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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2008-09-06 13:43:58 来源: 网络 作者:artda

作者: 柯林伍德

一、历史哲学的观念

1、“哲学”

哲学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的。科学家研究世界的一部分的本质, 将整个世界的本质加以研究的是哲学家。因此,研究物质和运动是某一类科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的任务;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物质和运动是唯一存在的东西,他说的就不是物理而是哲学。生物学家研究有机体, 但怀特海教授说世界是一个有机体时(《过程与实在》,1929),他并不是生物学家, 而是哲学家。

用更技术化、更准确的语言来说, 哲学研究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特征;科学研究它们的特殊性和偶然性的特征。一个胚胎学家研究一个鸡蛋时,他只关注部分特征,而不是全部;一个几何学家研究同一个鸡蛋,他研究的是其他的特征;而一个哲学家关注的又不同。几何学家研究它的形状,很多事物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据有形状这种属性;因而这是一种特殊性的特征,而非普遍性特征。胚胎学家研究鸡蛋在其生命的早期阶段与其他有机体共有的特定属性,而这也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属性。哲学家研究的属性, 象它的完整性,存在,实体性,这些属性永远是和其他事物共有的。

2、“专门(哲学)”

哲学家把鸡蛋当作一个完整性的例子,但个体也完全可以用一块石头或者一个墨点来作为例证。因此,尽管哲学家也谈论鸡蛋,并没有鸡蛋哲学家,这就象没有鸡蛋几何学家、卵石数学家和茶叶流体静力学家一样。当我们谈到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等,或者我们是在糟蹋语言、迷惑自己的思想,或者是在表明艺术或者宗教或者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事物的普遍的和必然的特征,而不仅仅是某一类事物的特殊的偶然的特征。

如果艺术哲学研究的是叫做艺术作品的某些东西,以及叫做艺术家的某些人的思想,那么它研究的只是经选定的部分的世界,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它是科学而非哲学,它的方法应该符合科学研究而非哲学研究的模式。如果认为它是哲学的分支,那么它必须能够表明,在它使用“艺术”一词的意义上,任何作品都是艺术作品,蒸汽机与商业信函在艺术价值上毫不逊色于雕塑和十四行诗;它甚至必须表明自然物体都是obsjets d"art(艺术对象) , 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只有当所谓“专门”不只是世界的部分,而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一个方面——— 一个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特征,“专门哲学”才是一个合法性的短语。

3 历史

如果历史,只是一种特殊的事物的集合(例如过去的政治等等)的名称,以及一种特殊思想的集合的名称,这种思想占据了一群叫作历史学家的人的时间和注意力,那么就没有历史哲学。若如此,历史就象是管道工或者象赛马一样的娱乐活动,然而没有管道哲学和赛马哲学。管道工和赛马者并没有发现他们面对着使他们感到为难的特殊的哲学问题,而哲学家也不会认为,管道工和赛马种者拥有他不能从其它场合获得的哲学真理。

如果有历史哲学的话,历史必定不只是一项工作或一种娱乐。它一定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人类兴趣,对于世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面的兴趣。历史学家必不可缺,历史学也必定是一项工作;但除非历史学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兴趣,历史学家的工作的价值并不比管子工更大,我们让管子工替我们装修管道,同样历史学家帮助我们成为历史学家。

当我们将历史仅认为是一种工作或者职业,一种手艺或者职业,我们很难确认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存在意义。历史学家除了把人们变成历史学家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这样做的好处又是什么呢?这不只是一个“恶性循环”吗,它的趋向就是充斥职业等级,产生出一个工资不足的教师的“文化无产阶级”。如果历史只是一种职业,这可能是反对历史学家繁殖的一种有力辩难;但如果历史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兴趣的话,则不然;既然有人类以来就有许多的历史学家,问题c就不是“我该不该成为一个历史学家”,而是“我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有何用”。

4、历史和历史哲学

那么,问题就是历史是否只是一种工作或者手艺,或者它是否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兴趣。

历史学是对过去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是研究事物怎样变成它所是的东西。但是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过去;每一种事物都有其过去,并且都已成其所是;因此,事物的 历史性就是其普遍的和必然的方面。进而,对任何事情感兴趣的任何人,究其根本,是对具有历史性方面的谋种东西感兴趣。并且,如果他真的对它感兴趣,那么他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它的历史性方面感兴趣。由此,作为一种对过去的研究,历史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人类兴趣,着迷于任何事物的任何人的一种兴趣,而不只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的事情。

