如在数量上明显多过敌军的国军将士,再继续抗击三至四日而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或悲观地说,放敌进城后再与敌逐街、逐巷、逐屋地殊死展开寸土必争的白刃战,从而最大限度地杀伤并消耗敌人的话,还存在大屠杀发生的条件吗?大敌当前,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大批正规军脱了军装,一夜之间化为老百姓的先例吗?在战斗中成建制的士兵或散兵游勇纷纷混迹于非战斗人员的老百姓中,这至少是不道德的,也是缺乏合法性的。士兵就理应为战斗而死,为国家之正义需要而英勇捐躯,即使失去了战斗能力或无战胜可能,也绝不允许化兵为民而藏身于群众之中,那极易酿成重大的附带伤亡悲剧。时隔72载沧桑岁月后,今人必须对南京大屠杀做出全新的反思。
1937年的入侵南京为日本侵略军、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将其自1894年以来一直隐藏着的兽性化的民族特征之一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发挥到最大值的历史平台,其集中体现即为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同时,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劣根性——自古缺乏英雄主义色彩,缺乏血性、血气的一面,缺乏个体独自承担风险与牺牲的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出历史悲剧提供了某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发生可能,并进而使之在日军暴虐无度的基础上得以被扩大化。亦即是说,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野蛮而兽性的民族劣根性之一面是首先必须的,是一直需要的,但与此同时,一直对我们自身的民族劣根性不加深刻批判和深刻反思也是缺乏历史使命感的,南京大屠杀这出惨绝人寰的悲剧独独发生在中华民族(而从未发生在他国他族)的这一黑色史实,永远值得我们为之深刻反省;否则,类似于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就会不定期地再度重复上演!而这个凝重的主题在影片中却从未进行任何深刻反思,甚至连适当被点到都根本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本片的最大缺憾。

(三)摄制技术指标方面的明显缺憾及内在缘由
从影片的整个技术层面来讲,在诸元素构成中,电影配乐是做得最好的,已具有了某种国际化的品质,对整个影片的情绪渲染与情节推动功不可没,如果每一个元素构成都能达到配乐的水平,则本片即使在剧情方面存在不足,也照样能够进军国际市场。其次,是在音效方面,准5.1声道的技术指标,使得枪林弹雨与炮火轰鸣让人如临其境,但仅限于此,人声与自然声效的位置却未被得以清晰呈现。再次,是在残垣断壁、重重废墟的搭建和营造方面,也显然是颇下了一番工夫。应该讲,8000万左右的制作成本,能将片中的战争场面渲染到如此之程度,还是难能可贵的,整个团队显然是颇费了周折,这种精神应值得业内大力推广和学习。
然而,整个影片摄制中最主要的元素构成——摄影自始至终却是不及格的,以致使其他努力几乎都功亏一篑。在摄影方面,绝少有一个特写画面之清晰度能达到国际水平的最低要求,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真正达到清晰的特写画面,仅有两处,一处是陆剑雄说道“兄弟们……咱们散伙吧!”(约3秒钟时值),另一处是抗日小鬼小豆子逃脱劫难后举着蜡烛的画面(约1.5秒时值),而且此画面还拍得十分考究,充满了油画感。除此两处外,整个影片的其他特写几乎没有一个是合乎标准的,几乎在所有陆剑雄与小豆子所出现的同一画面上,总是小豆子较清晰,陆剑雄较模糊不清,这显然是严重的技术失误。难以想像的是,在唐先生被日本兵在刑场上执行枪决时的约2分钟时值的镜头画面中,处在中后景的画面主体(被枪决者)模糊不清,处在前景中的日本军官同样模糊不清。如若一两秒钟还可以原谅,长达两三分钟的严重失误则是无法原谅的。同样的技术设备,同样的胶片与冲印,只要最后有一两秒钟画面达到了技术指标,其他未达到的,只能归因于摄制人员的不负责任。如此做法,不仅是对编导的不敬,更是对市场原则与观众的不敬。
