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里夫·德里克/陈燕谷译
"'后殖民'"究竟始于何时?"埃拉·肖哈特(Ella Shohat)在最近的一篇讨论后殖民问题的文章里这样问道(1)。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有意识的误读，我在此将给出一个略带戏谑性的回答：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是何时进入第一世界的学术界的。
在以下的探讨中我的目标是双重的：在当代全球关系转化的语境中考察后殖民这个术语，以及与之关联的各种思想的和文化的立场；考察全球关系转化所要求的对于统治和霸权问题以及被普遍接受的批评实践的重新思考。在以"后"字为招牌的当代文化批评中(后现代主义为其佼佼者)，后殖民颇有后来成上之势。与其他的"后"字号不同，后殖民的出处非同一般，它来自我们以往通常叫做第三世界的那个地带。所以，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的全球化，其策略则不外乎以下两种：把中心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批评中来，它们现在要求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的确，后殖民的宗旨无非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尽管来自第三世界的某一部分(即印度)的知识分子在阐述和传播后殖民理论方面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但后殖民性的诉求似乎是超越国家、地区乃至政治界限的，这至少在表面上证实了它所宣称的全球主义。
我对肖哈特上述问题的回答之所以略带戏谑性，是因为后殖民一词在过去几年里之享有盛名，与其说是它作为一个概念的严密性或者它为批评探索开辟了什么新的前景，不如说是由于第三世界世界出身的学院知识分子日趋显著地扮演了文化批评的排头兵角色。我要指出的是，被后殖民批评视为其源泉的那些批评主题，绝大部分在后殖民一词出现或者至少是开始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产生这些主题的过程中是否有某种后殖民意识(在它被如此称谓之前)在起作用，我以后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然而，在有文献可考的范围内而言，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频繁地给这些批评主题附加上一个后殖民标签，同时也开始用这个标签来指称第三世界出身的学院知识分子。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他们以前所不曾享有的学术地位(2)。对这样一群分散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和取向的描述，到80年代末转变为对一种全球状态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论是在文化批评方面还是在学术纲领上都得到一种新正统的地位。肖哈特的上述问题就涉及这个全球状态；然而，鉴于后殖民一词内在的模糊性，我们似乎有理由把她的问题再次指向后殖民知识的出场，以便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这样做的目的同时在意在强调后殖民一词的第一世界起源(和形势)。
然而，我的回答的戏谑性还别有所指，因为仅仅指出第三世界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宣传作为第一世界学术界内部的批评取向的后殖民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就会引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以及他们所关切的思想问题和取向会被给予如此显赫的地位。我认为，现在被称为后殖民批评的那些主题，无论是它们对过去的否定还是对现在的肯定，都和一些在世界新形势下产生的问题与取向息息相关，在过去的十年里后者也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所指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也就是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灵活生产、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世界形势。这些新术语瓦解了以往用来表述全球关系的那些概念，尤其是用殖民统治者/殖民地人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与其他地区"这些二元对立所表示的关系，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民族国家理所当然地视为普遍的政治组织单位。问题不在于通过反思后殖民批评家的能力来揭示，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批评取向所获得的社会进位依赖于这种世界新形势所造成的的各种社会、政治及文化问题对于概念的需要。需要反思的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3)后殖民批评家在后殖民主义观念与当代资本主义语境的关系问题上保持沉默的那种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由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他们就抑制了考察这种可能的关系的必要性。
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这种关系。我首先要证明，后殖民性观念在文化批评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同80年代以来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其次，后殖民批评的主题与全球关系转化所提出的对于概念的需要密切相关，所有这些关系的转化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而引起的。我认为，这同时也说明，一个旨在彻底更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概念，何以会如肖哈特所指出的("NP"，p.110)，与"霸权的献祭"有着某种共谋关系。如果说后殖民作为一个概念并不必然成为批评以往的全球关系的意识形态的源泉，它也仍然有助于将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东西聚集在一个术语之下。
然而与此同时，后殖民批评对其自身作为殖民主义之后世界新形势的一种可能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地位不置可否。我在下文将要说明，用来描述第三世界出自的知识分子的后殖民，应当同用来描述这种世界形势的后殖有所区别。在其后一种用法中，后殖民这个术语从政治上和方法论上把一种并没有取消而只是改头换面的统治形式神秘化了。后殖民与霸权的共谋关系在于，后殖民主义转移了对当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统治形式的关注，并且模糊了它自身与其发生条件即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论在现象上显得多么支离破碎，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依然是全球关系的结构原则。
后殖民知识分子与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一词的意义在其各式各样的用法中颇为含混复杂，出于分析的目的有必要稍作梳理。在我看来有三种用法是特别突出(和重要)的：(A)如实描述前殖民地社会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B)描述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同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C)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
即使在其最具体的用法中，后殖民一词意义也是不透明的，因为它的每一种涵义都是由其他意义多元决定的。后殖民话语的生产者显然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但后殖民知识分子究竟是何话人也?在这里，把后殖民一词与其前身第三世界一词作一番对比可能会有某种启迪作用。后殖民批评家坚持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术语过于含混不清，它把形形色色异质性的历史境动的社会和人群，如果不是在地理上至少是在结构上，锁定在一些一成不变的位置上。尽管这种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但社会定位，不论正确与否，的确有助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认同其出身地的具体性。后殖民则不允许这样的认同。我在上文曾对是否存在一种后殖民意识表示怀疑，尤其是在它得到这样的称谓之前，我所指的就是后殖民知识分子奉为其思想的标志的那种意识。它可能存在的，但却因为归之于第三世界范畴而隐而不显了。现在后殖民性已经摆脱了第三世界定位的羁绊，后殖民认同也不再是结构性的而是话语性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殖民企图把那些没有明确定位的知识分子在后殖民话语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知识分子本身可以生产那些构成后殖民话语的主题，但正是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才使他们成其为后殖民知识分子。由此看来，若要界定后殖民知识分子，剖析后殖民话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认为可以把普拉卡什提出的一个简要的问题当作后殖民话语的出发点：第三世界如何撰写"其自身的历史?"(4)像其他后殖民知识分子如期皮瓦克一样，普拉卡什也是在贱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印度史研究所提供的历史写作模式中找到其问题的答案的(参见"PN"，p.399)，这个小组还为后殖民语话提供了某些不是全球基本主题。(5)
普拉卡什在最近一篇文章里雄辩有力地提出了这些主题，就我所知，这篇文章近来对后殖民主义所做的最简单明扼要的阐述。普拉卡什这篇文章的引言值得全文引证：
近年来出现的后殖民批评所产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结果是，它迫使人们全面地重新思考和阐释由殖民主义和西方统治所创造并且权威化的知识形式与社会认同。由于这个缘故，它在知识领域里也创造了一种酵素。这并不是说，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直到今日一直未予置疑：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发起的强有力的挑战。不过，它们都未能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元叙事。民族主义在颠倒东方主义思维，将历史和主体地位赋予附庸国的同时，它还肯定了借助殖民主义才得以制度化的理性与进步的秩序；当马克思主义者唾弃殖民主义时，他们的批评构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与此相反，后殖民批评旨在瓦解将西方的特殊历程予以制度化并且作为历史而占有他者的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它在这样做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即后殖民性并不是在远离历史的全景观照中产生和成长的。后殖民是作为一种灾难的后果而存在的——饱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后果。在这个揭露统治话语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批评，占据着一个既不在西方统治的历史之内亦非其外的空间，而是同它保持着一种切线的关系(tangential relation)。这就是霍米·巴巴所说的实践与协商的中间性和杂交性位置(in-between,hybrid position)，也就是斯皮瓦克所说误用修辞(catachresis)："价值代码的颠倒、置换和没收。(6)"
