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段吉方
内容提要：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激进文化政治语境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起源语境和思想逻辑进行了深刻的清理，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有效的思想参照。但他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的政治文化阐释和意识形态分析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倾向和精神动态仍然是需要我们加以冷静分析的。
关键词： 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 激进政治 意识形态批判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后现代主义以高昂的解构姿态和破坏精神突入到当代思想和文化领域，它的精神理念引起了当代文化研究思想构架的转换危机和实践形式的被迫掉转，标志着当代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层变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合理而理想的精神信念和价值形式。事实上，当后现代主义来临之时，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希冀、狂想就和它的片面、可疑、矛盾一样地存在着了。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化思想领域存在着诸多争议的原因所在。
当代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最近几年一直密切关注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动向，特别是对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政治话语的关联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矛盾的批判对于我们把握后现代主义思想风格上的矛盾性和问题逻辑上的破绽很有启发。本文试图通过检省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的得失，来进一步探赜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范式的悖论性特征。
一
在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激进的断裂情绪。美国学者贝斯特和凯尔纳说得好，后现代的“后”既带有某种启示色彩又与一种推陈出新的断裂感相联系。1 这种断裂和颠覆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政治有深刻的话语关联，大多数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加塔利等都曾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政治，他们的经验“有助于对历史断裂和失序的话语采取开放和接受的态度”。2但这也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最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断裂和颠覆感往往预示着某种新范式的天启式的开端，但另一方面，它的已经破碎的和去中心的主体理论又是虚幻的。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费雷认为，在我们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之时，我们希望“赋予它一定的内容，赋予它一系列的道德和认识论的特性，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现在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可事实上，我们对此知之甚少。”3这正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质疑。
英国批评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早就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问题上的种种分歧，所以在以往的文化政治的批判实践中，伊格尔顿从不放弃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伊格尔顿坦言，他的注意力不是在于后现代哲学的颠覆与断裂本身的力量，而是在于探索作为整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以及它的思想风格的矛盾性问题，他更关心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思想文化界暴得大名是有着政治上的直接诱因的：“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终怀疑、先锋派的重新发现、文化的商品化、生气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关于社会的某些经典思想体系和主体的崩溃——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4伊格尔顿所言的政治失败情绪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的落潮，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左派所遭受的深刻的政治失败打击。这次政治失败是对西方思想界声势浩大的激进主义思想的打击。伊格尔顿指出，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根源。因为在经过了一场几乎导致政权更迭和社会巨大变革的激进革命之后，一度群众性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和富有成果的政治运动已经停业，先锋变成了残部，激进的敏感和信念已经分裂成一方面的脆弱的悲观主义和另一方面的对无尽的差异、变动和瓦解的愉快憧憬。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思想风格的重新崛起，那就是“继续梦想一种与现有制度不同的、确与有关制度或统治的全部概念不同的乌托邦”。5后现代主义承续了这种乌托邦策略，在它话语通路上表现为对总体性的推倒重建、对宏大叙事的否定、对主体的丧失信心、对本质主义的嘲弄和对身体的热切关注，所以，后现代主义其实是成功地替换了经典政治的话语方式，以一种文化主义的话语形式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替代性的政治戏剧。
问题是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替代性质的政治实践，它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还是一种面目可疑的政治姿态？在伊格尔顿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替代是一种含混矛盾的混合体，包含着无数可疑的政治期望。因为，事实上，政治左派在革命失败后的悲凉体验中已经在一种新式的悲观主义中走向了对另一种革命方式的追求，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较为松散的边缘和缝隙——性、身体、语言——产生新的政治兴趣。伊格尔顿认为，这些激进的形式仍然掩藏不住保守的姿态，因为那些理论信条是怀疑论的、相对主义的、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信奉的是一种多面、流动、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后现代幻象。在这些理论信条的武装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惊人的思想混乱，不但后现代主义自身的思想扑朔迷离，而且人们往往着迷它所提供的歧义和不确定性，而忽略了对它的批判性质疑。它使我们在一种理论的偏执中忽略了自己遇到的现实情况，在真实与幻象之间麻痹了思想。