当然,当代中国电影的画面之模糊不清是一个总体现象,这种愧对观众与职业道德的现象是如此普遍,如此严重,以至于仿佛习惯已成自然,存在已成合理,从业者已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已麻木:反正大家都不清晰,都达不到国际的最低要求,那我也就不求上进。严格说来,当下中国电影99%的镜头画面,特别是特写画面都是达不到国际所要求的最低及格水准的,即使那些被炒得热闹非凡的投资数亿的大片,在两个小时左右的影片流程中,也很难找出几个画面能够达到好莱坞电影的那种清晰画质的,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整个民族电影工业的一大悲哀!——不是热心的观众不眷顾国产电影,而是从头至尾你一直几乎不提供给人们一个国际通行标准的清晰画质!形象地说:当下国产电影就是一直在明媚的视界前罩上一层模糊的薄膜,让人看不清晰。画质问题和音效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起死回生进而走向国际的一大瓶颈!民族电影产业能否复兴,中华软实力能否感召世界,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是技术问题,更是整个民族语文化深层的问题,是一个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的问题,是一个涉及有无敬畏意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甚至已构成了攸关中国电影产业生死存活的问题。

(四)民族电影的困境与误区
最后,再回到《南京!南京!》一片上。
一帮年轻人试图拍一部直击重大历史事件,直击历史心灵的凝重电影,精神本身十分可嘉,它们为此所做出的牺牲,所耗损的心血也都可想而知。然而,仅仅有热情,仅仅有一腔热血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得为观众与市场奉献上合乎艺术标准与商业标准的文化精品来。
陆川身上的强项显然是不乏其有的,比如敢于冒险,敢于不顾一切,敢于孤注一掷,敢于用极端的方式与语言去表达极端,这对于一个青年导演来讲是极其可贵的,这种精神在其显然要完整、优质得多的影片《可可西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若按此路径走下去,陆川将有希望成为一位国际化的先锋电影导演。然而,陆川却扬短避长地要拍一部历史类型的商业大片,这种自我颠覆、自我挑战的精神不论有多么可歌可泣,都无法在现实层面确保一部国际通行的商业标准的好莱坞式的影片取得成功。因为这种成功需要各方面深厚和扎实的功底和修养,还需要人生阅历,甚至是人生磨难,而这些对于当代中国体制内的任何一位年轻导演来讲,毫无疑问地都是近期内难以企及和达到的。
另一方面,鉴于导演毕竟不是摄影、美术出身,极易会出现对镜头画质的注意和要求不够的这种情况。假如摄影、美术、照明人员是一帮专业而负责的团队,那么,片子的画质就能够得以确保,而一旦情况正好相反,那么,片子的画质就将遭遇厄运。当然,如前所述,画质与音效问题,乃至整个国产电影的拍摄与制作的所有技术环节问题,俨然已成了摆在当下民族电影产业面前的一群拦路虎!国产电影应该走向高度专业化与职业化,编剧就是编剧,导演就是导演,摄影就是摄影,美术就是美术,照明就是照明,烟火就是烟火,特效就是特效,应各司其职,除非一个人是天才级的人物,否则,都应老老实实地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然,便极易酿成无穷后患,此其一。
其二,当下中国电影业应虚心地向电视界学习和取经,电影业应正视自己的严重不足与本质缺陷,因为它已陷入自我迷失、自我膨胀的误区,它年复一年在不顾一切地忙着获奖,在忙着赚取虚名,而不是在忙着为市场打造真正的精神食粮。而电视业正好由于国际上没有那么多的诱人奖项——比如奥斯卡金像奖、欧洲三大电影奖及不计其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奖——故,其从业者昼夜大都在忙着产品质量。实际上,一直以来,中国电视界的艺术水准要比电影界高得多,只是一直没有权威去敢于正视和肯定这一点罢了。从现在开始,电影界的那种一直高高在上、自吹自擂的不良作风可以休矣。
