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档案 > 评论档案 > 马岩松:从“未建成”到“建成”

马岩松:从“未建成”到“建成”

2012-08-07 15:07:28 来源: 东方视觉 作者:何莹


MAD采访
2006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2点
采访人、文︱何莹(VIVI) 

马岩松-yansong-ma

2002年,马岩松在耶鲁大学时,曾在扎哈·哈迪德(以下称扎哈)的门下,因设计的纽约新世贸中心“浮游之岛”而被关注。
 
2003年, 马岩松和他自己的工作室MAD来到了北京,其他两位合伙人早野洋介和党群前后加入,MAD做了一系列的国际竞赛和投标,却一直处于“一直参与”而“从未建成”的状态。
 
2005年,马岩松刚过30岁生日,喜得贵子,取名“墨冰”,在世纪坛做了一个关于“墨冰”的装置,三卡车的黑冰,从山东装来,一天就化了,还拍了它被化的全过程。他挂着红领巾的造型上了《时尚健康》的封面,还为某个时尚杂志拍了一组照片,主题以中国是为元素,做一个作品。借了一套古人的衣服,据说是金城武在《十面埋伏》里穿的,站在完全未来的空间里。在他认为,人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古代的人,一样可以去适应未来的空间。
 
2006年,是马岩松幸运年,在北京有了第一个建成的作品­——红螺湖会所。3月,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密西沙加市,马岩松通过公开国际竞赛,从在来自17个国家的6000名建筑设计师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这座50层公寓的设计权。这座被当地媒称为玛丽莲梦露大厦,预计明年一月动工,两年半后竣工,项目发展商Fernbrook Homes,相信大楼将成为一个国际地标。

马岩松的新的工作室坐落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不起眼的印刷厂内,三层厂房的第三层,整整一长间近200平米,原来的屋顶被打掉,露出灰色的砖头,屋子里还透露着些油漆的味道,两边是白色的办公桌,中间放者“鱼缸”、红螺湖会所、鱼形长凳、广州双塔的模型。尽头是占据一面墙壁的白色书架。十几个人左右的工作室,显得很宽敞。下午三点多马岩松从外面风尘仆仆赶回来,还是穿着一贯的黑色休闲装,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马岩松边吃着肯得基,边接受着采访。

 

马岩松& MAD
 
何莹:你的报道常常见于媒体,您的其他两位合伙人早野洋介和党群却比较少,能我们介绍下他们吗?你们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创办MAD的?

马岩松:其实她(党群)来我们这儿不久,没有两三天。(笑)党群是去年(05年)加入的。02年的时候我一毕业就在美国注册了MAD,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也没事干,公司也就一个人,因此我在哪,公司又在哪。03年我去了伦敦的扎哈事务所工作,当时早野洋介和我一起在扎哈那儿工作。03年正式回国,那时侯就叫早野洋介回来和我一起干。我在北京开始做MAD的时候就找他过来了。其实我们做一些讲座和活动的时候都是一起的。在我们加拿大的项目(The Absolute Tower,也被当地民众和媒体称为玛丽莲梦露大厦)中标以前,就一直有特别多的媒体关注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建成的项目,当时媒体关心的是我们在这个一个设计界的大环境下,做了些什么,更加关注我们的在中国的状态。这么多媒体关注我们是很是从事件出发,而不是从建筑。相比别的设计领域,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和其他艺术设计,年轻是设计师层出不穷,惟独建筑领域,出来的年轻建筑师多,这也是这么多媒体关心我们的原因吧,也并不是我们刻意的。

何莹:据早前的报道称你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欠了债,当时在美国遇到了哪些困难?

马岩松:就是没钱呗,当时其他好学校也给我奖学金,耶鲁也给了,但是还是钱不够,所以我就瞎碰呗,给耶鲁写了封信,说钱不够去不了了。
后来耶鲁又给我加了奖学金。但是去那儿加完钱(奖学金)还是挺困难的,当时我们家也没什么钱,然后就刷信用卡呗,就给直接就刷爆了好几张,毕业了还得还钱。其实也没觉得特别大的问题,就挣了再还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也没什么钱,只有几个人,几台电脑,就开始干了。其实一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不好到好的过程,一步一步往前走。

何莹:奥雷·舍人当凭着平面设计师的局外人身份去找库哈斯,而当你毕业之离开美国,大老远的跑到伦敦去找扎哈.为什么呢?

