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西的街道名称，众所周知，南北向是中国各省的省名，东西向是国内各种城市的名称：北京路、南京路，九江路，安吉路……国内的城市这么多，取舍的依据不知道是什么，似乎也不是按照大小。但基本上大城市都在，有些显然和中国革命史有关，像延安路、大渡河路、娄山关路。开发浦东的时候，主事者不知为何没有刻意延续这个传统。其实浦东的道路，大可以用世界各国城市名称来命名。那么，上海就名副其实成了众城之城。一座包含了所有城市的城市，一座所有城市的镜像。
这么想问题，显得上海双年展做城市馆这件事情有点宿命。上海双年展这么多年来，一根筋地死磕城市这个议题，也顺理成章到了有点宿命。其实，貌似宿命的东西都是因为逻辑强大到了隐形。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长期扮演着中国城市化实验室的主要角色。这个角色一直到很晚近才被深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担。同时上海也是市民社会最早成熟的地方之一。文化上所谓的海派，在我看来是由两个面向组成的，第一就是极强的吸纳包容能力，其次务实地考虑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考虑艺术和接收者的关系。
通常来说，一个老外来到上海感觉舒服，没有北京所给人的那种威压，没有广州那种强烈个性化的岭南地方文化的难以融入。老外在上海可以从小人物做起，游刃有余，乐不思洋。这是上海的巨大优势，人们在这里容易变得比较正常。不会动不动就拿国家民族大义来上纲上线，不会把所有问题提前意识形态化，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动肝火。
在“国际”（inter-national）的语境里面，人们是比较容易兴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参与者动不动就互相指责对方搞霸权，指责对方蔑视自己的传统。小生意问题很快会被上升到国家民族尊严的层面的讨论，搭起一个谁都下不来的意识形态台阶。所谓文化交流也常常如此，一旦在国际层面谈论，总是过早地与尊严和面子接驳。
“国际”层面的文化交流，总归有点像奥运会。其实，威尼斯双年展这类大型国际展览的出现，和现代奥运会、世博会的兴起，基本上是同一时间段，都是在19世纪殖民主义建立起全球秩序之后，展示这种全球秩序的装置。国际艺术双年展，如果靠向奥运会和世博会模式，当然很容易成为文化代言。一旦在文化代言的层面讨论问题，牵扯着的词汇，总是误解、理解、歧义、话语霸权，诸如此类。
其实，我总觉得最好是在生活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文化代言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参与交流的各方都首先放弃自己作为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压力。首先作为一些生活者相聚，谈谈各自的故事，各自的问题和困扰，这种关系要仁义得多。也就是说，我的目标其实是“人际”（inter-individual），但是可以从城市下手。“人际”就是“仁”，也就是敏感性，对他人失去敏感，谓之不仁。
下降到“城际”（inter-city）的层面，我们能拥有的空间就要从容得多。城市里大家都要吃喝拉撒，围绕着日常生活的问题都是柴米油盐，交水费交电费，交通出行是否方便，夜生活娱乐怎么样。这时候，不同城市的人们面临的问题本来就相似，出现的差别反而被当作需要探索和学习的城市的奥秘。我们可以在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治理的层面讨论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城际”把我们拉到一个相对平等和平静的交往空间，相互的差异更多地成为资源。
在“国际”的层面思考城市馆项目在上海的出现，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南亚国家都很容易把这个事情理解成中国崛起的表征。东亚诸国历来对中国崛起满腹狐疑，他们警惕着任何一点傲慢的天朝姿态，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对我来说，一个当代艺术双年展，首先应该是大家分享困难和痛苦，以及对之进行超越的能力的场所。艺术家展示的是想象力和对于现实的批判性，想象力的需要正好说明了现实的缺陷，现实的未完成。奥运会寻求胜利和荣耀，世博会展示成就和独特风情，而双年展是一个交流匮乏和批判性的地方。在寻求胜利的竞技中人们甚至可能相互为敌，在各自展示成就和独特性的时候，他们引起好奇的围观，但并不需要形成共同体。只有在分别拿出自己的苦难和克服苦难的想象力行动的时候，人性中最善意的那一部分才开始启动，人们才真正开始感受对方，将心比心，不再麻木不仁。
当人们能够互相体会对方的问题、焦虑，并欣赏和分享对方解决问题之道，他们互相感知、感怀，他们才开始结为共同体。回想一下，我们的反日青年是在什么时候对日本人产生过好感？是不是在日本救援队在四川地震灾区搜救伤亡人员的时候？是不是在抢救福岛核电站的勇士们以命相许的时候？
对我来说，艺术和文化交流必须从国家叙事下降到这样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在那些危急时刻，人们的“对话”和通讯，人们的资源分享，并不是一种文化隐喻，不是吃饱了撑着的奢侈品，而是相依为命的必需品。在这个层面上，人们最容易放下偏见，推心置腹。这都是老生常谈了，这不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而要进行这样的交换，城市是比国家更宽敞的广场。
所以，当我在构思日本的城市馆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福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