为了阐明这些主题，后殖民批评否认一切元叙事，因为那些最有力也最流行的元叙事都是后启蒙欧洲的历史建构的产物，从而全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后殖民批评正是把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当作它的主要任务。在这些元叙事中首先要彻底批判的是现代化叙事，不论它是资产阶级模式还是马克思主义模式。资产阶级现代化，或者叫做"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代表着"殖民主义现代性……作为经济发展"的自我更新和重新部署(参见"PH"，p.393)。马克思主义，虽然拒斥资产阶级现代化，却把后者的目的论前提永久化了，它把问题限定在生产方式叙事的构架之内，从而使得后殖民历史似乎只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或者是一种失败的过渡)(参见"PH"，p.395)。(7)我应当补充一句，否认生产方式叙事事并不意味着全伤否定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它的一个强大的理论资源(参见"PC"p.14-15和PCC)。（8）无需讳言，东方主义将殖民地建构为欧洲的他者，即没有历史的本质，这是必须予以彻底批评的。但是，民族主义及其表象生产程序也同样必须彻底摈弃，因为它虽然对东方主义提出挑战，却由于肯定了历史中的民族本质而使得东方主义的本质永久化了(参见"PH"pp .390-391)。如果说摈弃元叙事是不容置疑的，则拒绝一切空间的同质化和时间目的论，就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求摈弃基础论历史写作(foundat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按照普拉卡什的看法，基础论假定"历史归根结底是以某种同一性——个人、阶级或结构——为基础的，并且是通过同一性表现出来的。这种现一性拒绝进一步分解为异质性"("PH"p.397)。否定基础论史学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拒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基础范畴，因为"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释印度历史，同时又反抗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同质化"("PC"，p13)。(显然，按照这种逻辑，此处的印度可以为任何第三世界国家所取代)。后基础论史学在否定本质和结构的同时肯定发异质性，它还反对把第三世界主体固定化，从而也就否定了作为一个范畴的第三世界：
拒绝那些将第三世界塑造为不可还原的本质——如宗教性、欠发达、贫穷、民族性以及非西方性——的思维方式，动摇了那些宁静地盘踞在我们思想中的本质主义范畴——东方与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这种思维模式的瓦解使我们有可能把第三世界视为一系列变动不居的位置，它们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建构。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东方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史纂学显然只是一些构造其知识客体即第三世界的话语尝试。这样一来，第三世界就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性客体，而是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历史位置。包括那些还有本质主义的位置。("PH"，p.384)
有此有必要指出，在拒绝以资本主义和结构为基础范畴的同时，后殖民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对整个世界的结构作用正是历史的构造要素，不论各个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在这个体系之内是多么地歧异纷呈。最后，后基础论史学认为"第三世界认同是关系的而非本质的"("PH"，p399)。后基础论史学(亦即后殖民史学)的重心由国籍(nat ional origin)转向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于是而有如下结果：
第一世界立场的形成意味着参与而不是闭关锁国。我们很难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第三世界的声音都是在"西方"所熟悉的话语中并且是使用这种话语说话的，而不是出自某种自主的本质，这并不是说第三世界史学总是被奴役，而是说精心设置和维持东方-西方界限从来不能阻止跨越和反抗这条界限的流动，自我——他者的对立从来不能把所有的差异都纳入到二元对立的秩序之中。第三世界决不局限于指定给它的空间，它在被第三世界化"的过程中唤醒、激励并联合第一世界内部的从属性他者，已经渗透到第一世界的心腹地带。它跨越重重界限和障碍和第一世界少数者的声音结合起来：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女性主义者，少数民族。("PH"，p.403)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后殖民主义对当代全球关系的立场，同时也体现了它所宣称的对过时的世界概念的超越。正因为如此，关注的重心需要从国籍转向主体位置。以往那种由一些固定不变的范畴界定的政治不得不让位于一种定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这类固定不变的范畴首当其冲者就是国家，当然也包括第三世界、阶级等范畴。此外，尽管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位置并不是可以随意互相更换的，但它们仍然是相当流动的，这就意味着在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对二元对立有所限制，如果不是完全否认的话。这样，在形成这些关系的时候，局部互动就优先于全球结构，这意味着把握这些关系的最佳途径是历史的异质性，而不是结构的稳定性。这些结论都是从后殖民主体的杂交性或"中间性"派生出来的，无论是固定不变的范畴还是二元对立都无法包容这种后殖民主体。由于后殖民主批评热衷于建构后殖民主体而排斥对这个主体之外的世界进行分析，后殖民性所意指的全球条件至多不过是把后殖民的主体性与认识投射到世界之中，换言之，就是与后殖民主体建构相适应的一种关于世界的话语建构，正像它曾经被以隹的认识论——后殖民批评的对象正是这种认识论——所建构一样。
如果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话语仅限于界定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后殖民一词的字面意义，如果不是纯粹误导性的，至少也是无关宏旨的。从我以上所勾勒的主题来看，后殖民简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这些主题所蕴涵的思想主旨决非后殖民批评所能垄断，我们根本找不到一种为这些主题所共有的严格意义的后殖民。最显而易见的证据是，早在贴上后殖民的标签之前，上述思想主旨就已经成为文化讨论的中心议题了。后殖民批评的基本前提，例如对后启蒙叙事的拒斥，是由后结构主义思维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9)。有些咬文嚼字的后殖民批评家甚至把一些前移民定居者开拓的殖民地，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描述为后殖民，全然不顾其第一世界地位以及他们本身即为本土居民的殖民统治者这一事实。(10)(公正地说，这后一种情况也适用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后殖民批评的某些主题在那些从来不曾是严格意义的殖民地，或者是成功地进行了反抗欧美统治的革命，或者像中国那样两者兼而有之的第三世界的文化话语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个术语的使用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因为它所包含的主题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同样久远。让我们再一次以中国为例，同欧美历史概念相对的本土史学的地位，民族认同及其冲突的性质，全球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历史经历，甚至包括由某种中间性意识提出的主体性问题，所有这些主题都和中国与西方相经碰撞遭遇的历史同样久远。(11)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后殖民性的基本主题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对于民族认同和个人认同所具有的全部潜在含义，那么正是第一世界本身才是后殖民的就欧美的自我形象系由将整个世界殖民化的经验构成的而言(因为构造他者同时也是造构自我)，殖民主义的终结向殖民统治者和殖民地人民全都提出一个认同问题。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纪念哥伦布航海五百周年的庆典所引发的危机。