电影界的这种不良现象,同时又涉及到一个电影行业借电影学院的科举式体制对电影从业者的高度垄断的问题。就是说,必须是出自于电影学院的人才能踏进电影界的门槛,才能拥有拍片机会,才能筹到资金。而实际上,电影学院毕业的各类人才,按照国际标准要求——比如按照好莱坞的要求——99%都是业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眼睁睁地连画面都拍不清晰,竖着耳朵连音频都录不够。惟其如此,99%的当下中国电影不要说根本无法进军国际市场了,就连在中国自己的市场就由于技术与艺术水准不及格而被自我淘汰了。最具讽刺意味和说服力的是,康洪雷导演就不是出自于电影学院,而他却是浮出水面的当下中国几乎最具国际潜质、最具国际风范的导演,而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电影的感觉如此超常的人,却一直只能在拍电视。另一个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例子是曾经拍过《风语者》的吴宇森,吴宇森也并不是出自于电影学院,然而他却是此前被好莱坞所真正看重的惟一的中国实力派导演。
总之,像众多令人不解的国产电影一样,《南京!南京!》一片所暴露的根本不是一个个别现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学院式的教育体制、电影从业者的垄断现象、操控电影业者与广大观众之间的严重鸿沟、电影从业者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劣根性——比如因缺乏敬畏意识而在大众视界前竞相胡作非为——等诸多层面的问题。民族电影业要想浴火重生,必须从人才培养到实际拍摄、后期制作,直到市场操作,进行一次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彻底改革,必须果断注入一种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不然,就将面临被国际浪潮所彻底吞噬的致命危险,仅靠贺岁档的几部昙花一现的片子,是根本无法实现民族电影在商业上和艺术上的自我拯救的,仅靠投机取巧地去国际获奖的路子,也只能让民族电影业因虚浮光环的笼罩而迷失航向。
电影的主要魅力与核心使命,即在于为心灵之窗提供和呈现一种清晰的读解、确真的认知,进而藉此引领我们去艺术而明晰地探觅世界的真相,把握存在与精神的本质。失却了镜头画面、电影语言及叙事逻辑的确真与明晰,电影将会沦为一堆铁盒子里面的废品!电影的这种借运动画格与光影印象对确真性与明晰感的强烈诉求,这种无瑕的精神冲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与海德格尔思想神髓中的“去蔽”相对应并辉映。较之西方,确真与明晰显然是中国文化基因的弱项,但这不应永远成为阻碍民族电影前进步伐的绊脚石!
最后,让我们期待着《南京!南京!》极富朝气的创作团队经过深刻反思,不久后能拍出真正的艺术精品来,让我们期待着民族电影业能够尽快步出误区与幽谷,实现一个民族对它期盼已久的重生和复兴之梦。

二、《拉贝日记》一片的缺陷剖析
(一)《拉贝日记》一片的本质解读与缺陷剖析
如果说国产电影《南京!南京!》是一部在总体概念上不甚清晰、在视角和立场上又有些难以理解的影片的话,那么,作为其姊妹篇,中德合拍的《拉贝日记》一片也并没有使前者所存在的问题与缺憾有任何改观。某种意义上讲,较之前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从一部电影通常意义上的成熟度与流畅性的角度而言,同为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显然要比《南京!南京!》一片令人满意得多。通观全片,故事的起承转合、情节的环环相扣、人物形象的丰满立体、发生行为的有根有据,所有这些乍看起来的影片特点,都使得《拉贝日记》仿佛更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恪守创作原则的影片,而不是严重悖离创作原则的作品。
然而,上述判断只是在纯电影创作范畴内而言的,电影,特别是历史片或者传记片,绝对不能只是电影创作意义上的一种逻辑推演,绝对不能游离于所叙述之物。鉴于《拉贝日记》一片并非纯艺术电影,而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片或传记片,那么,它就不得不来对应其叙述物与史实,而如若拿这部看上去像模像样的片子来进行这种必要的对应的话,那么,其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显然是有目共睹的。下面,将两部影片联系起来一同进行剖析和反思。