马岩松:是扎哈自己让我去的,当时她是我最后一个毕业设计的老师。最后她给我评图。当时大家都在找工作。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浮游之岛”,她看了特喜欢,就问我要不要去她那工作。

何莹:现在你的MAD里面,是不是也常常遇到大老远跑来毛遂自荐的年轻学生呢?

马岩松:有啊,你看着满屋子都是呢。(数了下,起码有十五六人)之前还更多,暑假的时候全国什么地方都有。最早的时候,我们没什么钱,我们正式的员工只有三四个人。学生比我们的正式员工多两三倍,全是来这帮忙的。有中央美术学院的,清华的,北京的学校都有。今年暑假还来了六个哥伦比亚大学的。

何莹:那你是不是也会鼓励现在的年轻人,那种毛遂自荐、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呢?

马岩松:恩!我觉得完全看精神是什么样的,很多想做建筑的人都不在乎或者没什么钱。就是靠精神。我觉得年轻人特别需要这种精神,还有对建筑的热情。

何莹:为什么2003年,你选择自己开办工作室而不是继续留在大师的工作室工作呢?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机会使每个年轻建筑师的理想,要自己单干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马岩松:我觉得一毕业就可以单干,准备是心理上的,要想清楚做一个工作室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就很难。如果做得东西,和设计院没有什么区别,也不行。像我们自己做了两年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建成的作品,其实这两年没什么合同,没什么作品,但这其实也是个准备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马岩松& 扎哈
 
何莹:在扎哈的事务所里工作的日子,最大的收获和感触是什么?

马岩松: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讨厌年轻人“变成自己”的人。她特别坚持自己的做法,这点很重要。当时我们做一个竞赛,我的方案和她以前的所有的方案都不一样,别的人,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建筑师就觉得,这不像扎哈工作室做的,但她就特别喜欢。她就特别喜欢这种新的东西,鼓励年轻人尝试新的东西。

何莹:现在你在经营 MAD的时候,会不会参考扎哈工作室的管理模式呢?

马岩松:她的办公室没什么管理,我们这里也没什么管理,我们如果参照她的模式会发不出工资的。(笑)

何莹:扎哈工作的时候很严肃,你呢?你觉得你的性格和扎哈的性格有相似的地方吗? 这会不会导致你们都喜欢用曲线呢?

马岩松:我工作也挺厉害的,挺严肃的,会嚷嚷。我们挺类似的。比较挑剔,敏感,比较个人化,很多设计师就类似。因此我自己的工作室特别不想发展成企业式的那种,公司打了就有很多设计以外的事情要做,我特不想那样,还是工作室比较好。
 
何莹:简短评论下你的作品和扎哈作品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

马岩松:如果你看扎哈的话,你会发现她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她从不重复自己。你虽然看到她有一贯性的语言,从她早期的绘画,到现在即将建成的,每个都不一样。就好像普利策奖上对她的评语,说她特别善于将建筑去符合具体的环境,环境不一样建筑就不一样。所以,她没有一定的模式。不像那些现代主义的建筑师,都有很个人的模式,扎哈是没有自己的模式的!我觉得,扎哈是给建筑师开辟了一个很大的世界。一般的建筑是方的,以前的建筑师就认为“方”里面千变万化。但实际上,你可以认识方块是千万种形式中的一种。目前,很多西方的前卫建筑市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思路下做建筑,他都是在这种形式下告诉人们一种不同与以前形态的空间,但这种现象,在以往的评论都会认为像扎哈,他认为除了方块,就是扎哈。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虽然说,有人说我们像扎哈,我到觉得挺开心,因为人家是大师。首先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干什么,我们每个作品都在讨论中国的社会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广州的双塔方案,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讽刺一个发展中城市追求高度来建设。像这样的高楼扎哈也没有做过,可能我们做的加拿大的设计比扎哈盖第一个高层还要早。有的时候因为用了曲线,就觉得他也像扎哈,其实这是特别狭隘的一种评论。这种评论有一种危险,会抹杀很多可能性。从刚才说的“很大的世界”的角度看,其他还有千万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去评论别人,去羡慕别人,而是去启发别人。像历史上所以那些伟大的建筑师,在当时都是把建筑学的定义给扩展了,把别人过往不认为是建筑的东西扩展到建筑的定义中,我觉得这些大师在这方面做的贡献,比他们造某一个房子更加重要。