但历史不仅是一种兴趣,它是一种特殊的兴趣;一种智力的兴趣;一种知识形态。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知识性态的本质特征。而现在,任何知识形态, 只有当它成形为根据其适当的原则结成的思想的整体,并被看做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时,它才昭然于世。To know who played centre-forward for Aston Villa last year 和知道谁赢得了坎尼战争一样, 都是历史知识; 但是从总体上说, 历史知识的本质特征, 在从香烟纸中收集的信息中得到的例证比阅读李维更为模糊, 在后者, 历史知识是以一种持续的和系统的方法、一种有意适应于它的技术进行研究的目标, 而前者只是无意中获得的东西, 其主要的兴趣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许是足球赌博,或者是扩大他的烟标收藏量。

因此, 历史哲学应该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而发展, 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历史知识仅以散漫、偶然的形式存在,就只有粗陋、狭隘的历史哲学。如果历史知识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东西,有它自己的技术,意识到自身的的特殊目的和意义, 历史哲学就是一种明确的和独特的哲学性科学, 大体上它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就多少对应于历史学在人类思想中的重要性。

从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回溯过去, 描述历史哲学随历史学的进展而前行的道路。


二 观念的历史

1、第一阶段:培根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追溯到十七世纪之前,并没有必要。如果理解我们所使用的“历史哲学”这一短语,就不会希望从圣奥古斯丁、赫西俄德 、Amis 那里发现历史哲学。这些人都有一种认为历史是按照某种神圣的或者命定的计划前进的观念,但只有糊涂不清的思想才会把这样一种计划叫做历史哲学。赫西俄德关于历史世界经过了黄金、白银、青铜和铁器一系列时代的说法,实际上是事实的简单描述。此事实(假设是一个事实的话)是一种广泛的和概括的事实;但这样一种事实仍只是事实而已,对它的描述是历史而不是哲学。对历史学家来说,判断事实是否如赫西俄德所述就可以了。至于希伯莱先知关于他们民族历史的思考,他们所表达的态度不是哲学的思考而是宗教的信念。

在有历史哲学之前, 必须有建立历史知识形态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的努力。因而,在希罗多德、修西底德、波利比乌、李维或者泰特斯那里寻找历史哲学,更具有合理性。但即使在这儿,我也不能找到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即使有广阔的概括的范围,比如象波利比乌的位于普遍历史中心的罗马的图景,我们所能找到的一切都是事实的描述。毕竟,历史哲学仅是慎重地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没有一个古代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代历史学家偶尔有过暗示, 但从以下这样的一些说法中,企图重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哲学或者认为他有过一种历史哲学,就太迂腐了:象“诗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 因为诗歌告诉我们, 象这样或那样一种人总是做什么。而历史只告诉我们Alcibiades实际上做过什么(《诗学》,ch.9)。

在培根(1561-1626)那里, 我们的确发现了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尝试。培根给我们一个人类心灵活动的系统图景,它包括三个部分:诗歌、历史和哲学,分别依靠想象力、记忆、理解力三种功能。他的历史理论非常简单:历史知识根本上只是回忆, 至于那些我们不能记起的东西只能听从那些能知道或者已知道的人。回忆和权威就成为一切历史的双重根源。

这样一种理论在十七世纪之初已经足够了,那时实际上,历史学家除了相信从权威那里发现的东西以外,很难有所作为。但就是在培根时代也不全是这样;培根自己在他的《亨利七世国王的统治史》中所做的也超出了他在这儿所说的。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把他的权威所提供的材料组成一个整体;仅有材料的转录并非历史。在叙述中,历史学家必须压缩或扩展、推测他的材料里所没有提到的步骤,而那些他认为无关或者重复的东西,即使那些材料里含有,也要舍弃。但这些也许被当作次要细节而忽略了,甚至被认为是历史写作而非历史,直到历史学方法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培根的局限,它们才彰显于世。

2,方法的问题:维科 

自中世纪末期起领导欧洲人思想的意大利人,从培根粗陋的历史哲学中迈出了第一步。维科(1668-1744)曾是一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就象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奠定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础一样,他奠定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基础。作为历史学家,维科选择的领域是上古史。他研究遥远和模糊的时期就是因为它的遥远和模糊;因为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历史的方法,并且根据那些不足和含混的材料和陌生和难以理解的事实对象,正确的方法的重要性就很清晰了。培根暗示历史学家应该相信他被告知的任何事情,与此相反,维科承认系统怀疑的重要性。但这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尤其是在法国,流行的肤浅的“历史怀疑主义”截然不同。后者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连篇的传说和想象,une fable convenue()       ,不值得启蒙思想的注意。那种对权威的简单拒绝只是对培根的简单接受的反动, 对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几乎没有帮助。

