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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2-05-26 10:59 来源: 99艺术网 作者:吕澎


 

吕澎

昨天是5月23日,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内容以及基本思想,现将我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增订版)中的相关内容发在网上,也能够引发更多人的思考和进一步研究。我个人认为,在今天,不了解这个“讲话”,对未来中国的艺术实践、判断和评估,将是十分困难的。

1942年是抗日战争处于艰难的时期,由于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延安的共产党相对有了宽松的条件进行内部整风,以解决党内不同思想集团的矛盾与冲突。对中共党史有经历和拥有充分文献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从1942年春天开始对中国文艺产生持久的、决定性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简称《讲话》)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部分,而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彻底清除以王明(1904—1956)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国际派势力和党内“经验主义”的影响,树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并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党中央。

在20世纪初的二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影响,大致在1927年之后,这个来自西方的社会哲学理论——最早是借道日本——才在中国的知识界关于社会与历史认识方面产生具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追求成为一个可以产生社会改造作用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完全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前,这个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分析。只是在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各种西方主义中的一种,没有成为一个独尊的、与政党政治发生关系的学说。

由于政治现实的复杂变化,20年代中期发生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学术性特点显然不适应严峻的政治现实。知识分子如果还想参与解决问题的讨论,自然会选择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从经济的方法来解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显得非常适宜。科学主义将分析的方法引入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将社会问题直接引向经济以及经济制度,而列宁主义则提示了科学分析社会经济状况之后革命行动的可能性。

早在革命的初期,毛泽东已经非常明确革命工作的前提,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实践或者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界线的划分远远不应该局限于政治观点上的派别,即便是思想领域,也必须将革命的目标和手段注入到每一个革命者或愿意革命的人的大脑里,使革命队伍不断扩大、团结、坚定与有效,照此看来,理论完全脱离中国政治现实的情况在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

出生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1893—1976)在早年拥有阅读、背诵《论语》、《四书》的私塾经历,不过,他更喜欢阅读在私塾老师看来属于“邪书”的《岳飞传》、《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以及《西游记》。尽管毛泽东很早就离开了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圈子,但是,在他的气质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特征经常被认为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包括秋收起义的实施在内,早期的毛泽东给人激进的印象并具有冒险精神。1930年,李立三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毛已经发现了作为“世界革命高潮”一部分的城市暴动的危险性,但是他仍然积极地希望通过在农村的区域性武装起义来实现党的目标。这些革命的行为具有激进主义性质,与那些国统区“左翼”青年人的内在精神共同构成了一个希望改变中国现状的整体。

与那些从苏联回到国内或者就在苏联指挥中国革命的中国人相比,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具体并富于策略的实践性。他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调查为基础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与那些认为夺取中心城市就能够获得革命胜利的“左”或“右”倾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毛泽东1937年之前的写作文献里,我们没有看到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充分论述。可是,在30年代,与毛泽东共事的那些党内大多数政治精英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教育,这给予了毛泽东无形的压力,即:如何在利用中国经验的同时,也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将其融入中国革命的实践;同时,针对党内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权威和精英可能提出的深奥问题,应该有一个理论准备,以便可以随时在哲学理论上而不仅仅是军事策略思想方面给予反驳和指导。在1936年到1937年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翻译成汉语的苏联哲学文本,很快,他也开始讲授辩证法的思想。《实践论》和《矛盾论》被认为是在这样的阅读之后写成的。

政党之间的策略性技术同样被用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遵义会议(1935年1月)以及之后的会理会议,使毛泽东进入了政治与军事领导的决策层,并且成为事实上的军事最高领导人。这年年底,毛泽东向党的干部作了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人们发现,这个报告不是由党的富于马列主义理论经验的领导人张闻天(1900—1976)进行的。1938年,苏联处在“肃反”风暴之中,王明因为他在苏联的重要后台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1938)被枪决,在党内更加失去影响力,以至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毛泽东已经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讲究中国特点的思想非常契合当时的抗日民族主义潮流。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实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中,王明提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不要让唯物辩证法被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的折中论和繁琐哲学所替代,不要用中国的旧文化旧学说去代替马列主义的新学说,不要因为民族化就去忽略国际经验,但是,王明的提醒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39年起,毛泽东开始利用斯大林(Иосиф.В.Сталин,1879—1953)化的马克思主义范本《联共(布)党史》来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本在斯大林“肃反”时期出版的著作构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结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样板。显然,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概括出了他认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类通俗名言。在1941年5月19日的延安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他希望全党全军能够认真地以《联共(布)党史》而不是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为中心材料开展学习,任何有基本理论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出,毛泽东的这个举措目的是想让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合法。