 
红螺会所

马岩松&北京
 
何莹:你的理念中,谈到了鱼和人同空间的关系,你说有时候不知道在空间上需要什么?在MAD 的那些作品中,我们如可以找到答案呢?在北京,MAD唯一建成的红螺湖会所里有怎么样的体现呢?

马岩松:我们基本上的作品都在谈论这个事儿,例如我们唯一建成的作品——红螺湖会所。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建筑的文章——“一种自然的规则”,讨论大城市的状态,设计师实际上是在规划别人的生活,一个小房间,空间全开了以后人的行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自然”的也很不错,而你不可能重复同一条路,不可能走直线,走直角。我们现在生存的城市是规则制定者一相情愿的,在“自然”里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按照“自然”的规则,形成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作品不仅在建筑内部,建筑和周围环境和自然,我们想达到一种不确定性,不给进入的人明确的规则,这就好像一个舞台,使用的人必须自己发挥一下,必须在空间里做选择,总有自己决定的过程,也给人一种启发吧。
 
何莹:你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都是超现实的,是否未来的空间,更加适合你实现自己的建筑?

马岩松:我觉得所有的设计师的作品都是关于未来的,只是说多远的未来。我觉得北京太缺少有梦想的设计师,我们是关于未来,就是08年奥运会吗?这挺可怕的。我们做的北京2050,还有一个小的四合院,还有一个天安门广场,我们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森林公园了,所有地下都是文化设施,这里面没有任何复杂的形体和曲线,关键就是一个开放空间,大众(人)是这个空间的主角。我觉得人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古代的人,一样可以去适应未来的空间。
 
何莹:奥雷舍人谈到了北京不光要保护物质形态,还要保护生活方式,你赞同么?

马岩松:不同意,我觉得北京是生活方式已经被不关心生活方式的人给弄的一团糟,那种四合院,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树,这样是生活空间特棒。现在的生活像纽约的红番地,城市的绿地空间有不够,空间质量特别差。回到老城,“胡同游”你可以发现那些老北京,没有淋浴,没有自己的厕所,他们就变成主题公园里的动物了,让人去观赏。这关系到一个老城市,是让人看的?还是让人生活的?我觉得高密度城市的必然存在的,人已经这么多了不可能回到全是胡同四合院,我们要的是找到东方的高密度城市的形态,我们不能再建一个纽约曼哈顿,但这却是现在北京CBD,CCTV 在做的事,我觉得不好。 
 
马岩松&“教父”
 
何莹:有人称你是建筑界的周杰伦,曾看到你说不做建筑,就去唱歌,如果你做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呢?

马岩松:我觉得周杰伦挺好的,挺不一样,支持原创。小时候搞过乐队,我做音乐肯定也会不一样。

周周杰伦想做音乐界的教父,你想做建筑界的教父,要做建筑界的教父不光要因领潮流,更要对中国文化有全面地了解,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你准备好了吗?怎么看待这个称呼呢?

马岩松:我觉得这个有点误传,我说想做教父的工作,不是想做领导工作。我觉得中国现在特别需要有一群年轻的建筑设计师,我不认为目前任何一个人和他的作品可以代表中国建筑,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做东西,他们对社会的反馈和思考,这整个现象变成了一个当代中国建筑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有必要的,更团结的发言的状态,需要有一个群体的话语权——说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就像80年代,飞利浦·约翰逊在纽约MOMA做的展览,当时邀请了库哈斯,扎哈等,这些人当时一个建筑都没有,没有名气,这些人最后都很成功。飞利浦·约翰逊就像是一个教父,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他把分散的状态集合起来了。现在没人做这个事,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做这个事儿。
 