维科走的更远, 他为了发现比怀疑论更深刻的东西, 深入探讨了怀疑论。他研究了历史错误的重要来源,并发现了它们的几种倾向:倾向于美化过去,倾向于美化民族自负,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所研究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学者和思想家, 倾向于认为文明一定是通过“扩散”发展的, 倾向于认为早期的作者一定知道早期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必须反对这些倾向, 坚持要求文献的证据。叙述如果不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并经过文献的检验,就没有任何价值。维科表明了语源学、神话学和传说如何作为文献使用, 他既不是把神话传说当作事实接受, 也不是当作寓言而拒绝, 他试图把它们当作揭示创造它们的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的文献来解释。

维科的重要性就在于, 对他来说,历史学变成了既非接受也非拒绝,而是解释权威所说的东西。历史学家解释文献的原则就成为历史思维的重心所在。知识并不是象洛克所说的,通过感觉的窗口凭空飞进空白的心灵;如康德所表明,当感觉材料经过基于心灵本质的原则解释以后,它才会在心灵之中长成。就历史而言,历史知识不能从一个心灵灌输到另一个心灵,它只能是每个历史学家运用历史思维的普遍的必然的原理解释过去留下来的材料,自己建立的。这是我们应归之于维科的最基本的概念。

3,普遍历史:从赫尔德到黑格尔

历史学如果缺乏自身方法的健全概念,就只能处理那些材料丰富的时期,可能是近在咫尺。对于那些较为遥远的时期来说,就只能在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绝其权威之间徘徊。但历史学方法的发现完全改变了这一切。包容一个更广阔的领域现在成为可能。维科在历史批评方面的工作,促使伏尔泰在半个世纪以后,提出徒劳无益的建议:历史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中世纪以后的时代,只有这些时代才有丰富的确定的材料。根据伏尔泰的说法,在吉本的伟大历史著作结束的地方,一切真正的历史才开始。在十八世纪,维科的著作并不广为人知, 但那时许多人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并且象他一样,逐渐掌握了打开那些困难、模糊的研究领域的历史学方法。

可以推断,建立一种通史,一种普遍的世界的历史,已成为可能。在十八世纪,这个世界还不算太古老,只有大约5,700~5,800年; 如果有可能凭推论来重建那些缺乏可靠、明确的权威的历史环节的话,还有什么能阻止历史学家制造关于这种或那种不完整的事件序列的的连续的零碎叙述,从而组建一种普遍历史,每一个事件序列都有其恰当的位置和比例? 

普遍历史的观念并不是新东西,但是迄今为止(比如in Bossuet,1627-1704),它对历史学研究来说, 更主要的是启发而非刺激因素。然而现在水闸已打开,出现了历史文献的新潮流,这一切均建立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即:通过接受那些能够纠正和补充权威的原则,历史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赫尔德(1744-1803)在1784年的一本书的标题中,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一名称,从那一时代起,这一名称开始被用来特指这种普遍历史,尽管这并非本意;这一名称的发明权应归之于伏尔泰(1694-1778),他把它作为一种新历史(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史)的名字,伏尔泰认为这种历史比那些国王与王后故事的老生常谈更具有“哲学性”(也就是“科学性”)。伏尔泰并没有认识到,也有关于国王与王后的科学的历史,还有关于社会经济事件的老生常谈。

这些“历史哲学”或者普遍历史,由于伪历史的倒退,它们用想象力来衔接其历史知识的空缺的习惯,使其堕落为不可信的。它们最常见的特征是,把种种事件放在一起构成一种图景(pattern),在这种图景中,同一类型肯定会反复发生。维科认为中世纪是“野蛮主义的回归”,表现出和荷马时代或历史上一切野蛮主义一致的基本特征;黑格尔(1770-1831)并不同意如此粗陋的见解,他认识到Dante和荷马之间的区别,至少和他们的相似性同样重要,他认为历史并非仅仅是逻辑的重复。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时代的延续根本上是概念的逻辑序列,每一概念就是时代的主旨(Keynote)。任何此类观念均表露出一个致命的缺陷:它鼓励历史学家用某种非历史的东西来填补其知识的漏洞,而这些通常并不能从材料中得出。这一缺陷暴露了这种普遍历史观念的根本不足,---事实上它宣称历史拥有一种本身并不具备的普遍性。全部历史都是有限的特殊事物的历史,无所不包的历史等于空无一物。这也就是说,一概反对那些 同一类型的思想遗留下来的样本:马克思(1818-1883)的历史唯物主义,带有其经济史 阶段的模式;孔德(1798-1857)的“三阶段”法则,即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所有观念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斯宾塞(1820-1903)的从单一和同质到多样和异质的演化论;以及,直到目前,斯宾格勒的“文化”序列论,用同一种抽象的模式僵硬地浇铸而成。