伊格尔顿的批判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警醒意识。他提出，如果我们不深刻地认识后现代主义的这些理论信条的根本性缘起的话，无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认同也好，批判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奴仆。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不排斥批判，可以说它正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力量，我们的批判与赞美一样都是走上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通道。为此，伊格尔顿说，我们必须把它“间离到一定的距离之外，使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历史逻辑中的某些东西。”6在这种间离的视角中，伊格尔顿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更深层次的理论缺陷和思想迷误。在伊格尔顿看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和巨大沟壑仍然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实际上暴露了后现代主义的可疑本质。后现代主义源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在经济基础上，它依赖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逻辑，借助于商品交换和欲望至上的法则来支撑它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但是，市场的威力越是将一切价值和特征肢解成杂乱的、相对的和多元的符号，越是混淆固定的本体论、嘲笑高尚的目的论，越是抽出一切坚实的基础，就越是需要加倍地抵制普遍价值、永远不变的标准和有保障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走向与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抗的同时，在经济基础上还不得不模仿和依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逻辑，最终，伊格尔顿想告诉我们的是，在一种暧昧的妥协中，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一个唬人的面具，以对传统文化的悖离、对历史意识的割裂、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全面颠覆为精神动力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为我们想象出一个与现在十分不同的前途，那种它奇怪地视作一项值得颂扬的事业的前途”。7
二
经过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情之后，有人曾经预言，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将是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潮的创新时期。8因为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软调控”下，激进运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话语优势，但是，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的进程中，激进文化运动仍然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思潮。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现代性历史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中心议题是“恢复种族记忆或历史，将这种名誉恢复看作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9激进话语之所以在现代性发展中获得了这样的地位，不但是因为“过去的仍未过去”，10而且新的历史语境重又激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类似于种族、性别这样的激进话题在“现代生活所开辟的并且向所有的人承诺的自我的底蕴和充分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11但是，这又是一个悖论性的命题。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发展中，激进思潮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包容大家的确定性的文化；另一方面，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整个世界的秩序——现代性——正在瓦解，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即将来到（或已经来到）。”12更让人困惑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决裂性正是激进主义曾有的和固守的精神指向。这正是激进主义到了二十世纪最后时期面临的挑战。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他引入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集中思考的问题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想构架深入当代文化价值领域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现实和未来？马克思主义将面临些什么？在解构了对立和差异之后，我们还要不要价值？我们的价值将朝向何方？价值如何获得？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如何在价值层面上共存？
伊格尔顿向我们证明，借助“1968” 的惨淡光景，后现代主义完成了从一种政治策略到一种政治现象的转移，进入到了具体的现实政治并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标识。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策略转移中，左派事业非但没有在像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替代性政治中得到发扬光大和解决，反而变得更加艰难了。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的呼声中，关于左派的政治事业的评价已经越来越低了。后现代主义在高唱对立差异赞歌的同时塑造了诸多相互独立的松散杂乱的主体，这些解构了宏大叙事的统一主体其实是为一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摇旗呐喊，喊出的是自由国家公正、伦理和均等的号子，这恰恰是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呐喊助威的形式。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要实现社会公正、个人价值和伦理美德的共同存在，就必须依靠自由主义对社会普遍理性的瓦解。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伊格尔顿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价值观念。伊格尔顿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框架中，宏大叙事、大写的历史、统一主体、社会基础等普遍理性被打倒了，但另一种普遍理性——差异、片面对立、均质主体——又建立起来了，而且它的危害更大，结果是个人感性非但没有被满足，而且个人处于感性和理性的更大的分裂当中，因为后现代主义所依赖的巨大的市场逻辑之手把欲望、感性、消费推广到了极至，在无数个体对欲望、感性和消费的追逐和满足中恰恰取消了主体，从而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化政治中扮演的是削弱政治左派力量的角色，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政治。
尽管杰姆逊说，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往往使人们感到是一种“罕见的或悖论的结合”。13但是，伊格尔顿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和理论原则上对后现代主义发难。他说：“在差异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没有最终的争论；马克思的全部政治伦理学都致力于把感觉的特殊性，或者个人权力的全部丰富性，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牢房里解放出来。”