首先,对发生在大屠杀之前的日军攻陷南京的简要过程与史实,较之《南京!南京!》一片,《拉贝日记》一片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交待,但却远远不够,且全是日军的视角,几乎没有中国军人的视角。紧接着,另一个问题便更为突出:即对十多万中国守军——大部分为刚刚参加过淞沪会战(保卫大上海)的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为何在三天的时间里迅速溃败的史实,两部影片都描述得极为含糊不清、极为草率(国军中最凶悍的干将张灵甫当时就曾率部参加过英勇而短暂的南京保卫战,并且身负重伤),致使人们在迷迷糊糊中蓦然回首,发现迎风漫卷于南京城墙上的旗帜,已由青天白日旗而切换为太阳旗,日军挥舞着钢枪,就成了南京新的主人了。
其次,在大屠杀中,日军屠杀的相当多的人是战俘,可为何8至11万左右三天前还大都是铁血男儿的抗日军人,会顷刻间沦为战俘?此问题根本就没有叙述清楚。是被日本飞机大面积散发的传单诱降的呢(对此细节,《拉贝日记》略微点到,而《南京!南京!》则根本未提及),还是在溃退中化为散兵游勇而降的?是弹尽粮绝而沦为战俘的呢,还是精神崩溃、意志瓦解所致?是明确接到了放弃抵抗的命令呢,还是由于某些城墙被日军炮火撕裂而致使整个城防呈骨牌效应而全线崩溃的?是好好地、纷纷成建制地投降的呢,还是纷纷沦为孤立的个体而被一个个包围并活捉的?是由于日军控制了绝对的制空权呢,还是国军中真正的能征善战者却都并不享有真正的指挥权所致?是广大市民、老百姓无形中配合了日军的进攻呢,还是没有充分配合、支持国军甚至被拒绝全力配合、支持国军所致?……所有这些都成了一个个难解的谜团在困扰着今天的我们。两部叙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均不约而同地回避叙述这些至关重要的环节与疑点。
再次,保卫南京的成建制的、大批的中国军人在放弃抵抗后,是如何束手就擒而被捆绑在一个个战俘营中的?这同样是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在几乎没有一个军人会误认为日军乃世界的文明之师的前提下,且在普遍刚与日军进行过残酷厮杀并对日军的兽性化多少有所耳闻的情况下,在被捆绑或根本没有捆绑而被关在简易的战俘营或隔离区之前,成千上万的军人为何不进行最后的反抗?甚至四肢自由的战俘在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伴正被一个个砍头而明知紧接着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刀下鬼的时候,为何也没有一个军人反抗(比如在《拉贝日记》一片中,当拉贝循声去战俘营寻找其司机时所亲眼目睹的一幕即如此)?进而,南京大屠杀完全是因为日本兵不把中国人当做人所致呢,还是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人也不把自己当做人、或曰是因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某种自虐性所致?对此,两部直击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最恐怖的大屠杀的电影,均未能够有效揭示出问题的症结,均未能够提供出令人信服的缘由、解释与答案。
第四,正因为对战争背景及对国军——就总体而言——与其说是战败倒不如说可能是自败、自溃的情形叙述草率,交待含混,致使大屠杀得以发生的条件及语境都令人有些莫名其妙,从而致使拉贝及其秘书唐先生的拯救行为(后者主要是一种自我救赎行为)极度缺乏存在基础,缺乏可信性,缺乏必要的因果关联,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其行为的伟大性与高尚性。也就是说,两部影片仿佛告诉我们:主人公所救助的受害群体中的青壮年,大都无非是些可怜虫、懦夫、胆小鬼、临阵变节者、不战自降的、稍战便降者、一战即溃者、不为玉碎宁为瓦全者、化装为民者、化兵为民者、贪生怕死者等等,那么,自然地,作为很大程度上这些群体的救星,两个主人公的高风亮节便大打折扣。