这些普遍历史的无益之处已经很明显了,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他们的可取之处;在其所处时代,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还是有较大价值的。首先,它们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性,已经抛弃了那种认为历史只是记忆练习的培根式的观念。巴克尔 在1857年说过,“任何思想懒惰或是生而无能的人,不适于从事此种知识的最高分支的研究,而只有读过几年时间的一定数量的书之后,他才能有资格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如果他的话是公正的,那么他所谈到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从维科、赫尔德和黑格尔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其次,它们也表明人们开始试图解决困难的问题,而不再象伏尔泰所希望的那样满足于那些简单问题。无疑,他们的草率从事应受批评,但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再次,他们的结果,尽管不令人满意,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研究。可以说,它们总结了知识的现状,因而引起了对其不足之处的关注。十九世纪历史学方法和历史学知识的进展并不平衡,这又是和以下事实紧密相关的:这种不平衡正是从普遍的“哲学性”历史的勇敢但不成功的尝试开始的。

4,历史与科学的差异:叔本华到文德尔班

从根本上说,建立一种普遍历史的企图是失败了,它卷入了历史和科学之间的混乱。二者均为知识的形式,涉及观察和思考,需要高度发达的技术和方法;因而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提醒注意历史和科学的相似之处的话,历史学肯定会大放光芒。但是也有一点不同之处。在科学中,个别事物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证明了普遍法则。法则是目标,而事物是通向它的道路。只要我们掌握了牛顿的引力定律,他的苹果是否掉下来就无关紧要。在历史学中,恰好相反。特殊事物是目标,而一般法则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我们确定此一事实。卖出(drive out )货物是否总是有利可图,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则不是问题,前者就是一类科学家;而历史学家肯定会把这一原则当作辅助条件,用于发现某一特定的场合发生了什么。

如此,普遍历史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对事实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一个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不能被其他任何事实所代替。当他们虚构一个事实以填补其知识漏洞时,他们所虚构的并非特殊的个别事实,而只不过是某种普遍法则的一个随意的例子。为了解释天王星轨道的不规则性而虚构海王星的天文学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是天文学家。假设的海王星 ,对他们来说,海王星是在需要位置、具有需要质量的任意一颗行星。这就是一位天文学家想象一颗行星时的方式。但是,把奥古斯丁想象为一位符合建立罗马帝制的任意一人,则是荒唐的。然而,这实际上就是这种历史学在思考历史事实时所采用的方式。历史学家们让科学进入了他们的大脑。

考虑到这种错误理论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它而强调历史学家的对 象的特殊性和科学家的对象的一般性的区别,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十九世纪对于历史哲学的贡献。

十九世纪早期,叔本华(1788-1860)就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他明确宣称,历史学的任务是确定个别事实,而科学的任务是确定一般法则。但这还不够,他只是说出了自亚里十多德以来普遍存在的说法,比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莱布尼兹(1646-1716)和他的后继者们就有过同样的说法。但是,虽然命运总是“对历史学来说太糟糕了”,至少从柏拉图的时代起,就认为真正的知识必定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是永恒的真理而非变化的事实。实际上,现在正是企图将历史学从普遍历史的指责中拯救出来的一个过程。尽管叔本华也同样把历史看作是“在经验的地面上爬行”而不能“上升到思想的高空”的一种知识形式,而加以贬低,但十分矛盾的是,他又始终坚持历史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告诉人们关于自身过去的知识,进而引导他认识其自身。这样就有对待历史的两种矛盾的态度,一种来自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来自浪漫主义运动,后者由于揭开了民族性的根源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坚持个别事实而非一般法则,这种历史的个别性并非其缺陷,而恰恰就是它的本质,对此的深信不疑在十九世纪愈加坚定。首先,这一点从对所谓的“历史哲学”的日益增长的怀疑中得到了支援;其次,象巴克尔所做的那样,通过从中抽取一般法则“把历史提高到科学的地位”的努力的彻底失败,也增强了它的说服力。历史学家们开始更好地认识他们的工作任务,因而他们承认对这些做法的厌恶,并且发现陷于其中的人就是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又不愿从中学习的人。例如,他们发现孔德的“社会学”,并非历史学的进步,只不过是“事件是否正确无关紧要的历史”,换句话说,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科学。

