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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称自己曾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叛乱

2012-04-19 10:44:18 来源: 搜狐文化 作者:

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与格兰特之间,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格兰特比李鸿章年长一岁,两人都是由军功起家,进入政界,成为国家领导人。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指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还笑谓美国人:“我姓李,格兰特将军的对手也姓李(指Robert Lee,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将领)。”

格兰特陵园地势很高,能够清晰地俯瞰纽约的哈德逊河。虽然它不如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有名,但坐落在河边公园内,郁郁葱葱的,另有一番情怀。

与林肯纪念堂相仿,格兰特陵园也是希腊神庙风格,庄严而神圣,丝毫不亚于临近的一座更为巍峨雄伟的教堂。

但是,这里显然是落败了,一把十分简陋的铜锁锁着大门。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的A4纸,显示开放时间是间断的,开一小时再关一小时,如此循环。这或许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为怪异的开放时间安排。

二月的纽约,即便中午还接近0℃。在寒风中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见两个懒洋洋的公园管理员来开门,而加上我在内,总共只有4名游客。很难想象,如此萧瑟的这座陵园,其主人出葬时(1885年)居然有6万多人扶灵送别,队伍绵延7英里,围观人群更是超过百万。这其中,就有来自大清国的公使杨儒。

格兰特出葬后,一直被安置在这里的一座临时墓地内。因为,对于浩大的陵园工程,政府没有拨款,只能依靠民间捐助。足足等了12年后(1897年),这位总统的灵柩才入“院”为安。

当年(1896年8月30日),李鸿章前来凭吊时,这座陵园还没完工。而李鸿章的到来,成为这里自格兰特葬礼后最为隆重热闹的一天,围观者超过8万人。

在美国陆军第十三师仪仗队的护卫下,李鸿章向格兰特灵柩献上了月桂树枝扎成的花圈,肃立默哀,然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沉痛地对着棺木说道:“别了,我的兄弟!”

《纽约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李鸿章的这句特殊悼词,“非常令人感动”。“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内战英雄

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

李鸿章与格兰特相识,是在1879年5月24日。

刚刚卸任的格兰特,开始了全球旅行,来到了大清国。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

根据格兰特本人及随从们的出访日记,李鸿章在主持欢迎宴会时,高度赞赏格兰特是华盛顿那样的伟大人物:“战阵中的第一人,缔造和平的第一人,赢得民心的第一人”。

李鸿章与格兰特之间,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格兰特比李鸿章年长一岁,两人都是由军功起家,进入政界,成为国家领导人。李鸿章在会见时,自豪地告诉美国人:格兰特总统与我平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叛乱(指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还笑谓美国人:“我姓李,格兰特将军的对手也姓李(指Robert Lee,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将领)。”

格兰特能够跻身美国“民主”(清代对“总统”的称谓,与“君主”对应),的确与他卓越的军功密不可分。

南北战争爆发时(1861年),格兰特在伊利诺伊州乔戴维斯县加利纳协助招募并训练北方军队。这与李鸿章8年前(1853年)在家乡协助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筹备团练,极为相似。不同的是,格兰特是一位职业军人,不仅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而且参加过美墨战争。在退役之后的几年中,不善经营亦不善钻营的格兰特,生活相当艰难,南北战争其实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内战中,格兰特率军征战于西部战场,军功卓著,从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最终彻底击败南军。北方能够在内战中节节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坚定地推行废奴的过程中,大胆地动员黑人武装力量,这令他们在占据“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的时候,获得了庞大的有生力量。这一点,与清帝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大胆而坚定地依靠汉族精英集团,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格兰特与李鸿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内战中的李鸿章只是执行者,而内战中的格兰特则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决策者之一。

宽容与清算

当格兰特因战后的宽容而被美国人广泛赞颂的时候,李鸿章却在西方依然难以摆脱“杀降”的“不义”形象。

在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的仪式上,格兰特给予了对手相当的尊重和优待。甚至,在投降协议中,格兰特也特别准许所有南军军官可以保留自己的手枪和佩剑,士兵们则可以保留自己的战马。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生前所签发的大赦令的基础上,再度强调了对所有南军参战者的赦免。

一场阵亡人数超过50万的血腥内战之后,胜利的一方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除了虐杀俘虏和平民的人受到法律追究外,没有任何一人基于政治的理由被当做战犯,所有的战俘都被无条件释放。在格兰特等人的说服下,美国国会也接受南方那些敌对的议员们重回议席,昔日的敌人共聚一堂参政议政。

