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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之后的四种未来

2012-10-22 21:59 来源: 译言网 作者:彼得·弗雷兹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露营在祖科蒂公园的群众演讲时说,“想象世界的末日很容易;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却极困难。”这是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几年前对西方政治思潮的一句评论的转述,那时候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依然如日中天。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本身意味着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比以前容易些了。一开始,这一想象的前景看来很不美妙:在经济危机的风口浪尖之上,眼看着全球经济似乎就要崩溃,资本主义的末日看来将开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和苦难的时期。当我写作本文的时候,欧元区摇摆在崩溃的边缘,以上可能性依然存在。然而最近以来出现的从开罗、马德里蔓延到麦迪逊、华尔街的全球示威浪潮为左派提供了谨慎乐观的理由:也许在资本主义之后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能够肯定一点: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也许不是在近期,但是可能也用不了多久。归根到底,人类还从来没有打造出一个永久的社会制度。并且,资本主义较之前的社会制度更加动荡不安。问题是:资本主义之后会是什么?罗莎•卢森堡,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过度进入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社会。”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做了些思维试验,试图推论出可能的未来。这些未来有些是社会主义的,假如复兴了的左派能够成功的话;有些是野蛮主义的,如果左派不成功的话。

许多关于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文献都全神贯注于一个问题:在资本家老板缺席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劳工。但是在这里,我一开始就假设这个问题不存在,以便更好地说明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推测一下:资本主义对不断增加的自动化程度的追求将使得生产不断走向更高效,而生产更高效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创造工作机会的能力受到挑战,接下来,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将面临挑战。这一主题最近在中产阶级的思想界有卷土重来之势。2011年9月网络杂志《石板(Slate)》上面法哈德•曼朱(Farhad Manjoo)发表了一个很长的系列文章,讨论“机器人的入侵“。之后不久,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个经济学家发表了一本电子书《和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他们认为:自动化正在迅速控制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工作机会最多的领域。从全自动汽车制造厂到可以诊断病情的电脑,自动化不仅仅控制了制造业,而且控制了服务业的许多领域。

在逻辑上如果我们推向极致的话,有一天,自动化的动态将使得经济生产不再需要任何人力。这并非意味着:人没有工作做,或是雇佣劳动的终结;就像许多人反复的、错误的预测新技术进步的未来一样。但是这确实意味着把人从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将会日益增加。我们是否应该抓住那个机会,以及如何抓住那个机会,将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社会的。第一问题是资源匮乏问题:找到便宜的能源的能力、提取或再生原材料的能力、以及总的来说依靠地球的潜能来为所有人提供一个高标准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社会如果同时拥有替代人力的技术和大量资源的话,就能够彻底战胜匮乏。而一个只拥有技术的社会则做不到。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上的: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有同等权利分享社会财富的社会呢?还是一个等级制的、由精英阶级统治和控制大众、并控制他们对于社会资源的使用的社会?

这样一来,两组对立条件——资源丰富与资源匮乏,平等主义与等级制——交叉产生了四种逻辑组合。 如果用通俗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第一组对立决定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第二组对立决定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其中有两种未来是社会主义的(我只用社会主义命名其中一种),而另外两种则是野蛮社会的不同形式。

第一种未来:平等主义+资源丰富= 共产主义

在《资本论》第三卷有一段著名的话,其中马克思区分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中,我们必须通过体力劳动进行生产,“与自然界作斗争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维持和再造生命“。马克思认为,这一必然王国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和一切可能的生产模式中“,大约也包括了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制度的区别在于:人们理性地计划生产、民主地组织生产,生产并不依照资本家的奇想或市场的变化而运作。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不是革命的真正目标,而只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为的是纯粹地发展人的能量,但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有以这一必然王国为基础才可能发展出来“。

在别的文章中,马克思认为: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把人类全部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在《哥达纲领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他想象: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把人变成奴隶的劳动分工消失之后,以及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消失之后;当劳动不但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个人的全面发展带动生产力的提高,且当一切共同创造的财富如泉水般涌起且四下流溢——只有到那时候资产阶级右派的浅薄视野才能被彻底清除出去,那样的社会会在其旗帜上刻写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马克思的批评者们经常引用这段话来攻击他,把这段话说成是描画了一个毫无希望的、不可信的乌托邦。什么样的未来社会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生产力以致于全人类可以从强迫的和没有成就感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普遍使用自动化生产恰恰有可能实现这一解放,或至少近乎达到这一解放——假如我们能够保证产生动力和确保资源的话。但是最近我们不仅在商品生产方面取得技术进步,而且在产生供自动化工厂和三维打印机使用的能源方面也取得了技术进步。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可能的后匮乏的未来,在这样一个未来里,我们拥有节约劳力的技术,以及与今日不同的能量制度(今日的能量供应受到矿物燃料的物理储量和对环境的毁灭程度限制)。这样的未来远远没有保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希望的端倪。比如,生产和运作太阳能板的费用在过去十年急剧下降,按照这个趋势,到2020年的时候,太阳能将比现在的电力资源更便宜。如果便宜的能源和自动化能够与有效生产和回收原材料的各种方法结合的话,那么我们将真正告别把“经济”作为社会应对匮乏的机制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即将来临的是什么呢?