马岩松&“建成”
 
何莹:最近看到报道,在北京你有了第一个建成的建筑­­­——红螺湖,介绍下好吗?
马岩松:北京怀柔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庙叫红螺寺,旁边有一个湖叫做红螺湖,边上的地都给开发商给拿了,他盖了好多美式别墅,还有意大利式的。当时我们也给他做三期设计,我们的建筑都是根据地形,根据山,很自然的那种,后来他没有选。后来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也是建筑师,业主就委托他做这个会所,他也是我一特别好的朋友,就和我说,甲方不直接委托你了,我就委托你吧。先别跟业主说,因为说了可能就不让你做了,后来就做了这个方案,给业主看了看,业主挺高兴,但是他那时侯还不知道是我们做的。后来快开工了,才知道是我们做的,说就这么着吧。我们的基地就在湖边,那有一个桥穿过去,我们的房子就建在桥上了。施工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建筑有一个挺复杂的三维表面,我们换了三个施工队,好几个结构工程师,反正是比较麻烦,最后还是弄成了,弄成以后业主还挺满意。刚建成的时候,有很多外国媒体看了照片,评论说我们的中国的第一个“数字建筑”,后来我就给他们演示设计过程——为了说明我们怎么“不数字”。因为我们这些“复杂性”的建筑,就一直被人质问,一方面说你是“数字建筑”,一方面说你们的建筑在中国,一直建不成,造价又高。然后我们就在想我们在中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你做一件事情挑战了所有的人,你挑战业主,业主很难接受,造价又高;你挑战结构设计师,你挑战施工队。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挑战都了为了一个观念的表达——自由,那种不确定性,让主角是人自己,你不可能规划人的行为,如果你成功规划了你就犯了最大的罪了。
 
何莹:加拿大的ABSOULT TOWER是中国建筑师在国外通过国际竞赛赢得的一个大型项目,给你的建筑生涯带来什么变化呢?

马岩松:已经发生变化了,就特好。我们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广州的竞赛,在生物岛做了一个公共建筑,我们入围了,最后也中标了,当时参加的还包括国外的大师,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种公开的国际竞赛,把国外大师打败,当时就有点晃悠,觉得自己挺牛的。然后在网上找了这个加拿大的竞赛,运气也挺好的,就一轮一轮的,最后就中标了。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国际竞赛,对别人来说挺重要的,让所有人相信我们能实现,能建成这样的建筑。这个楼在市场上特别成功,明年一月就两个楼同时开始施工,但是他现在已经全卖光了。它的造价要比一般楼要高20%,但是它在技术上可行。目前在国内,我们现在工作室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甲方找我们来的,在国外,我们也去了哈佛,MIT,明年还要去多伦多大学,明年还要参加挪威、巴黎的、丹麦的展览,外国的人也觉得“中国开始在国外有设计了!”。其实参加国际竞赛我们是想得到一个中国发言权,我们为什么关心在加拿大一个什么城市盖一个什么楼,但更关心影响国际上很多人对中国好多问题的判断,我们特别烦外国的一些评论家,策展人动不动就对中国有些什么判断,这次去威尼斯的展览,我们就说中国的未来,说北京2050年的事,不说那些四合院里的事,让很多外国的评论家看了后,觉得以前对中国的判断是错误的。


 
benchelor-ate-单身长椅

何莹:你从不间断在艺术领域作品的尝试,例如你为都市单身女性设计的“鱼型长凳”还有“墨冰”等,您认为这样的尝试是不是对建筑师也特别重要?还想尝试设么新的作品呢?
马岩松:我觉得是。我觉得建筑师和当代艺术家有两点是相通的。第一个是关于城市,关于社会的关注。第二是观念的表达,我不认为建筑师只是做作品,画图,也是需要有一个观念的表达。像我们做的关于北京未来的作品,没有甲方,我们就直接自己想象。也没有很多艺术家对于社会的敏感度,是很多设计师都没有的,建筑师更迟钝,所以和他们接触受到的影响也挺大的。我现在还想拍电影呢,想拍一个关于北京2050的电影,就是难了点,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评论

共 0 评 >>  我要留言
您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