另一方面，按照其话语的主题来理解，后殖民这个术语把绝大多数居住在或者来自后殖民社会的人排斥在它的视域之外。它不考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对无数第三世界人民所具有的魅力，更不用说在国民经济被整合到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那些人了。普拉卡什似乎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注意到"在第一世界之外，就在印度本身，西方话语的权力恰恰是通过民族国家实施其权威并展开运作的，现代化与工具主义科学意识形态深深地植根于民族国家的躯体，它们从来不曾表现为而且也从来不是单纯作为帝国主义强权形式而发挥作用的"("PC"p.10)。后殖民一词排斥后殖民社会的许多族群，后者对自身的杂交性显然一无所知，仍然在不停地互相残杀。它还排斥那些激进的后殖民分子。印度的知识分子曾经要求斯瓦克解释"从你看待自己的方式('游离开母国的后殖民印度人，致力于寻求心灵的非殖民化')所产生的问题，以及从你构造我们的方式(为了方便起见，叫做'本土'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问题"，斯皮瓦克对此的回答是："你们关于我是如何构造你们的描述似乎不太确切，我认为我同样把你们也构造为游离于母国的印度人和后殖民知识分子!"这种回答似乎并未让提问者感到非常令人信服：'你与我们之间既遥远又接近的关系也许就在于，我们的写作和教学对于我们具有政治的和其他现实的重要性，对于你来说这些工作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或者它们对你不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他们还表达了一种别有含义的疑虑："你给我们这些政治上有缺陷的人带来了那些理论或解释，那些关于隶属与分离的途述究竟是什么?那些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NRI)，不论多么短暂，匆匆地加到印度来，他们究竟起到一种什么样的自相矛盾的作用?"(PCC，pp.67-68)按照普拉卡什的说法，贱民研究小组的工作——这是后殖民性主题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是否可以算作后殖民，也是不很清楚的。我无意把一种不可靠的一致性强加于《贱民研究》的作者们，但他们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观念，尤其是阶级观念，在转述为后殖民批评的过程中似乎有点冲淡了。(12)在我看来，把赛义德、艾哈迈德、霍米·巴巴、普拉卡什、斯皮瓦克和拉塔·玛尼这样一些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的人通通叫做后殖民批评家，纯属误人子弟。从字面意义来看，他们可能都具有某种后殖民性和它的某些主题。赛义德作为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允许他轻易地跨越以色列边界，即使他的中间性暗示他可以这样的。艾哈迈德，虽然猛烈抨击三个世界的概念，仍然把他的批判置于资本运作的基础之上，这和普拉卡什否认资本主义的基础地位是截然不同的(13)。斯皮瓦克和玛尼，尽管完全清楚她们的中间性在不同的语境里起着不同的作用，总是使她们的政治牢固地植根于女权主义(就斯皮瓦克而言，还有马克思主义)。(14)
最后，阿皮亚在考察非洲的后殖民性观念时指出，后殖民一词其字面意义使用时还包藏着另一个陷阱，这次是一个时间性陷阱。阿亚也把后殖民性观念理解为后现代化、后第三世界和后民族主义，他指出殖民主义终结后的第一代非洲作家全都是民族主义者，而第二代却拒斥民族主义。(15)姆班贝(Achille Mbembe)在最近的一次讨论(这是对他批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后殖民非洲所引发的争论的一个回应)中揭示了其中的缘由，他说："年轻一个的非洲人没有直接的或切身的殖民化经验"，不了解它作为一个基础事件在非洲的历史上可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换言之，后殖民一词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后殖民时期，它只适用于殖民主义之后，而且人们已经开始遗忘它所造成的后果的那个时期。(16)
那么，这样一个术语，既包容了许多题外活又排太许多题中应有之义(即殖民)，其价值究竟何在呢?它给我们留下的就是我已暗示过的东西：后殖民。这个术语不描述任何东西，而是一种致力按照某些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构造世界的话语，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或开始看作)后殖民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回想一下我在一开始所说的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后殖民话语与其说是痛苦地寻求认同的表现，就像它每每显示的那样，不如说是苦心经营新的权力的表现。在进一步展开这个论断之前，我还要提出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涉及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在倡导后殖民话语方面所起的作用；另一个涉及这种话语的语言。
斯皮瓦克在一次访谈中(随带地)评论道："在印度，那些有能力思考三个世界理论的人，对于印度没有被承认为不结盟国家的中心，而只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感到非常恼火"(PCC，p.91)。对他们被视为另一种第三世界人"感到非常恼火"的，不光是印度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印度人)，这种情况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例如我的母国土耳其，我的研究对象中国)都可以见到，这表明了第三世界意识的可悲状况，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意识的话。很难说印度知识分子对这种归类愤慨是否同后殖民话语的主题有什么关系。然而，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以后殖民知识分子自许，在营造后殖民批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特别突出。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唯一的问题是它把某种混淆视听的东西带进了后殖民话语。把印度史纂学的特殊问题和全球状态的普遍问题都描述为后殖民，就会造成这样的混淆，即极少数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被投射为普遍的主体性(我在上文已经提示过印度知识分子的异议)。印度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话语所做的大部分概括，在印度史纂学里可能是新鲜的，但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就说不上是重要的发现了。贱民研究的史学家们在其历史写作中对印度历史上阶级的界定，他们关于国家作为冲突范畴的见解，他们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解，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抵抗和民族抵抗的断裂性后果，以及资本主义节节胜利的同质化效果，所有这些都不能算是石破天惊的概念创新。赛义德在为《贱民研究论文选》所作的序言里指出，这些研究的70年代以来广为流行的历史写作模式运用到印度史纂学中来，社会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对这种历史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17)所有这些不过是要指出，印度历史学家是遍及各个领域的历史思维方式转变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的敏感性只是众多事件里面的一个，其他重要事件包括后结构主义，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进入历史的女权主义。我相信第三世界敏感性的介入，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和史学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后者用第一世界的概念处理全球问题，全然不考虑作为历史语境制约着这些概念的社会差异，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膨胀为一种后殖民敏感性，因为这种后殖民性本身受到民族经验和本地经济的极大限制。然而，这种倾向在某些人，如普拉卡什，阐述后殖民性时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往往是头一个句子写印度历史，下一个句子就把他的观察投射到全球问题(对于这种倾向，《贱民研究》的作者们恐怕是不能负责的)。
以上所述并非专门挑剔来自印度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仅误解了一般的印度知识分子，而且误解了一般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后殖民性诉求不限于任何一个国别的知识分子，我在上文指出的问题具有一般的性质，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坚持异质性、差异性和历史性，以及坚持一种从局部到全球进行概括的倾向，同时却否认存在着构成局部因素的先决条件的全球力量，由此造成以上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我的批评是针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当中新出现的一种武断而言，这种武断导致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矛盾。另外一个例子是近年来所谓的复兴儒家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作者显然是不会以后殖民自许的，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重新确立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权力，这表现为他们极力压抑中国遭受欧美霸权(尽管不是殖民主义)压迫的那些早期记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把资本主义的价值同原先认为注定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儒教相结合。于是乎儒教被描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且它在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理论家那里得到颇为同情的聆听，因为后者现在也正想用儒教伦理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18)新儒家与后殖民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渴望跻身于资本主义霸权意识形态，但它和后殖民性都具有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群子建立反霸权(counterhegemonic)的那种自信和武断。在宣告儒学复兴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也是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决不仅限于他们)，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后殖民话语的语言，后殖民批评家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使用的是第一世界的后结构主义语言，但他们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的涵义。普拉卡什的一段话点明了这个问题："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第三世界的声音都是在'西方'所熟悉的话语中并且是使用这种话语说话的"，但是他用以下结论掩盖了这件事的涵义：这种流畅的话语仅仅证明"那条得到精心维护和控制的东方-西方界线，从来不曾成功地阻止人们跨越和反抗这种界线，"仿佛这两个方向上的流动是具有同样的可能性的("PH"，p.403)。更为重要的是，普拉卡什的糊涂想法使我们有必要暂时提出另一种可能与殖民主义历史同样久远的后殖民性。在这里，再一次同中国比较是有启发作用的，这次涉及马克思主义问题。后殖民批评家坚持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十九世界的遗产"，以及它那无视历史差异的普遍主义("PC"，p.15)。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30年代面临着而且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反之亦然)相结合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化为中国本国的语言，不仅是转化为中国的民族语言，而且要转化为地区性方言：农民的语言。其结果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所谓的毛泽东思想。(19)后殖民批评家处理类似问题的方式，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民族语言(这是被拒斥的)或地区方言(这是被肯定的)，而是用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来转述它，用这种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和解中心之类的处理。换言之，这种批判始于否定马克思主义语言的普遍主义，但它并没有以播散为各种地区方言而告终，而是返回到另一种带有普遍主义认识论预设的第一世界语言。这至少使我们有理由把后殖民批评定位在当代的第一世界。