第五,如果说《南京!南京!》一片将当时南京所象征性地划定的安全区,描述得因日军之蹂躏而导致的残酷性还远远不够、以致远远不像一个人间地狱的话,那么,《拉贝日记》一片则将当时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人间地狱,描述得活像个战争中几乎没有怎么发生过什么杀戮和劫难的天堂!片中,除了将100多个战俘由安全区移交给日军而在区外被集体枪杀、以及日军冲进安全区因搜查到正在抢救一个抗日伤兵而当场开枪打死了四五个人这两个案例之外,整个安全区似乎在长达四个星期之久的招致至少30万中国人遇难的全城大屠杀中风平浪静!法西斯日本侵略军之于安全区,似乎成了一支文明之师,一支诚信之师,一支遵守国际公约之师,一支令行禁止之师。日军有组织的、至少是被上层军官所有意默许的大规模的强奸、抢劫,以及对军人和平民的大肆杀戮,在安全区里几乎未曾发生过,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片中,不是日军法西斯野兽们所犯下的一幕幕罪孽令人发指,倒是二战中日军这支被举世公认——至少是被中、美、英等国所公认——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野蛮之师或野兽之师,被美化得、被涂脂抹粉得令人发指!血腥的历史被涂改得令人发指!今人对历史的无知、忘却与不负责任被体现得令人发指!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拉贝日记》这部影片的存在意义及价值。
实际上,当年由22个国际友人(由欧美的一些驻华企业代表、牧师与外教组成)所设立的战火中的南京安全区,从日军进城后就没有一天安全过,没有一刻安宁过,自上而下,所有的人们时刻都在提心吊胆,日复一日地置身于极度恐惧与痛苦之中。拉贝等人无数次以书面的形式对日本军方及对日本使馆的严正抗议,对日军昼夜不停的暴行从未起到过任何作用,以至于使拉贝看起来仿佛像个善良的牧羊人在不断地向一群群袭击羊群的饿狼在提出抗议!实际情形是,当年安全区所遭到日本兵的侵袭根本就不止电影中的那两起事件,而是罄竹难书。光是12月14日这一天,被提前安置在司法部的已经放下枪的约1000名中国士兵中,就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带走而枪杀了,此后,剩余的五、六百军人的命运也大致相似。而抢劫,特别是强奸事件,更是昼夜不停地与安全区如影随形,光是在12月16日夜这一个晚上,就“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拉贝语),以致使整个“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拉贝援引一美国人之语)。而在两天后拉贝于18日递交给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福井喜代志的抗议书中称,“昨日有1000名妇女因遭到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而逃到金陵大学”(拉贝语)。其后,安全区中,日本军人每日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的伴随着虐杀的强奸事件,昼夜不停地一直延续不断,难以计数。这种惨象与电影《拉贝日记》中所描述的简直存在着天渊之别。
不仅如此,加之《拉贝日记》一片里面“匠心独运地”多处呈现纳粹党旗、纳粹举手礼、纳粹口语等细节,从而使本片俨然成了一曲为纳粹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的赞美诗!即便这一切是出自于编导之无意,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的不良后果。君不见,片中一面尺寸面积巨大的、在异国的现实生活中很难实际存在的、甚至在纳粹德国本国都很少存在的纳粹党旗及其周围,在狂轰滥炸初始,俨然成了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屠城(南京)的惟一的避难所!这一被大肆夸张的一幕,即使不是令人作呕的,也至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作为西门子驻中国之代表及战时安全区的临时负责人,拉贝其人可能的确很高尚、伟大,但并不一定非要将之与纳粹背景及纳粹符号处处相嫁接,方才能凸显其危难之中及隶属法西斯阵营的英雄本色。显而易见,《拉贝日记》一片的编导怀有浓厚的纳粹情结——至少在潜意识中如此。对此,我们不作价值和是非判断,我们只要求编导忠实历史,还原史实,而不是利用蒙太奇语言编造史实——比如一面大得超乎实际可能的纳粹党旗所形成的屠城避难所(此幕情景纯属脱离现实的蓄意虚构);也不是利用蒙太奇语言抹杀或掩盖史实——比如极大地淡化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味与噩梦性;更不是利用蒙太奇语言去美化造孽者与失败者——比如当时的德日轴心。编导有权力在私下表达对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出自于暴力美学视角或其他视角的特殊感觉或情愫,但当面对国际视听之时,当面对人类良知之时,当面对曾经的受害国之时,如若还是如此,那则是不可原谅的。