14这不但是一个逻辑和学理问题，更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所以，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伊格尔顿其实也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研究的舞台上，后现代主义的差异观念与消费欲望已经成为了一种弥漫性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从现实感性急骤逆转，进而迅速突入历史语境，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美国学者杰姆逊教授在《Periodizing 60s》这篇论文中曾做过相对乐观的论述：“如果说在新历史主体不断涌现的这样一个阶段，‘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显得‘不真实’的话，那么当阴郁的现实——剥削，剩余价值的榨取，大幅度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对此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作的抵抗——在崭新的、扩大了的世界范围内逐渐地再次逼迫人们正视它们时（目前，这些现实正在进行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15但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杰姆逊作了清晰的乐观判断，但一直主张“文化的是政治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它仍然没有向我们指明在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深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将如何来应对现实的挑战？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支援下，商品逻辑不但成为了一种社会现实的基础，而且正在变成一种人人趋之若骛的意识形态形式。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和信仰危机日益严峻，以至于它的一贯的斗争和批判精神都消融在了商品逻辑造就的犬儒主义和个体主义意识形态造就的自由主义神话之中。与杰姆逊的“认知图绘”不同，伊格尔顿更多地是在具体的批判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境遇和未来问题。也正是因为伊格尔顿这样的现实行动，他面临的挑战其实比杰姆逊要大得多，同时他为我们提供的思想批判的力量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一直以来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伊格尔顿的特殊之处，所以，着眼于后现代主义思想风格并最终在政治的层面上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倾向作出诊断的伊格尔顿更突出地表现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特色。
三
伊格尔顿从后现代主义赖以生长的晚期资本主义环境入手，在激进文化政治语境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政治取向进行的深刻批判，为我们在历史起源语境上更深刻地认识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有效的批判性思考形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伊格尔顿那里，对一种思想的执着，对一种信仰的坚守是如何支撑着一种批判的锋芒的，为此，伊格尔顿也我们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界问题的一个极好的个案。伊格尔顿对我们是有着一定的启示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伊格尔顿的批判也存在着一定的可商榷之处。其中的疑点是，伊格尔顿在对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差异论、反本质主义、反历史目的论、相对主义的种种信条的分析阐释中，最终走向对激进政治起源和激进政治的全面审视，这中立场是否使人完全信服？是否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风格和价值取向一定隐藏着激进主义的根本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激进语境的批判所包含着的思想倾向和精神动态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加以冷静分析的内容。
激进政治是当代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凝聚着重大思想空间和理论空间的话题。激进政治在当代文化和思想领域引起的话题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纯学术和纯政治的辩论，而是成了一个更广泛地涉及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理念和知识分子精神的思想牧地。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就指出：“激进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的天生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16这也正应了有的学者所说的，那些从事激进文化政治研究的批评家、学者们表面上对那些学术内部和外部的权力机构进行无情的批判，但实际上“他们的姿态既是进步的，同时又是与这些机构共谋的。”17因为他们不但使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而且他们越来越明显的退居姿态和越来越势利的眼光已经越来越走向了乔姆斯基所说的对专业化权利的迷恋和掌握。
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激进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来自历史的苦难记忆，而且更是一种透视现实的思想孔径。伊格尔顿认为作为一种思想风格，掩藏着激进政治的潜在动机，但其中的问题是，伊格尔顿所言的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激进政治只是一种思想精神上的继承还是有着一定现实政治的指涉？在这个问题上，伊格尔顿明显地语焉不详。伊格尔顿的这个阐释缺口不可避免地也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在以往的激进文化理论研究中，伊格尔顿一直以一个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且对激进文化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阐释方式。但是，就在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方式和理论模式突进到当代激进文化理论内部的时候，他仍然难以找到理论的较好的连接点。所以最终并没有在一种建设性的立场上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所引起的批判后果。这已经是伊格尔顿的一贯风格了——在逻辑分析和学理思辨的高度对现实的理论问题作出哲学和文化上的批判性解读。在这一点上，他的逻辑分析和学理思辨几乎无懈可击地充满了论辩的力量，但是这一切也都包裹在一种精英化和专业化的文化主义和理论主义的绝对化倾向之中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是否他对后现代主义等激进政治的批判也隐含着某种深刻的思想倾向？尽管马克思·韦伯曾说：“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同对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是两码事”18，但伊格尔顿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冷静分析和对待的。
注释：
[①] （美）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④]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⑤] 同上书，第9页。
[⑥]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页。
[⑦] 同上书，第151页。
[⑧]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3页。
[⑨] 同上书，第152页。
[⑩]许宝强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11]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44页。
[12] （美）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3]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14]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4页。
[15]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395页。
[16]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7]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8] （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