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我们所有人都无所事事、大肆挥霍、像进入休眠状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不但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不论我们从事什么活动、参与什么项目,我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这些活动让我们觉得有内在的充实感,而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工资或者我们每个月欠合作社多少工作时间。这其实并非不可能,如果考虑一下今天人们选择职业时有多大程度是基于非物质的考虑的话。在那些享有选择权的人们中:数百万人选择读研究生、或称为社会工作者,或开办小型有机农场,虽然他们完全可以从事更赚钱的职业。

今天看来,雇佣劳动的消亡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曾几何时,在劳工运动从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上后退之前,在缩短工作周的长期走向停滞和逆转之前,人们都在担心工作时间缩短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在一篇名叫《我们的孙子们面对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预言说,几代人之后,“人将面对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面对科学和复利帮他赢得的、从迫切的经济问题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和休闲时光,他该如何使用才能活得有智慧、快乐且健康?” 在一份最近发表的发生在1956年的一场讨论中,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发言的时候,先不经意地评论了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这段话:“如今我们的生产力已经足够;很明显我们能够为全世界提供商品,并且能够试着让人类无需工作。”

凯恩斯和阿多诺生活在一个工业似乎只有在大规模状态下才能存在的时代,不论是在资本家的工厂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中。这种形态的工业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下都意味着等级制。最新的技术进步暗含着回归到不那么集中的生产结构的可能性,而无需大幅度降低物质生活水平:三维打印机和小型“制造实验室”的涌现使得在不完全牺牲生产率的前提下缩减某些制造业规模的可能性提高了。因此,在我们想象的共产主义未来中,就某些劳动力依然需要用以生产而言,小型集体企业(而非资本家的或国营的公司)应该就能满足需要。

在经济上超越雇佣劳动也意味着在社会上超越它。在社会上超越雇佣劳动意味着我们在优先次序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革。要想象一个工作不再是必需的的社会,从小说中汲取养分要比从理论中推导更有成效。事实上,许多人早已熟悉了后匮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因为这样的乌托邦存在于我们最广为人知的大众文化作品之一——《星际迷航(Star Trek)》中。《星际迷航》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两个基本技术元素之上的。其一是“复制器”的技术,只要轻轻摁一下按钮就能够凭空产生出任何物体。另一项技术是含糊说明了的能源,显然是免费或几乎免费的。这一能源是复制器和《星际迷航》中一切事物运作的动力。

《星际迷航》的共产主义特征常常被掩盖起来,因为根据其改编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主要围绕探索银河系且和外星种族发生冲突的星舰上的军事等级制而展开。但是这一等级看来像是寻求冒险和探索的人生的人们自愿选择产生的;至于其中对市民生活的惊鸿一瞥而言,看来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等级制和压迫的困扰。至于这个节目偏离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程度,是因为那些作者引入了外在的、恶意的外星种族或资源匮乏以制造足够的戏剧张力的结果。

不过,要想象共产主义未来的灾难,我们不必用咒语召唤星舰和外星人。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小说《魔法王国受难记(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想象了一个后匮乏的世界,背景看上去仿佛是今日美国的衍生。和在《星际迷航》中一样,物质匮乏在《魔法王国受难记》中也已经退居次位了。但是多克托罗理解的人类社会中,某些非物质的商品将总是匮乏,比如名誉、尊敬、同辈中的口碑。于是这本书围绕书中人物企图积累“物非(whuffie)”来展开。物非是一种类似于虚拟的小童军点数的东西,每一点代表你积累的信誉值。并且,物非被用来决定一个人在任何自愿组成的集体企业(在小说中是管理迪士尼乐园)中的权威。