毛泽东开场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1] 在这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为改造原典理论的理由。毛泽东针对国际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熟悉做了一个评价,说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Ле́нин,1870—1924)、斯大林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显然有所指地向全党公布了他所不喜欢的理论家,他说他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他甚至将他们比做: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

为了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毛泽东于1939年和1941年分别将陈伯达(1904—1989)、胡乔木(1912—1992)安排为中央政治局秘书和私人秘书,前者是有留苏背景、在30年代上海“左翼”思想界里利用马克思主义概念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家,后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运动的幕后成员,他们在使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化和系统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2月,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1904—1950)回到延安,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复存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关注并控制中共党内政治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弱;1941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走国际路线的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毛甚至干脆认为国际派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与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季诺维也夫(Grigori Evseevich Zinoviev,1883—1936)等人——他们被斯大林认为是“人民的公敌”——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彻底地剥夺了王明等人在党内思想与政治上的合法性。事实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控制力,这给予了毛泽东彻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更自由的条件。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整顿党的作风》)的全党整风动员报告,现在,毛泽东可以从容地号召全党进行一次“思想革命”。在整个讲话里,毛泽东将主观主义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在这里,毛泽东特别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很多人对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糊涂。他针对在延安的情况,没有区分地说: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4]

毛泽东接着将“知识”的范围做了限定,所谓知识不过是“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这两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被作为“结晶”塞进这两门知识之中。于是,那些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发现,这两门知识他们都是欠缺的,以至连“知识分子”这个头衔也显得失去了价值。就生产斗争知识方面而言,他们应该向工人和农民学习,就阶级斗争知识来说,他们应该服从党的指挥,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5]

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提及的学风问题——“党八股”问题,毛泽东是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做的题为“反对党八股”进行专题讲演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党八股”,“党八股”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洋八股”。毛泽东提示说,“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提倡了科学和民主。不过,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因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导致形式主义的产生,而这样的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当这样的形式主义向“左”发展,就演变为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6]

所有这些概念对于延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党内、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还是那些从国统区奔向革命圣地的充满理想和产生新疑问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严重的,既然与党的事业相违背,那么,这些涉及思想方法、思维水平以及知识范围的问题将很容易演变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政治问题。[7]

事实上,毛泽东的目的是:在政治和组织上清除了王明国际派之后,从根本上,即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消除被教条主义者经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影响,用一整套全新的文辞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形成一个被认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理论,并用这样一个新理论去填充“教条主义”落荒之后留下的真空。毛泽东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他在全党、全军以及整个解放区的领导地位。所以,整风运动可以被看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有计划有策略地建立意识形态基础和体系的举动,在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沿用延安整风运动的方法进行了每一次政治与文化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

1942年1月,作为中宣部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决定主动离开机关到乡下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临走前,他对院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至于现在的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可以想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典还没有在中下层领导和群众中普及的时期,所谓的“教条主义”只可能发生在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之中,这些干部往往是那些曾经去过苏联学习或者工作的人,那么,毛泽东对国际派的针对性是不言自明的。所以,《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评和嘲笑“红色教授”的社论与文章将那些具有理论工夫的研究人员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至于像王明、博古(1907—1946)、张闻天这样的领导人,则清楚他们的政治处境的不妙。1942年2月2日,也就是毛泽东进行《整顿党的作风》讲演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说:“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与裤子》,文章责令“红色教授”脱掉他们的“裤子”,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每个人的“尾巴的粗细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的语言透露出残酷的幽默,在这些语言的后面隐含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危机。

考虑到“红色教授”们的检讨和认识不会很快奏效,毛泽东开始利用更为广泛的力量,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要求党员“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为了发动更为广泛的力量参与到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3月,毛泽东还曾起草了一份《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议(草案)》,告诫党员: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当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以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8]
 
