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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全新反思

2012-10-29 17:14 来源: artda.cn 艺术档案 作者:沉睡


目 录
第一节  内容提要 1
第二节  南京保卫战的全新反思 3
一、重大发现:血肉之躯,还是钢铁洪流? 3
二、敌众我寡,还是敌寡我众? 7
三、天险•炮台•古城墙 12
四、国家战略之举,还是心血来潮之产物? 17
五、丰衣足食,还是饥寒交迫? 18
1.历史回眸 A  制约苏德战争、国共内战与朝鲜战争的后勤要素 18
2.历史回眸 B  战争命运之现代交响 18
3.一城一地,还是战略大棋? 19
4.急刹车 19
5.最后的防洪堤? 20
6.灾祸常常出自于狂热 20
7.理性主义,还是野兽主义? 21
8.南京攻略战的侥幸成功 21
六、情势需要,还是莫名其妙? 25
1.十多万精锐的中国守军在撤退前的情势评估与判断 25
2.双12的悲剧性一日 26
3.蒋介石发给唐生智的电文解读 26
4.唐生智借蒋介石的电文所导演的历史悲剧 27
5.唐、蒋的历史责任之疑团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剖析 27
6.历史回眸:撤退前岿然不动的南京防御体系 28
七、南京保卫战惨败的历史文化因素剖析 35
1.哲学与社会学层面的剖析 35
2.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最需要深刻反省的自鉴之镜——1937•南京 36
3.历史文化与思辨层面的剖析 37
4.尘世之梦与苟安之笼 39
5.历史文化的丑陋缩影 39
6.骨牌效应:从精锐之师瞬间滑向乌合之众 40
八、与敦刻尔克大撤退完全相反的灾难性场景:大溃退中的挹江门噩梦 41
1.西方视角:西人约翰•拉贝对挹江门惨象的描述 41
2.东方视角:亲历者师长王耀武对挹江门惨象的记叙 42
3.东方另一视角:亲历者陈剑声对挹江门惨象的描述 42
4.何不放弃在自虐中身殁,而选择在抗争中求生? 43
九、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所犯错误分析 44
十、小结  深刻反省南京保卫战的时代意义与神圣使命 47
1.综述与推论 47
2.深刻反思南京保卫战的时代意义与神圣使命 54
第三节  南京大屠杀的全新反思 55
结  论 60
附录1:大屠杀、去亚融欧与文明嫁接 68
附录2:《南京!南京!》及《拉贝日记》两片的全新审思 73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全新反思

题记
不洞悉、不全面反思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这两出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便不能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之本质,从而也便难以真正把握当下时代之脉搏,进而也便难以把握未来之航向。
对侵略者义愤填膺,对战争元凶予以痛斥和批判始终是必须的,但一味如此又是远远不够的。今天的人们更应痛定思痛,并深入反思这个问题:何以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之悲剧偏偏只出现并发生在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度?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域、历史领域与军事领域需要深入反思乃至反省这一重大问题的同时,作为一种受众极广、可信度甚高、特别适宜表现战争场面和历史图景的艺术形式,电影也理应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与时代重任。