到十九世纪末,那些用一种有效的严肃的方法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人达成了一致认识:历史学是关于特殊性的知识,一般情况下,这种深信不疑使他们能够拒绝过去的历史哲学,后者企图混淆历史与科学,而除此以外无所作为。叔本华曾经说过,“关于个别性的科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但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象Lazarus和 Steinthal(大约在1860年左右在一起合作)等人试图把历史解释为“直觉”的知识;但这就破坏了历史的理性的、科学的、   的特征。其他人,比如文德尔班在1894年的一次演说中,试图把概念划分为两种,用这种办法来为关于个别性的科学,这样一种知识理论中的逻辑怪胎划出地盘。十九世纪后期,德国思考这一问题的历史(它在德国以外一般不受重视)也就是迎接叔本华的挑战,解释历史思维如何具有普遍性而又以个别事物为其对象的一系列失败尝试的历史。这些失败的积极价值就在于他们提出了真正切中要害的问题,由此表明历史学家据有了抵抗自然科学的暴虐的勇气。

5,个别的或历史的判断:克罗齐

在此期间,只提出过一个真正建设性的建议,这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的贡献,他的历史学工作和文学批评工作的经验,使他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一种新鲜的未经转手的观点。克罗齐已经认识到艺术家的工作就是“看(see)”个别的人、景色、曲调等等(“直觉”),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看(see)”特殊的历史事件。1893年他大胆地得出结论:艺术和历史是一回事。这一宣告与那种陈腐的说法是毫无关系的。历史学家必须也是一位艺术家,以致于他应该用散文(而且应该是号的散文)来表达自己。对于克罗齐来说,克莱奥不仅是一位缪斯,她也是Polyhymnia     。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但它bright matters to a head。没有一个德国人能够有效地回答克罗齐,这暴露了德国思想的破产。主动权掌握在克罗齐手里,他用恰当的例子来处理对他的批评(克罗齐,Pyimi saggi, 1919,重印了History subsumed under the Gengral Congcept of art中的早期论文以及随后的反对文章的精选)。克罗齐思想的后来的发展(《逻辑学》 ,1919,《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历史》,1913,后者是在该问题方面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并没有为了改变它的悖论式的外表而对其早期说法有任何的退缩,以适应知识的一般理论。

这一进展的精髓是个别判断的定理。普通逻辑区分了个别判断“这个S是P ”,和一般判断“所有的S是P”。现在,克罗齐说,“这个S是P”是历史学,而“所有的S是P”是科学。但无论何时在我们说“所有的S是P”之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个“这个S”当我们试图考察引力或公正或诗歌的一般性质时,我们是在研究“这个”引力的物体,“这一”公正的行为,“这首”诗歌,并从中找出关于一般引力公正或诗歌的必然性的表述。“所有的S是P”意思是,“就其作为S的特征而言,这个S就是P”。 如果没有个别的元素,我们有的就不是一个一般判断“所有的S是P”,而是一无所有。

这一思想也可以表述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个别判断),科学只是个别性被忽略的历史。除了这种忽视以外,在科学中所没有的东西在历史中也不存在。当我说“亚历山大六世是无耻的”,在“无耻”这个词里包含着一整套的道德哲学,用明白的话来说,除非我能够解释,并且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使用“无耻”所表达的意思,否则我没有权利说这个词。历史的个别判断包含在自身之中,也在它的宾词形式,科学的一般性之中.历史已经表民明并非缺乏科学的精确性和合理性以及可论证性,而是既拥有这一切,又超出这一切,以一个个别的事实为例来说明这一切。


三,历史哲学纲要

历史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过去包括那些已经结束了的事件。不存在的过去就不可能被理解,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既非得自于观察,也不能用试验来证明。一种“实在主义”的理论认为,知识是对“真实存在的对象的理解”,它是绝对不适用于历史学的。

我们了解过去不是当下即可,而是通过解释证据.这种证据(或材料)是现在存在的并被历史学家获得的某种东西。至于他如何获得它,这儿我们先不谈.