和《星际迷航》比较来说,多克托罗那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认为后匮乏的世界仍然存在等级和冲突,而不是一个人人都生活在绝对和谐中、没有政治冲突的社会。名誉,如同资本,可以通过不平等和自我繁殖的方式被积累,就如同那些已经很受欢迎的人获得了做某些事情的能力,而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使得自己更加受欢迎。这样的动态关系我们现在就能看到,比如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制造出广受欢迎的守门人,而这些守门人能够决定哪些人得到关注,哪些人被忽略。这一个方式和谁有钱可花不尽相同。即便脱下其资本主义的外衣,如果我们组织一个社会根据的是某人在脸书上面受欢迎的程度,那么最低限度都会有某些弊端。

即便这里设想的不是一个完美社会,在这种共产主义的未来中,冲突至少不是基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或资源匮乏带来的矛盾。这是一个并非一切都和钱有关的世界。和以往所有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地位等级的不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并不完全,一切社会地位的等级都是依据一个主要地位等级因素来决定的,即资本和金钱的积累。而在理想中的后匮乏社会里,各种尊敬度之间是独立的,因而一个人作为音乐家的尊敬度和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积累的尊敬度是不相关的;他不能用音乐家的地位来换取政治活动家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把这样的社会称为“平等主义的”结构是一种用词不当,因为这样的社会不是没有等级,而是有许多等级,没有一种等级较另一种更优越。

第二种未来:等级制+资源丰富=租用主义

考虑到技术上完全自动化和免费能源的条件,《星际迷航》中描绘的纯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是可能的,但却远远不是必然的。归根到底,今天的资产阶级精英阶级不仅享受着对稀缺的物质产品的特权,他们还享受着相对于工人大众的特权地位和控制工人大众的社会权力;不可小觑的是,这些也是资本家的动力源泉之一。说到底,没有人能够在自己身上花上10亿美元;然而我们看到一些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一年之内就赚了10亿美元,第二年又来要赚更多。对这些人来说,钱是控制他人的权力之源、社会地位的标志和记录成功的方法,和多克托罗的物非差别不大,除了这种地位是以在物质上掠夺他人为基础的。因此,可以想见的是:即便有一天劳动对于生产来说过剩了,统治阶级依然会竭尽全力保留一个基于金钱、利润和阶级权力的制度。

后匮乏时代经济中的阶级权力,其雏形可以在我们的知识产权法体系中看到。虽然当代知识产权的辩护士们把知识产权说得和其它产权大致类似,其实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和其它产权大不相同。经济学家米歇尔•博尔德林(Michele Boldrin)和大卫•莱文(David K. Levine)认为,知识产权远远超过了了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知识产权不仅仅确保“人对于自己的想法的控制权”,就如同保护你控制自己的鞋子和房子的权利一样。相反,知识产权给予权利人对他人如何使用其“拥有的”某个想法指手划脚的权利。博尔德林和莱文指出,“这种权利在其它形式的产权中不是自动给予的。假如我生产了一杯咖啡,我有权利决定或者卖给你,或者自己喝掉。但是我对这杯咖啡的产权不能给予我卖给你咖啡且指导你如何饮用的权利。"

产权形式从不动产到知识产权的突变,催化了社会的转型进入某种不能被看作资本主义,但是同样不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就其根源上说,不是由资本家的存在决定的,而是由资本的存在决定的。而资本的存在和以雇佣劳动为手段的商品生产过程是不可分割的。这个过程就叫钱-商品-钱的过程。当雇佣劳动消失之后,统治阶级可以持续积累财富的唯一条件是:他们保有对一大批可租用之物的控制能力。而这一能力将起因于他们对知识产权的控制。随之出现的将是一个租用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

举个例子,假设所有的生产都是通过《星际迷航》中的复制器达成的。为了保证出售复制出来的东西能够获利,必须禁止人们免费制造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而这就是知识产权的功能。想要复制器,你只能从拥有该复制器使用许可的那家公司处获得。任何想要给你一个复制器或者用自己的复制器复制出另一个的人都违反了他们使用许可的条款。不仅如此,每次你用复制器造出某物的时候,你都要付给对那东西拥有权利的人一笔许可费用。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星际迷航》中的船长让-吕克•皮卡德想要复制他最喜欢的“热伯爵茶”的话,他将不得不付费给拥有热伯爵茶知识产权的那家公司。