第一节  内容提要
提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在70多年前曾经令举世所愕然和战栗、后来又一度被历史所淡忘、再后来又在日本引起了较大争议的惨痛事件,就不得不述及南京保卫战。因为这两个历史事件具有着紧密的关联,没有南京保卫战的不可思议的失利,日军便不可能顺利攻克南京,那么,没有被攻克的南京,便自然不会发生大屠杀的历史悲剧——即南京大屠杀。退一步讲,即使侵华日军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就算能侥幸攻克南京,而假如在攻克后会遇到持续不断的顽强阻击、坚韧抵抗和难以承受的昼夜消耗的话,那么,虽然日军在表面上能够控制南京,也同样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因为如若那样的话,南京将会化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将会成为一座英雄之城,而非耻辱之城。
所谓大屠杀,是特指在行为体自身安全并没有受到现实性威胁的情况下,或虽受到威胁却反应过度地而旨在对平民、放下枪的军人或异己所进行的一种大肆杀戮,它常发生在非战斗状态下,而在战斗状态下,即使一方对另一方的战斗人员造成再大的伤亡,只要另一方并未完全丧失战斗之可能,通常也不能叫做大屠杀,除非一方垄断着极为先进的甚至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进攻和投射手段,从而与其交战对象构成了一种极不公平的交战中的大规模残杀行为与毁灭行为,这种情形下,也能构成一种大屠杀。大屠杀通常包括大肆刀杀、枪杀、活埋、火焚、水淹、毒杀、饿杀、炮轰、轰炸等形式,此外,还应包括可造成巨大伤亡代价、杀伤效果及恐怖效应的细菌战、毒气战、生化战、核袭击及其他类似的大规模杀伤性和毁灭性形式。
在此意义上讲,当时的南京事件毫无疑问地是一场大屠杀事件,因为绝大多数死亡悲剧全是在非战斗状态下,即在中国军队停止抵抗并放下枪,特别是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已成为日军的战俘而不再对日军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在平民更不会对日军构成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当然,在上述意义上,像格尔尼卡大轰炸、德累斯顿大轰炸,特别是先后曾经造成数十万平民惨死的反应过度、惩罚不当的至少是有待商榷的历史行为——东京大轰炸与广岛、长崎的核轰击,也理应被界定为大屠杀或准大屠杀。然而,不能因为别的一些大屠杀的残忍恐怖,就可以抹煞南京大屠杀的惨绝人寰。在所有的大屠杀中,它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而另一方面,假如在当时侥幸破城的日军遇到了南京守军的誓死抵抗,全体守军自上而下皆与南京共存亡的话,那么,即使10多万中国守军为保卫南京全部英勇战死,皆尽捐躯,这一事件也不能叫做大屠杀,因为这仍然属于一种战争行为,而非野蛮的屠杀行为。然而非常遗憾和不幸的是,至少8万多中国军队却并没有战死于疆场,而是在停止抵抗后,即在非战斗状态下,成批成批地丧生于日军的屠刀之下的。当然,这样说来,并不是说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应该由中国守军负责,在此只是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毋庸置疑地,南京大屠杀的悲剧理所当然地应由侵华日军承担责任,侵华日军是这场悲剧的无可置疑的刽子手。
虽然如此,但不能说中国守军之于南京大屠杀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对于中国守军来讲,他们在当时的确没有尽到应尽之义务,并在客观上为大屠杀的发生无形中造成了某种前提与契机。形象地讲,这就像牛群或羊群在遭遇狮子或饿狼袭击之时,本来完全可以联合起来用头上的利角这一有力的武器形成力量去抵御侵袭。可事实上往往是,在危险来临时,牛群或羊群大都纷纷落荒而逃,致使灾难频频得以发生。当然,偶尔也有例外,那就是在一些像《传奇》或《印象》等节目中所看到的那样,牛群合力奋勇自卫,将穷凶极恶的狮子们顶翻、撞伤,并将其驱逐、赶跑,从而赢得了安全环境,改变了自己的弱势群体之角色。
那么,将侵华日军比作嗜血成性的狼群或狮群,是否是一种不恰当的比喻呢?不,这种比喻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侵华日军在当时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像禁止使用和进行毒气战、细菌战、残杀战俘与妇孺等)、国际法 、交战规则(像不袭击非军事目标,不允许不宣而战等)与从古至今战争中所普遍遵从的游戏规则,将当时的侵华日军比作像“一架兽性的机器”、“一群强盗”或将其所为称作“一种野蛮人的行为”等等,已经成为了至少在非学术界较为普遍而流行的国际共识。此情形即使在日本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日本公立中学某学生在学了某日本史后曾感慨地写道,“请不要把我和野兽一样的日本兵看成一样” 。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当时日军的种种行为,已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战争行为,已严重悖离了交战的目的与规则: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暴力行为。正义和公理要求我们:使用暴力只有在为了赢得胜利、出于自卫和免于即将必然发生的危险之时才具有合法性;否则,暴力的诉诸便不具有合法性。那么,当时日军的种种行为——像“三光政策”(“三光作战”)、活体解剖、杀人竞赛、残虐妇幼、活埋行为和吃人肉等——跟赢得胜利、出于自卫和免于即将必然发生的危险这些前提条件皆无关联。就是说,其杀戮已经从根本上逾越了战争的目的本身,而非常不幸地滑向了这种境地:即旨在为了杀戮而杀戮,甚至把大肆杀戮与残虐当作了一种娱乐、快乐、狂喜与赖以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南京大屠杀中均有最集中的体现。
当时的杀戮景象与残虐场景是如此地惨绝人寰、如此地令人震惊,以至于在时隔70多年后,它依然在震动着当今良知未泯的人们,依然在震动着这个特殊的时代。当然,一方面,在我们对当年日军的残暴行为与兽性表现感到极大震动的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对民族自身在当时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同样深感震动。就是说,在我们对当年日本兵的极度残暴、丧失最基本人性、道德伦理与原则而滥杀无辜、残虐妇孺等行为与表现感到莫大之震惊的同时,我们对当时的民族自身,对中国人的极度懦弱、丧失最基本的血性、气节与人格,以至于任人宰杀、任人残虐而不表现出最基本的抗争行动与求生本能,同样也感到莫大之震惊。这种震惊的强度与烈度,甚至不亚于对日本军国主义之震惊程度。
基于此,本文在旗帜鲜明地批判给中日两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及战争贩子们的同时,也将对当时中国守军的失职展开深刻反思与批判,进而对中国的国民性、不良的民族基因与文化劣根性展开全面反思与批判。这种双向反思与批判,对于反思和审视南京大屠杀这出旷古未有的历史悲剧来讲,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从未被如此反思和审视过。本文在对一直以来一再被世人所忽略的诸多重要因素与史实进行综合并加以关联之后,从而首次得出如下重大发现与结论:
(一)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有足够的条件与优势,使得自己本来完全可以守住南京,并完全可以击退乃至一举击溃冒然来犯、仓促进攻之日军。
(二)同时,日军的种种劣势与不利情势致使其本来就不可能攻克南京,当时日军进攻南京,原本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自杀式进攻。
(三)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守军却在取胜前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战斗,致使日军的自杀式进攻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并使南京沦陷,进而在沦陷后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皆胜过日军的尚存至少8万多拥有精良武器装备本可进行有效巷战的中国守军,又纷纷扔掉武器、脱了军装溃散于四处,在一贯摒弃国际公约与交战规则的日军的残暴屠杀之下,致使震惊四海的大屠杀悲剧得以发生。
(四)一直以来,相当广泛的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右翼中的许多人拒不承认甚至粉饰南京大屠杀之史实是需要被澄清、深刻揭露和批判的,这对整个大和民族将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充分正视、反省侵华战争,特别是充分正视和反省南京大屠杀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不仅无损于大和民族的尊严与形象,反而将是大和民族走向自我救赎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广泛接纳和认同的不可绕过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讲,从军事层面、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重新认知、全面反思和深刻反省南京大屠杀(及与之相关联的南京保卫战)这幕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悲剧,不仅不会使我精神形象蒙羞与亏损,相反,它也是在深刻洞悉和反思自我后挣脱悲剧阴影、从赢得精神重生于图腾的不可绕过的必经之路。
(五)南京保卫战不可思议的失利后的大屠杀的发生,其根源、规模与死亡数量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和考证的学术问题;而是否勇于直面、反思和反省这一历史悲剧,则是一个攸关良心、道德、准则与人格的问题。
(六)在对外对大屠杀的元凶——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本文对内对民族劣根性与病态的国民性再进行直击和批判,以期使中华民族能够走出长期笼罩而难以祛除的屡屡被大肆屠杀的历史怪圈,以便走向自尊、自强进而迈向真正的复兴和图腾之愿景。

第二节  南京保卫战的全新反思
一、重大发现:血肉之躯,还是钢铁洪流?
——南京保卫战果真是败在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低劣上吗?
不论是在淞沪会战中,还是在南京保卫战中,乃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以来,风行于世、流行甚广的观点一直这样认为,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前,中国军队的节节失利,以致不得不拿空间换时间、不得不引狼入室与敌持久作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武器太落后,装备太低劣而原始了,中国人完全是在以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钢铁洪流!国民政府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在淞沪会战之时,不少官兵沉痛地说过这样的话。在南京保卫战失利后,不少官兵也说过类似的话,甚至连蒋介石也说过下面的话:

“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则远胜于人。”

而实际情形果真如此吗?不错,单就当时中日两国的总体实力之对比而言,中国显然处于劣势,但就某一具体的点、某一具体之交战而言,中国军队则未必总是处于劣势,有时,还恰恰处于优势状态,南京保卫战就是一个典例。实际上,纵观抗战前期,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中不仅曾得到过苏联空军的英勇支援(惟其如此,曾给日军的海空力量造成过重创),而且,某些部队还曾按当时德国陆军的装备标准被大力武装,同时,中国军队还曾受惠于多达数十人的德国高级军官团的严格训练,在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又得到了美国空军对日持续不断的战略轰炸之大力协助与支援,以及大批美式装备的武装。就陆上力量与空中力量而言,很难说中国战场上曾受惠于德、苏、美三国的武器装备之武装及其大力支持的中国军队的总体武装水平,就逊色于侵略者日军的武装水平。本文只就南京保卫战中的一些被人们熟视无睹的史料加以着重强调,以便看一看就南京保卫战这个具体的点而言,当时中日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之对比到底怎样?进而看一看将中国军队败北的缘由,归结于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这种流行性观点是否真的吻合历史真相?
以下有四则十分重要的资料:资料之一来自《拉贝日记》的记叙,资料之二来自杜聿明的回忆,资料之三来自当年侵华日军阵中日记中的叙述,资料之四来自于当年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的日记与参谋本部第三课课员二宫义清少佐赴中国考察后的视察报告。