这并不是一种特别有力的定位。后殖民批评家承认，他们把研究的"批判视野"指向"源于西方的知识考古学，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在第一世界学术界写作的"("PC"，p.10)。然而，我之所以关注后殖民话语的语言，就是要解构后殖民知识分子所表白的杂交性和中间性。据我所知，后殖民批评所说的杂交性通常是指后殖民与第一世界之间的杂交，决不一种后殖民知识分子与另一种后殖民知识分子之前的杂交。即使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发校性和中间性也不是很有说服力的概念。后殖民批评完全了解概念与主体性是多元决定的(我可以肯定后殖民主体性是多元决定的，至于它是否比其他主体性更多元决定，就不那么肯定了)，但它很实用地避而不谈在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中的定位，在解决杂交性所引起的矛盾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由于定位造成的权力上的巨大差异而来的种种后果(20)。如果说后殖民话语的语言标志着它的意识形态取向，杂交性所产生的矛盾则表现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内的定位。不管后殖民知识分子如何强调定位的杂交性和可置换性，不同的位置在权力结构中并非全都处于平等地位。斯皮瓦克的印度提问者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是"进步的双翼"把她带到印度来的。在我看来，以自己的语言为背景而坚持杂交性，不仅掩盖了意识形态定位，而且还会导致因定位的不同而带来的权力上的差异。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体制内的定位，不仅是与返回国内的"本土"知识分子相对峙的权力位置，而且与其第一世界的领导相对峙。我住在弗吉尼亚州法姆维尔的邻居中的一些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杜克大学那引进薪水丰厚大名鼎鼎的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权力，他们是望尘莫及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让出这个位置(即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杂交性所带来的权力和地位感到万分苦恼。
阿皮亚写道，"后殖民性成为……一种悲观主义状态，(21)"世界上可悲的事情多着呢，后殖民性不过是其中一种的表现而已。后殖民主义的巨大荣誉以及它获准进入美国大学体制，这对它来说并不是一种福音。后殖民话语里充斥着同样的主题，而这些主题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殖为主义的终结而欢呼喝彩，似乎留给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清算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遗产。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把目光对准过去事实上回避了面对现实的问题。在后殖民话语中，当前的全球状态仅仅表现为第三世界出身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认识论规划；它按照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构造世界，这不是无权者而是新权贵的表现。后殖民知识分子之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不是因为他们开辟了新的思想园地(尽管他们复述了旧的主题)，而是因为原先被视为边缘性和颠覆性的思想取向现在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性甚至得到学院保守派的青睐。他们宁愿要它而不要那些关注当代政治分裂与压迫行为为等前沿问题的不易驯服的术语。(22)
后殖民性已经成为颇有影响的批评主题。批评家注意到，尽管它强调历史性与差异性，但后殖民性在其展开过程中却模仿了"殖民主义思维的反历史与普遍化倾向"("N P"，p.99)。麦克林托克写道："如果说这种理论作出的承诺是，历史在杂交性、不同信仰的结合和多维时间中心的非中心化，那么，术语的单一性也会再度导致全球化历史的中心化，因为这种历史是围绕着欧洲时间的单一结构展开的。殖民主义恰恰是在其消逝之际又再度返回了。"(23)此外，当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无论是以老牌殖民主义形式还是以新殖民主义形式，"后殖民性统一的时间性可能会再产生出关于别一种他者的殖者话语，这种他者生活在另一种时间里，远远地落在我们这些真正的后殖民者的后面"("NP"，p104)。和"统一的时间"相呼应的是，空间的同质化，不仅不能厘清各不相同的社会与政治境况，而且就其无法区别形形色色的杂交往"而言，还有可能以"霸权的献祭"而告终("NP"，p.110)。后殖民性，正如奥汉伦和沃什布鲁克所言，由于不能做出这种区别而且缺乏总体性意识，最终还在方法论上模仿了它曾予以痛斥的殖民主义认识论。
它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非政治化的方式使社会领域脱离物质领域，一种实际上是极端唯意志论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见解，拒绝任何类型的有计划有纲领的政治——在我们看来不是激进的，颠覆性的和解放的。相反，它们是保守的而且是潜在地权威主义的，正如大英帝国霸权的全盛时代，这些思想的确是保守的和权威主义的。(24)
后殖民性以历史的名义否定结构与总体，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其结果不是对历史性的肯定，而是肯定了一种自指性的和普遍化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从后门再度引起了一种未经检验的总体性；它把仅仅是局部的经验投射到全球。这里的问题可能是所有缺乏结构意识的历史主义共同的问题。没有一个跨区域的关系网络，就无法确定什么是差异性、异质性和区域性。普拉卡什在批判(对印度和第三世界)"本质化"程序时，建议用"关系"来理解这些范畴，但他没有说明这究竟是些什么关系。对于一成不变的第三世界这样一个本质主义进行批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普莱契早在十年前就对三个世界理论作过出色的批判(无需后殖民性的帮助)，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化问题。(25)普拉卡什的概念"创新"即关系，也不是真正的新东西。普莱契本人就提出，全球关系是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基础的一部分，以及这种关系对于理解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从关系这个角度理解现代全球历史正是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命题。
世界体系分析与普拉卡什的后基础关系理论之间的分歧，在于普拉卡什拒绝基础范畴，尤其是拒绝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范畴。在此有必要引证奥汉伦和沃什布鲁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普拉卡什的］立场无法说清楚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范畴对他来说究竟处在何种地位。如果我们的策略应当是"拒斥"它，从而支持那些边缘历史、多元认同和异质认同，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仅仅是一个潜在地可以随意处置的虚构，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它的认知范畴的价值。的确，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历史学家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和压迫性工具"体系"，这是让普拉卡什特别瞧不起的。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普拉卡什又告诉我们，历史学真正的任务就是向"当代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同质化"进行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现代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确实有着可以把握的逻辑的话，我们怎么能用普拉卡什推荐的办法来完成理解这种逻辑的中心任务呢?("AO"，p.147)
普拉卡什对他的批评者所作的答复，就是避而不谈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尽管他已经接近于承认资本主义的中心作用了)，因为承认这些问题必然会瓦解他的后基础论史学(参见"PC"，pp.13-14)。科洛尼尔概括地说明了后殖民性拒斥元叙事的政治后果，他指出这种对立只是"造就了一些互不关联的小叙事(minimarratives)，起着支持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用自由滑动的事件抵制决定论；拒绝把认同一成不变地固定在结构范畴中，但又通过差异性将认同本质化了；反对把权力定位在结构或体制之中，而是将权力扩散到整个社会并最终把它消解掉了。"(26)奥汉伦和沃什布鲁克指出，后殖民性解除了"这些自封的少数者和贱民批评家去做他们总是要求别人做的事情"的必要性，这就是对他们自己作为一种权威的声音所依赖的社会条件进行历史分析，不触及某种物质关系和阶级关系，这些条件可以说是无法描述的"("AO"，pp.165-166)。