当我在首都华盛顿边上的历史名城Alexandria,观看“总统日”的阅兵典礼时,就很惊奇地看到:一个名为“邦联老兵之子”的组织,穿戴着南军的制服,扛着邦联国旗和南军军旗,也参与了游行,并同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呼。很多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认为战后的大赦和胜利者的宽容精神,令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民族和解,迅速开始战后重建。

当格兰特因战后的宽容而被美国人广泛赞颂的时候,李鸿章却在西方依然难以摆脱“杀降”的“不义”形象——他在接受苏州太平军投降之后,设计将8名降将在宴席中一举擒杀,令作为中间人担保降将生命安全的洋枪队首领、英国人戈登极为愤怒,持枪追杀李鸿章,要为降将们报仇。此事也成为李鸿章被西方媒体记载的首个负面形象。

其实,在太平天国及随后的捻军被剿灭了之后,作为清帝国国家层面的政策,也是慈悲为怀、既往不咎,但与美国相比,虽然大致能做到“胁从不问”,却绝对无法做到不“首恶必办”。

这种区别,与其说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个性不同,不如说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美国人的妥协相比,中国人似乎更在意胜者通吃。

丑闻缠身

与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富豪不同,格兰特一直相当清贫。

卓越的军功,为格兰特和李鸿章铺平了从政的大道。

李鸿章继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后,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此前一年,曾经担任陆军部长的格兰特,已经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并在1873年连任。

其实,李鸿章在欢迎宴会上对格兰特的高度评价,的确是有点过誉的。在美国国内,作为“总统”的格兰特,并不像作为“将军”的格兰特那样,享有崇高的声望,而是被一连串的腐败丑闻、糟糕的经济建设所深深困扰。

如今,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很多地方,都有格兰特的纪念碑或纪念馆,其数量可能仅次于华盛顿、林肯两位前任。但是,与华盛顿和林肯相比,格兰特被后人纪念,几乎都不是以“总统”的身份,而是以“将军”和战争英雄的身份。历史更多地记住了他的战功,而不是他的政绩。这与李鸿章的政治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格兰特在总统任内的最大政绩,就是大力推进民权,通过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赋予所有肤色的人以选举权(但不包括妇女),这令黑人、印第安人受益匪浅。但他任内的一大败笔,就是发生在1873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虽然受国际因素影响,但格兰特政府应对失措的金融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破坏作用。这场危机,或许可算得上是 “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古老格言,在美国的一次验证。与格兰特相比,本身就是文官出身的李鸿章,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则要卓越许多,成为大清国改革开放的舵手之一。

格兰特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两任任期内,高官腐败丑闻十分频繁,据统计,至少有11起证据确凿并被广泛报道的腐败丑闻,直接牵涉到格兰特政府的上层,这在美国历届总统任期内高居榜首。不少美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格兰特即便自己是清白的,也至少要对此承担领导责任。他的副总统、他的私人秘书、驻英大使及一些内阁成员,都被牵涉到不同的腐败案中,而格兰特却为他们多方开脱。格兰特的政敌们,发明了“格兰特主义”这个词,来形容格兰特政府的腐败横行。频繁的丑闻,终于令美国的选民们厌倦了这位伟大的将军,令格兰特试图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梦想,成为泡影。

与格兰特相似的是,李鸿章的周围总是伴随着腐败的疑云,而李鸿章本人也同样未受到任何官方指控,也没有任何过硬的史料证明其自身的贪腐。但是,一个事实是,与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富豪不同,格兰特一直相当清贫,以至于他的朋友马克·吐温为他的回忆录开出了高达75%的版税,远远高出别的出版社最初开出的10%,算是一种变相的“扶贫”。

在纽约的格兰特陵园,据说有一棵李鸿章手植的树,以及大清国驻美公使杨儒写的铭文。怪异的是,即便在公园管理员的陪同下,我都遍寻无着。

从美方的记载中,可以肯定的是,格兰特对李鸿章也十分欣赏,认为李是他所见过的最为坚定和最有远见的政治家,将李与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及法国总理甘必大并称当世四大伟人。

在受恭亲王、李鸿章的委托,调解中日之间因琉球产生的纷争失败后,格兰特给李鸿章写过两封信,主题就是:“我甚盼中国自强。”或许,正因为此点,令这两位同龄人,能够跨越大洋、语言和种族的障碍,而成为惺惺相惜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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