资料之(一)A
该资料来自于约翰•拉贝在其所著的《拉贝日记》一书中,在1937年1月20日所援引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礼和洋行工程师)的报告——《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 一文。该报告这样记叙道:

“(前略)(12月12日)街道上遍地都是被抛弃的各种各样的军械物资:大米、军用器材、自行车、弹药箱、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印有德文标签的炮弹箱、军装、帐篷、扔在路上的装载汽油的卡车。”(略)
(中略)
有些士兵则放下武器,穿上早就在背包里预备好的或是买来的平民服装,我们让人把委员会办公室门前以及附近街道上的武器都搜集起来,有235支步枪,约80把毛瑟手枪和左轮手枪、2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和许多其他武器,搜集到的大量手榴弹全扔到了一个池塘里。(下略)

资料之(一)B
该资料来自于拉贝在其所著的《拉贝日记》一书中,在1938你2月5日所援引的一段资料——《防空洞里的武器是怎么回事?》。资料称:

报告说,在外国官员撤出的大使馆和公使馆的防空洞里发现藏有武器弹药。经调查,藏在某特殊防空洞的武器有:
1门轻型火炮;
21挺捷克造机关枪和60梭子弹;
3挺其他机关枪;
10挺水冷机关枪和3000梭子弹;
50支步枪和42万发子弹;
7000颗手榴弹;
2000发掩体迫击炮炮弹;
500发其他大炮炮弹。

资料之(二)
该资料来自于时任装甲兵团司令的杜聿明的战时回忆《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一文。该文显示,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陆军装甲兵团拥有进口的英国水陆两用战车和炮战车,这种战车“可以横渡长江”(此画面资料也为伊文思于1938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所证实,即这种坦克确实可以横渡江河湖泊),而且还拥有15辆德国战车。这些当时世界陆战中的先进武器在南京保卫战中是否真地被派上合适用场是另一回事,但当时中国守军毕竟不乏拥有“陆战之王”称号的这些先进武器装备。

资料之(三)
该资料来自于侵华日军在进攻南京中声称所缴获的中国守军的战利品之统计表格。其中,隶属于日军第9师团的步兵第七联队在12月13日~24日所缴获的部分战利品为 :

高射炮2门、反坦克炮2门、山炮6门、迫击炮10门、坦克4辆、水冷式重机枪12挺、高射机枪1挺、轻机枪33挺、坦克炮弹39000发、手榴弹55122枚、炸弹70枚、曳光弹152箱、钢盔1900个、防毒面具约700个、指挥刀200把、青龙刀2020把、轿车9辆、帐篷1300顶、毛毯数千条、防寒服6220件、毛背心1300件、长靴700双、军靴1000双、运动鞋3000双、水壶400个、饭盒1000个
日军第九师团另外所缴获的中国守军的战利品中有 :

重机枪12挺、轻机枪14挺、步兵炮4门、坦克7辆、迫击炮5门、野炮5门、飞机4架、步枪(机枪)子弹约40万发、手榴弹25000颗、火药仓库6栋
日军第六师团缴获的中国守军的战利品其中有 :
机枪1700挺、野炮12门、迫击炮18门、步枪子弹90万发、各种炮弹1.7万发

综上资料可见,当时中国守军(至少是比较精锐的一些作战单位,像36师、87师、88师、51师与教导总队)的含武器、器材、军装等在内的装备,不仅一点也不差,而且堪称国际一流!其装备水平不要说在当时颇为令人羡慕,即使在当今除美军外的世界军队中,也依然令人瞠目!仅仅是长靴和军靴(军靴很可能指的就是高腰陆战靴)这一项,当时南京中国守军所拥有的这种装备,就使70多年后当今中国的军队都难以比拟。在当今中国,能够装备得起防火、防化、防滑、防寒且经久耐穿的军靴(高腰陆战靴)与长靴的部队可谓寥寥无几,除仪仗队、国际维和部队、特种部队及防暴队等极少数精英部队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部队至今还装备不起这种东西。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今日中国之军费的大幅度提升是有其合理性的——它至少可以使全军在行头与视觉形象上有所改观。对于军人来讲,锃亮而昂贵的军靴常常比武器都更富于自信感与威慑感。除高腰陆战靴外,当时南京的中国军队所装备的帐篷、毛毯、毛背心、防寒服、水壶、饭盒等一整套野外用品,在时隔70多年后的当今,也只有少数小资、时尚青年们驱车到郊外游玩或参加野外派对时才配备得起,更多的人对一顶至少要五、六千元的专业军用帐篷根本无力购置。可见,南京保卫战中,当时中国守军的装备可谓精良无比、丰富无穷、武装到了牙齿而使部队极具攻击性、杀伤力又极富存活力(还有资料说,当时中国军队的青龙刀也比日军的战刀更厉害,当时所装备的德式钢盔的钢材,也普遍优于当今军队)。同时,这一重要结论也为当时日军的一些军官的日记和战地报告所进一步证实。

资料之(四) A
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上村利道大佐于1938年1月6日去第十六师团参观“虏获兵器试验射击”后,禁不住在日记中这样感慨地写道:

下午,作为殿下的随行去16D(即第16师团——本书笔者注)视察虏获兵器的射击自动步枪、步枪、手枪、LG(轻机枪)、MG(重机枪)、火炮等良好的装备,绝不亚于我军的兵器,令人感怀。

资料之(四) B
日军参谋本部第三课课员二宫义清少佐在一份提供给上峰的考察报告中也这样记叙道:

“在近距离战斗所用装备上,(日军)和中国军队相比,不论在资质还是在数量上都处于劣势。”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对日军而言则为南京攻略战)中,日军除在享有相对的空中优势与远程炮火的优势之外,在其他武器与装备方面,较之中国守军均处于相对劣势。在上世纪前半叶,据守南京的中国守军的武器与装备,是如此之先进与完备,以至于即使在21世纪的当今仍然是非常好的,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陆军部队所难以望其项背和比肩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自二战前后以来,世界在地面陆军,特别是在步兵的武器装备方面,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那个时期一流的东西,在当今依然是非常好的。那个时期的AK-47步枪,在今日世界仍然享有“枪王”之美誉,仍然是前苏联地区出口排在第一位(超过了伏特加酒)的流行于世、风靡全球的东西,以至于该枪至今已在全球生产了10亿支差不多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6左右。虽然世界军事在上世纪末叶前后迎来了数字化浪潮。另外,一些刚研发的主战坦克等兵器被认为是更为坚不可摧了。然而,这些目前都尚在实验与磨合阶段,而且其实际效果并没有受到大的战争的反复检验。因而,还不能得出世界陆军的地面力量之武器装备自二战前后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这一结论。
那么,在那个时侯,即在南京保卫战中,在地面力量方面,武器与装备堪称国际一流的中国守军,为何却败于在此方面相对逊色的日军了呢?
在此还有如下两个细节需要着重强调:一是日军的相对空中优势在12月10日至12日这三天中,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削弱,因为这个时候,因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而昼夜面临着饥饿的严峻威胁的日军,在即将来临的全城崩溃之前,不得不孤注一掷,因而在未有效摧毁中方的防御体系之前,而过早发动了最后进攻,致使其与中国军队粘连、混战在了一起。在这种态势下,轰炸也会同时造成己方的伤亡。
一个特别突出的事实是,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日军飞机始终未轰炸坚固的南京城墙,而把攻坚任务交给了地面短程炮火与敢死队。而地面在远距离攻坚方面享有相对优势的日军炮火,又因脆弱的后勤问题致使其在最后一两天关键无比的时刻,面临严重的炮弹短缺、有炮无弹的尴尬处境与不利局面,故而,地面日军的相对炮火优势在最后阶段的一两天,也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削弱。那么,在两军地面部队的混战中,鉴于日军的空中优势与地面火炮优势一并被自行消解,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如此的局面:日军在最后的一两天,无论在武器上,还是在装备的总体水平上,都大大弱于、逊色于南京的中国守军,反而出现了攻城日军完全是在靠血肉之躯来面对和突破中国守军的由枪林弹雨与炮火所交织成的现代防御网的这种戏剧性场景。然而,成建制的拥有精良武器装备并拥有天险与坚固城墙可资依托的中国守军,却突然潮水般地撤退了!
蒋介石在当时不惜用重金所打造的担任南京保卫战之中坚力量的三个王牌师——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均为清一色的德式装备,以至于在南京保卫战中,某种程度上成了日军武器与德军武器的对垒。本来,当时就有这样一种颇为形象的说法:抗战之初的中日之战,俨然就是一场“德日之战”。众所周知,当时就陆军武器与整个装备而言,无论是在武器的杀伤精度、毁伤强度、持续射击与发射以及经久耐用上,还是在整个装备的丰富性、完善性与体系化上,德国陆军均优于日本陆军,特别是在步兵方面。二战前期,日军的海上力量(航母和战列舰)以及空中力量(尤其是曾一度称霸太平洋上空的零式战机)堪称国际一流,而陆军,特别是其中的步兵,其武器装备最多只能算世界二流。如前所述,在南京保卫战的最后关键的两至三天中,日军的空中优势被自行消解,由于是近攻,致使其远程火炮的优势也自行消解,同时其攻坚炮火还大大受制于炮弹严重紧缺的这一客观问题。另外,直到南京守军于12月12日下午5时发布撤退命令后的十多个小时以内,由于一直未能摧毁扼守南京的乌龙山炮台,致使日军的军舰迟迟未敢靠近南京,从而致使其水上优势也几乎完全消解。
那么,所剩下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守军占尽武器装备、弹药与炮弹方面的所有优势,同时,进攻的日军处于所有这些方面的绝对劣势。惟其如此,攻城三日中,日军付出了“莫大之伤亡”,并完全陷入了一种强弩之末的极为不利、极为危急之情势。
有一个需要着重提请注意的问题,即上述所列举的日军一些部队所缴获的战利品的问题。事实上,严格说来,这些令人羡慕备至的战利品(含武器装备与军需物资),并不能算是缴获的,而只能说是白捡的便宜。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几乎皆为中国守军在日军并未打败自己的前提下撤退时所丢弃或藏匿的,并不是在日军打败中国守军后从其手中得到的,也就是说,在1937年12月12日晚,南京的中国守军倾城大撤退之前,日军并没有战胜其敌人(中国守军),中国守军也并没有被其敌人(日军)所战胜,即并没有战败,攻守双方都没有战胜或战败,自然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战利品之缴获的问题。故曰,所有日军在战报中所声称并列举的在进攻南京中所得的堆积如山、精良无比而丰富多彩的所谓战利品,其实几乎全都是中国守军丢弃与抛下的,日军只不过是将其悉数捡到并据为己有罢了。
另一方面,守卫南京的中国守军可以不惜丢弃如此之多、如此之丰富、如此之精良而完备的武器装备这一事实,也反证出当时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的装备是多么地厉害,多么地令人眼馋,多么地充裕而应有尽有,以至于其装备水平即使在70多年后的21世纪的当今世界,除北约少部分军队外,仍然是国际一流的,至少是国际准一流的,惟其如此,其武器装备水平当时也为侵华日军所自惭形秽、自愧弗如。
鉴于此,可见,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之所以失利,乃在于我们全是在以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钢铁洪流之类的解释与说法,显然是与史实严重不相符的,是站不住脚的、自欺欺人的解释与说法。对此,今人应严肃地予以澄清。

二、敌众我寡,还是敌寡我众?
——南京保卫战中中日双方的兵力到底为多少?
以上是从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守军的武器装备上来讲的。下面,再从中日双方的兵力对比上稍作论述。
先看一看南京保卫战中,中国的守军到底有多少?
虽然不同的史料、不同的出版物对当时中国守军的大致人数显示不一,但这并不妨碍本书在对许多资料严格筛选后做出一个接近准确的判断与估计。
当时守卫南京的中国守军的人数通常有如下几种说法:
1、11~12万人左右;
2、15万人左右;
3、20万人左右;
4、30万人。
第一种说法的佐证为,在《南京保卫战》一书中,时任第78军军长兼36师师长的宋希濂在《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一文中,就当时南京的中国守城兵力这样记叙道:

(前略)
这样就形成了以第10军、第66军、第85军、第74军守卫南京外围阵地,以36师、教导总队、87师、88师守卫南京复廓阵地的两线配备的态势,增加了第66、74、83三个军,由于部队的残缺,这三个军合计实有兵力约为4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保卫南京的总兵力约为11万多人。

第三种说法的佐证为,在南京保卫战中,时任36师216团一营营长的欧阳午在《南京保卫战侧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
守卫南京复廓阵地有87军宋希濂的第36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第71军王敬久的第87师;第72军孙元良的第88师,分两线配备,合计兵力约为11万人,号称20万人。

同时呈示了11万人与20万人这两个数字,显然是较为含糊而矛盾的。在大的战役、重要的交战中,对于双方的指挥者来讲,双方的兵力比一般都是较为清楚的,如若人数为十七、八万,那么则可号称20万;如若人数果真在11万左右,则断无可能号称20万。可见,守卫南京的总兵力在20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20万中国守军的这一分析,也为刊发1937年11月23日《申报》上的一篇题为《江阴无锡间发生激战  中方加强南京守卫》的文章所印证。该文在其中写道:

(前略)我军除在该线以西步步为营处处抗战外,复在镇江、焦山作第二道长江封锁线;同时在南京周围20公里地带,增加坚固工事,调集20万重兵,准备与敌决战(略)。

11万人是南京保卫战起初中国兵力部署的人数,可南京保卫战的中方兵力是一个直到决战前一刻都还在不断递增的过程,人数是越增越多的,既然决定要大打一仗,蒋介石决不会让自己的兵力少于对方,这是蒋用兵的一惯规律。无论在中日大会战中的淞沪会战(75万对30万)、武汉会战(110万对40万),还是在后来国共大决战中的淮海战役,亦即徐蚌会战(80万对60万)中,蒋向来让己方的兵力处于压倒性优势。从此规律来看,在南京保卫战中,在决战打响之前,中方兵力为20万的这一说未必是号称,其可能性很大。看一看下面的南京保卫战的南京卫戍军作战部队图表就很清楚了:

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
副司令官:罗卓英、刘兴
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下辖两个师:41师(师长:丁治磐),48师(师长:徐继武)
66军军长:叶肇。下辖两个师:159师(师长:谭邃),160师(叶肇兼)
71军军长:王敬久。下辖一个师:87师(师长:沈发藻)
72军军长:孙元良。下辖一个师:88师(师长:孙元良兼)
74军军长:俞济时。下辖两个师:51师(师长:王耀武),58师(师长:冯圣法)
78军军长:宋希濂。下辖一个师:36师(师长:宋希濂兼)
83军军长:邓龙光。下辖两个师:154师(师长:巫剑雄),156师(师长:李江)
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
江防军军长:刘兴。下辖两个师:112师(师长:霍守义),103师(师长:何知重)
宪兵部队(约两个团)司令:萧山令
江宁要塞部队司令:邵百昌
炮兵第8团之1营(十五榴)
炮兵第14团之1营(新十五榴)

在南京卫戍军中,其他部队姑且不论,单是13个师,按每个师最低8000人的配置,加上教导总队的35000人,总兵力应为近14万人,加上卫戍军中其他不太重要的兵力,那么,总兵力约为20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加起来应在15万人左右。
而当时一些师长后来说一些主要的作战师不满员(仅有3、4千人)的说法,显然也与事实不相符,以下资料可资证明:
时任72军88师师部参谋的卢畏三在《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前略)孙元良率工兵营、特务营和部分残兵不到两千人退下,行至三牌楼,被宋希濂36师总预备队所阻。其时,总预备队只有七千五百人无法支援,只是要他们回去搏击。(略)

可见,在南京保卫战行将结束之际(即12日上午10时许),36师尚存7500名军人。而卢对88师的人数透露如下:

(前略)八十八、八十七师和教导总队几乎全军覆没,八十八师四个团,除五二八团团长沈兰芝外,其余五个正副团长均先后壮烈牺牲,营、连长牺牲多人,士兵死亡七千多人。(略)

而中国守军30万的这种说法,来自于当时的重要媒体——《申报》。该报对当时南京中国守军的兵力是这样报道的:

汉口  中国首都之大战现已迫在眉睫。据此间消息,日军已达扬子江秣陵关附近之某点,对南京成半包围形势。中国军队在南京城郊者有三十万人,其中二十万人为地方军队。(略)

可见,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的主要作战师的兵力应均在至少8000人 ,那么,由此推算,主要具有作战实力的兵力为15万人左右;杂七杂八加起来的总兵力为20万人,是完全有根据的。而一些当事人之所以要将中国守军的总兵力说得少一些,含糊一些,无非是借此希望为自己的失败减轻责任,为自己开脱而已。
而进攻南京的日军兵力又在多少呢?
笔者翻阅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十一册 日本军方文件》一书,该书始终未显示出攻克南京的日军总人数,只在其他资料中得到了以下五种数据:
1、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5万人;
2、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6万人;
3、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人数为8万人;
4、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10万余人;
5、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为20万人。
5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来自于张纯如女士所著的《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该书中译本《南京浩劫》一书中,这样叙述道:

(前略)历史学家后来估计有超过50万的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被困在南京,而进攻该城的日本士兵只有5万人。(略)

6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南京保卫战》一书。该书在《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一文中,这样记叙道:

日军以十六个师团攻下上海后,分兵由苏、常、镇一线和嘉、杭、芜一线迂回向南京进攻,其清水正沫部下于十二月八日攻下牛首山后,移师它去。另以谷寿夫、中岛、牛岛三个师团六万人攻紫金山、雨花台。

8余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南京大屠杀真相(上)〖中方史料〗》一书。该书对当时日军的进攻情形做了如下披露:

(日军)以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为主力,以雨花台、中华门为主攻方向,以紫金山为助攻,前后计八万之众。

10余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一书。该书这样记叙道: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大陆命第八号令。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上海派遣军、第10军5个半师团10余万人分三路向南京进逼。”

20多万人数据的这一说法,资料的来源出自于国民党内部的一份文本——《日军对华作战纪要初期陆军作战: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该文本曾这样叙述道:

“实际进攻南京的日军,仍达四个半师团,共计二十多万人,仍比中国守军要多。”