最后，后殖民之否认第三世界，与其否认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结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本质主义再一次扮演了稻草人的角色，转移了人们对一种激进的第三世界概念的关注，例如在世界体系理论中这种概念就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关系的世界体系理论，非但没有像普拉卡什认为的那样，把第三世界非历史地理解为某种僵化凝固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一个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一个随着结构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位置。当然，世界体系分析，和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分析一样，也要对第三世界进行话语定位，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后殖民分析也不例外。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哪一种话语能够更好地阐明全球关系的历史变化，以及谁能够更有效地指导抵抗实践。我在下文还要更充分地论述前一个问题。就抵抗实践而言，后殖民性依其逻辑只能认可局部斗争的，而且由于它拒不触及结构与总体性，这些斗争只能是一些没有方向的局部斗争。肖哈特写道，尽管有不少矛盾之处，"'第三世界'有助于唤起反对现存结构的斗争。援引'第三世界'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新殖民主义和(第一世界)内部的种族主义的共同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结成联盟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去展望这样的斗争，那么'第三世界'这个词确实可以束之高阁了。"("NP"，p.111)
拒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础地位，暴露了后殖民主义论证包含着一种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主义。这里涉及到欧洲中心主义问题。没有资本主义作为欧洲霸权的基础及其全球化的动力，欧洲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另一种族中心主义而已(可以同从中国和印度的种族中心主义到最微不足道的部落中心主义相比较)。完全专注于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规划现代全球历史，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抱负和全球历史的终结，而其他地区性和局部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则不得不屈居于从属地位。欧洲中心意识形态掩盖了作为其动力并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霸权地位的权力关系。为物质关系披上文化的外衣，仿佛二老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后殖民话语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批判转变为欧洲中心主义批判，这不仅有助于掩盖后殖民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局限性，而且颇具反讽意味地为当代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一种托辞。后殖民理论把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特有的、文化与权力的神秘化的关系投射到过去，因为它本身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产物。
世界体系分析与普拉卡什的后基础关系理论之间的分歧，在于普拉卡什拒绝基础范畴，尤其是拒绝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范畴。在此有必要引证奥汉伦和沃什布鲁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普拉卡什的］立场无法说清楚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范畴对他来说究竟处在何种地位。如果我们的策略应当是"拒斥"它，从而支持那些边缘历史、多元认同和异质认同，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仅仅是一个潜在地可以随意处置的虚构，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它的认知范畴的价值。的确，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历史学家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和压迫性工具"体系"，这是让普拉卡什特别瞧不起的。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普拉卡什又告诉我们，历史学真正的任务就是向"当代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同质化"进行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现代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确实有着可以把握的逻辑的话，我们怎么能用普拉卡什推荐的办法来完成理解这种逻辑的中心任务呢?("AO"，p.147)
普拉卡什对他的批评者所作的答复，就是避而不谈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尽管他已经接近于承认资本主义的中心作用了)，因为承认这些问题必然会瓦解他的后基础论史学(参见"PC"，pp.13-14)。科洛尼尔概括地说明了后殖民性拒斥元叙事的政治后果，他指出这种对立只是"造就了一些互不关联的小叙事(minimarratives)，起着支持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用自由滑动的事件抵制决定论；拒绝把认同一成不变地固定在结构范畴中，但又通过差异性将认同本质化了；反对把权力定位在结构或体制之中，而是将权力扩散到整个社会并最终把它消解掉了。"(26)奥汉伦和沃什布鲁克指出，后殖民性解除了"这些自封的少数者和贱民批评家去做他们总是要求别人做的事情"的必要性，这就是对他们自己作为一种权威的声音所依赖的社会条件进行历史分析，不触及某种物质关系和阶级关系，这些条件可以说是无法描述的"("AO"，pp.165-166)。
最后，后殖民之否认第三世界，与其否认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结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本质主义再一次扮演了稻草人的角色，转移了人们对一种激进的第三世界概念的关注，例如在世界体系理论中这种概念就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关系的世界体系理论，非但没有像普拉卡什认为的那样，把第三世界非历史地理解为某种僵化凝固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一个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一个随着结构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位置。当然，世界体系分析，和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分析一样，也要对第三世界进行话语定位，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后殖民分析也不例外。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哪一种话语能够更好地阐明全球关系的历史变化，以及谁能够更有效地指导抵抗实践。我在下文还要更充分地论述前一个问题。就抵抗实践而言，后殖民性依其逻辑只能认可局部斗争的，而且由于它拒不触及结构与总体性，这些斗争只能是一些没有方向的局部斗争。肖哈特写道，尽管有不少矛盾之处，"'第三世界'有助于唤起反对现存结构的斗争。援引'第三世界'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新殖民主义和(第一世界)内部的种族主义的共同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结成联盟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去展望这样的斗争，那么'第三世界'这个词确实可以束之高阁了。"("NP"，p.111)
拒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础地位，暴露了后殖民主义论证包含着一种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主义。这里涉及到欧洲中心主义问题。没有资本主义作为欧洲霸权的基础及其全球化的动力，欧洲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另一种族中心主义而已(可以同从中国和印度的种族中心主义到最微不足道的部落中心主义相比较)。完全专注于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规划现代全球历史，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抱负和全球历史的终结，而其他地区性和局部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则不得不屈居于从属地位。欧洲中心意识形态掩盖了作为其动力并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霸权地位的权力关系。为物质关系披上文化的外衣，仿佛二老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后殖民话语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批判转变为欧洲中心主义批判，这不仅有助于掩盖后殖民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局限性，而且颇具反讽意味地为当代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一种托辞。后殖民理论把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特有的、文化与权力的神秘化的关系投射到过去，因为它本身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产物。
这些批评虽然有时显得过于激烈，但并不意味着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它一无是处。的确，科洛尼尔、麦克林托克和肖哈特都明确承认，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没有人否认后殖民主义表达了线性进步意识形态的危机，而且表达了同第三世界和民族国家等概念相联系的那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危机。无可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消失，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出现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差异，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人口流动，全球形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从全球到局部的分裂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人们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更何况，超越国家、文化、阶级、性别和族群的界限，以及它那真正世界主义的承诺，也是有其感召力的。