这至少在表面上来说解决了如何维持牟利企业的问题。任何妄图用复制器来满足需要却不付钱给版权卡特尔的人都将成为罪犯,就如今日的网络文件共享者。虽然这听上去很荒谬,在当代互联网分享文化中很容易找到为这种安排呼吁的批评者;比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的《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就公然呼吁给数码内容强加一种“人造匮乏”以恢复其价值。这类言论的恶果在唱片工业起诉无助的mp3文件下载者们的案件中已经很明显了,其影响还可以在反击盗版的伪装下持续加强的监视状态中看出。把这一制度扩张到实体的微细制造(micro-fabrication)只会使问题更加糟糕。再一次,科幻小说如查尔斯• 斯特罗斯(Charles Stross)的作品给我们很多启发。他的《渐速音(Accelerando)》为我们描写了一个盗版者被枪手追杀的未来,而《停机状态(Halting State)》描写的是“法布斯人”在法律出台前于穷街陋巷偷偷运作三维打印机的情形。

但是一个建立在人造匮乏的基础上的经济不仅是不合理的,也是有机能障碍的。如果每个人不断被迫要付所谓的使用许可费的话,人们得有赚钱的法子才行,而这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租用主义的根本难题是有效需求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确保人们赚到足够多的钱来支付支撑私人利润的使用许可费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和工业资本主义当年面临的问题没有多少不同,只是在人力劳动日益被挤出经济制度之外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并且,人类作为生产的元素已经是多余的,但是作为消费者依然是必要的。因此问题是:这样的经济制度下还剩下什么样的工作呢?

依然需要有人能想象出可用以复制的新事物,因此一个人数不多的包括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创造阶层”依然会有一席之地。随着创造物的累积,用不了多久可复制的事物之数量将大大超过人们可以用来购买它们的时间和金钱的数量。任何公司最害怕的事将不是劳力或原材料的价格(那时候将很低或根本没有),而是他们手中拥有的使用许可没有竞争对手的那么受欢迎。因此,市场营销和广告业将持续雇佣大量人员。在市场人员之外,将要有一个律师组成的军团,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关于专利和版权的侵权诉讼在未来将覆盖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最后,就像在任何一个等级制社会中一样,必然要有一个镇压的机构,以防止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从富人和有权有势者那里拿回他们的一份那类行为。执行严苛的知识产权法将会需要大量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阿尔琼•佳亚德福( Arjun Jayadev)所谓的“警卫劳力”:“那些监视器、警卫和军事人员...... 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强制执行在交换中以及在追求或阻止所有权单方转手过程中出现的权利纠纷。”

尽管如此,在租用主义经济中,维持完全就业将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以上四个领域的工作机会不太可能完全补足自动化造成的工作流失。并且,即便是这四个领域的工作也将面对节约劳力的创新举措的威胁。市场推广可以通过数据挖掘(data mining)技术和算法(algorithm)实行;律师工作的许多日常职能可以由软件来替代;警卫劳力可以由监视机器人而非真人警察充当。即便是产品发明这类工作有一天也能由具有初步创造性人工智能的电脑来进行。

而假如机器失败了,出租者的精英阶级还可以占有我们的空余时间以榨取免费劳动。脸书已经依靠其用户来免费创造内容了,近来出现的“游戏化(gamification)”热潮表明了:一些公司对于把雇员的工作转变成某种游戏化活动很感兴趣;这些活动的特点是人们喜欢做、且愿意花自己的时间免费来做。例如,计算机科学家路易斯•凡•安(Luis von Ahn)的专长是开发“有目的的游戏”,一种应用程序让终端使用者感觉好玩的同时又可以实现某种有用的计算任务。凡•安的一个游戏是让使用者辨认照片中的物体,这些数据被输入数据库为搜索引擎所用。这一研究方向启发了奥森•斯科特•卡(Orson Scott Card)的小说《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的世界;小说中孩子们以为自己在玩电子游戏而实际上是远距离参与了星际战争。

这一切都意味着:租用主义社会很可能要受到持续性的就业不足趋势的影响。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统治阶级将不得不想方设法应对这一挑战。这将导致已故的安德列•高兹( André Gorz )对于后工业社会的一个设想能够实现:“支付手段的分配必须与社会创造的财富数量相对应,而不是和所做的工作量相对应。” 这样一来也许需要向盈利公司收税然后重新分配给消费者——很可能采用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有保证的收入形式,且可能要求他们从事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作为回报。但是即使财富再分配对于阶级整体而言是有利的,要求集体行动时问题就出来了:在他人的付费之上免费搭车,对于任何公司或富人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他们会抵制强征再分配税的努力。当然政府也可以简单地发行更多纸币给工薪阶级,不过这样做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一种间接的财富再分配因而也一样会被抵制。最后,还有一种方案:通过让消费者提高负债率来资助其消费行为,但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读者们大概无需被提醒这个解决方案固有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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