而实际进攻南京的日军兵力,到底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据《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的附录之二:相关大事记(1937年7月7日~1938年3月28日)一部分所披露的详实资料,和《日本军方文件》一书之资料显示,在南京战役打响之初,即在1937年12月3日,日军确实摆出了一副大打出手的架势,第16师团、第9师团、第114师团、第18师团这四个师团,外加国崎支队,于当日都开始向南京方向进攻。
但自12月6日开始,日军华中方面军中已有部队开始转为它用,比如在当日,重藤支队便脱离华中方面军而转它用。12月8日开始,有更多的日军部队转为它用,“日军第11师团转属第5军,即日开往上海,乘船转战中国南方”。12月10日,“日军第110师团为进攻杭州,开始经松江向杭州进发”。12月11日,“日军第10军命令第18师团停止向南京进发,转攻杭州,主力在太平、芜湖集结”。
最后,即在12月10日至12日真正攻击南京而与中国守军交火的,主要有日军第9师团(从东南方)、第6师团(从西南方)、第114师团(主攻雨花台)、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攻击紫金山、第9联队攻击中山陵、第30旅团,即佐佐木支队进攻和平门)以及步兵第68联队(隶属于第3师团先遣队)这几个战斗单位。即最后进攻南京的日军力量,主要由四个师团加一个联队构成(此外,还有第13师团的一支部队从镇江西进至乌龙山炮台附近,以及国崎支队,即步兵第9旅团,进攻浦口,不过这是在13日即南京陷落以后的事了)。相关资料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后期,虽然日军的师团规模有较大的扩充,但在战争初期,完全忠实仿制德军一个师编制的日军师团的人数,约在1.8万。由此推算,最后进攻南京的日军四个师团加一个联队的总兵力应为7万多人,既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
然而,这是在理论上而言的。而实际上,日军在全面进攻南京的三日中,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日军战病死者共达13924人之多,其中,单是第十六师团战病死者就达3600人。除去伤者不算,在12月12日傍晚,中国守军停止有组织的抵抗之前,进攻南京的日军总人数已锐减至56000多人,其中,至少有6000人因负伤而无法继续作战。那么,在13日早进入一片狼藉的南京时,日军实际存有的兵力总人数,应在5万人左右。
进攻南京的日军应在数万人(很可能在5万人左右),而非10多万人,更非20万人,既是本书所分析和推导之结果,此数字又与张纯如所提供的日军数字极为接近,同时,此数字也为1987年由日本东京谦光社出版的田中正明在其所著的《南京事件的总括》一书第167页中如下一段内容所证明:“然而,进入南京的几万将士,和他们同时入城的数百名新闻记者、摄影家,谁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从华中方面军于1937年12月1日才正式接到进军南京的命令(其中,柳川平助的第10军直到12月2日凌晨5时才收到首次同意攻克南京之命令),及12月7日南京保卫战全面打响(同一日蒋介石离开南京)这两个史实来看,要在一周以内完成从动员、集结,到粮秣、弹药及燃料准备的调动10多万甚至20万人大军的战争部署与行动,是不大可能的。要完成这样的战争部署与行动,即使对于可以做到全球到达、并以迅速而高效著称于世的今日美军来讲,最快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另外,从蒋介石一向的用兵规律上来看,假如进攻南京的日军果真有10~20万人的话,那么,蒋至少会在南京部署20~40万人,甚至50万人以上的兵力,来与之抗衡。历史上,无论是对于弱小之敌——像五次“围剿”的时候,还是对于强大之敌——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蒋向来都使己方的兵力保持在超过对方两倍的压倒性优势(淮海战役是个例外,蒋未能使自己的兵力达到其对手的两倍,但仍然占据优势)。蒋选择在12月7日离开南京,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一天是南京战役全面打响的一天。双方的兵力比已经很清楚,任何一方若要重新调兵遣将都已于事无补。是日,日军进攻南京兵力的大致人数,想必蒋已了然于胸,不过区区7万人枪而已,而己方的精锐兵力或曰有效作战兵力,恰好是敌方兵力的两倍以上,即15万人左右。也可能正是基于此,蒋才于当日喜忧参半地终于离开了南京。
还有,从日军方面来说,出于日军对自己的训练有素的战斗实力与不怕死精神的无比自信,及对除极少数部队(像孙立人、王耀武及张灵甫的劲旅)外总体上呈一盘散沙而一触即溃的中国军队的无比鄙视,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每一次交手,日军素来都不会投入和中国军队一样多的兵力,而只投入要少得多的兵力,以便以勇取胜、以猛取胜、以快取胜、以专业取胜。那么,有鉴于当时南京的中国守军里真正具有作战实力的兵力配置在15万人左右,想必日军的侦察系统在进攻南京前对此早已一清二楚了,那么,日军投入的进攻人数绝不会超过这一数字,至多只会投入是这个数字的1/2到1/3的兵力,这也是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一贯的用兵特点,即日军作战一般不采用人海战术,这跟其人口基数本来就少也有关系。
综上所述,南京保卫战全面打响后,中日双方的有效兵力比应为:15万人(中方)比7万多人(日方);由于在进攻中遭受了较大的伤亡,在1937年12月12日晚中国军队放弃南京后日军于13日早进入该城前,其实际存有的兵力应在5万人左右(此时,在南京城内和城外的中国残败兵、投降兵和便衣兵,加起来应在8.4万人到11万人左右)。
以上通过大量的资料分析,得出了两个令人震惊的、无可置疑的结论:
(一)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在武器装备上的杀伤强度与毁伤效力方面的实际情形优于日军,加之在单兵生存、后勤保障和地形(扼守天险和要塞)诸方面所享有的优势,使得中国守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日军则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一方面跟近距离攻击的中国军队所使用的进口德式武器效力普遍高于日军相关;另一方面跟中日两军混战在一起后日军的空中相对优势被自行消解和远程攻坚炮火优势亦被自行消解相关;再一方面跟日军由于仓促进攻而准备不足致使其在最后一两天的炮弹严重不足相关。
(二)南京保卫战中,特别是在12月10日至12日的最关键时段,中国守军于12日晚在自行撤退而放弃南京前的兵力人数,一直处于压倒性的优势,是进攻南京的日军的2~3倍,即使在南京于12月13日晨沦陷后,没有办法撤退的、残存于南京放下枪的中国守军,仍有8.4至11万人左右(日军自己承认,在进入南京后所杀死的中国军人至少有8.4万人),在人数对比上仍处于压倒性的优势。由于日军在进攻南京中战病死者有1万多人,加上负伤而失去作战可能者,故,刚进入南京时,日军只剩下5万人左右。假如这8~11万中国军人不是将他们的飞机、坦克、大炮、机枪,还有不计其数的炮弹与弹药白白扔掉,而为日军所捡,而是用它们继续与入城的日军作战而誓死不做战俘的话,那么,历史又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可以推测,日军进入南京后,即使战局对中国军队来讲已十分被动。但尽管如此,中国军队若能与日军继续作战的话,无论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在兵力方面,抑或在体能方面,中国军队所占有的压倒性优势,都使其取胜的可能性仍然极大,至少不排除这种可能。而假如从当时的众多天险、炮台、工事、城墙、护城河、江流等因素及国际背景,特别是国联和苏联这两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对中国的同情与大力支持的因素来讲,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取胜的条件与因素就太多了,多得都令人难以置信。下面,将一一做不同程度的展开与分析。

三、天险•炮台•古城墙
——进攻日军插翅难飞的三道屏障
从交战地形上讲,进行南京战役对日军来讲极为不利,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势始终伴随着进攻南京的日军。以下将依次从南京周围的山势、炮台、防线与南京高大坚固的古城墙几个方面适当予以分析。
首先,南京周围及从东面通往南京的地段,许多地方并非一马平川,而是为众多大山、小山所环拱,这些上苍所赐之自然地貌,构成着南京的天然屏障。因而,1937年12月2日及8日发行的《申报》这样写道:

(前略)“日军亦难突破,盖在苏浙皖之地带,山脉蜿蜒,故极易防守。又据中国当局观察,镇江炮台最少可抵拒日军一月半至两月之久,因镇江附近大抵为山区,且该处江面狭窄,故较江阴炮台为易守。”(略)

(前略)“中国方面颇占地利,因首都众山环拱,如栖霞山、紫金山、汤山之类,列峙郭外,日军必先破坏诸山防务,始能进占首都也”。(略)