在第一世界学术界的体制内，元叙事的解体呈现出一派样和之气（墨守成规的保守派除外），人们开始探寻一种更为民主的、多元文化的和世界主义的认识论承诺。但在学术界之外，它却表现为凶狠的族群冲突，社会、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依然如故，几乎看不到抵抗的可能性。由于对差异、断裂行动等等的顶礼膜拜，这种抵抗显得比以往更为乏力而且总是缺乏凝聚力。
使得这种困境愈发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元叙事与现实的权力混为一谈了。把一个领域的解体误认为是另一个领域的解体，从而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意识形态的解体也许并不是权力的解体，反而是它进一步的集中。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保持某种结构与总体性意识以对抗断裂性与局部性，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对于霸权的置疑就有可能蜕化为维护霸权的同谋。尽管后殖民性是一种根据全球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努力，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成为这种困境的一个写照。批评者们暗示，它同整个世界向资本主义转化这种新形势可能有某种关系，由于他们未能深入地考察这种关系，我很愿意作一些仔细的分析。
全球资本主义与后殖民性的条件
哈维和詹姆森发现在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这个阶段被冠以各种名称，如晚期资本主义、灵活生产和灵活积累、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２7］后殖民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后裔，同样表现了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过是在第三世界论域。
全球资本主义（我所偏爱的术语）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弗罗贝尔等人所描述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即生产的跨国化、生产过程（即使是同一种商品）通过转包合同的全球化。（28）在生产方面劳动的国际分工可能算不上新鲜事物，但新技术使资本和生产具有一种全新的流动性；为了追求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最大利益，以及不受社会与政治干预的自由，生产似乎在不停地改变其位置——这就叫做灵活生产。由于这些缘故，分析家们注意到全球资本主义与过去类似的实践已经发生质的区别，它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资本主义在国家的意义上发生的非中心化。换言之，现在已经越来越难以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了。不止一个分析家（包括处于权势地位的分析家）发现，全球资本主义在生产组织方面，与现代早期（即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时期）北欧的汉萨同盟（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ｃＬｅａｇｕｅ）有某些相似之处，即一个由城市构成的网络，没有可以明确界定的中心，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远远超过与其邻近的穷乡僻壤的联系。［２９］
把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已经取代民族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重镇的跨国公司，它不是一个输送资本、商品和生产的被动的纽带，而是这种输送及其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它的非中心化与汉萨同盟有其相似性，但实际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在公司里是高度集中的。随着跨国公司（它们在组织和忠诚方面本质上是超出了国家的）权力日增，民族国家从内部控制经济的权力受到限制，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控（与维护）成为首要任务。这不仅表现为全球性组织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为整合经济的运作而建立地区性跨国组织的努力。［30］
生产的跨国化既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统一性的根源，同时又是前所未有的分裂根源。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全球同质化，似乎最终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然而，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分裂的过程；从全球的角度讲，资本主义的中心消失了，从局部的角度讲，生产过程分解到比国家要小的各个区域和地区了。超国家的区域组织，如欧共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只提几个已经成立的和正在紧张地着手组织的)，在全球层表现了这种分裂；一个国家内部互相竞争的不同地区竞相招睐跨国资本，则在最基层的局部层面表现了这种分裂。据说，国家本身在历史上出现就是为了制止分裂，但是在内部(亚国经济区域和地区)与外部(跨国组织)的两面夹攻之下，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怎样才能遏制这种新的分裂。(31)
然而，资本跨国化的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的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概念。资本主义叙事再也不是欧洲的历史叙事了；现在非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建构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历史。换言之，同经济的零散化相对应的是文化的零散化，或者用一个正面的说法，叫做文化多元主义。这种文化形势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可能要数过去10年里调和资本主义与所谓的东亚儒教价值的努力，它把一种源远流长的信念(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东亚)，即儒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障碍，再次颠倒过来。我相信可以证明，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只是一种幻觉，因为资本主义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把欧洲中心主义植入其叙事结构了，这也可以说明甚至在失去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之后，欧洲与美国的文化价值何以仍然能够保持其统治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东亚儒教复兴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它拿出一套有别于欧美的文化价值，而是因为它把本土文化与一种资本主义叙事结合起来。在阐明了这种现象之后有必要重申，同资本主义的前几个阶级相比较，世界文化问题变得复杂得多了。
空间的分裂，以及它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同时还意味着资本主义时间性的断裂；换言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表明，已经有可能不再按照欧美的政治与社会模式来设想未来了。在这里，区别现实与幻觉仍然是很困难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则无可置疑。
最后，生产的跨国化动摇了原先那种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第二世界即社会主义世界已慢昨日黄花。但是，新的全球结构同样使得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不那么泾渭分明了。一部分原先属于第一世界的地区，现在已经纳入跨国资本的轨道并且属于民办经济的"发达"部分。同样，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第一世界被边缘化的部分，其生活方式与通常认为是第三世界生活方式已经难以区别了。南北差异逐渐取代了以往将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恐怕不是偶然的。但我们必须记住，南和北不仅是具体的地理位置，而且还隐喻定义(metaphorical location)。北方意味着跨国资本，而南方则表示世界上所有的边缘人口，至于其位置何在是无关宏旨的——后殖民性即球区域主义"或"全球局部主义"，但他们紧接着要补充一句：全球局部主义是全球占百分之八十，局部只占百分之二十。(32)他们还把一个激进的生态运动的口号挪用资本上来："全球性地思考，局部性地行动"。(33)