概念的使用与普遍的号召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是非常正常的。当那些天真朴实的年轻人聆听了毛泽东的动员报告之后,很快就充满热情地开始对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他们似乎没有理解到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
 
1942年3月9日,由博古担任社长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该报文艺栏很快登出王实味(1906—1947)的《野百合花》、萧军(1907—1988)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以及罗烽(1910—1991)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这些文章在延安这个三万多人口的城市掀起了政治大波。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谈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地位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普遍存在“首长至上”的现象,基层领导工作态度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缺乏民主作风,同志之间缺乏友爱与平等,妇女的地位需要提高,这些现象似乎与他们当初到达延安前的想象不一样。
 
1937年10月,王实味就到达延安,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之后由张闻天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几年里翻译了大量马列原著,并与张闻天、王学文(1895—1985)和范文澜(1893—1969)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其性格和早年养成的五四精神的价值观,在文章《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里对于这个时候延安存在的问题给予了生动与富于理论色彩的批评。王实味对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现象、对等级制度的思想和历史进行了分析,在理解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的前提下,提示了有可能出现的旧秩序。他将那些“黑暗面”提示出来,希望人们注意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王实味直接借用了毛泽东惯用的词汇“天塌不下来”,他完全知识分子化地以为这样的借用不过是过去城市知识分子相互进行论争时的习惯,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借用改变了词汇的所指而侵犯了词汇后面的专用权力,何况王实味的确对毛泽东有所指: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
 
王实味希望“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发生,消灭黑暗的滋长”,他甚至警告说:如果让黑暗必然发生而不去给予防止,那么,“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
 
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唤起了在延安的、尤其是来自大城市里的文艺知识分子的共鸣。可是,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了警告;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这个决定强调了“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起草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明王实味“错误的观点,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4月13日,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做出初步检讨。之后,王实味被指责为“反党”、“反领导”;5月之后,范文澜、艾青、周扬、丁玲参加进了对王的批判;6月,王实味已经成为“反党分子”、“托匪”和“国民党特务”。
 
熟悉并且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和思想逻辑的大有人在,那些从城市陆续达到延安的文化人或者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无疑非常熟悉他们当初的自由主义思想、艺术与文化生活,他们之间学术甚至政治观点上的尖锐冲突培养了他们随意而不拘环境地提出自己观点的习惯,他们认为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到了延安之后,他们逐渐发现这里的环境不同于城市,想象中的自由与理想天地,被革命的需要给组织化和纪律化了,他们提出的意见被认为大都是“自由化”的。在文学领域,以周扬为中心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派”继续着“左翼”时期的“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观点对立,尽管“左翼”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学艺术家进行过有意识地引导与控制,但是,那些文学艺术团体的性质以及参与人员的范围决定了灌输任何意识形态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讲,尽管在《讲话》之前的延安文艺已经普遍地表现出对延安生活的反映,但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自由观念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自由主义的言行或者说“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在习惯于军事生活和严酷的政治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和干部来说不仅是不习惯的,并且被认为是对革命有害的。基于王实味事件,毛泽东认为必须将整风运动扩大范围,对文艺领域也进行整顿,也就是说,在政治战线、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文艺领域进行他理解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全面整顿。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了解延安文学界的思想动向。毛泽东询问艾青:“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之后毛泽东又约刘白羽(1916— )进行了三次谈话。期间,毛泽东与在鲁艺任教的何其芳(1912—1977)、严文井(1915—2005)、周立波(1908—1979)、曹葆华(1906—1978)、陈荒煤(1913—1996)、姚时晓(1909—2002)到杨家岭进行了对话。按照刘白羽的说法,“当时是党中央批评我们这些人身上存在的在文艺思想方面的混乱和错误。”刘白羽明显感到此次毛泽东的约见与往常轻松的空气不一样,“这一次去后觉得气氛有点不同”,“他平时谈笑自如,像是老朋友絮语,而这次却没有”。毛泽东“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中央把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整顿文艺问题了。” “会前,陈云(1905—1995)专门把丁玲和我找到中央组织部去,他是组织部长,要我们站稳立场。”[9] 在这期间,毛还约见了丁玲、萧军、李伯钊(1911—1985)、欧阳山、草明(1913—2002)、舒群(李书堂,1913—1989)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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