栖霞山(在紫金山东北18里)至方山(在南京东南方24里)一线,构成着当时南京的一条重要防御线,雨花台、天堡山、红山及幕府山,则散布着起骨干作用的防御工事。依据对日军可能将从东正面与西正面这两个方面攻击南京的这一敌情判断,当时的东正面主阵地以红山、北固山、幕府山东端高地一线为基本架构,左右两翼依托玄武湖与幕府山的要塞为重要支撑,另以石顶山南北各高地、高家村高地、铁石山、煤炭山一线为前进阵地;西正面主阵地则以老虎山、象山、水关山、狮子山、黄泥山、南山、华严冈一线为基本架构。
特别是矗立在南京城东的紫金山,由于山势险要,高度可观,可谓横卧在从东面来犯之日军面前的一只龇牙咧嘴的拦路虎!从理论上讲,只要紫金山不丢,日军就无法真正攻克并占领南京。日军就算占领了紫金山第一峰或第二峰,只要其中还有重要一峰或山中掩遮的坑道工事被我牢牢控制,该山就不能算作失陷。就像上甘岭战役一样,美军虽然一度夺取了山头及各主要表面阵地,但始终未能真正占领该山。最后阶段的南京保卫战的核心无非有二:一为紫金山;二为古城墙。
日军在攻略南京之前,慑于紫金山之威名,显然对紫金山的情形与资料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侦测,其对紫金山之山势及其战略地位、以及布防情况甚至比许多中国军队都要清晰。比如,隶属于第16师团的步兵第33联队在《紫金山附近的战斗》之详报中,对紫金山曾做了如下描述:

一、紫金山位于南京城东北方,呈马鞍形,东西走向。隔着鞍部,其东南侧有△227.5高地;靠近西侧屹立着△448.5(最高峰)高地,其西南又隔着鞍部与天文台高地相望。此外,东边山脊北面是悬崖峭壁,大部分难以攀爬,南坡稍缓。(略)
第一峰为紫金山最高峰。俯瞰四周,由此向东北方向急剧降低,蜿蜒起伏,相连于岔路口方向。
二、敌军重视紫金山一带高地,修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以军中最优秀的教导总队一个旅为骨干,重复配备了部队,顽强地抵抗了我军。
在△227.5高地上,面向东及东北方向,从山脚到山顶附近都修筑了配备着碉堡的机枪地堡,将该高地连向西边。△382.5高地东西一带的山脊主要向北方及南方,有筑好的阵地。(略)
顶峰东麓、东侧环形曲线高地及顶峰南麓附近有数条配备了坚固碉堡及机枪地堡的散兵壕,其四周围着铁丝网。(略)
天文台高地也有独立而坚固的防御工事,估计是着眼于一旦紫金山被攻占,仍可加以抵挡。 (略)

其实,不要说是众多的严重妨碍行动的山势了,单是江南的河湖纵横、叉道交错、阴雨连绵的地形与天气,就使日军的机械化兵团行动起来极为不便。比如,日军第六师团在《战时旬报第15号附录》一文中,有两处这样描述道:

除去新修的的汽车路以外,中支那的地形通常多为田间小道。对于强大的部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来讲,前进极为困难。(略)
登陆之后,师团作战之处,河流密如蛛网,除了新建的汽车路,基本都是供单人通行的小道。

南京依托山势所构筑的防御线为日军所忧心忡忡。比如,时任日军谷寿夫所统领的第6师团的第3880部队长谷田勇少将,在《南京雨花台附近谷兵团奋战记》一文中,对中国守军的防线做了如下描述:

位于南京城正南面的蒋介石军队的阵地,以方山-大山-东善桥-吉山-板桥镇一线我主要防御线,两翼依托南京城墙,包括雨花台及菊花台,形成半圆形掩盖式阵地,它们都以相当数量的碉堡战壕为骨干组成。实际上敌军在东善桥一线未设防,而是凭借其后方的天险即将军山-牛首山一线,想要进行顽强抵抗。(略)

其次,从炮台上讲,扼守南京的江宁要塞辖有炮台5座,分别为:龙(乌龙山)、虎(老虎山)、狮(狮子山)、马(马鞍山)、雨(雨花台)这5座坚固炮台,皆为清末之遗留物,它们像五大金刚一样地护卫着南京。抗战前夕,这些炮台,特别是位于南京城东北30里的大江南岸的乌龙山炮台,又被全面加固和现代化,使其在南京保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该炮台曾击沉、击伤日舰多艘,严重威胁到了日军沿江西进的战略图谋,使日舰在12月13日之前,一直迟迟未敢靠近南京半步。
除以上5座重要炮台外,江阴要塞之炮台对遏制日军的战略西进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功能与作用,江阴炮台素有滚滚长江之第一门户之称,故在南京保卫战中有重兵扼守。守卫该要塞的是,翁照垣将军所率领的两万大军,一开始呈现出坚如磐石之势,如果不是因为守军内部之因素,该炮台几乎是不可攻克的。因为江阴“北枕长江,东有巫山、段山为屏,西有萧山、青山为障,南靠秦望山、大小茅山为前哨,一面临江,三面山岗起伏,把这江阴深藏在众山环抱的中间。如此雄伟的形势,深得地利天险之胜,江阴要塞,构筑在黄山、君山,北对靖江,彼此呼应,电雷学校和飞机场也附设在要塞地带里”。
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守卫江阴要塞守军内部的东北军“不战而溃”,致使其于12月4日便告失陷,从而使南京的情势处于危险之中。
另外,就是镇江炮台了。较之江阴炮台,镇江炮台更是易守难攻,因为其附近皆为大山,且炮台下面江面狭窄,水流湍急。
再次,在南京的防御体系中,最后一道障碍同时也是最难啃的骨头,就是南京的古城墙。南京城墙修建之坚固,结构之复杂,御敌作用之强大,功能之齐全,皆非常人所能想像。众所周知,明王朝素以好大喜功、并素以创建世界之不朽奇迹而著称天下。像明王朝在硬实力方面先后所修建的南京的高大城墙、重修的八达岭等处的巍峨长城、打造的器宇轩昂的紫禁城、以及在软实力和精神方面所开创的人类首次发现半个地球面貌之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及其所编纂的卷叠浩繁的世界第一部百科全书—— 一万一千卷的永乐大典,都堪称世界之最,这些人间奇迹中,除远洋航行的壮举外,即使在当今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中,也依然不可超越。就拿南京城墙来讲,时任72军88师师部参谋的卢畏三曾这样描述道:

殊中华门是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后修建的帝京城门,城高14~21米,下宽14.5米,上宽4.9米。用一定规格的石条和大砖浇灌石灰和糯米浆砌成。墙内有能容两千人的藏兵洞,我军借着城墙优势,伺敌一入城墙,便上下内外交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入城者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冲进的三百多步兵乱作一团,狼狈万分。惜未将千斤闸关起来,将敌全歼。就这样,日军在中华门、光华门三进三出,横尸累累,亦未得逞。