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有助于解释过去二三十年，尤其80年代以来特别突出的一些现象：全球人口(从而还有文化)流动，界限松动(社会之间和社会范畴之间)，社会内部复制出原先是同殖民主义相联系的不平等和差异，既在社会内部又跨越不同的社会同时发生的同质化和零散化，全球性与局部性的互相渗透，用三个世界或民族国家思考世界的方式的解体。其中有些现象促进了社会内部与跨越社会的差异的平等化，以及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民主化。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们承认，现在他们(或他们的组织)有权为了全球利益而占有局部事物，允许不同的文化进入资本的领地(只是为了把它们打碎，然后再按照生产和消费的要求对它进行重新制作)，他们甚至跨越国家界限重建主体性，造就与资本的运作若全符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至于那些没有能力对资本作出反应的人，那些对它的动作无关紧要的人——据管理者的计算，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是没有必要殖民化的，只要让他们边缘化就可以了。灵活生产带来了一个新鲜事物是，强制性地压迫国内人民和占领海外殖民地，再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些无力对资本的需要(或要求)，作出反应的人，发现自己被电出资本的轨道。比起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或现代化理论来，现在甚至可以更为令人信服地说：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如果我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引述的肖哈特的问题——"'后殖民'究竟始于何时?"——并且给出一个与她的意图相一致的而非戏谑性的回答，那么答案就是：它是伴随全球资本主义而出现的。这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时间上的吻合，而是指一个作为另一个的条件。这个结论并没有什么独到的创见，不过是哈维和詹姆森在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扩展到后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果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后裔，那么，资本主义内部的这些发展就直接或间接地与理解后殖民主义有关。后殖民批评家欣然承认他们受惠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确他们的特殊贡献就是用后结构主义语言重新阐述第三世界研究中的老问题。所以，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著作居然完全没有考虑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不仅涉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而且涉及社会与政治结构，它比后现代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要具体得多也直接得多。
后殖民性是对一种真正的需要作出的回应，这种需要旨在克服解释世界的旧范畴的无能为力所导致的理解危机。支撑着两个世界的思维的进步元叙事，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丧失了对于进信的信念，而且在于进步本身具有现实的解体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关于时间与事件明晰的进步的意识陷于混乱。在这些年当中，保守主义成为革命的(里根革命)；革命者则先是变成保守派，继而成为反动派(在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的)；我们以为早就被启蒙主义抛到九霄云外的宗教太平盛世说，冠冕堂皇地重新回到政治中来，有时候，比如在美国，它还和高科技结为联盟；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废墟上，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进步的危机紧步现代化危机的后尘，这种危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要超过资产阶级阵营。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现代化论者和激进分子都用来考察全球结构的概念，即三个世界理论已经受到严重的质疑。三个世界，不论是作为进理范畴还是结构范畴，不论是在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确实是再也站不住脚了，全球在空间上陷于混乱，正如进步意识形态在时间上陷入混乱一样。第三世界的人出没于第一世界，而第一世界的人则奔波于第三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diaspora，即游离于母国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定位在遥远的故乡，但他们的他者却近在咫尺，所有的边界和界线都被搞乱了。文化的流动既有同质化作用也有异质化作用；某些群体，不管其如何定位，认同一种共同的全球文化，恰恰是因为他们早已经疏离了本乡本土的文化；而另一些群体则退回到早已经被认为是残渣余孽的文化遗产中去，企图在那里找到文化的避难所，这些文化的各自为政的状况与其在现代性诞生之际毫无二致。
从政治上讲，第二和第三世界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坦率地说已经成为历史。第三世界(后殖民性最接近的主体)的遭遇，不那么简单明了但更为意味深长。我们可以指出90年代初的两个重大危机，这就是具有全球影响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目前的索马里形势引发的危机。在海湾危机中，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对它的在社会和政治上反动的但在经济上富有邻国扮演了帝国主义罪犯的角色，这次入侵被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盟军击退了，领导这支盟军的帝国主义强权现在成为正义的典范。"入侵"——我借用电视新闻报道所用的词——索马里更耐人寻味。如果说在海湾危机中，一个第一世界国家需要别的国家的拯救，在索马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和不拯救它自己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仅仅在二十年前还被激进派视为未来的希望，现在却必须拯救它自己。危机之深刻可谓前所未有。
后殖民性就是给这次旧范畴已无能为力的危机所开的药方(34)，无怪乎它立即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掀起一阵骚动。但还是会带来问题的：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思想取向?摆脱危机制道路毕竟不止这一条，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这条特殊的道路立即就在第一世界体制中流行起来。坦率地说，后殖民性刻意回避弄清楚目前的危机的意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掩饰后殖民知识分子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起源，他们与其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不如说是受惠者。
后殖民性与全球资本主义提出的问题遥相呼应。当第三世界的危机在80年代已经确凿无疑的时候，全球资本主义也需要改弦更张了。里根(撒切尔)革命与其说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全球的革命，其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入手统治全世界。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驯服第三世界，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武装入侵，否则就用经济制裁或爱国者导弹。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最佳选择是从内部控制它们，也就是造就归顺全球资本或与之联手的阶级。
我在此使用控制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控制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经过协商的。跨国资本已不再限于欧美，它也不再是现代性了。跨国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文化构造之复杂，我们已经很难再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的(父权制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取得辉煌成就的他者，要求在跨国资本文化中为他们的价值留出一席之地；我在上文指出的东亚儒教复兴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欧洲中心主义，作为这些别开生面的声音出现的先决条件，仍然保持着它的文化霸权，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是，为了维持这种霸权，它的边界必须适当地松动一些，把不同的文化吸收进来，否则它们就可能成为毁灭性的对抗的源泉。(日本与美国近年来发生的互相冲突，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语汇全都随之复活了，证明跨国资本阵营内部发生冲突的危险)说到底，谁知道是什么样的价值最合变幻叵测的资本的口味?近年来，一个又一个评论家认为，同企业家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价值比较，儒教的共同体价值更适合于当代的管理资本主义。有一点是清楚的，全球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比欧洲中心资本主义要(而且必须)更灵活。
这也是后殖民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潮流的条件。头脑僵化的保守派迫不及待地把这些文化问题解释为用颠覆的阴谋代替系统的分析，把80年代以来的文化问题(还有最近的文化多元主义)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少数民族研究等等，侵入到学术体制和一般政治中来。他们完全不了解，里根的经济革命和这些文化思潮之间可能的关系。这就是说，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跨国公司对于文化的要求不再满足于过去时代的文化地方主义了。
一些鼠目寸光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只知道盯住人文教育体制不入，他们哪里晓得文化多元主义让商学院负责人和跨国公司的经理们获益匪浅，这些人全都如饥似渴地想在"东方"哲学中忽然发现东亚经济成功的秘密，他们将全世界的各种文化通通经典化，为的是给他们的商品找到更多的市场，他们忽然意识到应该让学术体制国际化(其结果并不是保进了传统意义的学术，而是学生和教师的"输入"与"输出")。原先挥舞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可能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激进分子，再加上一些少数民族学者，但现在主动权已经转移到那些"开明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董事的手中，他们对于新的经济形势对"人力资源"的需要深有体会。冲突不再是发生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尽管这方面的冲突显然是存在的)，而是发生在旧式精英，他们所代表的局部利益现在受到国内和国外竞争的威胁，和代表国际利益的先锋派精英之间。在美国最卖劲地也是最早提倡跨国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正是《哈佛商业评论》。