(二)《南京!南京!》与《拉贝日记》两片的比照与解析
《拉贝日记》一片从一个较为偏颇的、至少是极不完整的视角,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悲剧性事件,做了极为偏颇的、有失公正的叙述。虽然在电影语言的语法上,它表达的还算较为顺畅,可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类型或传记类型的片子,由于没有做到基本的还原史实或与史实的对位,致使其出现了严重的叙述错位与价值误判,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跟编导对历史的误读、对史实的无知与漠视及个人的显然是有失健康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就是说,它虽经得起电影叙述语言自身的推敲,但却经不起叙述所表达之对象、所投射之物的推敲。整个片子的叙述语言貌似完善、动听而唯美,然而所表达的对象、所表达的真正需要被表达之一切,却毋宁说是失衡而空洞的,致使整个影片陷入了苍白而近乎于病态的境地!这就是《拉贝日记》一片所昭示给国人的——如果不是昭告给天下的话。当然啦,拉贝其人也不可能全知全能,他自然有他的局限性,因此,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作品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拉贝日记所叙述之一切,应批判地看待他的日记、他的视角,且不说影片还根本就没有充分还原拉贝日记所记载的某种视角之原始风貌,故,只有将拉贝日记之叙述纳入到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即综合了欧美国家亲历者、日本老兵亲历者及中国亲历者之多维视角的全方位视野,才为上策,才为负责任之做法。无论《拉贝日记》一片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取得了怎样的反响,也无论片中编织有多少处煽情的情节画面,作为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同胞,作为这个多灾多难之民族的一分子,作为将电影定义为“一种无瑕的精神冲动”的笔者,对片中所叙述之几乎一切,都是坚决无法接受的,并坚决要予以拒斥的。某种意义上讲,《拉贝日记》一片,是对作为一种历史见证的在当年用心血和伤痛所铸就的拉贝日记的玷污与亵渎!它对当年日军行为的蓄意美化,与当年日军行为一样地令人发指而义愤填膺!
透过绚惑表象,两部影片的主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南京!南京!》一片之视角与立场的不可思议性表现得有些露骨和感性的话,那么,《拉贝日记》一片则表现得十分隐蔽而理性,并带着德国特有的严谨。
最后,缘何中德两个国家一定要在几乎同一时间拍摄同一题材,并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影院上映同一类型的电影呢?而且两片中所出现的问题、所存在的缺憾又都不相上下呢?——即均未能够有效还原史实,均未能够对南京大屠杀这一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做出深刻反思,从而均在现实面前遭遇了各自的滑铁卢。这两部片子与其说是在警醒世人、唤醒世人,令人铭记历史悲剧之发生,倒不如说是在让日趋麻木、日趋冷漠、日趋健忘的世人变得更为麻木、更为冷漠、更不敏感;与其说是在揭示真相,倒不如说是在掩盖真相;与其说是在鞭挞罪恶,倒不如说是在为罪恶开脱,甚至是在美化罪恶。显然,如此做法只会正中日本右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甚至不承认侵华战争者之下怀。而同时,它们对无论是中、日、德,还是其他民族国家的每一个心存良知、充满正义感的人所造成的伤害,却是难以言述的!——看了这两部影片,我们的视界与心灵仿佛又经历了一次当年的浩劫!而且,它还是披着艺术的外衣而进行的。

沉睡
2009年5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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