从当时南京保卫战10日至12日的无比有效的歼敌场景来讲,南京的古城墙仿佛就是在数百年前专门为日后的南京保卫战而精心设计和修建的!可惜,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未能充分地、全方位地、最大限度地去利用之和发挥之!
当时南京的环城古城墙是如此地近乎于坚不可摧,以至于日军动用各类重炮均未能有效撼动和摧毁任何一处地段,重炮也只是让南京古城墙擦破了点儿皮而已。最后,日军不得不动用工兵,冒着城头上中国守军的枪林弹雨渡过护城河对城墙实施原始的人工爆破,并组织敢死队与城墙上的守军展开一次又一次的肉搏。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京古城墙在惨烈异常的南京保卫战中并没有被日军所有效摧毁(它仅是受了点轻伤而已),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段(24里长)反倒是后来在特殊年代彻底毁于我们自己人的手中。此不可复制的伟大文化遗产之完整颜貌没有在日军的重炮、爆破和轰炸中从根本上损毁,此文化奇观的许多地段,恰恰是在我们这个奇异民族之奇异文化系统的奇异作用与自戕之下而走向灰飞烟灭,这是极为发人深省的。
1937年12月13日发行的《申报》所援引的其他消息来源,对南京古城墙做了如下描述和判断:

上海泰晤士报云,昨日(十一日),据日军情报处主任对日新闻之一访员声称,攻取南京实非易事,日军虽已占有该城之一隅,尚不能谓已占据南京。要知南京自北至南,长达五哩,自西至东,长达三哩,尺土皆经固守,四周缭以高十五米达、深十米达之坚垣,垣外且有广二十米达之深壕,而诸湖亦足为日军进攻之天然阵碍,故攻取南京,实非易事也云。

作为历史上苦心经营多载的防御工事,南京城墙的高度超过15米,上口宽5米,一般的六七米长的攻城云梯根本无法达及,城墙上还有射击设施,城门(雨花门和武定门)为铁制大门,且以沙袋牢牢堵塞。环绕高大城墙外围的,是一条宽70米、深4米的护城河,河上面的桥梁均已被拆或被炸毁。高墙宽河及城墙上面中国守军的“交叉火力”对攻城日军构成着极大的障碍与威胁,使攻城日军在攻城的三日中确实付出了“莫大之代价”,最后只能以极为原始的方式——组织敢死队架桥、架云梯、实施爆破、冒死攀登、攀上墙顶进行肉搏——来突击和攻城,致使当时的攻城场景仿佛退回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那种十分落后的战争时代。
就连受到威胁最甚的光华门与中华门,在日军的多轮炮火轰击与工兵的爆破之后,也只是被炸开了一道小的缺口而已。总之,在南京保卫战中,日军始终未能彻底炸塌、炸毁任何一个城门,未能彻底炸开任何一处墙垣,苍老的南京城墙始终巍然屹立,岿然不动!关键时刻,中日两军在磷磷炮火中所展开的反复不断的白刃战与肉搏战,成了狼烟滚滚、杀声震天的南京城墙上的极为经典之一幕!与此同时,还伴随着门楼之敌被熊熊烈焰骤然焚烧之戏剧性场景。
回眸历史,历时二十一载、动用百万之众、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负责监制的始建于明朝初年(即公元1366年)的南京古城墙(又称应天府城或京城墙)可谓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南京古城墙仅内城周长就有了33.676公里之长,比周长仅有29.5公里的巴黎城墙还要长出不少,外城周长达60公里,但已湮没于历史的风尘。由于人为因素的破坏,致使南京城墙现仅存21.351公里。虽然如此,它仍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古城墙,在未遭毁坏之前,蜿蜒盘桓的南京古城墙,比北京的古城墙还长出776米,从高度来讲,它比西安的城墙(高12米)及北京的紫禁城的环城城墙(高10米)分别平均高出3米和5米。
历经612年的沧桑巨变之后,虽然与京城墙互相呼应、珠联璧合的宫城、皇城与外郭三圈城墙皆已毁为废墟,然而,京城墙,即南京古城墙却依然矗立于远东大地的地平线上。现存的南京明城墙为应天府城(即京城墙),城门共有13座,城墙上有垛口13616个,窝铺200座,在13座城门的上部,皆另建有直指青天的城楼,在所有城门中,以聚全门,即后改称的中华门最为岿巍而峻拔,且在中华门还另设有藏兵洞27个,每洞可容纳士兵100人左右,共可隐藏士兵3000人左右。每座城门皆有内门与外门这两道门,外面一道门为从城头吊放下的“千斤闸”,内门则是由坚固木质外加铁皮包裹而成的两扇大门,内外门具有着无比牢固的防御作用。
作为冷兵器时代世界防御要塞的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体系,及作为世界城垣建筑史上“首屈一指”的体现,规模宏伟、气势恢弘、几何造型奇异的南京古城墙,城基宽14米,高14~21米(又说为12~24米),城基由巨大的重达千余斤的一块块条石砌成,城垣用烧制的皆刻有州、府、县及工匠和监制官名号的3亿5千万块坚砖筑成,城墙顶层上部、再以厚约1~2米的由桐油、石灰和黄土几种物质拌合成的灰浆封顶夯实,堪称古代的混凝土,城墙外围还环以宽达70米、深达4米的护城河。南京古城墙一直扮演着南京不可逾越的的屏障之重要角色。
在1937年12月10日至12日的南京保卫战中,南京古城墙立下了汗马功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凭借得天独厚之优越地形,曾对日军造成了巨大的、几乎无法承受的杀伤,致使日军被迫以血肉之躯和原始的人海战术频频渡过护城河,再架起云梯,向城墙攀爬,与中国守军展开肉搏。其时,守城的88师的两个旅全部为国英勇捐躯,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虽然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守城的中国军队并未遭遇全线危机。因为南京古城墙的御敌特色之一,就是待敌攀上城墙进入城门之后再予以瓮中之鳖而全歼之,敌之呈蝗虫般的攀爬之举,正是敌之被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步骤。虽然中国守军有两个旅全部阵亡,但这却并不能说明守城之情势已危机四伏、十万火急而必须马上退却。因为,与此同时,在地形和火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日军的伤亡显然更大得多,日军主要是在进攻和夺取南京城墙时而遭遇巨大伤亡的,中方的两个旅的伤亡无非在6000人左右而已,而日军的伤亡(主要出现在攻城墙之时)却达1.2万人左右。
故此,即使紫金山与乌龙山炮台皆已失守,单是南京古城墙就足以让数万日军插翅难越而横尸累累,从而完全可为中国守军赢得全面的胜利——假如中国守军能够始终表现出一种正常军队与正常军人所必备的精神、意志、荣誉、操守与尊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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