里根派人士可能被苏瑟及其模仿者的无法实现的幻觉引入歧途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设计的经济上取得胜利的跨国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他们的这一弱点在最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暴露无遗，面对右翼要求回归美国传统价值如欧洲中心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呼声，乔治·布什常常显得左右为难，这可能是因为他比布坎南者流更清楚地意识到，战胜其所在第二和第三世界竞争对手的跨国主义的胜利所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困境。结果是科技雅皮士取得了这场胜利，他们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以及它所带来的困难，显然更为游刃有科《哈佛商业评论》的经常撰稿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敏锐的分析家、无国界经济的提倡者罗伯特·雷奇成为克林顿总统的密友，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我认为，这就是后殖民性，它取代以往的世界概念在学术体制中迅速获得成功的语境。后殖民性，就其作为一种话语所采取的特殊方向而言，与当代世界的各种问题相呼应。它所涉及的那些问题可能在全球研究中都曾经出现过，但现在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进行了阐述：欧洲中心主义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后现代性、后社会主义、后第三世界形势相关的那种现代性；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局部与全球的关系；在一个资本、生产和人口不断流动的世界上边界和界线的位置；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没有可识别的结构的世界上结构的地位；主体性与认识性(杂交性)的边界；同质性对异质性，等等。
然而，后殖民性也有其无可讳言的魅力，因为它掩盖了使一个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世界具有某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它所提出的世界概念既加强了又颠覆了抵抗的可能性。后殖民批评家对过去意识形态霸权形式的批判，是言之有据的，但对它的当代形态却缄默不言。他们在压迫与解放问题上同时否定结构和肯定局部，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总体性结构在显而易见的解体化和流动性中持续存在的方式神秘化了。他们把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和物质的问题转变成主体性和认识论问题。尽管资本处于流动状态，它依然决定着世界的结构，所以拒绝承认资本的基础地位，就不可能绘制任何抵抗实践必须以之为出发点的认知地形图，从而将绘图权拱手让给掌管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那些人(35)。的确，把当前这种概念解体的状态投射到殖民主义的过去，后殖民批评家使得殖民主我只有一种局部逻辑，从而使得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在伊拉克、索马里，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似乎与现在无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的负担被转嫁到受害者的肩上。
阿皮亚写道："后殖民性是一种我们可以不客气地称之为买办知识分子的状态。(36)"我认为这还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可以正当地使用买办一词的世界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后殖民性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状态。所以，问题不在于这种全球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或应该)恢复民族(国家)忠庆，而在于，在承认它自身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地位的基础上，它是否能够对它自身的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批判，提出反对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就是这个体系的产物)的抵抗实践的方案。
注释
我本人（或多或少）也是一个进人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这并没有使我对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批评享有什么特权，但我还是应该就这一点稍加说明。我不是很清楚，我所讨论的那些观点（或提出这些观点的知识分子），对当代思想的影响究竟有多么重要。近年来，后殖民已经成为正式的学术专用语汇，过去两年里召开了一系列与这个术语有关的学术会议和专题讨论会（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之后"，等等）， Social Text和 Public Culture等学术期刊还就这个主题出过专号。但是，鉴于直接涉及后殖民性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以及这个概念的使用所具有的扩散性影响，研究后殖民一词的接受过程更有助于澄清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与后殖民性相联系的那些观念，即使在后殖民了词出现之前，也是意义重大的和广泛流传的。换言之，我所质疑的不是这些观念的重要性，而是后殖民性对它们的占有。此外，过去十年的文化讨论中，第三世界的敏感性与感知方式越来越突出。我本人和后殖民知识分子有一些共同的思想主旨（甚至还有一些共同的见解），尽管我的角度和以后殖民自许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我的一篇论文"Postsocialism／Flexible Production: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Radicalism"，Polygraph， no． 6／7（1993）： 133-169。
我愿意在此表示对以下诸位的感谢： Harry Harootunian，三好将夫，Roxann Prazniak， Rob Wilson和张旭东，感谢他们的批评以及在材料上给我的帮助，但他们对我的观点没有责任。
[1]Ella Shohat，"Notes on the'Post－Colonial'"，Social Text，no． 31／32（1992）：103；以下简称"NP"。
[2]斯皮瓦克在1985年的一次访谈中坚持认为她不属于"美国学术界的上层"，因为她在南部和东南部教书，而"美国的文化精英居住在东北海岸和西海岸"，从那以后斯皮瓦克就到了哥伦比亚大学。Gayatri C. Spivak，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 Strategies，Dialogues，ed.Sarah Harasym（New York，1990）,p．ll4，以下简称PCC。
3］参见 Arjun Appadurai，"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Working in the Present，ed．Richard G．Fox（Santa Fe，N．Mex，1991），PP 191-210。我没有把艾哈迈德归人后殖民批评家，他就后殖民性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作的研究是极其出色的，但和我的方式稍有不同。参见 Aijaz Ahmad，"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National Allegory'"，Social Text，no．17（Fall 1987）： 3-25。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1992）．
[4]Gyan Prakash，"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Apr．u90）；383；以下简称"PH".
[5]Spivak，"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In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ed．Ranajit Guha and Spivak（New York，1988），PP 3-32．
[6]Prakash，"Postco1onlal Criticism and Indian Historiography"，Social Texd，no.31／32（1992）；8．我把普拉卡什关于后殖民性的论述作为我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对这个概念的表述最有系统，还因为他的论述突出地体现了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历史的意义。这段文字表明。普拉卡什所列举的后殖民意识的特征基本上是由其他一些人勾勒出来的，尤其是霍米·巴巴，他所提出的杂交性等语汇在后殖民性讨论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但是，霍米·巴巴对后殖民主义的贡献不仅限于语汇方面，他最擅长的是政治上的神秘化和理论上的晦涩模糊，把社会政治问题还原为心理问题，用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游戏取代历史和社会分析，所有这些都是后殖民写作的共同特点，但就技巧的精湛（和难以理解）而言，霍米·巴巴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最有影响的论文有以下几篇："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October, no. 28 (Spring, l989): l25-l33; "The Commitment to Theory", in Questions Of Third World Cinema, ed. Jim Pines and Paul Willemen (London, l989), pp.111- l32; "The Other Question: Differren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i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ory, ed.Francis Barker, et a1.(London, l986), pp.148-172;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and "DissemiNations: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Bhabha (London, 1990), pp.1-7, 291-322. 巴巴是借助第一世界文化批评的语言脱胎换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
[7]参见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Indian'Pasts ?", Representations, no. 37 (Winter 1992): 4.
[8]贱民这个词表明，安东尼·葛兰西对贱民研究史学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9]的确，利奥塔把后现代界定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1984],p．xxiv)。
[10]（下略）
《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