但仅有资料是不够的,它们必须被解释,解释需要原则,原则的整体构成了历史学的方法和技术,有些原则从特征上说是科学的,也就是它们涉及特殊的证据的集合,并形成了考古学,钱币学等专门学科。有些是科学的,也就是说普遍的适用于一切证据,并且构成了历史学的逻辑。我们必须把以下这些问题归诸于后者:否定性论据的性质和局限,类推论证的可能性,等等.

一方面是资料,另一方面是原则的解释,这是历史思维的两个因素。但是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结为一体,或者共存或者俱无,历史学家不能首先收集资料,然后结实资料。只有当他的头脑中有一个问题时,他才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只要他能够找到解释的办法,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他的资料。 现存的一切都是历史学家的资料。

因此,历史学研究的开始,就不是收集或者思考那些未经解释的原始材料,而是提出问题,一个促使历史学家去寻找可以回答它的材料的问题。如此,一切历史研究的焦点就集中在某些澄清其主题的特殊的疑问或难题上、所提的问题应有合理的预期,能够作出回答,并且是通过真正的历史思考回答,否则,提问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至多只是天真的“好奇”而已。并非一件历史学的工作的重点所在。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说, 一个问题“出现”或者没有“出现”。说有个问题出现了,也就是说,它和我们的以前的想法有一种逻辑的联系,我们有理由追问它, 而不是仅仅是为反复无常的好奇心所动。

这种历史的观念澄清了其他任何理论无法解决的困难;这些困难围绕着选择观念,专门化观念,“分期”的观念等等问题。经验表明, 出于实际的考虑,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划分为“时期”,应该“专门化”, 应该“选择”。但如果过去是等待被历史学家理解的存在事件的坚实整体,这样做只能是一种随意和任性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不可能授予历史思想以知识的名义,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并没有过去的事实摆在那儿供其选择,在历史学家通过历史思考把它们放在那儿以前,不能选择。只有当他处理那些出现在他的研究过程之中的问题时,才存在选择与专门化。他并没有忽略其他事实,如果问题没有出现,他们就没有可以忽略的。

既然过去事实并不存在,也就没有过去事实的整体这样一种东西,可以供从整体上理解,而且如果他有时间的话,还可以供其写一部普遍历史。普遍历史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一切历史必定是某种特殊的历史,我们能做的至多是表达关于这一特殊对象的知识的现有状况。既然没有普遍的历史,也就没有最终的历史。然而,就其真正地涵盖了它所宣称所涵盖的领域而言, 可以说,任何一种历史都是普遍的;就其真正指明了我们关于其对象知识在现 代的所处的位置而言,可以说任何一种历史都是最终的。

因而,所有历史都是有关其主题的研究进程中直至今日的一份中期报告,由此一切历史同时也是历史的历史。例如,关于马拉松战役的任何专题文章,均为有关此次战役研究的全部历史的或清楚或含混的概述。同样的原因,所有的历史将其叙述带到了今日,不一定是作为历史,而是历史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重写历史。每一个人都把他的想法带进了历史研究,并用带有其个人以及时代特色的观点进行研究;因而很明显,一个时代,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中看到了的事情,而另一个人看不到。从历史学中清除这种主观因素的尝试是不可信的-----这意味着坚持你的观点而要求别人放弃他的观点-----而且总是不成功的。如果成功的话,历史学本身将会消失。.

这并不会导致历史学成为任性和随意的东西。它仍然坚持为真正的知识。如果我关于裘利斯·凯撒的想法和蒙森不同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中间必定有人是错误的吗?不是,这是因为对象不同。我的历史思维和我自身的过去有关,而不是和蒙森的过去有关.,蒙森和我共享许多事情,在许多方面,我们共有一个的过去;但至少我们是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和时代,在我们身后有不同的过去,他身后的每一件事在进入我的过去之前,必定已经历了细微的变化.那么抛开我或他解释的错误不论,我们关于裘利斯·凯撒的观点必定不同, 也许是细微的,但是是可理解的。这一区别不是随意的,因为我能看到-----或者应能看到----抛开(再一次)一切错误的问题,处在他的位置,我也会得出他的结论。

最后, 既然过去本身什么都不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学家的目标。他的目标,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目标,是关于现实的知识;任何事物必定围绕现在而运动,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关注的是现在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它如何成其所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过去是现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功能;这就是为何过去必定总是出现在那些明智的思考着自身的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尝试着某种历史哲学的历史学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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